医联体模式

篇一：北京医联体模式发展遇瓶颈

北京医联体模式发展遇瓶颈 导语：一年前，政策制定者决定尝试一条破解无序就医的新路，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医联体”这个新名词也由此产生。一年后的今天，医联体服务模式发展并不想想象那么的理想，小病去大医院看病仍普遍，基层医院缺药，大小医院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尚未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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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中国错位就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想要拉回来并不容易。一年前，政策制定者决定尝试一条破解无序就医的新路，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医联体”这个新名词也由此渐渐为人所知。一年后的今天，医联体服务模式在北京到底进展如何？若大规模推广还有哪些难点需要攻克？连日来，北京商报记者以北京朝阳医院医联体为样本进行了一番采访调查。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效果与设计初衷尚有较大差距。

观念：近四成民众小病仍去大医院

床位：长期满员 排队患者信息写满六页纸社保：医联体内社保卡未选定医院也能报销

朝阳医院本院的床位数只有1400张，每天超负荷运转，患者总抱怨住院难，一些热门科室患者甚至要等上数月才能等到床位。2012年11月，由朝阳医院和其周围10家医院组成的医联体成立之初的设想是，朝阳医院与周边1家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和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网打造成“医疗联盟”，总床位数达到约3100张，联盟内的各级医院将通过双向转诊等方式逐步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统筹利用。

尽管政策目标是医患双赢，但出于对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不信任，一些患者对自上而下的转诊十分抵触。在东三里屯社区住了40多年的李阿姨对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太多好感，“我很少去，大病就到朝阳医院看，小病就让孩子们去给我买点药。以前，在朝阳医院住院时，大夫也劝我转到下面的社区医院，儿女和我都不同意，小医院大夫、设备、技术水平跟大医院没得比”。李阿姨说。

根据北京商报与零点指标数据公司共同进行的调查，72%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社区医院就诊过，28%的受访者从未在社区医院就诊；只有一半的被调查者患上感冒等小病会首选社区医院，近四成患者仍然会选择二级医院甚至三级医院；在社区医院看过病的28.2%受访者对

医生水平不太满意，另有7.1%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社区医院的医疗设备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过半的受访者对社区医院药品种类不满意，足见在一些老百姓的传统认识和观念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然未能摆脱落后的帽子。

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认为，发展医联体，首先要改变患者“基层医院水平低”的观念，同时让基层有一支合格的人才队伍，并在工资待遇、晋升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床位：长期满员 排队患者信息写满六页纸

转诊的另一难题是社区医疗机构的床位限制。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内的7家社区机构，只有2家有病床，其床位数量也非常有限，没床就无法转送住院的患者。记者以正在朝阳医院住院病人家属的身份走访了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卫生中心二楼的住院部医生办公室，一名大夫给记者看了长达6页的排队等候住院患者名单。据这名大夫介绍，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100张床位，包括单间、双人间和三人间，由于附近没有其他大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这里的住院床位常年爆满。在其记录排队者的本子上，大夫写下了记者家“病人”的姓名、性别、病症、是否能够自理、是否享受医保等信息，并记下记者的联系方式，称有病床后会通知家属。

记者看到，在记录等候患者信息本子的满满6页纸上，每页大致记录8-9个等候住院的病人信息，由此估算，等候住院的患者达50人左右。当记者询问：“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是和朝阳医院属于医联体吗，那我家人从朝阳医院转院是否享受优先权和更多便利？”这名大夫回答：“这没有多大关系。”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院的住院部一直没有人联系过记者。

社保：医联体内社保卡未选定医院也能报销

在朝阳医院医联体刚刚成立时，曾有外界对转诊的社保问题心存担忧。据了解，朝阳医院等大部分三级医院属于A类医院，在医保定点医院选择方面不受限制，但是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要受医保选择的限制，如果想去的二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属于社保卡上所选定的医院，应另行通过所在单位修改社保卡信息，许多患者会因这层麻烦而直接选择到三级医院就诊。

市人保局副巡视员蒋继元此前曾公开表示，未来医保政策、流程将根据医疗联盟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例如，原先参保者除A类大医院外，须选择定点医院方可享医保待遇，以后或将探索在联盟内部就医即可享医保，但新政究竟何时能实施，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对此，朝阳医院社区医疗办公室主任胡云岭表示，社保问题在医联体成立之后不久，就已经得到解决。只要是从朝阳医院向医联体内其他医院转诊的患者，医生在开转诊单的时候会在上面注明“连续治疗”，这样，即使社保没有选定转诊的医院，患者在这个住院周期产生的费用，在报销范围内，医保也可以予以支付。

其实，在胡云岭看来，大型公立医院只有让病床周转起来，接诊更多疑难杂症患者，才能更有活力。在成立医联体之后，朝阳医院的平均住院日有所缩短，尤其以骨科最为明显。“骨科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之后，就需要卧床休息以及康复训练，这类患者转至其他医院，可以让大医院接诊更多急需住院的患者，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胡云岭说。

药品：基层医院缺药成患者抵触转诊主因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的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现，由于受到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种类的限制，一些常用药在社区医院的药房根本拿不到，有些患者在社区康复治疗后，却不得不返回大医院开药，这给患者的治疗带来巨大不便。北京朝阳医院零差率销售的药品达到1400余种，而社区医院只有519种。尽管北京在5月已经启动了基本药物补充目录集中采购，年内基层医疗机构药物品种将达到700种，但品种总数仍然只有三甲医院的一半。如此明显的差距成为许多患者不愿向下转诊的重要原因。

“心脏病患者需要的波立维，癌症患者要用的抗癌药物，级别较高的抗生素、止疼药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患者在大医院治疗之后康复期的用药，但是我们社区医院都没有。”朝阳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之一—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王艳红举例说，假如一名在朝阳医院神经内科治疗脑出血的患者转至社区医院继续康复治疗，需要下胃管进行肠道给养，同时使用抗生素，这些药物和治疗在朝阳医院都可以报销，但是在社区医院就不行。“心脏病患者在支架手术之后至少要服用半年的波立维，费用达到数千元，让患者术后只在社区医院自费买药太不现实，而且大多数社区医院也不配备这类药，因为是自费药，即使配备了，也没有患者买。”王艳红直言，自医联体成立至今年上半年，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接收了23名转自朝阳医院的患者，数量之少显然违背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如果患者在社区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到朝阳医院去拿药可以吗？答案是否定的。王艳红说，患者一旦住进社区医院，社保卡就冻结了，这意味着患者在住院期间只能从社区医院开药，不能再开出其他任何医院的药。

“为了保护患者的知情权，转诊至社区医院时，患者会被要求签署一份自费协议，医院提前告知哪些药是自费的，如果患者不同意使用就不用，这么做是为了减少医患矛盾。”王艳红说，前不久，一位刚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被转诊至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得知术后一些药在社区医院不能报销时，这位患者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就又回到了朝阳医院，回去之后还跟朝阳医院的医生吵了一架。

向下转诊困难，让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也十分头疼。“患者就是压床，就是不走，医护人员能做的只有努力做工作，不能强迫。”陈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在王艳红看来，既然医联体内转诊的医保报销问题已经解决，基层医院药品种类少的问题解决起来应该也不是难事。“我希望医保部门能将医联体看成一个整体，让患者在其中的任何一家医院住院，都还可以到医联体内的大医院开药。”王艳红说。

“基层医院药品种类少的问题不解决，医联体形同虚设。”孙东东建议，未来可以探索根据基层医院特色，挂上医联体大医院分院牌子的作法，使患者在不同医院住院期间共享医联体内所有医院药房资源，让医联体真正成为一个联合体。

事实上，早在朝阳医院医联体成立之初，社保部门就曾讨论过基层医院药品目录问题。社保部门相关负责人坦言，基层医院受药房人员资质、药房面积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很难做到与大医院药品种类一致。但孙东东却认为，在“银行都能开到偏远山区”的当今，这些问题只要想解决就能解决。

利益分割：如何让各医院均获利成关键

事实上，双向转诊的难题不仅体现在患者的选择上，从医院的角度，也并不愿“放掉”手中有利可图的“优质”患者，接收那些没有什么“油水”的普通患者。北京某二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医务工作者表示：“从整个链条来看，医联体受益最多的是三级医院，损失最多的是我们二级医院。”她表示，从一个疾病的治疗周期来看，主要的费用支出一般在前期的项目检查、手术和药物治疗，后期所谓的“延续性治疗和康复性治疗”对医院来说没有多大的利润可图，谁都不愿意接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每个医院都是独立的法人，大家都要赚钱，都要生存。医院的收入从哪里来？就是患者，让它把患者都送出去，谁也不干。”顾昕认为，当前医联体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政府提出要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统筹利用”，但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让大家都能在合理范围内赚到钱。

“盘子就这么大，谁都不愿意拱手让人。虽然北京现有的三家医联体都建立起来了，但只要这种利益纷争格局不变，医联体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顾昕强调。而现有的行政体制也是制约医联体内各级医院合作的一大障碍。“比如，朝阳医院归北京市卫生局和医管局管，医联体内的朝阳区第二医院和社区卫生院归朝阳区管，武警北京市总队医院属于军方的，大家不在一个体系内，谁也指挥不动谁。”顾昕认为，在医疗资源按行政层级配置的体制下，最终医联体还是一个松散的联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系主任刘国恩表示，只有让大医院获得足够利益，才能使医疗资源整合更顺畅。对此，胡云岭却认为，尽管朝阳医院在医联体成立之后经济利益并没有明显得到提升，但相应缩短平均住院日，医院收治更多患者，这就相当于获利了。而基层医院为了接收更多转诊来的患者，将长期压床的慢性病患者劝回家，也会相应赚取更多收益。

有业内人士坦言，在医联体成员单位患者数量均有所增加的同时，也应警惕出现各医院为争取“优质”病人而推诿普通患者的情况。此外，目前实施的总额预付制度也对医院收治病人之后所发生的费用设定了范围，一旦超额，医院负责人将接受医保部门的警告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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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解无序就医，推动分级诊疗格局形成，区域医疗联合体应运而生。而自诞生以来，医联体就是争议的焦点。日前，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当前大环境下，医联体更多的是互相利用，利益博弈的背后是办医格局的左右。

利益博弈

医联体是互相利用

“现在的医联体，实际是互相利用。”在谈到医联体的发展时，庄一强抛出了这样的论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公立医院都不是标准的公立医院，医院自负盈亏，大家都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大医院想吸收多一些病人，小医院希望大医生来我们医院来做手术，各有

篇二：医联体发展情况

(2015.04.20医药网http://news.pharmnet.com.cn/news/2015/04/20/418523.html)

医联体分类

从医联体内部成员结构关系上来说，大致可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医联体内各成员医院的人、财、物统一调配，经济利益一体化，属于紧密型医联体，也称实体式医联体；仅通过合作协议明确各成员之间权利和义务，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各为己利的医疗联盟，则属于松散型医联体，也称契约式医联体。两类医联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内部成员医院之间人、财、物统筹整合程度上的差异。

1.松散型医联体特点

目前，各大城市尝试较多的医联体形式以松散型医联体为主。松散型医联体以合作协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联合体内各成员医院在患者转诊、技术协作、信息共享、人员培训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具体而言，在患者转诊方面，患者在医联体内大医院进行治疗后可向下转至社区或者二级医院进行康复，社区医院危重症患者可向上转至大医院；在技术协作方面，医联体内大医院定期派专家到联合体内医院进行查房、初诊和会诊；在信息共享方面，病人医嘱、诊断、社区健康档案和检查结果等信息，可以在成员医院间共享，方便医生了解病情；在人员培训方面，建立免费接收联合体成员单位医务人员进修学习的教育培训机制，并定期组织专家到联合体成员单位社区开展健康大课堂讲座等，提高基层医院技术水平；在利益分配方面，大医院收治了更多的转诊患者增加了收入，基层医院由于专家下沉门诊量提升也大大增加了收益，基本能够达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在医联体内部各医院分工方面，三级医院主要发挥医疗资源优势，救治严重疾病和疑难杂症患者、开展医疗科研和教学，同时专家下沉到基层，对基层医院进行技术指导；二级医院则发挥诊断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或者康复治疗的功能，同时通过与三级医院的协作，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医院管理水平，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社区医院或医疗服务中心则发挥其为老百姓在家门口提供综合、便捷、低廉的服务优势，为三级医院康复期病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节省患者费用支出，帮助需转诊患者合理选择专家和医院，同时履行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等。

因此，松散型医联体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合作共享、各取所需。但是，由于松散型医联体多是停留在相互协作层面，即核心医院向下级医院提供专家和技术支持、实现联盟内的信息互认等等，但在人员调配、运营管理以及收益分配等方面并未统一，因此各医院参加松散型医联体并非动力十足。

2. 紧密型医联体特点

相比之下，紧密型医联体在松散型医联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医联体内部各医院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即一定程度上的利益责任一体化，故而在对医联体内各级医院定位进行调整时，也能够做出更加全面而务实的考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紧密型医联体相比松散型医联体更为有效，因为其在资金、资源、用人以及管理体制上的整合与创新力度更大；但是另一方面，要想使得紧密型医联体发挥更大作用的难度也更高。目前，由于各级医院的属地化管理、财政管理、医保报销、人员编制等限制使得紧密型医联体的建立与运行掣肘明显。

医联体成员医院收益分析

总体而言，医联体对内部各级医疗机构主要有以下三大益处：有利于现有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有利于医联体各成员医院的合理定位；有利于各种医疗技术的协作与推广。

具体而言，对于医联体的核心——三级医院来说，主要有四大收益：财务收益、内部流程收益、创新收益、社会服务收益。首先，由于三级医院接受了更多来自医联体基层医院的转诊患者，业务收入势必会有所增加，进而提升医院的财务基础；同时，三级医院康复期或慢性病患者可以向下转诊到医联体基层医院进行后续治疗，由于后期的延续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因此可以降低三级医院的药占比，提高收入的含金量。其次，医联体有利于三级医院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时，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由于三级医院可以向下转诊康复期或慢性病患者，缩短了平均住院日，提高了床位使用率，次均出院费用也会降低，从而提高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朝阳医疗集团成立后，过去门诊量增长都是在 7-10%，今年第一季度的门诊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是没有增长的，不超过 1%。平均住院日已经降到了8 天以后，我们医疗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指出，通过医疗联盟的建设，

优势医疗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再次，由于医联体内部基层医院承担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慢

篇三：医联体模式是否应当全国推广

医联体模式是否应当全国推广--蔡江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非常成功的医联体，也许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有助于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的一些难题，例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以及增加病人的满意度和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医联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跨越不同管理体制和部门所有制，来实现医疗资源的最优组合和有效利用。例如，不同医疗机构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的财政预算单位等。”

记者：您怎么定义医联体这种模式？理想状态下的医联体能发挥什么作用？ 蔡江南：任何一个以上医疗机构的联合都可以称为医联体。一般可以区分为实体性，或是虚体性的联合。医联体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只要符合参加者的目标和期望，都算是对参加者而言的理想状态。当然从社会角度讲，希望通过医联体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有助于改进服务质量和增进病人的满意度。

记者：据您了解，中国目前试点的医联体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

蔡江南：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非常成功的医联体，也许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有助于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的一些难题，例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以及增加病人的满意度和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医联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跨越不同管理体制和部门所有制，来实现医疗资源的

最优组合和有效利用。例如，不同医疗机构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的财政预算单位等。

记者：怎样评价一个医联体确实有效地发挥了它的作用？若要医联体取得成功，需要哪些制度支撑？

蔡江南：这与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关。如果希望达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和使用，资源向基层倾斜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这方面的指标来衡量。最主要的制度支撑就是打破部门所有制，实现资源的最优整合，同时落实医疗机构独立自主的法人治理结构。人事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医务人员只有在医联体内的不同医疗机构之前兼职、流动，才能发挥有效使用资源的作用。

记者：您在《医联体缘何不叫座》这篇文章里写到，如何保持稳定的医患联系，这是医联体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存在好几个医联体的情况下。那对于北京市今年将建设20家医院联合体的做法您怎么看？是否会加剧医患联系的不稳定？这个数量是否合理？依据国外的经验，人口多的大城市医联体规模是怎样的？依据什么而设立？

蔡江南：医联体的建设需要与病人如何使用医疗资源的就医行为变化结合起来。如果病人仍然到处任意就医，不受任何约束的话，医联体便无法发挥管理病人的作用。至于究竟推进的速度如何，应当发挥医疗机构本身的积极性，不要简单采取政府单刀推进、拉郎配的作法，这样往往效果不好。在国外，这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当然，政府行为的效率非常高，但是只有在符合事物规律的情况下，高效率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记者：卫生部表明2013年将在全国推广医联体模式，您觉得现阶段是全国推广的一个成熟时机吗？

蔡江南：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巨大，采取全国全面推广的作法往往会违反不同地区的客观需要，效果并不理想。我个人认为，我国医疗领域内存在着大量严重问题，医联体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以，希望依靠医联体来推动整个医改的话，并不会收到效果。只有在一些根本的机制和体制上进行改革，才能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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