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合同纠纷案例

篇一：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浅析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浅析

周卫亭

我们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切实妥善解决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问题，以维护法律尊严，保护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其中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长幅度较大。现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引起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和人民法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 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赌博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二)强化金融部门内部管理，依法规范信贷活动。一要严格贷前审查，依法放贷。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前，要严格执行有关审批和审查制度，切实按照《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还贷能力和担保人的实际担保能力及主体资格要认真加以考察，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按时收回;对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决不能盲目采取“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解决还贷问题。二要加强贷后监督，依法管贷。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后，对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要加强监督，防止借款移作它用或用于不正当活动，以保证贷款的使用效益;三要杜绝“三款”现象，抵制行政干预。金融部门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现象，对于信贷人员以贷谋私的，要依法予以惩处;同时还要坚决依法自觉抵制行政干预，对行政部门搞地方保护主义，只顾本地方、本部门一时利益，不顾贷款投向和安全性，利用行政命令形式干预金融部门放贷的应坚决予以抵制。四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收贷。金融部门对于借款人贷款到期不还的，应尽早向法院起诉，积极依靠法律手段依法收贷。发生借款纠纷，只有及时诉诸法律，才能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也便于法院及时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收贷难”问题。

(三)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要加快办案节奏，认真及时审理好金融部门诉至法院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对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要依法正确确定承担还贷义务的主体;要及时运用法律手段，帮助金融部门解决“收贷难”问题。二要加大执行力度，迎难而上，努力多办案，办好案。对此类案件的执行，既要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大局，又要注重社会效益，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切实妥善解决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问题，以维护法律尊严，保护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三要结合案件实际积极提出司法建议，帮助金融部门“建制堵漏”，完善信贷制度，规范信贷活动，严肃借款手续，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四要选择

典型案件，以案示法，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提高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借款、按时还贷与依法担保的责任性和自觉性，增强“重合同守信用”意识，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农业产业化与标准

王瑜

“三流企业做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超级企业卖标准。” 这句话非常的流行，但是标准是什么东西，其实人们并不了解，而在农业领域人士谈标准似乎更是天方夜谈，不知所云，作为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人，农民与他们谈标准那是无意义的事情。

那么请随我到超市看看，同样是水果，进口的“洋水果”有整齐漂亮的外观和轻巧坚固的包装，而国产的水果一堆堆污头垢面、大小不整堆放着，两种扮相的果品在消费者面前必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价。也许消费者抱怨，其实进口的水果味道并不如国产的，为什么价格卖那么贵?那是因为别人在生产、加工乃至包装的每个环节通通采用了一套叫做“标准化”的管理技术!

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农业建设中，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标准化工作，从产前的生产资料供应，到产中的每个技术服务环节，再到产后的农产品分级、加工包装、储运，都制定有系列标准，并在生产过程中严格规范操作。日本的农产品生产从播种到收获、加工整理、包装上市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如农民种西瓜，用什么品种、何时下种、何时施肥、施多少肥、何时采摘，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对出售的黄瓜，它的长短、粗细及弯曲程度都必须符合标准，否则宁可扔掉。

加入WTO，我们的农户无法过着自给自足虽然不富裕但是很安逸的日子，我们的农业封闭的小农生产经济将被国

外的农产品打破，我们原来粗放的种植方式，农产品流通基本上处于自由贩卖，看货论价的无序状态，没有任何包装或者是非常简化“网袋”包装将无法抵御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在农产品方面，我们没有工业领域的低价优势，相反我们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国外，我们将如何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唯一的出路是实现标准化，农业标准化既是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绿卡”，也是在国内市场迅速构筑我们的“防御工事”。

其实我国农业品标准化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制定有关的基本标准、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外贸商检还有自己的一套果品标准。但这些标准无论在标准数量和宽严尺度上存有浓厚的内外贸二种体制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与国外先进标准存在很大的差距，标准缺少明确的监管部门，成了形同虚设的空文。

我国的农业有自己的特色，生产单位极度的分散，土地被以分为单位平均划分到每个农村家庭，也使生产单位变得极端的小。在流通环节也是散兵游勇，或者由农户自发组织的临时团体进行销售，有的特色农产品有相对较大的龙头企业在进行加工。国家已制定的标准几乎是不可能贯彻到各家各户，即使可以贯彻也无法进行监管，农户更没有能力去制定任何的标准。

我们无法改变我国农业方面标准的现状，没有力量去推动相关部门去修订农业方面的标准，我们不能去消极等待，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不能束手就擒，否则在国外农产品的凌厉攻势下，我们的农产品毫无市场，那么我们的农民就只有上街乞讨的份，在现有的状况下，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采取措施，要进行自救，寻找解决的方法。

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是有的。我们可以在政府推导的农业产业化框架下来推行，当地成立农产品协会，将农户、销售人员和龙头企业集中到协会里，当然协会还是没有能力来制定任何的标准，并保证标准的很好的执行，但是协会可以集中当地的力量聘请专门的中介机构来制定标准，并让中介机构进行管理。

按照我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制定标准很难，还要相关部门进行审批，作为农产品没有必要囿于这些条框的规定，因为我们制定标准的目的是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确实提高自己的收入，而不是为了政府的政绩，所以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不等不靠，我们自己亲自来参与制定。制定标准我们一定要实际，从最基础开始，从最简单

篇二：最高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审判意见及公报案例集成

民间借贷行为中涉及刑事犯罪时，法院如何处理?本文分二部分，其一是最高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其二是最高法院判决中的相关司法观点。

第一部分：指导意见篇

一、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3年4月12日)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

…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最高法院关于我国民间借纠纷案件的审判意见

…关于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们认为，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1辑;《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9期

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理解与适用(作者：罗东川 吴兆祥 陈龙业||最高人民法院 )

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些规定对于妥善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洗钱等经济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予严格适用。

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7期

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案例篇

一、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案例：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审被告陈晓富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原审判决陈晓富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克祥、中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王克祥、中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

二、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案例：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康昂东路支行与被上诉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10) 民二终字第69号)

裁判要旨：本案属于刑民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涉案银行的上级主管领导存在经济犯罪，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若非贷款银行明知经济犯罪的事实并指令借款人将所贷款项划转给实际用款人的情况，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原理，作为“流动资金”借款，无论借款人将其直接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项目或是转借他人抑或代他人清偿债务，均符合流动资金使用性质，不能当然地构成其免除向贷款人偿还借款之合同义务的事实根据。故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辩事由，借款人华西药业公司依法应当向贷款人农行康昂路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1辑

三、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犯罪，单位有明显过错的，应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1期

四、用人单位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

案例：沈阳市松园实业公司与深圳亨联工贸公司、沈阳圣兰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7)民二提字第2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既要考虑当事人自身对于犯罪行为防范不周所具有的过错，也要考虑对方当事人在交易中是否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及有无过错。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决定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依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全国法院优秀再审裁判文书精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页

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涉嫌合同诈骗的，将该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案例：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一般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黄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然自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是该协议系受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先其欺诈而为，违背了黄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查明该事实，原审法院向侦查刘先其涉嫌犯罪的朝阳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朝阳公安分局根据刘先其的供述以及对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刘先其在为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虚构身份和事实。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关于刘先其以虚假身份采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了黄河公司的信任，签订了协议书，使然自中心从黄河公司获得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并无不当。然自中心上诉主张认为本案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但其并不能提供否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先其作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黄河公司签订民事合同，所获取的款项被然自中心占有。上述事实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除刘先其个人涉嫌诈骗犯罪外，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之间亦因合同被撤销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然自中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刘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机关，而继续审理本案民事纠纷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然自中心以本案与公安机关认为的犯罪嫌疑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黄河公司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材料由宁波律师刘彬整理，宁波刘彬律师（13605747856），你身边的法律专家，帮助你处理纠纷，更好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篇三：民间借贷案件十大案例

民间借贷纠纷十大诉讼案例

案例一：金某诉陈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虽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条以证明出借款项已经交付，但就600万元的巨额借款，直接以现金进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还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巨额借款的现金来源，并就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释。在出借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巨额出借款项的现金来源，且就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释前后矛盾，并辨认借款人照片错误的情况下，足以否定收条的真实性。

【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公司、寿某向金某出具保证函一份，保证函载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陈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万元以内由**公司、寿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期届满两年。2009年12月11日，陈某、金某在载明以下内容的借款协议上签字，借款协议约定陈某向金某借款600万元，陈某承诺于2010年1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3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5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8月11日归还100万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还清，金某可随时催讨，并承诺到期未还承担违约金50万元以及所有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协议第三条还约定本协议也作为借款凭据，双方一经签字盖章视为陈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币600万元，现金交接清楚，各方均无异议，陈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据。同日，陈某在载明“今收到金某现金人民币600万元整，以此为凭”的收条上签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陈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虚假诉讼的方式企图非法占有其财产。金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还款并承担违约金、律师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金某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金某有无将600万元现金交付给陈某。一、从借款的交付凭证来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条外并未提交款项交付的相应凭证。二、从借款的资金来源来看，金某前后陈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有200万元左右从其合作银行卡中取出，具体分几次何时取款记不清楚，另外的钱本来就准备在那里的，因为年底其本来就准备了很多现金”。而在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时间里面准备了600万元现金，其中150万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从合作银行的帐户中取出，另外的450万元有些是本来就放在保险箱中的现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体向谁借的则拒绝陈述。三、从款项交付的过程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丝绸公司办公室里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中10万元一捆，共60捆，分三个黑皮包装，每个皮包20捆，由陈某拿两包，郎某拿一包，但其关于如上现金交易的过程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在现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经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额的款项竟然采取如此简便的交易方式，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四、从现金交付的原因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系在签订借款协议的当天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陈某，但是对于如此大额款项为何采取现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陈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审中，金某代理人陈述，借款时金某提出要转帐给陈某，但陈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诉讼，如转帐可能被法院冻结，故要求金某以现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金某陈述其自己觉得现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是陈某说要现金，不能转帐，并且对于陈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诉讼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陈述因陈某涉

及诉讼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转帐至非陈某开户的帐户进行交付，更何况陈某是为承建**公司厂房所需资金而借款，所借款项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额的款项不可能现金存放于家中，自然还是要存入银行的，故金某陈述关于陈某要求现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欢现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五、从金某的出借动机来看，也与常理不符。据金某陈述其之前并不认识陈某，只是经郎某介绍陈某向其借款后才认识，而对陈某的资信情况，只是通过介绍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实际考察、核实，对担保人**公司、寿某的资信情况也未实际核实，且其表示只是为了赚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给陈某600万元。为了赚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轻率地出借如此大额的款项显然不符合其经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况据金某本人陈述，其出借的600万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为赚取2分月息，通过向朋友借款来出借给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显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六、关于金某是否认识陈某、寿某。第二次庭审中在陈某代理人当庭提交一组照片要求金某辨认哪张照片是陈某、寿某时，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两张认为是属于陈某与寿某的照片，但是事实上金某辨认错误。金某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认不出来，但是在辨认阶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编号。如果其无法看清照片的话，对下面细小的编号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显然，该解释不成立。对于担保人寿某，因金某只见过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认正确尚可理解的话，但对于向其借款600万元且两次会面超过两个小时的借款人都辨认错误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认识陈某，对此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金某并未见过陈某本人。综上，金某主张现金方式直接交付给陈某600万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应的交付凭证，结合其庭审陈述亦不足以证明其与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已将600万元借款交付给陈某的事实。因此，金某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金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就当事人所争议的本案所涉600万元借款有无交付问题，虽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时间相同的借款协议和收条以证明已经交付，但在以600万元现金直接进行交付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600万元现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现金来源，且其在一审中就该两问题前后几次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金某虽主张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却将陈某的照片辨认错误，将一张明显比陈某年轻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认为是陈某的照片，说明金某其实并不认识陈某，由此，其关于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的主张不能成立。金某上诉主张，用以对比照片的陈某的户籍资料未经其质证，但一审庭审中，陈某的委托代理人将陈某的户籍证明原件作为了证据出示，金某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只是辩称自己是老花眼，因没有带老花镜，所以对照片辨认不清。综上，金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叶某诉曾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确要求以受托人为借款人的，虽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但不应由委托人来承担还款责任，而应认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二、借款人对借款交付的金额有合理异议时，应由出借人对所主张借款金额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联系叶某，意向叶某借款，由曾某作担保人。当晚写借条时，叶某提出，曾某是公务员有稳定收入，潘某则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经潘某向曾某请求，曾某同意作为借款人，并填写借条，向叶某借款60000元，潘某签名担保。后潘某与叶某一同去建设银行取款，并在银行交付给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恋人关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时还款，故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约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曾某辨称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但曾某也承认，叶某明确要求其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而其最终也同意，可见双方的借贷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故从曾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双方都认同借款发生在12月，而非借条上载明的7月12日，但对具体日期均不能确定。叶某根据提交的银行卡客户查询单，主张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现金，是交付借款的资金来源。但查询单显示，该笔交易是发生在银行营业部窗口、现金支取而非ATM机取款，与叶某、曾某都称借款发生在晚上、是从ATM机取款的陈述不符。故对叶某该主张不予采信。曾某辩称叶某没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写材料并认可材料的真实性，该材料中潘某承认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与潘某是准备结婚的恋人，而且是一同去向叶某借款，填写借条时两人都在场，其对借款交付给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盖然性较大，故可以认定借款已实际交付40000元。对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叶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应认定叶某、曾某之间借款4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综上，对叶某要求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对能够认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余不能认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曾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二、驳回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三：庞某诉孙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借条、收条、借款协议等书面直接证据并非认定借贷关系发生的唯一依据。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只要能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基本案情】

庞某提供了与孙某之间的两次电话录音证据，孙某在录音中多次认可2万元的债务，庞某据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归还借款。孙某多次收到法院传票传唤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庞某的主张进行抗辩。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庞某主张其与孙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向孙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应由庞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时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应的借条等书面借款手续是一种已被大

众熟知和认可的方式，庞某作为一名财务人员，通常来说具有比一般大众更为谨慎的注意意识。根据庞某的陈述，庞某和孙某之间除该笔借款外，其他并无经济上的往来，可见双方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据法庭调查，庞某自认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为2万至2.5万元之间，庞某将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给一个从未与之发生过经济往来的同事，而未要求对方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显然有违常理。另庞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等证据，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庞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庞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关系虽无书面借款凭据，但庞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孙某向庞某借款2万元且至今未还的事实，而孙某亦不到庭答辩，放弃了对庞某主张的抗辩权，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实的相反证据，故对庞某要求孙某归还借款2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鉴于庞某关于利息约定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对庞某要求孙某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孙某归还庞某借款2万元。

案例四：傅某诉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不能限定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单独名义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与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债务，也属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范畴。

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用于家庭经营，后向他人借款用于归还该银行贷款，该借款应认定为家庭经营所需，以此认定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开化县支行签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其后该行分别向三人发放了每人5万元小额联保贷款，共计15万元。为归还上述15万元贷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万元，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归还。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归还傅某借款15万元及利息。该笔借款发生在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0年4月7日，方某与席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0年4月16日，傅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傅某与席某、汪某、胡某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系夫妻关系且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傅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决：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本案讼争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该债务是合伙债务而非个人债务，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时方某并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傅某对方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方某主张本案讼争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债务而并非席某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故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视为个人债务也不应将汪某、

胡某的负债视为方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系相对于夫妻双方负债而言，并非与“合伙债务”对应的“个人债务”同一涵义。且从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合伙之债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承担。从2009年10月18日的借条来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栏处签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对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归还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贷款的事实亦予认可，席某、汪某、胡某理应对本案讼争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从办理小额联保贷款的过程来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组成联保小组，其中任一小组成员的借款均由联保小组的所有其他成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某、叶某、范某承诺为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叶某、胡某、范某对该事实均予认可，方某虽主张在贷款申请材料上其本人的签字为席某找他人代签，但结合傅某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应视为傅某已经举证证明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五：来某诉韩某、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村委会出具证明表明借款人与其配偶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借款人多年未归家，借款人未尽家庭义务，法院经过走访了解到的情况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能相互印证。结合出借人与借款人认识、来往的过程，出借人应当能够从借款人夫妻关系的外观表象确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张借款为借款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应当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不应支持其该主张。

【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韩某向来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因贩卖茶叶缺乏资金向来某借款40万元，并承诺于2010年1月归还，然韩某至今未归还借款。韩某与杜某曾系夫妻关系。韩某自1998年离家，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不尽家庭义务，并曾因赌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处罚。韩某与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庭审中，来某变更其在起诉状上确认的借款时间，认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额为10万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额为5万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个月不到，金额为15万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个月不到，金额为10万元。二审中，法院对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会进行了走访，均证实韩某、杜某长期分居，韩某多年未归的事实。来某诉至法院，要求韩某、杜某就40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韩某认为4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观点缺乏有效优势的反驳证据证明，不予采信。韩某理应按照其承诺，在2010年1月前将40万元借款返还给来某。韩某未依其承诺返还借款的行为属违约，来某要求韩某归还40万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涉案债务虽系在韩某与杜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然现有证据显示，韩某与杜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韩某未尽家庭义务。韩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与来某开办的旅馆并不太远，韩某却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该事实也显示韩某与杜某的夫妻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涉案借款金额高达40万元，显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在第一笔10万元借款未清偿的情形下，来某又连续三次出借给韩某借款，明显也与正常的借款行为不同，然来某对此也没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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