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诏敕文语言风格探析 本文关键词：初唐，探析，风格，语言，诏敕文
初唐诏敕文语言风格探析 本文简介：摘要：诏敕文肩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体现了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各项施政措施的贯彻，在语言风格上由于有特定的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但是初唐时期的诏敕文却可谓别具个性。在当时“文学”与“非文学”界限难明的理论背景之下，初唐诏敕文上承
初唐诏敕文语言风格探析 本文内容：
摘 要：诏敕文肩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体现了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各项施政措施的贯彻，在语言风格上由于有特定的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但是初唐时期的诏敕文却可谓别具个性。在当时“文学”与“非文学”界限难明的理论背景之下，初唐诏敕文上承六朝骈文余绪，身受唐代文学繁荣大环境的影响，由辞章高手们撰写，语言风格摆脱了六朝制诏精于雕琢、了无生气的弊端，在保持典雅文风的同时，较为重视语言的生动感性，焕发出勃勃生气。
关键词：初唐诏敕 语言风格 生动感性
一、诏敕文体溯源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政令文体，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实用功能的“王言”，有着独特的文体色彩。
关于“诏”，汉代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之《汉小学四种》曰：“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有由也。”[1]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卷四《诏策》第十九释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 ”[2]唐代吕向在《昭明文选》卷三十五《汉武帝贤良诏》注曰：“诏，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3]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卷七曰：“诏者何也？以言召也。人有所不知，以言召而示之，使其心昭然也，乃通用之辞。”[4]
关于“敕”，西汉蔡邕《独断》卷上注曰：“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5]刘勰《文心雕龙》卷四《诏策》第十九释曰：“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2]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卷八曰：“警敕之辞，使之戒慎也。敕以戒人，而不于与己；诫以敕己，而后及于人。”[4]
诏敕文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五《诏令类》序记载曰：“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皆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 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傅之。”[6]
二、先唐及唐代诏敕体制划分
诏敕文包括多种体制形式，并且不同时代的划分方式不同。
唐代以前，先秦时期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形式；秦代的王言之制主要为“制”“诏”两种形式；西漢诏令分为策、制、诏、戒四种类型，但仍以“诏”体为主。
唐代诏敕文按其体制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七种类型，《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条记载：“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二曰制书，大赏罚、赦宥虑囚、大除授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勉赞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7]
《翰学三书》卷一的李肇《翰林志》亦记载唐代“王言之制”基本可分为七类。然而根据唐代翰林学士所掌内制等情况，显然已经超过了七种 [8]。
从广义上讲，天子的言论皆可称为“王言”。
另外，不同体制类别的诏敕制诰文在用途及写作风格上也有所不同。
刘勰《文心雕龙》卷四《诏策》第十九云：“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存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2]
元代陈绎曾《文说·明体法》曰：“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9]
总体上讲，不论何种体制类别的诏敕制诰文，只要在写作时能够“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诚挚之笔”[10]，便是好的文作。
三、初唐诏敕的文学研究价值
初唐诏敕文作为当时代拟王言的政令文，强调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表现的是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政治措施的实施，在文体形式上也多有其特定的语言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难以截然划分。历代编纂的文学总集，从《昭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古文辞类纂》，都把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并列选录。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五《文选序》的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11]，诏令也在选文中出现。另外孔子曾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勰《文心雕龙》卷四《诏策》第十九提出诏敕文辞应庄严华伟，雍容典雅。[2]这些理论都左右着人们对诏敕文的审美要求。
从草诏者来看，初唐诏敕文由当时擅长辞笔、文章功底极高的大手笔出之，如虞世南、李峤、苏味道、沈佺期、张说等人，皆集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们在文学与非文学没有区别的情况下，皆自觉地运用文学笔法草拟诏敕，在行文中展示文才。再加上诏敕文事关国体，代表天子圣音，为了保障天下万邦的信服顺从以及诏令内容的实施，需要出言谨慎，展现出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皇家的威仪。因此，草诏者常将撰写诏敕文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执行，在诏敕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安排上都苦心经营，在用典、辞藻、对仗、声律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反复琢磨，对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创作类的文学作品。诏敕文因此难免受到草诏者文学修养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此外，汉、魏晋南北朝、隋代文学的余韵，以及初唐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这一时期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创作上的繁荣，都使得公文的写作更加倾向于文学性，诏敕文也颇具文采。
林纾《春觉斋论文》云：“（唐太宗诏书）其中或纬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无伪，斯皆诏敕中之极笔也”。[10]
这正是对初唐时期诏敕文语言之美的由衷赞叹。
由此可见，初唐诏敕文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纯文学作品，对其展开艺术特色方面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四、初唐诏敕文语言风格探析
魏晋六朝后期的诏策制诰文因为过于专注于外在艺术形式的雕琢，而使得文章陷入了无生气的境地。初唐诏敕文在保持典雅文风的同时，较为重视语言的生动感性，具有迥异于魏晋六朝诏书的勃勃生气。
（一）语言的雅俗兼用
初唐诏敕文的语言具有雅俗兼用的特色。
由于初唐诏敕文的主体形式仍为骈体文，因而它依然保持着骈文的一些典雅的审美特征，如用典、对偶、声律和辞藻。
同时，初唐诏敕文也受到了时代风气和文坛风尚的影响，出现了“骈文散化的发展趋势”，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予以了考察。在语言风格上，初唐诏敕文原本雅致的语言中也发生了一些通俗性的变化，从而呈现出雅俗兼用的特色。
《全唐文》卷三唐高祖李渊《劳涪州刺史刘瞻书》[12]：“涪州之全，卿之力也。功绩垂成，念自勖励。富贵之事，非卿而谁。”
《全唐文》卷五唐太宗《令皇太子承乾听讼诏》[12]：“皇太子承乾，宜令听讼，在兹恤隐。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於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今若有固执所见，谓理不尽，然后闻奏。”
《全唐文》卷七唐太宗《赐窦靖诏》[12]：“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抚镇华戎，朕无北顾之忧矣。”
《全唐文》卷八唐太宗《令皇太子处分庶务诏》[12]：“朕因东行忧劳，幸灵州绥抚，冒寒来往，稍觉疲弊。今欲至岁暮以来怡摄，宜暂简静。其祭祀及诸方表疏，蕃客兵马宿卫，应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断死罪等事，依常式奏闻。自馀并取皇太子治处分。”
《全唐文》卷八唐太宗《答长孙无忌等请封禅诏》[12]：“朕念远役初宁，颇须休息。深知所请，甚合机宜。即事省方，恐生劳扰。俟百姓闲逸，可徐议之。”
以上几篇初唐诏敕文的篇幅均十分简短，原本雅致的语言表述中出现了通俗化的迹象，这一转变显然更加有利于下级机构的传达和臣民的理解接受。
（二）语言的形象性
初唐诏敕文大多强调形象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其生动感性的语言风格的体现之一。
《全唐文》卷六唐太宗李治的《赐皇太子手诏》[12]：“吾昨见獐鹿怀孕者多，纵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与汝虽复不射，无仁心之人，得便终无放理。昆虫无知，须推己以及也。推己之孝於父母以及此类，则天下有识者怀之；推己之恶死以及虫豸，含生之属，何有不赖？所以明日不行。”
本文为了规劝太子罢免畋猎，多存仁心，乃以獐鹿的母子之情来形象地类比人伦之情，描述了獐鹿中多有怀孕者，即使是“空身”，母亡则子不存，獐鹿子对母的依恋，就如同人类对父母的孝道，十分形象生动。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李世民《问魏徵病手诏》[12]：“不见数日，忧愤甚深，自顾过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亏矣。古人云：‘无镜无以鉴须眉’可谓实也。比欲自往，恐劳卿，所以使人来去。若有闻知，此后可以信来具报。”
此文乃以人们整理仪容需要依赖镜子，来比喻魏征的直谏对于皇帝纠正、检查个人施政过程中的言行得失的重要意义。
《全唐文》卷十六唐中宗李显《封仙源县主制》[12]：“鸾台：相王第五女，资灵桂魄，禀训兰宫。六行昭宣，四德淳备。夭桃秾李，既挺淑令之姿；红绶青緺，宜开汤沐之邑。可封仙源县主。”
文中的“夭桃秾李”出自《诗经》卷一《国风·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13]，以及《诗经》卷二《国风·召南·何彼秾矣》的“何彼秾矣，华如桃李。”[13]这里乃以春天妖冶鲜艳的桃花及李花来比喻女孩子的年轻貌美。“红绶青緺”是指贵族女性日常服饰中披挂于双臂上的红色和青色的丝带，乃以精致的服饰来借代少女的标致靓丽。
以上几篇诏敕文均采用比喻的手法来叙事说理，形象性特征十分明显。
（三）语言的抒情性
李唐王室有着胡人血统，在性格方面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情感外化的特点，因而初唐诏敕文的语言常具有濃郁的情感色彩。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五《政事·慰抚》上中唐高祖李渊《赐方亮诏》[14]：“使持节庐申二州诸军事本州刺史方亮，往因丧乱，保据邑土，识达事几，蚤归朝化。勋庸克著，诚效达彰，念此勤劳，嘉叹何极。今四方平泰，九有廓清，宜慰部人，修营产业。秋渐冷，卿比平安好在否？”
这篇诏书的亮点全在篇末最后一句：“秋渐冷，卿比平安好在否？”只此一句话，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李渊对功臣方亮嘘寒问暖的深情厚谊，同时也使得本来面目严正庄重的诏敕文具有了友人间书信存问的感情色彩，真挚感人。
《全唐文》卷七唐太宗李世民《责齐王祐诏》[12]：“吾尝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盘石之基，为寻戈之衅。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无君，神人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雠。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则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陨，而尔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惋叹之甚，知复何云。”
这篇诏书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儿子齐王李祐的责骂。李世民在文中以严父的面目出现。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是身为九五之尊的唐太宗，对儿子的过错也不会姑息纵容。此文在连珠排炮似的责备之后，流露出了李世民对自己教子无方的自责，对天下黎庶的愧疚，以及对儿子失德行为的失望与感伤，情感真切自然。
以上几篇诏敕文的抒情性特征十分明显，将它们称赞为情致摇曳的美文，一点也不过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编号：15CZW022]阶段成果。）
注释：
[1][汉]刘熙著，[清]王先谦注疏：《释名疏证补》，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2][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南朝·梁]萧统著：《昭明文选》，杭州：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
[4][明]黄佐著：《六艺流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西汉]蔡邕著：《独断》（百子全书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陈仲夫点校，[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8]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元]陈绎曾撰：《文说·明体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0]林纾著：《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1][南朝·梁]箫统著：《昭明太子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汉]毛苌注、郑玄笺，[唐]陆徳明音义、孔颖达疏：《附释音毛诗注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1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
初唐诏敕文语言风格探析》由：
免费论文网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
链接地址：http://www.csmayi.cn/show/210029.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