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网络在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区位，居住，影响，选择，家庭
家庭社会网络在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简介：摘要本研究采用条件逻辑回归模型，量化分析哈尔滨市中低收入家庭在居住地选择中与家族网络靠近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与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相比，受访者更偏好于居住在离亲戚近的地方。从个体特征分析，曾经依靠亲属度过个人经济危机经历的人要比未曾求助的人更加看重这一属性，依赖家族成员来照顾子女的家庭也更加看重与家族成
家庭社会网络在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内容：
摘要本研究采用条件逻辑回归模型，量化分析哈尔滨市中低收入家庭在居住地选择中与家族网络靠近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与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相比，受访者更偏好于居住在离亲戚近的地方。从个体特征分析，曾经依靠亲属度过个人经济危机经历的人要比未曾求助的人更加看重这一属性，依赖家族成员来照顾子女的家庭也更加看重与家族成员的距离。
关键词选择实验；住房区位；社会网络
一、研究简介
本文对哈尔滨市南岗区中低收入群体在自述住房选择时对于临近家族关系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分析，并且检验了区位偏好和决策者在经受个人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对于家庭日常依赖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定性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依赖非正式收入来源的群体，在选择住房区位时不仅仅受到与市中心距离的限制，还受到社会与家庭关系的联系的制约。并且，一些城市房屋管理部门的政策研究也表明，社会关系的支持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家庭回迁的意愿，进而影响到长期的住房可持续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诸多研究住房选择的文献从hedonic模型的角度来研究个人的选择，并且假设人们选择房屋凭借每一种功能或者属性导致的价格边际效应。或从另一种角度分析人们选择住房时也可以更自然地模拟为一个离散选择的过程：一个家庭从很多差异化的选择中选择一个住所。已有研究中应用这一方法的代表性研究包括Friedman[1]、Quigley[2]、Bagley[3]、Schimer等人[4]。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应用自述偏好方法（statedpreference）来检验消费者选择居住区位的效应，[5]在其他的研究中，自述偏好方法的优势在于涵盖特殊变量的能力，例如个人关系网络特征，此特征虽然在显示性偏好（revealedpreference）中难以衡量但十分重要。而且，自述偏好方法还可以获得那些没有被选择的选项信息，这也弥补了显示性偏好的不足。另一方面，自述偏好的数据具有假设性，通过对消费者的采访进行分析，而显示性偏好的数据则通过对代表样本的采访进行取样以便于分析真实的市场格局。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与邻近亲友的愿望逐渐成为决定发展中地区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关系网络可以影响家庭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这一事实也解释了同一地区来的移民会选择聚居在一个特定地点的现象。有研究表明，近期移民的关系网络也会影响他们的区位决策。这些研究体现了移民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些资源或是社会资本，并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因此该因素应该被纳入对城市贫困的理解中。在城市社会的理解中，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网络给予家庭的支持，这种网络存在于家庭、远亲以及社区，为个体提供信息和资源。Limbumba在2010年的研究表明，对于缺乏稳定收入的群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有效地保护和提高福利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这类人群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一定的地理嵌入特征（territoriallybased）。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具备独特的地理维度。另外，社会资本也被区分为两种效应，分别是主要效应（maineffect）和压力缓冲效应（stress-bufferingeffect），后者在个体承受危机时可以体现出来。到目前为止，在量化的城市经济学模型中将社会交往的成本描述为时间和货币的交通成本。研究把一个地点的吸引力与其他个体的选择联系起来，即一个人对于地点的选择假设取决于其他人选择这个地点的比例。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来交换房屋地点的信息，进而通知他人对房屋区位的选择。然而，现有研究中缺乏对发展中地区如何量化社会关系的远近对于居住区位的选择分析，通常只针对房屋质量的因素。Stokenberga在2017年的研究中，对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这一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显示一个家庭依赖社会关系的程度决定了这个区位住房的吸引力。同样，用类似的方法，我们来检验中国城乡移民是如何在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中看待社会关系。
三、分析方法
在Mcfadden发明的ConditonalLogitRegression（CLR）模型中，区位的选择被模拟为一个包含各个区位选项特征的方程。假设每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都面临一个效用方程的形式：因此，一个消费者从J个选项中选择j的概率为j选项观察到的效率指数与所有J选项观察到的效率指数之和的比值。同一种属性得到的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例如，居住在CBD的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效用取决于各自的边际成本和那段距离带来的收益，对于从事小规模企业和自我雇佣的企业家而言对到市中心的交通的依赖性较低，这些企业家的业务经常根据城市社区内居民的活动而开展。也就是说，到CBD的距离对于不在政府部门和大型商业机构任职的人群来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那些看重向亲友求助的家庭来说，居住地点到亲友家距离的边际成本就变得很高。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这种差异性，本文应用了另一种带有交互项的回归方程来检验。在方程中，注重检验的个人特征包括之前提到的以下两个方面：由于每个选项都是匿名的，用相应的特征来指代特定的名字，这样测量的结果就是每个消费者对选项属性的看重而不是对特定地点的偏好，并且符合独立一致分布观察的原则。最后本文会用自述事实和数据结合来判断住区属性的重要性，并且推断居住地与社会关系的联系是否会成为无法迁就平衡的因素。
四、样本研究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于2017年7月进行的自述偏好调研。经过两周的调研，笔者采访了200余位迁移家庭成员对于房屋选择的看法。调研开展的地区集中于中低收入者聚集的城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旧式居住区，调研采用分层取样的方式，对每一个小区或规划区都采取接近的比例来取样，在取样的15个小区中抽选1%～2%的住户。为了使被采访者能够尽可能简单地进行选择，本文假设居住区位特征包含6项主要特征（表1），以此简化真实情况下选择的过程。自述选择集中每一个包含3个匿名选项，另外包含一个附加的“以上全不选”的选项（表2）。到市中心与亲友家距离的阈值设置根据调查前的采访与讨论来确定。一般到市中心所花费的时间为45～75分钟，到亲友家的时间为5～45分钟，以上时间均采用公共交通设施来计算。根据以上阈值设置的选项来进行实验对目标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极具吸引力，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家庭无法选择的情况发生，因为有些家庭的住址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他们的偏好无法体现到选项中。由于调查方式的局限性，如何量化居住地与亲友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亟待解决。因此笔者选择“到最近亲友家的出行时间”来表示社会关系的远近。从调查中的讨论和调查过程中的记录表明，居住地的亲属关系远近在决定居住地策略中承担关键作用。本文采用了一系列不同的策略来减少被调查人所面临的选项数量，同时还要保证调研的质量尽可能少地受到损失，例如通过设计组团（block-ing）的方式将所有的组合集分组随机地发放给不同的参与人。对于选择集的设置可以采用全因素设计（fullfactorialdesign）或者部分因子设计（fractionfactorialdesign）两种方法。全因子设计的好处是所有属性之间都是彼此正交的，并且主要效应和交互作用都可以考虑到。在这个研究中，全因素实验设计及其相应的水平会产生108个选择集（choicesets），并且被随机分成18个选择集组团（choicesetblocks），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一个选择集组团。在全因子实验的情况下，100～300个被调查人数据就足以获得一致且有效的估计系数，样本的统计结果在表3中呈现。本次调查的个体年龄在20岁～65岁之间，在哈尔滨之外出生的大多为男性，其中有24%的受访者在5年之内搬迁到哈尔滨市区内（表3）。被调查者中，月收入低于2000元即为低收入人群，占人群大多数。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具有稳定工作，其中只有一半具有雇佣合同。一半以上的被访者没有住房产权，处于租房的状态，而且以公寓小区式的住房居多。几乎所有的居住小区都是开放式的，物业没有进行封闭管理，居住区周边的交通、噪声、环境与治安等方面都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居住者面临较大的居住风险。
五、计量分析结果
1．被访者整体选择偏好在所有的调查的样本中，约四分之三的被访者在6个选择情形中从3个备选方案中选择了1个方案。由于“以上都不是”的选项不计算在回归模型中，最终观察样本的个数为531个。提供给被访者的选择集理论上同时包括租赁和购买两种选项，但是为了获得可以比较的月开销水平，此次住房价格均采取每平方米的地租价格来代表两种住房月成本。从回归显示的对数发生比结果分析，偏好购买房屋比租住的概率高6倍（表4）。如果房屋的类型是住宅小区而不是公寓，选择的概率会提高83%；住房的面积每提升1m²，被调查者选择心仪住房的概率就会提高1.1%。最重要的是，随着住区到亲友住处距离的增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要大于住处到市中心的距离产生的负面效应。随着到亲友住处的距离每增加1分钟路程，选择理想住处的概率就会下降0.91%，相比之下住处到市中心的距离每增加1分钟路程，选择理想住处的概率就会下降0.68%。2．社会属性对偏好的作用接下来的模型用于测量被访者对靠近亲友住址的偏好与其获得帮助的多少之间的关系。这里所指代的获得的帮助是本文之前所提到的“主要效应”和“缓冲效应”。模型中不仅包含主要待测属性的交互项，还控制了一些有必要的变量。从结果来看，表5仅仅肯定了其中的一个假设，如果亲友会在危难时期帮助他们，他们对于住在亲友附近的偏好就会显著提高。对于可以在亲友处寻得危机时的帮助的被访者，住处到亲友家距离每增加1分钟路程，选到心仪住房的概率便会下降1.4%。而对于那些在困境时不向亲友寻求帮助的被访者，与亲友家距离增加1分钟路程，选到心仪住房的概率会下降0.9%。计算结果同样显示出随着个体特征的不同，对于居住区位属性的偏好也不一致。笔者发现高于平均年龄的个体对于居住在亲友附近的偏好显得较弱，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不关心，这说明对于此项属性的偏好都集中于年轻人群。当采访有子女的年轻家庭时，他们对于住在亲友附近显得特别关心，其中约40%的被调查者反映他们可以从亲友处获得帮助抚养子女的帮助。相比之下，针对“能从亲友处得到各种帮助”的统计结果不显著。当构造一个到亲友住处时间和“得到子女看护”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时，统计结果显著（表5）。因此印证了如果能够从亲友处得到子女看护帮助的被调查者就会对住在亲友附近这一项非常感兴趣。最后，从“房屋产权”的选项中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结果，说明被访者对能够购买住宅十分在意。可能是出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原因，房屋的产权代表人们的社会福利待遇和心里归属感，并让个体在一个城市中产生长远发展的愿望。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了自己的房屋就可以用来从事一些生产活动，这种现象在迁移群体中也比较常见。
六、结论
经济视角下的选择经常受限于有限的收入，有时也会受到社会属性的影响。事实上相关部门在考虑推行城市住房政策时，以上提及的因素都应该成为考虑的对象。在关于发展中城市的移民住房选择问题上，就有必要在考虑交通时间和货币成本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背后的社会属性机制。本文分析得到的具体结论如下：首先，特殊社会背景影响居住选择。本文通过结合城市区位选择的模型与社会网络的分析，提供了独特的量化实证研究来挖掘哈尔滨市中低收入者的选择机制。研究将住房选择这一经济决策放到一个社会学的背景下，通过描述城市贫穷群体的选择机制扩大了理性选择的概念。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不理性的现象，例如城市贫穷群体喜欢聚居在一些条件不好的地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帮助。其次，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住房政策可增强低收入家庭稳定性。在城市更新的区域应当注意回迁居民的社会关系保存，回迁的规模和位置尽量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得以延续，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确保这些家庭的生活不受到较大的波动。因此住房政策的差异性可以作为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一个启示。最后，住房产权、社会关系与交通距离是中低收入者最关心的因素。从已有的文献来看，Waddell等其他学者已经讨论过仅仅将住宅到市中心距离作为区位因素的局限性。在本次研究中，结果表明这个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特定人群来说，中低收入者对社会关系区位的看重似乎要超过交通距离。社会关系给其带来的信息与机遇要超过到市中心工作所得到的。因此在衡量其代价时，住宅远离亲友的损失更大。在此基础上，是否拥有住宅产权仍然是这些人群最重视的因素，其中很大原因是房屋产权带来的身份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其社会权益所造成的。
作者：门赫 徐苏宁 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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