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晚清七十年》读书报告
转型期的中国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书名：《晚清七十年》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岳麓出版社
《晚清七十年》是唐德刚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作品。全书是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等五部分构成，书中附有几十幅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在书中，作者观察历史的角度与其他的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角度有所不同，并且，由于作者语言富有个人特色，这本书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书中的观点，有关于三峡的历史理论，有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这些都很经典。而且唐德刚的作品的特色就是不在于论述的系统性以及语言的严谨，而在于他的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在信口开河，实际上很多观点都很精辟，有一种说书似的语言风格。很多人喜欢唐德刚就是因为他的随意，很多人不喜欢唐德刚也是由于他的随意。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一直强调的观念就是评论历史要严肃客观，那么有很多人看不惯作者的风格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是说你可以喜欢，别人也可以不喜欢。
在读到他的关于“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的问题时，知道了中国49年以来，一直到现在，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于民国时期甚至晚清时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了。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寻找真理。可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真理只允许去证明，而不许去寻找，这么多年来我们做的不过就是证明别人证明过的真理而已。就像用马克思主义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怎么可能不正确？
书中的那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写得很不错，给我印象很深刻。作者说，“县”者，“悬”也。周武王削平各个诸候，分封给诸王，这在当时，封地很多但可封的人很少，而没封王的地方不能为无政府状态，要暂时进行管理。将来封给谁是悬而未决
的。所以说“悬之”。这在周初是一种权宜之计，演变到后世，成为定制，并演变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一般大国才有“县”。而郡，则是为防止别国的侵袭而设置的。可以称之为“军事特别区”。郡与县是分别独立的政治单位。最初由于郡在边境，离中央较远，又经常出现寇患，所以比较贫苦而且忙碌，县则相对来说比较富裕而清闲，所以《左传》中，赵鞅誓师时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到后来，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武将的地位越来越高，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郡的地位也渐渐的上升到县以上。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明文规定县从属于郡，成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所以，作者认为郡县制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是秦始皇或者李斯等人凭空想象出来的。
在于对西藏问题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即作者指称的“大一统”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作者认为西藏关系是domestic relations（内交关系），就像古代的中央政府与附属国的关系，而不是现在西方所谓的foreign relations，并且这是原则问题，是不能改变的。
书中第四章《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这一章也很有意思。这是作者在大陆的一次讲演，但从内容上来看作者的观点还是在于“中央集权”对“重农抑商”的决定作用，背后的意思还是在说是秦汉形成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国的资本主义胎死腹中。作者所说现时大陆是变相的资本主义，那么现时的中央集权制是否会起到反作用？仔细思考并与前章对照，要点在于反向指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导致中央集权的结束！
这一章最经典的一点在于对前一章中国无奴隶社会的论点提出了证明，并明确提出了国内封建社会这一提法的错误。在关于中国无奴隶社会上，作者提出一个在中国并无奴隶制发挥生产力的三个论据：一、我国古史上并没有奴隶暴动和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随处可见；二、中国如果存在奴隶制，那么奴隶主没有能力产生有利润的作物；三、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来进行奴隶生产的证明。作者借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是能让人信服的。
作者还提出了自己对封建制的一些看法，作者认为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没有确切的制度，也没有确切的名称。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学家把它们取了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然发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叫做“封建制”。虽然这种“封君建国之制”早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伹是“封建”与“feudalism”音相近，义也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作为“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而二者音义之间的
相似，都是巧合。
可是二三十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的时候，“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变成了所有坏的风俗习惯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词汇中，“封建”显然既不是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苏联影响而发明的新名词。
在第四章，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就是现时中国是否能扶植起一个“中产阶级”？现时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中产阶级，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并且形成的一大批富人的出现，这个数量也是庞大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而是作者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2008年我国吉尼系数快要到0.6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对社会体系的影响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就像作者所说“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代化“始终是个娘娘腔”，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还提到了 “三峡理论”。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一般会从一个稳态转移到另一个稳态，上一次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转了二百年，一稳就是几千年；而从晚清开始，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入了第二次转型期，这次也应该转型二百年左右，到20世纪四十年代，然后，“中华民族浩浩荡荡，我们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如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三峡”者，转型期的曲折反复也。这种理论很前卫、激动人心。从小我们就被灌输为历史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有这种规律的存在，现在给人一种宿命论的滋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这一点，在大胆假设下，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被展现出来。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客观，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在这个制度中，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大胆假设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晚清七十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本书就是根据这几个事件展开的，并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评价，对人物的评价比对事件的评价观点要新，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像洪秀全、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客观的、辩证的去看这个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次一提到李鸿章就是卖国、而一提到袁世凯就是窃国，说到洪秀全就是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结合时代环境的政治人物，既客观的评价了人物的功绩，又客观的指出了他的过失。例如作者对李鸿章的评价，在其他历史书籍评价里，总只是在缔结不平等条约时提到李洪章，在人们的眼里，谁签订条约，谁就是卖国贼，所以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这正是国内历史的一大缺陷，李鸿章本来就是负责外交的，
不让他去签订条约让谁去订？但又总觉得底气不足。现在所谓“汉奸”已经成为李鸿章的又一称谓，而读过《晚清七十年》才感觉到李鸿章才是乱世中的英雄，忍辱负重，“以一人而敌一国”，不得不左右逢源，周旋于“妇人孺子”与“洋大人”之间，也只是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已， 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啊！就拿李鸿章的备受唾弃的黄海之战而言，他在战前就知道战争结果已成定局，他知己知彼，所以力主退让，保存实力；主战派本身就良莠不齐，而且多以自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不能理解李鸿章的难处，却将他置于死地，于是，我们最终读到的这场黄海之战，是对李鸿章不公正的评价。至于对袁世凯和孙文的评价，就正像作者所说的，“伟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却必有其伟大之处”。孙中山成为民国总统之前正在美国餐馆端盘子，但并不妨碍我们赞颂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作者对人物的评价的新不仅从人物本身的评价中表现出来，还表现在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尤其把李鸿章和周恩来的并列出来对比非常经典。作者几次提到而没有展开来讲，给人以一种朦胧之美。另一个对比却令人感慨万千，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向德国预定了吉野号，由于慈禧老佛爷要过寿，就挪用了海军军费，我们交了定金，却再也交不起购舰款项。这时日本看到了机会，发动全国捐款，日本皇太后带头把自己的首饰都捐了，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凑足了购舰款，买走了本来是为中国人定做的最新式战舰——吉野号，并在甲午海战中重创了中国北洋水师。一个是挪用军费给自己过寿，一个却是捐自己的首饰购买军舰，战争还未打响，胜败早已定数。
整本书作者都以比较随意的语气，对中国晚清七十年的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评价，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国家转型论”，并且在后文中时时强调：所谓的转型实在是一个激烈、痛苦，并且是动辄费时数百年的漫长过程。《晚清七十年》深刻反映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给后人以警示，极富震撼性与可读性。
篇二：晚清七十年 读后感
《晚清七十年》读后感
2014级经济统计学2班 赵新宇 41409075
《晚清七十年》详细的提及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 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从作者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似乎是作者在为我们熟悉的历史教义做出了修正，在他的考据下，简单说，洪秀全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李鸿章是个应与周恩来齐名的大外交家;康有为则是个自大狂，教条主义先驱;义和团那些刀枪不入的教民与红卫兵无异，袁世凯则是治国强将，乱世枭雄，就连孙文都被挂上了独裁者的帽子，与袁世凯在某些方面一样，只不过老袁傻到把自己想当头的意思弄得太明显，轰轰烈烈搞一场复辟帝制，自掘了坟墓，怎么也应该借个更进步的制度作幌子。
书中提及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以及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等许多的历史评论观点。唐德刚先生在文中也写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其中包括了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开始，例如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大事件，这些都表现了唐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究以及探索。从同治元年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是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所定义的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始阶段，他表示，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主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所兴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 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后来到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其所引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唐先生毅然将其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对比，最重要的是把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建立民-国”思想作对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意义。文章中也提到，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于清廷的昏庸腐败，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详细的讲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几十年间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虽没有完完整整地把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给看完，不过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
篇三：晚清七十年
《晚清七十年》
概要：
《晚清七十年》这部著作，原是海外史学家、胡适先生的高足唐德刚教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后经不断增删和改写而成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本书由于作者观照历史的角度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因其极富个性和魅力的语言而在海外有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作者的历史观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晚清观点大不相同，《晚清七十年》在中国大陆迟迟未得出版。本版为国内首版，全书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部分构成，并附有数十幅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享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转型史”，也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歌可泣、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推荐： 1.相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史学，这本书基本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现代立场，来看待历史和其中的人物的。
2.本书提供了一些大陆一般人甚至知识人不知道，不熟悉的史料，克服了原来大陆史学呆板，单一的一面。尤其让不了解历史的人，觉得眼前一亮。
3.从叙事角度来说，本书不像原来大陆那样“党八股”，站在个人主义角度来阐述一些问题。叙事话语也新颖，有趣。
4.从学术价值来说，比起“没有自由哪来学术（胡适）”的大陆史学届，唐德刚先生有自己的观点，学术价值高一些。
读罢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还是能让人感慨的——盖其文浩浩荡荡却又趣味横生；口无遮拦铺陈而直言其事却又证据确凿，无一字无来源；善于打比方，联系古今事情，却又学贯中西，语言精确，学术词汇信手捻来；实在是史家典范也。
然而很多人推崇他却仅仅因为喜欢他的散文，他的唐派文风，窃以为这却是舍本逐末了。试想我们欣赏屈原仅仅是因为他“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么？就是喜欢他那乖张的行为和怪异的外表么？如果是那样，疯子历朝历代不晓得有多少，为什么我们却只记住了一个屈原呢？ 因为我们记住的其实是他的乖张行为和华丽外表下的那些东西，比如：忠言直谏后言不得进的愤懑，对君王亲近瓦釜毁弃黄钟的失望，不愿与世俗同流的清高，对家园故国的思念和忠诚，以死明志的坚贞??
所以唐德刚会被人记住和推崇，绝对不仅仅是他的文风如何如何，那只是他的思想外面的“奇服”，更重要的是那背后的东西：拥有独立思想，对历史秉笔直书，不为权贵折腰不为老师缄口的专业精神；善于博采各家所长，展示各种史学观点的包容态度；花大功夫来小心求证治学态度；学贯中西文史哲经法（后两个也许不足），自成一家的治学路径??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读《晚清七十年》，一定要读出“三峡说”后面的系统的历史观和自成一家的气魄，读出将流寇和长征比较后面的秉笔直言和善于联系古今；读出唐氏指责西太后老来自私无能，替李鸿章翻案，为袁世凯辩白后面的独立精神和包容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想唐氏散文风格再诙谐，也只不过是个卖笑文人罢了，我们又怎能记得住他呢？
唐氏对中国近代七十年，其实不止七十年，历史娓娓道来，颇为可观。但想起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也无非是说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必须放到连贯的历史洪流中去看才能看清楚，虽然也不觉得很新颖，但比唐德刚的“抽象程度”似乎还是要高不少。而且黄仁宇重在说理，总是把人物放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评价，这一点我比较欣赏，而唐德刚的做法如果不是相反，那也是对人的道德评判凌驾于对历史环境的分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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