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特征
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特征
林学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达成，全面深化改革是途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必将成为党的建设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对党的建设工程的新设计、新谋划。“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工程”都是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对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就党的建设被称为“伟大工程”而论，从来也不单指党的建设的某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并没有丢弃、否定党的建设其他方面。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比如，在组织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首次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揭示了党风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制度建设思想。但是，邓小平同志还一再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所以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先决条件是思想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作了部署。胡锦涛同志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又从实践角度要求严格落实党章党规要求、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最终扎紧制度的笼子。全面从严治党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内容，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突出强调如何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突出强调了如何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问题；在作风建设方面，实施“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倡导“三严三实”，等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党的建设新常态，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继承、发展、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回应。党的历史是从严治党的历史，党的建设是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党章发展的历程看，从严治党的主线贯穿始终。一大党纲虽然只有十五条，但涉及纪律规定的至少有六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突出位置；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制定了具体的党员纪律处分细则；三大党章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规定，“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之意。增加该条款，旨在加强党员自律意识。四大党章的“纪律”
一章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如，“凡党员在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等，表明党对纪律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五大党章把纪律处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党组织，分警告、改组和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另一类是对党员，分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设立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还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这说明必须通过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成为党执政后从严治党的新坐标、新指针。党执政后，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严厉措施。八大党章把监委的权限扩大为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对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具有奠基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十二大党章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规定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这说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越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从党的十三大开始至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党章，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都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等等。
实践证明，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也不论党取得多大胜利、事业有多大发展，党始终清醒地把“管党”“治党”放在一切工作核心地位，始终坚持“从严治党”方针。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律和特征的新状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系统设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系统思考，科学统筹，厘清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同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破。矛盾有主次、任务有轻重，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但也不是单兵突进，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不代表遍撒胡椒面，它要求我们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求得“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支点和突破口。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一定要处理好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把那些与中心任务对接联系紧、关系大，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实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从而对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底线限定。当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依然存在。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党的纪律，游离于制度约束之外，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一些党组织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就是要坚守纪律、规矩这种底线，让纪律更严明、工作更严谨、规矩更严格，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成为一种自觉。这种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守政治底线、思想道德底线、法纪底线、政绩底线、生活底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守不住底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战略规划。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党的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作为执政党，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是分内之事，首先而且必须的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繁杂的问题。否则，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国计民生等任何方面出了纰漏，就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治国理政的工作多么繁杂、任务多么艰巨，党只有把自己管好、治好，才有资格去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才有力量和智慧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如果我们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员领导干部各怀心志，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不要说治国理政，就是执政地位也保不住。执政党只有高度重视自身管理与整治，才能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古今中外许多政权的崩塌，都已经提供了佐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自身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这本身就表明党的建设本身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目前还呈现出制度体系不完备、制度设计不科学、制度运行不规范、制度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因此，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结合党的建设环境、任务、方式等发生的变化，着重从党内生活制度和党的领导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对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作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对不适应的制度进行改进，缺位的制度抓紧建立，不全面的制度尽快完善，不合理的制度坚决革除。可以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一方面是从制度层面对组织进行完善，另一方面是要推动问题解决，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比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以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手，构建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强化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能够很好地纠正“唯分唯票唯GDP”的选人用人导向；严肃干部队伍管理；遏制违规选拔干部现象，从而纯洁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为全面深化改革积蓄骨干力量。在这种改革时代背景之下，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互策应、形成合力。
篇二：解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戴焰军:“打铁还需自身硬”—解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作者：戴焰军创建时间：2015-05-22
今天，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论述，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学习体会和认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的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构成了当前“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从领导、组织、政治上讲，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的是保证作用。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四个全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中，又具备一个比较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意义。为什么现在要提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主要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的途径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把工作做得更好。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
首先，来谈一谈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为什么要提倡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理解，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条件；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自身发展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结论；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紧迫任务。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总体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证。那么“四个全面”相互间是什么关系？就“四个全面”的内容来讲，无论是建成小康社会也好，改革也好，依法治国也好，治党也好，都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但是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总体部署的确是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它新在哪？为什么今天要提“四个全面”？四者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和历史既定关系呢？
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期间，在和田中角荣谈话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构想。小平同志讲的小康，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经济指标，或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时讲的人均800美元的小康，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了。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大所讲，回过头来看，我们实现的小康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康，一是不够全面。所谓不全面，就是虽然人均达到了800美元，但它是人均值，可能有些人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但是大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存在这种不均衡、不平衡，所以这个小康是一个不平衡的小康。二是不平衡。我们在经济上虽然达到了人均800美元，但是
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各方面，并没有跟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比如生态，可能还不如前些年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社会分配公正的问题等，大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就不是我们所要的小康了，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实现小康。这个全面，一方面是能够覆盖十几亿人口，让大家共同富裕的小康；第二个方面是能够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同步发展、相互协调的小康。
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放在了2020年，也就是本世纪前20年要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小康，首先，我们要转变发展理念，不能仅仅把发展放在经济指标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贯彻，在提出来十年后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它起到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很多地方讲的是科学发展观，但事实上做的并不是科学发展观，并不是按科学发展观去发展。问题出在哪呢？其实，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比如，要解决社会公众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到分配制度的问题；要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就涉及到文化体制的问题；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只从发展的角度着手，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发展到一定时期往往就容易受到体制框架的约束，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通过改革为发展铺平道路、扫除障碍，才能有进一步更好地发展。有人说我们一直都在改革，中国30多年来不是一直在讲改革吗？为什么没有解决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呢？原因就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也在变化。
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实现大包干，是一块一块地来。但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抓住一块就能推进了，因为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实际上讲的就是改革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层次问题。现在改革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强，改了这方面马上就会涉及到另一方面。比如说现在的改革，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要发挥作用势必意味着政府要放权，而政府放权势必意味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意味着机构要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会将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际上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向现代化迈进；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就会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员、管理部门、管理水平能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归结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因为单方面突进改革措施已经不能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一样，改革初期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违反
宪法的，因为当时的宪法是在文革时期修改的，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可能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说违反宪法，把宪法修改一下就行了。小平同志的破冰之举告诉我们，可能改革的很多东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为法是过去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状态，那不就乱套了吗？特别是在今天，一边形成法治，一边改革，自己违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证？按什么规则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问题，要按照什么规则来处理？
比如，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法治为民主作保障，是会搞乱的。无论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搞乱了。所以邓小平早就提出民主必须跟法治统一起来，必须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样，比如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法，要靠什么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样一来，法治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出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谈民主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基本治国方略。但是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到现在我们的法治并没能如我们所愿真正为改革、为发展起到完全的保证作用呢？为什么现实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现象屡屡发生呢？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体系。 在人大会议上，吴邦国曾经宣布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时理论界还有一些争议，因为邓小平同志当时讲，在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在现实中还会出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从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问题，绝不仅仅是有几个法律条文就是法治，或是有几个明确的法规就叫法治。这涉及到以什么条件来保证法的贯彻，保证法在执行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以及执法的政府机构、官员、干部等的素质问题，法律意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法能不能得到执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看出，要推进法治，真正让法治为改革，为保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加强法治的目标。这样一来，改革和法治就成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叫“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讲的一是动力，因为改革要为建成小康社会开辟道路，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障碍；二是法治，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小康社会的实现。但是随着现实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法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要人去做的，所以人的状况怎么样直接决定着工作的效率。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能力，党的干部的整体状况，队伍建设状况，党的作风等，都直接关乎前面这些任务的完成。那么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条件落到实处？首先，就要从治党入手，也就是
要全面治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治国必先治党，强调治党必须从严。那么今天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党呢？因为如今在党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设中，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党建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关联度越来越强，因此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也必须坚持全面入手，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历史上，我们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比较单纯的。比如遵义会议是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确切地说延安整风解决的是党内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教条主义。当时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比较单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或者说是思想方式问题。现在有些问题跟那时候不一样，仅仅通过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比如，反腐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线。其次，整体上讲，要有一个良好的党风作为基础，如果作风出了问题，反腐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边，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另外，在选拔干部方面，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方式，好的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管理，教育干部是组织建设的问题，要从综合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必须顶层设计，光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一个抓一个”，是抓不完的，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党的建设问题，在各方面的关联度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提出治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的治党理念了，我们叫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保证。因为改革也好，治国也好，建成小康也好，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干，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党员率领群众去干，党能不能治理好，直接关乎这几个方面能不能实现。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另外三个全面的保证，同时又是四个全面的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党在今天的确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把这些问题做了各种各样的概括，其中“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做得最集中的一个概况。四个考验包括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所有这些考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取决于我们党。
四个危险，包括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理出大批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男女老少，犯错误的途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可能是一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执政党，我们是掌权的。1957年，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今天看来，哪个组织的干部最有资格犯错误，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最有资格犯大错误，因为你手里掌握着权。所以解决考验的问题、危险的问题，归结起来只能从我们党内解决，只能从我们治党的角度来讲，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我们党内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必然要求。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我们党历史经验的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已经有90多年历史了，在这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严治党。我们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能走到今天，这恐怕也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以纪律严明着称一世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而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什么呢？因为苏共夺权要面对的是当时的执政者，一个远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没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形不成凝聚力，没办法跟对手作战，所以列宁突出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夺取政权我们党奋斗了28年，这在世界政党史上都是没有的。相比列宁当年领导苏共夺取政权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苏共走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我们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这28年中我们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使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那就是我们有着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 第二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的党内生活。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严肃性、战斗性，是我们又一个传统。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早在革命时期我们就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执政以后，我们还犯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但是，我们不是靠外部力量来纠正错误的，我们是靠自己纠正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自己纠正自己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生活。通过党内思想斗争，通过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进行正常的党内生活来认识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能一次一次地站起来。如果一个党内部没有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的话，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没有恢复机能一样，那就麻烦了。一个党内部没有这种自我恢复机能是很危险的。那么自我恢复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党内生活，这是我们的传统。
第三个经验就是我们党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讲“干部带头，官民平等”。我记得张学良当年拿国民党和共产党比较，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为什么呢？他说共产党有三个长项是国民党没有的。一，共产党有信仰，国民党没有；二，共产党有基层组织，国民党没有；三，共产党讲“官兵平等”，国民党不讲。共产党讲“官兵平等，干部带头”，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党史的同志给一波老干部讲党历史上怎么有战斗力，怎么能战斗，我们的军队怎么勇敢，讲了很多的理由。其中有一个老干部讲，他说其实你讲的那些，归结起来很简单，我是参加过那个时候的战斗的，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比国民党打得好呢？就是因为每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而国民党在最危险的时候，当官的总是拿着枪在后边压阵，所以他打不过我们，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今天在党的作风建设，在各方面，恐怕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关系。
第四个经验就是反腐败。其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有过反腐败的斗争，早在苏区的时候，党内就专门制定了关于反贪污方面的惩治条例。在延安像黄克功案、肖玉壁案，都是非常典型的。黄克功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肖玉壁，据说身上受过80多处伤，有人称他为”体无完肤的老干部”，但是犯了法该怎么处理就得怎么处理。解放以后，刘青山案、张子善案，
篇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坚定决心、基本要求，是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的丰富发展，为从严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开宗明义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告诫全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正气上不来、邪气压不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那么我们党迟早会出大问题。
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谋划。
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他要求，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教育在从严治党中的作用。2015年1月，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从严治党，首先是从严教育、从严管理。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筑牢思想上拒腐防变的堤坝。”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从严管理干部，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基于三年多管党治党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明确提出了管党治党的新要求。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2015年1月，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要严明纪律，纪律不能成为‘稻草人’，不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
在2015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纪律和规矩统一起来，他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
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并要求“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5年1月，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与他之前反复强调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一脉相承。
关于严格执行纪律，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较多的问题。他反复强调：“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对腐败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保持清醒。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等场合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
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松。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
子有藏身之地。”他多次强调，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总书记作过多次论述，反复强调“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巡视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
2014年1月和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两次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时，都明确要求发挥巡视的震慑遏制作用，对发现的问题都要处置，件件都要有着落。他指出，“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巡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的专题报告》。会议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了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在党中央有力领导下，巡视工作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着力发现腐败、纪律、作风和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做到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明确指出了巡视工作重点。他指出：“修订条例坚决贯彻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深化‘四个着力’，推动依法依规开展巡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他明确要求，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
以上率下，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怎么抓？就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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