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历史周期率问题
历史周期率问题
历史周期率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并于7月4日下午，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长谈之后，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历史周期率”被黄炎培创造出来了。虽然它主要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是直接对未来历史发展的预测，但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未来历史的深邃忧虑，不仅令毛泽东深长思之，也令今人喟然叹服。特别是20世纪末年所发生的苏东巨变，更使“历史周期率”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在它的鞭策之下，我们仍然不断自警自省。当然，那就是毛泽东独特、睿智、深刻而又机敏的解。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此高论，黄炎培当即表示赞同：“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引自《光明日报》1993年1月20日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一文）
篇二：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率
郑永年：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郑永年
2014年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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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最近，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出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来，人们对中共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共和前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共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共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共和苏共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共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共是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共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共的参照意义远较苏共对中共的参照意义。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的讨论，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在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它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王朝衰落有共通特点
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首先，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坏。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过程中，有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至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如果用现在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等。这个群体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对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
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消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
篇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时候，我们重温“延安窑洞对”，回顾历史和建国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只有全面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制度，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完成毛泽东与黄炎培跳出史兴亡周期率的怪圈的良好政治愿望。背景资料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谈话是在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把黄炎培当做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而没把他看作尊贵无比的领导人。他们的交谈是两位好友间的私人谈话。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因读者不易找到这次对话全文，故本文援引时照录原文，不加删节）。
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摘自baike.baidu.com/view/69061.htm - 16k ）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但黄炎培先生的造成兴亡的原因，今天看来不尽全面。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研究这个规律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兴亡周期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
一、兴——开国的兴盛
1、上层统治集团人才荟萃。
一个国家的建国初期，掌管国家事务的统治集团大多是人才荟萃。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都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推翻原来的统治集团，并战胜各政治势力后登上统治舞台的。他们大都是集雄才伟略、坚韧的毅力于一身的人物。他们不仅要统率军队对外战胜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内还要团结同阵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力量，而且更要在同一阵营中显露出超人的长处。他们中有的人原来地位低下，或由于作战勇敢，或机智超群，或在某一次或多次的决策中提出的方法、策略被采纳，因效果显著而逐渐走上统治集团的上层。所以，战争年代人尽其才的程度要比和平年代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哪一个政治集团人尽其才，就会在历史的大动荡中走向统治舞台。秦末刘邦比项羽的军事力量要小得多，就因为刘邦善于用人，能人尽其才，所以他就统一了天下。建国初期国家太穷,相当于原始共产主义，没有过去时多的剩余产品供官员贪占，加之，官员大都是贫苦出身，即使是出身上层的也都在多年的战乱中度过，刚过上安稳的生活，生活要求较低，有吃有喝有住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农业立国，百废待兴，产生贪污腐败的条件相当薄弱，而且上层官僚还基本上把持在在夺取政权时的贤能之士手中，政治比较清明，官员之间还还没有形成关系网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官员的提拔晋升大都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程度。
2、大动荡后的人心思治。
一个新生的国家多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在旧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如秦末大泽乡农民起义（公元前209）至汉朝（2002年）建立，前后经过七年战乱。而且在大泽乡起义前几年人民就已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暴秦统治下了。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不仅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就是上层社会人物也不例外。由于新生政权的建立，人们的战争创伤犹痛，都十分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和平生活，都一心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因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同时对旧政权覆灭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因而多采取一些改善生存条件，解决温饱的政策措施来发展生产。例如刘邦建立汉朝后就采取了“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发展生产的措施，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稳定，虽然采用了人民公社这个超历史阶段的生产形式，但是在水深火热中被刚刚解放出来的人民战争创伤犹痛，出于对战争的憎恶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及对共产党朴素的感恩心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当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因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人民公社因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3、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
一些新建立的国家，尤其是经过大的战争等激烈社会动荡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多数人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人们的生存条件较好。尤其是农民起义，这些农民多是生活条件受到严重破坏而揭竿而起的，他们的起义就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而古时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陈胜、吴广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率戍卒起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唐末曾出现“天街踏尽公卿骨，甲户朱门无一半”的惨酷社会景象。在争夺政权的战争中，消灭了许多土地的占有者，从而使人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等生产资料转移到农民手中。在新国家中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奴役比以前减轻，
生活也较稳定。由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人们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条件，所以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人民的负担轻。
建国初期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多出身下层社会。他们知民之疾苦，憎恶奢侈、腐朽的生活。即使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皇帝也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都对旧王朝的覆灭记忆犹新，故而十分珍惜用鲜血换来的新生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生活。建国初期又百废待兴，统治者阶级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同时这个时期大都政治清明，他们十分注重人民的休养生息，他们又大都推行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所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出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朝盛世。汉、唐、清在二、三代帝王时期都出现过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景象。
二、亡——国势的衰落
1、政治腐败。
随着国家建立时间的延长，人口、生产力也在增加和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稳定，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问题。因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国家的管理机构也在相应在扩大，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的问题。有的统治者为了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扩大统治势力而大力发展官僚队伍，从而使其扩大膨胀。宋代周而来诸国，为扩大支持面，对后周和各国官员加以任用。如柴世宗的后代世为宦官，以至基本上与宋王朝相始终；因父祖位高恩阴而当官的很多，皇室在襁褓中即可当官。宋朝后期机构臃肿，官员多办事效率低，出现“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则五倍于旧”的情况。对官员的任用不是看政绩的好坏，而是凭关系。如元武宗常常将官职作为礼物赠送给人。仅1307年他不经中书省就直接赠予官职的就达880多人。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统治者们又积极扩充军队，如唐代宪宗元和时有军队83万，比天宝时增加了1/3。这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们只得强行转嫁给农民，日益增加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大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如元朝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科税竟增加了五十倍。随着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上升并激化。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人才使用再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突出与重要了，在官员的任用上任人唯亲，用人大权往往被朝中的重臣把持。如唐代的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被尊为九千岁，他的走狗从中央到地方网络密布。他不仅以自己的好恶而任用官员，而且还大力排除异己，1662年作东林点将录，按录捕杀东林党人。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的问题。
2、统治阶级生活腐败。
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统治者们将创业之苦记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日趋腐败，并且与下层劳动人民完全隔离，看不到民之疾苦，一味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那些“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问题。如晋武帝有姬妾近万人，而且官僚之间攀比之风大盛。晋外戚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用白腊当柴；王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石崇作锦布步障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涂屋，石崇用香椒泥涂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少数官僚中引起忧惧。傅咸曾对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地广人稀患不足，由于奢也”。当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后，一些皇帝讲究排场和享受大建宫殿。隋炀帝建显仁宫，清乾隆、嘉庆年时竭尽东南千百万人民的财富建圆明园，增建长春、万寿诸园，又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在皇帝的带动下封建官僚也大兴士木，兴建亭台楼阁。统治集团的腐化惰落加剧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复杂与激化，统治阶级也就由盛转衰，实际上他们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3、土地等生产资料高度集中。
统治阶级的奢侈豪华生活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就利用权势，大量搜刮民财，吞并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供他们享用挥霍。唐高宗、武则天时大批的地主就涌现出来。唐玄宗时贵族官僚更醉心于兼并土地。如官僚李橙、李彭皆有地癖，官僚卢从愿被皇帝称为多田翁。明末地主对土地的掠夺更加贪婪，皇庄、王庄、勋戚庄田日益增多。他们“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万历时潞王有赐田四万倾。四川平原的土地十分之七为王府庄田，十分之二为军屯土地，仅十分之一为农民所有。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又要承受官僚地主阶级的欺榨和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存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一旦达到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境地时，只得揭竿而起了，这时的统治王朝就岌岌机危了。
三、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普遍性、特殊性及社会矛盾的可调性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象黄炎培指出的那样：“他不但存在于一个国家，还存在于一个单位，一个集体一个企业之中，”所以探索历史兴亡周期率就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了。小到一个单位，如一个新领导一上任，一个班子刚组建，大都聚精会神，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当工作几年后，人们的工作积极就会降低。所以干部都实行任期制和轮岗制。一般的领导任期都在4—5年之间，多了，有很多事就不好办了。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定时期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符合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动规律。这种周期受社会矛盾的种类、条件、性质的制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周期率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普遍性。这种周期率因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其具体表现也不一样，甚至差别较大。例如不论那个朝代都存在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庞大、政治腐败，生活腐朽、土地生活资料集中和劳动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突出社会矛盾。如秦末主要是徭役过重，汉末失于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隋失于地主阶级骄奢淫逸和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失于藩镇割据，元则主要表现在民族矛盾上。综上所述，历史兴亡周期率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因这种周期率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形成的，因此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加以调整。如宋初赵匡胤感到唐末以来有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弊端。他就采用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集政权、财权、兵权于皇帝一身，从而消除了产生藩镇割据的弊端。
四、现代历史周期率的特点
历史兴亡周期率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是第二、第三世界都同样受这个规律所支配。例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实际就是受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我国建国以来，出现了一些周期率的现象。如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干部腐败、受贿、卖官和玩忽职守等问题、其中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都是历史兴亡周期率在当代社会中的反映。不过我们经过经历史兴亡周期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周期率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一是这种兴亡周期率再不是以政权更替的形式来完成，多是国家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对社会矛盾进行了调整，如果调整的得当，再进入新的“兴”旺期。按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是腐朽垂死阶段观点，帝国主义早就应当灭亡了。但事实上，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而且通过国家权力，在对社会矛盾进行积极调整过程中日趋发达。再如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其原因就是少数百万、亿万富翁手里积聚着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存进银行，因为经济萧条，利率又高无人贷款，而银行又不愿将钱贷给效益低的人。大量货币停在银行转不动。另一方面老百姓失业没饭吃，美国当时的社会是一片混乱。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经济学家凯恩思的促进消费理论的建议，由政府去向银行贷款办工程，用这些工程去雇失业者，工程一上马，原料工业也启动起来。由于国家这一有效的调整，从而使美国的经济走向了复苏。二是社会越发达，国家的对社会矛盾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与能力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们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趋于准确、真实、及时，当社会发展中出现
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时候，信息就会反馈给国家的有关部门，国家就会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及时地加以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和关系，以确保社会生产正常稳定地发展。如近些年我国长江、黄河流域多次发生水灾。如果在古代就会发生大的饥荒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因时代发展，技术先进，各类信息传输快，灾情可以及时上报给国家有关部门和反馈给全社会，国家及社会团体可以及时组织救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甚至可获得国际上的各类救援。因信息传输快，加之现代社会物质积累丰富，抵御种类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这就避免了很多古代发生的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动荡。因现代社会的国家军队、警察等到国家机器强大，武器先进，加之交通发达，公路铁路交织成网，交通工具先进快速，信息畅通，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点如发生影响国家稳定的暴力事件，国家只要动用微不足道的军队警察就可平息，这也就是古代统治者所望今兴叹和历史兴亡周期率再也不表现为政权更替的原因了。
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之间在发展经济时可比照、借鉴的机会和可能大得多，这样一来，国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加容易了。我国近些年所采取的修建西藏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措施，就是借鉴和学习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作法，同样也取得了振兴经济的效果。再如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达受到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步伐迟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实际上上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整。通过调整，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人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落后问题比较突出，国家推行了免除农业税和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农村和农民问题得到了快速有效的解决。
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的首次提出，而且是在向没有获取全国政权时期的党的领袖提出的，这对于毛泽东领导取得、巩固全国政权具有提示和警醒等作用。而毛泽东的找到新路——民主。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在领导取得政权巩和固政权的过程中确实也相当注意的。当政权稳固之后，因个人功业欲的膨胀，自已说到的没有完全做到，也就是在民主治国的程度上大打折扣，出现个人崇拜，党内生活、社会政治生活民主程度降低，以至发生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做法，最后也没有完全跳出兴亡周期率。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
【 正 文】
周期、周期率，这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是否也有“周期”、也有“周期率”？长期以来，东西方无数智者和哲人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可以抗拒，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就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共同课题
关于“历史周期率”，此事此言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民主人士、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之职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到延安考察访问时，对毛泽东阐述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诤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历史周期率”的由来。也许是说者无意，然而毕竟是听者有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始终萦绕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怎样跨越和超越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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