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刑事再审申请书
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李庄 男
再审代理人：迟夙生 女 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李亚童 男户 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
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 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半年多来，除向有关国家机关不间断控告、申诉之外，并于2011年12月12日正式向最高院递交了再审申请。按最高院要求“应经当地高院处理后，再来最高院”的司法惯例，申请人今日正式向重庆两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或许这是一场艰难而又漫长的申诉，或许还会给当事
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庄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 一季一审
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庄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庄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庄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庄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全国人大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四，既然是“妨害作证”，那么依据刑法学理论，此处的“作证”，必然是证人作证，龚作为第一被告人，他的言词仅仅是被告人供述或辩解，控方为何强行把他华丽转身变成了证人？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这些司法黑幕，只有在再审程序中，八名证人（一名已亡，尚剩七名）才能和盘托出事实真相，是不能出庭，还是不愿出庭，还是不被允许出庭？
马晓军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庄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庄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
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另外，工商档案确实显示“保利夜总会”法定代表人是唐筱，不是龚刚模，这怎能像控方所说是“申请人编造”？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篇二：刑事再审申请书(申诉成功)
刑事再审申请书(申诉成功)
刑事再审申请书(申诉成功)
申请人：xx，男，1969年6月19日出生，xx省满城县人，汉族，原系xx市xx区xx乡乡长。xx年5月17日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xx年，被x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5年刑满释放，现居住于xx市xx区政府宿舍。联系电话：
申请人因不服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保刑终字第xx号刑事判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依法撤销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保刑终字第xx号刑事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两级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明显错误
申请人担任xx市xx区xx乡乡长期间，于xx年x月x日给本乡xx村发放占地补偿款时，截留了其中xx元，以申请人个人名义存入东风路邮政储蓄所。截留的xx元是征地部门给付的超出土地标准部分补偿款，目的是用于本乡学校校舍的修缮，该行为是经过xx乡党委书记赵同良、担任乡长的申请人以及乡里其他领导干部共同研究确定的。以申请人名义存入储蓄所，原因之一是该款是账外资金，以个人名义存储，花销方便，二是因为申请人是乡长。
xx区人民法院以及负责二审的xx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构成贪污。申请人认为这一认定存在错误。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将数额较大的公款据为己有的行为。申请人既无将公款据为己有的主观目的，也没有公款据为己有的客观行为，因此不能认定上述事实为贪污。具体理由是：
第一：虽然截留的xx元公款以申请人名义存储，但是，存款是担任土地所会计的xx办理的，存折也是他负责保管。申请人个人无法支取使用该公款；
第二：存折上的公款除了支取xx元用于包工头xx修路外，还有部分用于乡政府干部的其他公务开支。申请人从来没有从该存折支取任何款项用于个人开支；
第三：该存款是乡里主要领导和会计等人都了解的公开事情，申请人怎么可能据为己有？
xx年19月申请人为了帮助堂妹xx完成银行揽储任务，将xx元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入了农行裕华路办事处xx储蓄所，同年12月26日为帮助他人完成揽储任务，又将该xxx元转存到xx县xx信用社。两级法院认定申请人该行为构成了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行为。申请人为了帮助他人完成揽储任务，将土地所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入金融机构，但是，存折同样是由土地所会计xx掌管，该存款凭折支取，申请人没有挪用公款归为个人使用,也没有进行非法活动，更未进行盈利活动，甚至存款的利息都是归土地所所有。事实上，土地所的公款只是换了一个存放方式而已，银行储蓄是可以随时支取的，所以不会影响到公款的使用。
二、本案关键证据没有出示质证
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提取了作为证据的几份存折，办案人员把与案件无关的申请人个人存折还给了本人，把作为贪污和挪用公款的存折作为证据予以扣押。存折的户头、存款数额、交易记录是本案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该存折是从会计xx手中提取，其中的支取项目有乡政府的会计账目可以证实是用于公务，没有归个人使用，存折的提出来源和支取项目足以证明申请人没有贪污和挪用公款。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没有出示这些重要证据。
三、本案证据存在矛盾
本案证人赵同良，时任xx乡党委书记，他在一审庭审前曾亲自书写证词，证明申请人没有贪污行为。判决认定了申请人曾经从截留款存折中支取xx元付给包工头xx，这一事实证明申请人个人名下的存款是用于公务目的，如果是申请人将截流款据为己有，怎么会作为公款支出？再有，如果是申请人将截流款据为己有，怎么会由单位会计掌管存折？
四、本案有新证据证明原判据有错误
xx年元月10日，当年担任xx乡土地所会计的xx为申请人出具了书面证言，证明申请人担任乡长期间，将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储，申请人个人没有掌管存折，个人没有支取使用过存折上的款项。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二审法院未依法审查、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为此，特申请上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立案再审，撤销二审判决，宣告申请人无罪。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附：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保刑终字第xx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xx书面证明1份。
篇三：刑事再审申请书
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陈德权，男，汉族，1944年10月18日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原系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现住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家属楼5栋1单元401室，身份证号码：430503194410180011，联系电话：18573924727。 申请人不服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日作出的（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现依刑诉法242条之规定，向省高法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 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
2、 对结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驳回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属证据不确定、不充分。
申请人受命办理公诉岳齐兵杀人案时依法调取两份材料，一份是公安机关抓捕岳齐兵的经过，由公安承办人书写，另一份是申请人依法向证人鲁赛芳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申请人本这客观公正的立场，没有对证人作任何的诱导和暗示，无论是对岳齐兵有利或不利的陈述，申请人都实事求是的记录，调查取证后，按照法律程序将调查笔录给证人阅读，并经其签字认可，当时调查取证的地点在邵阳市检察院公诉科办公室，并有同科室的同事李辉在场，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点，是鲁赛芳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岳齐兵躲逃后的躲藏地点，公安人员根据鲁赛芳提供岳齐兵躲藏的具体地点，将其抓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可能判处
极刑的案子，作为公诉人有责任把案子的具体情况调查核实清楚，这是法律赋予申诉人的义务，最后这些证据是否被采信被认定是属于审判机关的事。
2、证人鲁赛芳给岳齐兵打电话的证言，是不确实，不充分，不能采信的。其理由是鲁赛芳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查证，电话内容无法查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一孤证，且存在矛盾，二、岳齐兵多次交代没有提起鲁赛芳给他打国电话，鲁赛芳的证言不能视为“自动投案情形”、因此申请人在岳案的审查报告、起诉书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亲友协助下，公安人员将岳抓捕，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见审查报告、起诉书、法庭笔录）。故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实属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没有适当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致使没有投案自首情形的被告人岳齐兵得到从轻处罚。实属认定事实有错误。
1、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对岳齐兵案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伤害罪，引用《刑法》第232条，第263条，第234条，岳被公安人员抓获，不构成投案自首，请法庭依法惩处。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却认定岳齐兵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引用《刑法》第234条，第263条有投案自首情节，判处岳齐兵无期徒刑，是法庭审判人员改变了起诉书的定性和事实情节。（见起诉书、判决书）。2、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着申诉人做为公诉人的答辩意见是：“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后果看，应定故意杀人，关于岳齐兵是否投案自首问题，从其未婚妻的谈话笔录看中能说是在其亲友协助下，将其抓获，而投案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所以申请人意见只能客观、公正的认定为在亲友的协助下，公安将岳齐兵抓获，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并且始终坚持岳齐兵杀人、
抢劫、伤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庭依法严惩。”这份庭审笔录，客观、公正地反映了申请人作为公诉人在岳齐兵一案中所代表的立场。（见庭审笔录）
3、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齐兵一按的再审和省高法的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情节，通用的法律和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情节和通用的法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属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徇私枉法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儿故意包庇，使他不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判的行为，而申请人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依法对岳齐兵进行了追诉而法院也对岳齐兵做出了有罪判决，故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徇私和枉法罪的构成要件，而“驳回申请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原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对申请人提出原判决认定“制造假材料和认定投案自首”是否错误，没有作出明确的表示。据以认定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故不应追究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请求贵院对“驳回申诉通知书”予以审查，撤销原判，对本案再审，改判申请人无罪、
此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德权
2015年6月18日
附：起诉岳齐兵一案材料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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