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古时的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祠堂是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族人的后辈应传承与保护，让古老的民间文化发扬光大。
一、有关祠堂历史的演变由来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追溯历史的沿革，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农村的老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我们安徽省的皖南山区――古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及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少数地区，由于过去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大部分祠堂才得以保存，令人欣慰。
二、目前，县内留存祠堂的文化及其状况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宗族姓氏都有自已家氏的祠堂，只不过大姓有权人家的祠堂建得豪华气派；而小姓人少建造的祠堂则简单。肥东地处江淮分水岭，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现两位风云大人物，宋代包拯，清代李鸿章。文革之前，在肥东境内完好祠堂据不全统计也有几十座，如石塘地区有黄氏祠堂、大李集祠堂、小李集祠堂、周冲祠堂、茆油坊祠堂，当地留传着一句顺口溜：“周冲祠堂一枝花，马士龙祠堂赛过它，大李集祠堂破猪圈，茆油坊祠堂开饭店”。相比之下马士龙祠堂设计风格独特，胜过其他的祠堂。而这些原有的祠堂因历史上数次动荡和岁月侵袭，或在“文革”后被拆除重建学校或建粮站等，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而马氏的马士龙宗祠保存较为完整。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为感念祖上恩德，乾隆甲戌年（1754年），马氏十三世孙郡庠生马嘉谋决定修建该享堂，“共费两千余金”，13年后也就是乾隆丁亥年（1767年）才修成。据马氏家谱记载，1800年、1910年、和1932年享堂曾三次大修。马氏宗祠虽历经2４0年余年风风雨雨，却依旧雕梁画栋，气韵犹存。
祠堂是三进五开间，占地约有500多平方米，白墙青瓦，流檐翘角，既有徽派风格建筑又有江淮地区建筑特点。木质正门上，享堂初建时所制的“马氏享堂”题匾高高悬挂，雕刻着龙、虎、麒麟等吉祥物的石灰岩石鼓分立在门的两侧。整个建筑为木质结构，精美的木雕栩栩如生。一色青砖砌成的山墙气势恢弘，30余米长，近6米高，看不见一丝岁月侵袭的痕迹，墙钉颗颗可见，东山墙的侧门上方石刻“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流畅醒目。建造该享堂的古人有消防意识，在享堂空旷的广场的右前方有一水塘，南约100米处还有一口约建于1480年左右的古井，井口为花岗岩加工而成，古井的绳索拉痕竟深1厘米。享堂西侧还曾建有武圣庙、迎水庵，可惜都先后毁于历史上的多次动乱战火。
解放后祭祀祖宗被当作一种“封建事物”废除了，旧时的宗祠成了教书育人的学校，继续为家氏子孙造福，培育了一代代族氏后人。据近年来续修谱资料统计：从马氏祠堂出来的大学生有１２０多人，研究生、博士生３0人，高级工程师16人。正因如此，在那场的文化大革命中，祠堂正因为被一所小学所占用才逃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成为省城难得的一座保存原汁原昧的古迹。马氏祠堂，有几块叱咤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位名人题写牌匾。马家在近代大革命时期曾经出了一位毕业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的直鲁军中将参谋长马敦源，他与段祺
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交往甚厚，所以享堂里曾经悬挂由他们题写的牌匾，但由于历史动荡，牌匾现已不知去向。后经村里几位老人回忆，他们无意中看到小学教室里的那几块黑板，突然记起这好像就是那几块题匾。由于学校把题匾的反面油漆作为黑板挂在教室中，由此才逃过文革那场破扫“四旧”的浩劫，八块题匾中有四块保存下来。它们分别是1767年所置“马氏享堂”、裔孙马敦源所题的“功高望重”、曹锟所题的“泽流云福”和段祺瑞所题的“本支百世”；而张宗昌、吴佩孚、当时曾任过安徽省省长的王揖唐和当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夏寿田所题匾已难寻踪迹。保存下来的题匾上至今仍可见到字体上的镀金。
在随后不久，经过村民们的寻找，又发现被学校老师当垫脚用的石碑《祠堂碑记》和《祭田碑记》，其中一块因碑面朝下，字迹竟完好清晰，另一块因长期垫脚已成了无字碑文。随后又有新的发现，惊喜接连不断，文革中被藏在稻草堆中才免于一劫，有着2４0年多年历史。可以反映清朝年间祭祀风俗的古物—“神主”牌位，被村民拿了出来；1880年、1916年、1948年三个版本的原版家普出现了。村民们还取出自己并不知道真正收藏价值的新四军的烈士证书、由蒋介石颁发的国民党少校军医的退役证和十九世纪由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可以反映当时清朝民间田亩制度的《大公祠田种册》的原件。这些发现惊动了县、市、省文物管理部门，他们特意派专业人士到村里拍摄照片归档。2008年，马氏马士龙祠堂（享堂）被肥东县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西山驿昂集，小小山村走出父子进士，宗祠大门八字门左右各立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石鼓，门前的石碑上写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子进士宗祠”。在这座小山村，经历２００多年风雨的昂氏宗祠记录了这个家族的传奇和荣光。昂集祠堂是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所建，共三进四厢，面积达５００平方米。据资料介绍，祠堂后堂曾有御赐匾额，题为“承先启后”；中堂上有翰林院赠匾题为“亦叶蒙庥”；前堂上还有庐州府赠匾，题为“父子进士”。但“承先启后” “亦叶蒙庥”等匾额在文革中被毁。
据查有关资料，肥东的“父子进士”有史可查的有三对，一般人都熟知其中的包令仪与包拯、李文安与李鸿章，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小小山村祠堂里也出了一对父子进士，他们就是这座祠堂的主人――昂绍善、昂天曾父子。
关于昂绍善父子能够成为进士，当地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泉山作为凤凰山，所以山脚下要出贵人，还有人说那是祖上积德。在昂氏的先祖中，有一位老太太邀请土地神来家吃饭，
这位土地神很是感动，于是土地神承诺，只要老人的后人做到“黄鳝打鼓鱼上树，羊毛落地野鸡飞”这些高难度的事情，就能让他们家族出贵人。而老太太的后人也着实有才，集体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有一次发生在集市的纠纷中，一个赶集的人劝架时，把买来的黄鳝砸在了说书人的的鼓上，成就“黄鳝打鼓”；拉架的时候，有人把用茅草串起的的一串鱼挂上树梢上，这样“鱼上树”也就做到了；而“羊毛落地野鸡飞”则是穿着羊皮衣的人，把皮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正好扔到了野鸡窝边，野鸡被吓得全飞走了。这样土地神的要求全都做到了，昂家就出了昂绍善父子进士。这个民间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这一连串难度极高的小概率事作的发生也似乎说明，古时考公务员，比现在还难，脑筋急转弯这一关很难通过。
事实上，昂氏父子飞黄腾达的原因，既和他们的聪明勤奋有关，也和当时的时势分不开。昂绍善家庭贫困，自幼丧父，但聪颖过人，好读诗书。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朝廷颁文选贡，庐州府学选拨最好的贡生昂绍善到朝廷。但昂绍善能够官居内阁中书，这在清初满族官员当政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初出现了“人才荒”。
顺治八年，顺治帝清除多尔衮同党，自己掌权，朝廷亟需“新鲜血液”补充，而昂绍善从庐州府学入朝，与上层旧派无瓜葛，按现在说法就是“背景简单”没有后台，所以他被特别恩准的皇帝身边，顺治十八年昂绍善在宫内教皇家子弟，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考中进士。而其儿子昂天曾在父亲教导下也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中了进士。
三、祠堂保护采取的几点措施
如今，马氏宗祠、昂氏宗祠分别有多处开始出现残破的痕迹，无人正常看管（因为没有经费发工资），这就迫切需要文物部门牵头调查、论证，或出资进行一次大的修缮，还祠堂本来的真正面目，使祠堂长久的保存下去。老祠堂虽然“贵”为文物，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拿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拨出一定的保护经费修缮费，只是让保护工作停留于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是无济于事的。当前，分布农村的老祠堂反映了这个地区乡村文化和古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些始建于明清的祠堂更是宝贵中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一些乡镇、街道、姓氏家族有组织的开始重修祠堂，过去的老祠堂的风格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甚至被破坏，应引起有关文物部门重视。人们呼吁，重修老祠堂时应注重保护它原有的风格，修
旧如旧，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一件都不能少，这是它的历史价值体现，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为后人一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责任。
１、建立古祠堂长效保护与管理机制。上级文物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每年对现存的祠堂进行一次调查摸底，要建立和完善各种保护管理制度，祠堂中各种物品要逐件登记造册，做到有图片和文字记载，有编号，有专人保管，方便人们的查阅。
２、建立看管与居住配套制度。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古祠堂、或是那些古民居、古屋类的建筑最怕的就是无人居住，因为长期不住人，不透光线，屋内潮湿，对屋内和设施有较大的朽蚀作用。没人住的房子会因缺乏人的照看而缩短寿命，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反因有人居住而被悉心照看和护理而延长寿命。因此，有专人看管和长期居住祠堂内，对老祠堂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３、改建、维修祠堂必须维持其原风格。要使历史珍贵文物不遭受到肆意破坏，族亲们的关注最为有效，可在道路要道口或祠堂周围要建立永久性宣传牌，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意义，让全社会关注爱护祠堂文物，文物部门要在保护历史文物原貌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化的维修建议，各级政府也要出面协调，落实相关资金来源，采取多方筹集的办法：一是主管文物部门拨一点，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一点，三是祠堂姓氏的族亲老板们赞助一点，保证祠堂看管和维修有充足的资金。
４、加强与旅游部门合作，开拓旅游景点。对古祠堂文物要面向游客开放，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收取部分费用，作为祠堂的维修资金，又可让更多的人的了解祠堂丰富的文化底蕴，凭吊古迹，日月生辉，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注：庠（xiáng）庠序，古代乡学的名称。
庥（xiǖ）庇荫，保护。
篇二：沧海桑田古祠堂
在赣西的三板桥农村，矗立着五十余座古老祠堂。墙上长着许多小草和斑驳青苔，显得古朴厚重而又雄伟壮观。千百年来，作为乡村保存最多的古建筑群，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村舍之间，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无限的追思遐想，带领你穿越千年，去感受时光深处的沧桑巨变。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出现了祭祀行为，有了祭祀场所。东北东山嘴、牛河梁两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祭祀建筑遗址和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祭坛遗址的相继发现，表明原始社会已开始了庙祭。夏代祭祀的宗庙已有一定规模。商代已有初步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其左祖右社、前庙后寝的布局，强调直系父子相承、重近亲的设置原则，宗庙以及祭品的不同规格，告庙、宗庙占卜、同姓贵族共祭及对久远的亲属采取逐渐淘汰的办法等，都影响了后时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周代宗庙礼制完善，建制规定是：“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就于寝。”《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诗经?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楚茨》的歌词为我们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周人宗庙祭祖情景，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宗庙祭祖成为国家头等大事和日常生活重要内容，标志着祠堂的诞生，对后代宗族家庙、祠堂制度产生极为深远影响。汉代祠堂称呼已很普遍，但这时的祠堂一般建在墓旁，即所谓墓祠。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后汉书?马援》：“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式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受朝廷建祠影响，民间墓祠也发展起来，《盐铁论?散不足》描述：“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三国开始，战乱不断，民生凋弊，兴起了薄葬之风。到晋朝，禁止建造坟墓祠堂。名士皇甫谧自为葬送之制《笃终》告诫家人：“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琀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皇甫谧连墓祭都不要，墓祠自然不会设置了。唐代祭祀的场所发展成为家庙，且立法对庙制作了规定。《新唐书?礼乐志》载：“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塘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立家庙之前，官员要上章，皇帝准后，告知礼司，令其依式修建。家庙建筑很具规模，维持并非易事，举行一次家庙祭仪，动用人力物力，需一笔不小开支。史载：“宰辅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人，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宋朝，随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带有宋朝时代特色的宗族体系开始成形。宋仁宗后，形成了官僚宗族为主体的新型宗族群体，他们强烈要求朝廷制定新的庙制，以加强、巩固新的宗族制度。中庆历元年，揭开了家庙建设之序幕。皇祐二年，提出了初步文本方案。大观四年因修订《五礼新仪》，制定了大观四年文本。朱熹《家礼》载：“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朱熹撰写《家礼》，全面论述了祠堂建制、重要性等问题，成为中国祠堂的基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田南刘氏族谱》载：“宋南渡，田南刘氏始祖儒官庆甫自吉水徙田南。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祭，荐新必祭，立春冬至忌日必祭。祭时须仁孝诚敬，以致如在之情。祭品祭器各自量力，祭仪当依朱子《家礼》。”镇背村周姓，南宋年间家族兴旺，曾分三房，一百余户，建有爱莲堂，一进三栋，规模不小，毁于清初，遗迹犹在。族人修建宗族祠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报恩，即把出仕、宗族兴
旺堪称是祖先荫庇所致，为报祖德而建祠堂祭祖。二是合族，祭祖虽然是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也是用血缘纽带连结族人，加强凝聚力。明代的宗族祠堂数量猛增，遍布城乡各地，内涵丰富，建筑豪华，管理规范，功能齐全。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说，当地“故有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吉水人罗洪先《如在堂记》载：“永新刘文序尝出赀建田南祖祠寝室，名之曰: 如在堂。恐后人之慢也。则因刘生行甫求余文记其役，且请广如在之义。” 据《三板桥乡志》统计，明代全乡建造了六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村的南周公祠, 荷花形的世德堂，湖边村的孝思堂，桥头的李氏家庙，神泉村的咸正堂和刘家屋的世德堂。有明一代，宗族祠堂取得突破性进展，归功于礼部尚书贵溪人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议”载：“臣按宋儒程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庶人立影堂，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水木本源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皇上扩推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加程子所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子臣无褅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诚，溯源徂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祖之宜，其于化民成俗未必于小补云。臣愚不胜惓惓。”冬至是在祠堂祭祀祖先的重要时节。他们为祖先送上丰盛祭祀品，整肃衣冠，如有族人缺席，或是其行为不合礼仪，则会遭到处罚。祭祀后，宗族举行会餐，分发祭祀过的胙肉，让在世子孙感受祖先的恩泽。冬祭之日，也是族内新丁上谱之时。冬至这一时节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子孙们向祖先贡献祭品，族内新生人丁加入族谱。人们在祭祀远祖之际，仍不忘承担宗族延续的后代子孙。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宗族历史，并对宗族延续充满期待。大清一代，清王朝于清初顺治九年颁行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康熙九年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再将其扩展为十六篇“训言”， 世称《圣谕广训》，清朝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由此而逐渐完善，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传导系统，使之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广训》对“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和举行家族祭仪等都给予肯定和提倡。从雍正四年开始江西还切实了族正制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陈宏谋在江西大力推动族正制度，给予族正一定的对族人的审判权，认可家族祠堂具有实行家法权力：“如有乖戾之徒不知率教者，小则处以家法，重则鸣官究惩”；“轻则会同族房长，将本人传至祠堂，令其长跪神位之前，剖别是非，直言指饬，如果认祸悔罪，许其具结自新，如怙恶不悛、暴戾不遵及所犯情罪重大，即报官惩究”。 族正制度促进了家族建设并产生深远影响，聚族而居成为居民聚落的基本形式和日常生活内核。清代对祠堂的规定，最为详尽。《大清通礼》载：“家祭于寝堂之北，为龛，亦板别为四室”。宗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场所，与统治者教化为先、孝治天下理念是相吻合。祠堂不断发展，更符合明清统治者意愿。《三板桥乡志》记载，清代三板桥乡建立家族祠堂的规模、数量及祭祀的时间等等，都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村村祠堂林立，牌楼高耸，一派浓重的宗族文化景象。全乡创建了二十余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背屋三公祠、兰家屋王氏宗祠、村溪感谦公祠、金家屋金廷玺公祠、邹家屋是礼堂、湖边长房大本堂、二房爱敬堂、三房致和堂、院背朱氏述伦堂、俞氏宗祠、钟家至德堂、湖塘陈氏养正堂、肖家坊彭氏敦伦堂、敕古塘贺氏正家堂、镇背怀德堂、荷树下谭氏家庙、山口垅江家崇本堂、塘家冲朱家芝信堂、横岭背刘氏世德堂、桥头李氏五子祠、桥头上街刘姓汉章祠、淡竹头陈家德星堂等等。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官员的提倡和推动外，其更重要最基本的动力，来自清康熙以后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人口不断增加、地区开发不断深入的需要和可能。以祠堂为其聚族的外在象征和场所，已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是否“有文化”的标志，而且成为各家族聚集更多族人于此祭祖、议事、欢宴进而达到认同的一个公共空间，也可借以展示和炫耀其实力和人气。创建于清代的宗祠,多数是二进或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门厅”、“过厅”等；第二进称“享堂”，或曰“大堂”、“正堂”、“大厅”、“正厅”等；第三进称“寝室”，或曰“寝”、“室”、“正寝”等。名闻赣西的田南刘氏总祠，座落在田南村长房和义门间，背
屋后。由正门至寝殿，逐步升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总祠全长36.8米，宽17.5米，总建筑面积达644平方米。砖木结构：大门有三，七十二对半柱子，十八级台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典型三进式赣西派祠堂建筑。宗祠建筑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咸丰九年，田南刘氏扩修总祠，时物力艰辛，囊涩财窘，然二十九世嗣孙九品官永辉公卖田买砖，凑钱捌仟文，祠乃告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族祠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政府命令取缔封建性宗族组织，传统宗约族规被废除，祠堂活动受到遏制。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祠堂土地分给农民、有的充作公用、或作为农民协会、或作为小学校舍、或改作集会礼堂等等，宗族也丧失了最后空间依托。在“大跃进”形势下，很多祠堂被拆掉，砖木大多被挪作他用。祠堂中与宗族有关的文化符号，如族谱、祖宗牌位、祭台香案、木楹联等实物，均遭受损毁。宗族原有的各种仪式、生活习俗都无一例外被视作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遭禁止。外显性的宗族制度在乡村地带难以存续，剩下的只是个体性质的祭祀祖先仪式，昔日的祠堂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宗族遗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活动所到之处，与“四旧”有关的祠堂大多成为“专政”的目标。祠堂牌位、堂号、牌匾被砸，祠堂人物雕像被拆。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宗族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活动走入低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克服“左”倾影响，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祠堂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城乡掀起了修祠热潮，宗族概念有所恢复。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了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了保护文物的科学理念，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对遭受破坏的祠堂建筑及时进行维修和保护，各地宗族组织又开始了祠堂重建。政舒则民从以舒，民舒则乐从以嬉。《重建田南刘氏总祠记》载：“祠宇年岁届百，风雨旁射，梁栋朽蠹，四壁岌岌，鸡豚出没,破败不堪,重建迫在眉睫。癸巳春，爰聚各房老成贤达极虑覃思，佥谋复建,公举冬九首事。同族丁口共襄此举，捐献者亦慷慨乐助，使得集腋成裘。乃聘良工，垫堂基，立栋梁。祠经始于癸巳仲夏，越年乙未始告厥成。规制如旧，三门三进两天井，钢筋水泥立框架。十三对柱，梁檩交错。石勒基，硬山顶，枣红脊，瓷宝瓶，琉璃瓦，三叠式马头墙。水磨石面，洁白墙壁，二侧檐廊，三块匾额，八角藻井。扩修广场，新筑坦道。”此时的宗族已不是传统宗族形态的简单再版，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复活，而是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产物，其功能作用与传统的宗族组织已有明显区别。此时的祠堂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的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精神依托和文化传承。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方面信息，是我国历史文物的组成部分。被列为文物的祠堂经修缮后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文化教育作用。祠堂墙壁上家训、族规、家法的牌匾，包含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观念长期延续，代代相传，积淀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2008年，乡政府把湖边村孝思堂粉刷一新，并制作精美对联，贴在祠内大柱上，把我国颁布的十大法律印成大幅，贴在祠堂中栋和下栋，成为全乡“法律进祠堂”的样板，为祠堂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随着人们观念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很多人热衷关注的问题。重建或重修宗族祠堂，往往会召开盛大的典礼仪式，邀请海内外同族人士共同见证自己的祖宗大祠，开展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感受博大精深的祠堂文化，获得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16年正月初八，田南刘氏总祠重建竣工庆典，堂内张挂灯火，锣鼓喧天，宾客云集。村里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村庄路边小车停得密不透风。宴席之上，我举酒向冬九叔祝颂道：“我读先世家谱，文序公侠义，捐资扩修如在堂后，诸孙济济科贡，名显至今，各族称不绝口。您与文序公倶子吉公后裔，总领重建其事，与文序公同其受福啊!”冬九叔向我敬酒，又端着酒杯向前道：“祠堂是祖宗遗物，有开于先。当今社会平静，百姓安宁。老朽乃无用之叟，竭力成祠，已诏于后。而名流传，不亦异乎?”千百年祖宗如在，亿万世子孙同泽。刘氏总祠创建于宋，扩修于明，重修于清，迄今将近千年。虽然当
年的祠堂早已化为尘土，但刘氏后人一直在仿照它原来的样子不断重修重建，可谓年愈久而名愈新。这难道只是因为有了罗洪先状元的《如在堂记》写得好，而横跨古今、称绝百代吗？而整个富庶的赣西，历代大族富家所建高楼大厦、歌台舞榭，不知其数，今皆消失殆尽，默默无闻，唯独刘氏总祠一直为后世所仰慕，虽历尽风雨沧桑，仍然经久不衰地矗立在赣西的大地上。我想，宗族祠堂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应是其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有效迎合了人们“把根留住”的情结和焦虑。一种建筑一旦被赋予了某种思想、某种文化、
某种血脉意义，就等于有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会生生不息、鲜活永续。
篇三：林姓祠堂通用对联
林姓祠堂通用对联
2008-09-19 14:07 来源：中华万家姓 编辑：贺晨曦
〖林姓宗祠门楣题辞〗
梅鹤风标
“梅鹤风标”，典出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林逋（967-1028），字君复，浙江省钱塘（今杭州市）人。他一辈子不肯出来做官，隐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他一生也没有娶妻子，但他又非常喜欢梅花，以梅为妻，加之他非常喜欢白鹤，他养了很多白鹤，以鹤为子，所以有“梅妻鹤子”之称。卒谥和靖先生，后人就叫他“和靖先生”，著有《林和靖诗集》。他写的《山园小梅》一诗十分著名：“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此诗之妙在于脱略花之形迹，着意写意传神，因而用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这种神韵其实就是诗人幽独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写照。此诗一出，后人奉为咏梅的绝唱。其中第三、四两句写梅花写得很入神，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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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九龙衍派；双桂遗风。
上联典指林姓名人、林氏始祖林坚三十四代孙林皋事典。皋为比干子孙，战国时任赵国宰相，权倾一时，德高望重。他有子九人：林仁、林年、林升、林昶、林文、林曜、林岳、林佐、林卫，受家风影响，各有才能，德才兼备，被时人称为“九龙”，林皋则被称为“九龙之父”，他们家族也被称为“九龙门”。加上林皋，父子十人同以德才见称，他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十德（以玉的十种特质，比喻君子的十种美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之门”。为后来林氏堂号“十德堂”之始。下联典指唐代殿中侍御史林藻的事典。林藻，字纬乾，莆田人。少负奇志。与欧阳詹刻意文学，用宏词擢第，郡人举进士自藻始。
九龙世泽；十德家声。
全联典指战国赵·林皋事典（见上第一联上联的联释）。
九龙衍派；双鹤入云。
上联典指战国赵·林皋事典（见上第一联上联的联释）。下联典指北宋杭州钱塘人林大年，英宗时官侍御史。曾蓄养双鹤，放之可入云端，归来仍自回笼中。
梅鹤风标；露鸟孝瑞。
上联典指北宋诗人林逋（967-1028），字君复，后人称为和靖先生。钱塘人。居西湖孤山，终身不仕，未娶妻子，与梅花、仙鹤作
伴，称“梅妻鹤子”。有《林和靖诗集》。下联典指唐代进士、殿中侍御史林藻的事典。
露禽孝瑞；梅鹤高风。
上联典指唐代莆田人林藻，字纬乾，少年时有大志，凭宏词中进士，贞元年间官至殿中侍御史。双亲死后，他在墓旁筑庐守孝，有仙鹤飞来，饮露而去，人们认为是他的孝感所致。下联典指北宋诗人林逋，字君复，钱塘人，隐居西湖孤山，赏梅养鹤，终身不做官，也不婚娶，人称“梅妻鹤子”，死后谥和靖先生。诗作风格谈远，内容大都反映他的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著有《林和靖诗集》。
西河世泽；务本家声。
全联典指春秋·林放，孔子学生，尝问礼之本，孔子以时方遂末，而放独能有志于本，故以“大哉”称之。
金门羽客；和靖高风。
上联典指宋·林灵素，以方术得幸徽宗，赐号“玄妙先生”，又号“金门羽客”。下联典指北宋·林逋，“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
御夷励志；助夫解围。
上联典指清·林则徐禁烟卓有成效，因受诬革职，后谪戍伊犁。下联典指清·沈葆桢守广信，林则徐之女刺指血作书，乞援于玉山镇总兵饶廷选，助夫解围。
求通民情；愿闻已过。
——清·林则徐撰林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林则徐撰自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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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若问梅消息；且待鹤归来。
此联为北宋·林和靖（林逋）祠联。祠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全联典指林逋事典。
九牧家声远；十德世泽长。
——佚名撰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林氏宗祠联
海口镇牛宅村的“林氏宗祠”，属于姓氏祠堂。该祠特别之处在于有两座，按座落地点分为东祠、西祠。东祠为兄，西祠（又叫霞田祠、石狮祠）为弟。东西两祠均建于明万历年间（约1573—1620年），历代均有修葺。1990年经侨居海外的本宗华侨捐资重建，面貌焕然一新。现在东祠长46米，宽19米，占地面积874平方米；西祠长
59米，宽19米，占地面积1121平方米。两祠结构样式大体相同，均面宽五间，进深四间，硬山结构，琉璃瓦面，整个建筑物飞檐画栋精雕细琢、美仑美奂。祠内大柱悬有这副楹联，此联点出此宗属于“九牧林”，其堂号为“十德堂”。祠堂正中立有清内阁大学士董浩、户部尚书曹振镛、兵部右侍郎胡长龄、内阁大学士文宁为林则徐所立的“进士”横匾。民族英雄林则徐之五代孙、原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凌青（原名林墨卿）为宗祠落成题写“九牧之光”，使祠堂增色不少。牛宅林姓家族仁人志士络绎不绝，最有成就的当属本宗二十二代孙林绍良，他不仅是印尼首富，也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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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西河世泽鼎盛；九牧流芳无疆。
——佚名撰广东省南雄县梅岭山珠玑巷林氏宗祠联
南雄珠玑巷位于梅岭山下，是广东仅存的宋代古巷道，被称为“广东第一巷”珠玑巷的得名始于唐代张昌七世同居,朝廷知道后为表彰其孝义特赐珠玑绦环。自梅关开通以来，梅关驿道就成为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唯一一条大道，也是北上商贸交易和南迁移民的重要交通路线，珠玑巷便成了这条驿道上的一个重要墟镇。前人杨廷桂在《南还日记》中描写：“途中行旅如蚁，挤拥甚于观剧。大量来自中原各地移民及商人进入岭南珠玑巷，又经此转至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以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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