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古建祠堂初步方案
古建祠堂初步方案
祠堂，也叫宗祠、宗庙、别庙、家庙等。
祠堂建筑格局和形式：古祠堂的建制少则二进，多则四、五进，三进者居多。首进称作“仪门”，亦叫“大门”、“门厅”、或“过厅”；次进称为“享堂”，也叫“正堂”、“大堂”、“正厅”或“大厅”；再进称云“寝堂”，也叫“正寝”、“寝殿”或“寝室”等。其中寝室中间要设龛座三间，神主牌（祖先灵位）的安排按照常规做法是中龛供奉始祖神主，左右两龛则根据条件对先祖进行排列，这被族谱称为“龛室规”。
祠堂功能：家族圣殿，那高悬的牌匾、林立的楹联，叙说着多少官宦重臣、爱国名将、学者名流、能工巧匠的功业，浓缩了多少忠于国事、至纯尽孝的传奇故事。族亲的血脉在流淌，祠堂的人文之光熠熠闪耀，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祠堂，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祠堂风水：古人重视风水，关注阴阳，旨在驭势纳气。因此，宗祠的定点动土，看重地块前后山脉来龙，左右溪流的奔腾走势。一块山水大气，阴阳平衡，明堂开阔，进退有余之地就是建祠的宝地。正是“背倚苍翠葱郁陡山，门前流水丰硕良田”。
祠堂构思：从祠堂建筑群来看，整个氏祠堂面阔五间，为砖木结构，为三进两庑式及一进数重的形式，前、中、后三重建筑之间，有庭院相隔，廊庑相连，祠堂内每重的用途皆有明确分工，形成前有牌楼、中有大厅、
后有深院的空间序列。整个建筑高大宽阔、气宇轩昂之门第可让后人在视觉上从繁复中品味出许多精致与有趣的细节，以及充满人文情怀的精神追求。
祠堂意义：无论是大中小型宗祠的屹立，还是厅堂楼阁的精美，它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基本的道理：修建厅堂或祠堂，基本条件是富庶的物质基础，家族人员的万众一心，展现一个家族的心路历程。
篇二：沧海桑田古祠堂
在赣西的三板桥农村，矗立着五十余座古老祠堂。墙上长着许多小草和斑驳青苔，显得古朴厚重而又雄伟壮观。千百年来，作为乡村保存最多的古建筑群，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村舍之间，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无限的追思遐想，带领你穿越千年，去感受时光深处的沧桑巨变。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出现了祭祀行为，有了祭祀场所。东北东山嘴、牛河梁两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祭祀建筑遗址和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祭坛遗址的相继发现，表明原始社会已开始了庙祭。夏代祭祀的宗庙已有一定规模。商代已有初步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其左祖右社、前庙后寝的布局，强调直系父子相承、重近亲的设置原则，宗庙以及祭品的不同规格，告庙、宗庙占卜、同姓贵族共祭及对久远的亲属采取逐渐淘汰的办法等，都影响了后时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周代宗庙礼制完善，建制规定是：“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就于寝。”《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诗经?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楚茨》的歌词为我们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周人宗庙祭祖情景，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宗庙祭祖成为国家头等大事和日常生活重要内容，标志着祠堂的诞生，对后代宗族家庙、祠堂制度产生极为深远影响。汉代祠堂称呼已很普遍，但这时的祠堂一般建在墓旁，即所谓墓祠。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后汉书?马援》：“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式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受朝廷建祠影响，民间墓祠也发展起来，《盐铁论?散不足》描述：“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三国开始，战乱不断，民生凋弊，兴起了薄葬之风。到晋朝，禁止建造坟墓祠堂。名士皇甫谧自为葬送之制《笃终》告诫家人：“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琀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皇甫谧连墓祭都不要，墓祠自然不会设置了。唐代祭祀的场所发展成为家庙，且立法对庙制作了规定。《新唐书?礼乐志》载：“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塘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立家庙之前，官员要上章，皇帝准后，告知礼司，令其依式修建。家庙建筑很具规模，维持并非易事，举行一次家庙祭仪，动用人力物力，需一笔不小开支。史载：“宰辅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人，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宋朝，随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带有宋朝时代特色的宗族体系开始成形。宋仁宗后，形成了官僚宗族为主体的新型宗族群体，他们强烈要求朝廷制定新的庙制，以加强、巩固新的宗族制度。中庆历元年，揭开了家庙建设之序幕。皇祐二年，提出了初步文本方案。大观四年因修订《五礼新仪》，制定了大观四年文本。朱熹《家礼》载：“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朱熹撰写《家礼》，全面论述了祠堂建制、重要性等问题，成为中国祠堂的基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田南刘氏族谱》载：“宋南渡，田南刘氏始祖儒官庆甫自吉水徙田南。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祭，荐新必祭，立春冬至忌日必祭。祭时须仁孝诚敬，以致如在之情。祭品祭器各自量力，祭仪当依朱子《家礼》。”镇背村周姓，南宋年间家族兴旺，曾分三房，一百余户，建有爱莲堂，一进三栋，规模不小，毁于清初，遗迹犹在。族人修建宗族祠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报恩，即把出仕、宗族兴
旺堪称是祖先荫庇所致，为报祖德而建祠堂祭祖。二是合族，祭祖虽然是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也是用血缘纽带连结族人，加强凝聚力。明代的宗族祠堂数量猛增，遍布城乡各地，内涵丰富，建筑豪华，管理规范，功能齐全。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说，当地“故有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吉水人罗洪先《如在堂记》载：“永新刘文序尝出赀建田南祖祠寝室，名之曰: 如在堂。恐后人之慢也。则因刘生行甫求余文记其役，且请广如在之义。” 据《三板桥乡志》统计，明代全乡建造了六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村的南周公祠, 荷花形的世德堂，湖边村的孝思堂，桥头的李氏家庙，神泉村的咸正堂和刘家屋的世德堂。有明一代，宗族祠堂取得突破性进展，归功于礼部尚书贵溪人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议”载：“臣按宋儒程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庶人立影堂，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水木本源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皇上扩推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加程子所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子臣无褅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诚，溯源徂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祖之宜，其于化民成俗未必于小补云。臣愚不胜惓惓。”冬至是在祠堂祭祀祖先的重要时节。他们为祖先送上丰盛祭祀品，整肃衣冠，如有族人缺席，或是其行为不合礼仪，则会遭到处罚。祭祀后，宗族举行会餐，分发祭祀过的胙肉，让在世子孙感受祖先的恩泽。冬祭之日，也是族内新丁上谱之时。冬至这一时节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子孙们向祖先贡献祭品，族内新生人丁加入族谱。人们在祭祀远祖之际，仍不忘承担宗族延续的后代子孙。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宗族历史，并对宗族延续充满期待。大清一代，清王朝于清初顺治九年颁行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康熙九年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再将其扩展为十六篇“训言”， 世称《圣谕广训》，清朝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由此而逐渐完善，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传导系统，使之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广训》对“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和举行家族祭仪等都给予肯定和提倡。从雍正四年开始江西还切实了族正制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陈宏谋在江西大力推动族正制度，给予族正一定的对族人的审判权，认可家族祠堂具有实行家法权力：“如有乖戾之徒不知率教者，小则处以家法，重则鸣官究惩”；“轻则会同族房长，将本人传至祠堂，令其长跪神位之前，剖别是非，直言指饬，如果认祸悔罪，许其具结自新，如怙恶不悛、暴戾不遵及所犯情罪重大，即报官惩究”。 族正制度促进了家族建设并产生深远影响，聚族而居成为居民聚落的基本形式和日常生活内核。清代对祠堂的规定，最为详尽。《大清通礼》载：“家祭于寝堂之北，为龛，亦板别为四室”。宗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场所，与统治者教化为先、孝治天下理念是相吻合。祠堂不断发展，更符合明清统治者意愿。《三板桥乡志》记载，清代三板桥乡建立家族祠堂的规模、数量及祭祀的时间等等，都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村村祠堂林立，牌楼高耸，一派浓重的宗族文化景象。全乡创建了二十余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背屋三公祠、兰家屋王氏宗祠、村溪感谦公祠、金家屋金廷玺公祠、邹家屋是礼堂、湖边长房大本堂、二房爱敬堂、三房致和堂、院背朱氏述伦堂、俞氏宗祠、钟家至德堂、湖塘陈氏养正堂、肖家坊彭氏敦伦堂、敕古塘贺氏正家堂、镇背怀德堂、荷树下谭氏家庙、山口垅江家崇本堂、塘家冲朱家芝信堂、横岭背刘氏世德堂、桥头李氏五子祠、桥头上街刘姓汉章祠、淡竹头陈家德星堂等等。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官员的提倡和推动外，其更重要最基本的动力，来自清康熙以后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人口不断增加、地区开发不断深入的需要和可能。以祠堂为其聚族的外在象征和场所，已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是否“有文化”的标志，而且成为各家族聚集更多族人于此祭祖、议事、欢宴进而达到认同的一个公共空间，也可借以展示和炫耀其实力和人气。创建于清代的宗祠,多数是二进或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门厅”、“过厅”等；第二进称“享堂”，或曰“大堂”、“正堂”、“大厅”、“正厅”等；第三进称“寝室”，或曰“寝”、“室”、“正寝”等。名闻赣西的田南刘氏总祠，座落在田南村长房和义门间，背
屋后。由正门至寝殿，逐步升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总祠全长36.8米，宽17.5米，总建筑面积达644平方米。砖木结构：大门有三，七十二对半柱子，十八级台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典型三进式赣西派祠堂建筑。宗祠建筑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咸丰九年，田南刘氏扩修总祠，时物力艰辛，囊涩财窘，然二十九世嗣孙九品官永辉公卖田买砖，凑钱捌仟文，祠乃告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族祠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政府命令取缔封建性宗族组织，传统宗约族规被废除，祠堂活动受到遏制。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祠堂土地分给农民、有的充作公用、或作为农民协会、或作为小学校舍、或改作集会礼堂等等，宗族也丧失了最后空间依托。在“大跃进”形势下，很多祠堂被拆掉，砖木大多被挪作他用。祠堂中与宗族有关的文化符号，如族谱、祖宗牌位、祭台香案、木楹联等实物，均遭受损毁。宗族原有的各种仪式、生活习俗都无一例外被视作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遭禁止。外显性的宗族制度在乡村地带难以存续，剩下的只是个体性质的祭祀祖先仪式，昔日的祠堂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宗族遗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活动所到之处，与“四旧”有关的祠堂大多成为“专政”的目标。祠堂牌位、堂号、牌匾被砸，祠堂人物雕像被拆。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宗族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活动走入低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克服“左”倾影响，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祠堂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城乡掀起了修祠热潮，宗族概念有所恢复。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了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了保护文物的科学理念，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对遭受破坏的祠堂建筑及时进行维修和保护，各地宗族组织又开始了祠堂重建。政舒则民从以舒，民舒则乐从以嬉。《重建田南刘氏总祠记》载：“祠宇年岁届百，风雨旁射，梁栋朽蠹，四壁岌岌，鸡豚出没,破败不堪,重建迫在眉睫。癸巳春，爰聚各房老成贤达极虑覃思，佥谋复建,公举冬九首事。同族丁口共襄此举，捐献者亦慷慨乐助，使得集腋成裘。乃聘良工，垫堂基，立栋梁。祠经始于癸巳仲夏，越年乙未始告厥成。规制如旧，三门三进两天井，钢筋水泥立框架。十三对柱，梁檩交错。石勒基，硬山顶，枣红脊，瓷宝瓶，琉璃瓦，三叠式马头墙。水磨石面，洁白墙壁，二侧檐廊，三块匾额，八角藻井。扩修广场，新筑坦道。”此时的宗族已不是传统宗族形态的简单再版，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复活，而是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产物，其功能作用与传统的宗族组织已有明显区别。此时的祠堂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的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精神依托和文化传承。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方面信息，是我国历史文物的组成部分。被列为文物的祠堂经修缮后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文化教育作用。祠堂墙壁上家训、族规、家法的牌匾，包含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观念长期延续，代代相传，积淀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2008年，乡政府把湖边村孝思堂粉刷一新，并制作精美对联，贴在祠内大柱上，把我国颁布的十大法律印成大幅，贴在祠堂中栋和下栋，成为全乡“法律进祠堂”的样板，为祠堂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随着人们观念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很多人热衷关注的问题。重建或重修宗族祠堂，往往会召开盛大的典礼仪式，邀请海内外同族人士共同见证自己的祖宗大祠，开展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感受博大精深的祠堂文化，获得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16年正月初八，田南刘氏总祠重建竣工庆典，堂内张挂灯火，锣鼓喧天，宾客云集。村里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村庄路边小车停得密不透风。宴席之上，我举酒向冬九叔祝颂道：“我读先世家谱，文序公侠义，捐资扩修如在堂后，诸孙济济科贡，名显至今，各族称不绝口。您与文序公倶子吉公后裔，总领重建其事，与文序公同其受福啊!”冬九叔向我敬酒，又端着酒杯向前道：“祠堂是祖宗遗物，有开于先。当今社会平静，百姓安宁。老朽乃无用之叟，竭力成祠，已诏于后。而名流传，不亦异乎?”千百年祖宗如在，亿万世子孙同泽。刘氏总祠创建于宋，扩修于明，重修于清，迄今将近千年。虽然当
年的祠堂早已化为尘土，但刘氏后人一直在仿照它原来的样子不断重修重建，可谓年愈久而名愈新。这难道只是因为有了罗洪先状元的《如在堂记》写得好，而横跨古今、称绝百代吗？而整个富庶的赣西，历代大族富家所建高楼大厦、歌台舞榭，不知其数，今皆消失殆尽，默默无闻，唯独刘氏总祠一直为后世所仰慕，虽历尽风雨沧桑，仍然经久不衰地矗立在赣西的大地上。我想，宗族祠堂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应是其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有效迎合了人们“把根留住”的情结和焦虑。一种建筑一旦被赋予了某种思想、某种文化、
某种血脉意义，就等于有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会生生不息、鲜活永续。
篇三：正在消失的祠堂
福州市乌龙江畔胪雷村陈氏祠堂，迄今已有730年历史，在当地拥有显赫地位。陈氏家族奉行耕读传家，历经九世，人丁兴旺，走出无数知名“乡贤”。当代最著名者应属数学家陈景润。
不过，这个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正四面楚歌，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现在它已是一座被废墟围困的孤楼。“也就一年的时间，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年轻村民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
眼前是一个让陈氏族人不忍直视的画面，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祠堂四周，全是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垃圾遍地，废弃的砖瓦和枯黄的老树，大祠堂不远处本来是一条河涌，可是后来村里几乎所有的河涌都被填了，修路建房，曾经清澈见底的溪流如今变成了臭水沟,让人不胜唏嘘。
不过，让陈少辉略感安慰的是，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风采，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尽管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祠堂是村里的灵魂，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曾经分散各地的村民正在动员起来，以合力保卫祠堂。保卫祠堂
作为闽中望族，胪雷村陈氏家族一直保留着良好的耕读传统。据统计，明、清两代中试秀才、举人和进士者共有46人。近现代也是名人辈出，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曾任民国政府海军部长的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1981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目前这座占地约4亩规模恢弘的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作为涉台、涉侨建筑物，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
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南方地区却得以存留。陈氏祠堂更是一直有着强大的吸附力和号召力。最好例证是每年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见证，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站得到处都是人。”胪雷村祠堂管理委员会会长陈正宝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是这个村子传统的一部分。
“福州好多闽剧演员最喜欢在这里演戏，因为我们祠堂戏台最大，现在没办法演了。”陈正宝说这句话时，骄傲中难掩落寞。的确，曾经华丽的戏台如今沾染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繁华落尽，犹如胪雷村命运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福州火车南站的兴建和使用，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座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在浩荡的拆迁中，陈景润的故居也未能幸免，目前，这位蜚声世界的数学家在村里留下的足迹唯有陈氏祠堂。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危机。“这个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当年修建祠堂就是为教育下一代。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说。“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陈秀光说。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同时村委会、祠堂管委会、老人会和部分村民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共同体，以此合力打一场祠堂“保卫战”。
与时间赛跑
对陈秀光而言，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对手是强大的行政和商业力量，决心保卫祠堂的只有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数十年来，村里的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又使村民进城的步伐加快，城市周边乡村拆迁与反拆迁的对峙不断上演。
如今，又轮到了胪雷村。84岁的陈依明告诉经济观察报，“拆迁都搞了七八年。”这位胪雷村最早的支部书记，如今正像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准备为陈氏祠堂的命运奔走。胪雷村人对拆迁的抵抗曾让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不过胪雷村被拆迁后，村民散居各地，传统乡村的人际结构被改变。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陈氏祠堂的风险也日渐临近，村民们却浑然不知。2013年11月份，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在村民们看来，政府既然已经承诺，就不可能拆祠堂。“从现在情况上看，政府违背了承诺，已经悄然更改了用途。”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教授林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她是介入福建祠堂保护的重要学术界人士。
学者们卷入到这场祠堂保护运动完全是意外。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祠堂附近拥有百年历史的陈景润祖居也片瓦无存，此前政府曾承诺保护。陈绍宽故居虽然保住了，但它孤零零立在大马路对面，和村庄分离开了。
陪同考察的村干部忧心忡忡地告诉几位学者：“我们现在很担心祠堂能不能保得住，听说把我们整个村庄都卖给阳光房地产公司了。”
目前，村民都不知道祠堂命运如何，传闻是祠堂也被卖了，要在村外围盖个新祠堂。胪雷村没人答应把祠堂卖掉，前几年政府答应不会拆祠堂，但现在村庄都被拆成了废墟，政府也没派任何人员给村里讲祠堂怎么办。外界传闻让村委干部寝食难安，他们委托学者到上级部门一探究竟。“如果政府瞒着我们村民把我们祠堂给卖了，全村百姓绝不会答应。”一位村委干部说。
接下来的两天，几位学者与阳光城集团取得了联系，得到明确答复：“政府已经把祠堂连同村庄卖给了公司，但拆迁由政府负责，不关阳光的事，作为公司无权限干预。”林怡和几位学者将此讯息转告胪雷村干部，他们万分惊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希望学者帮助向上级部门反映。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并电话、短信联系仓山区政府主要领导、文物局领导等，建议紧急处置该事件，以免引发严重后果。
这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4月20日，被拆迁后散居在外的胪雷村委、村党支部、村老人会主要人员冒雨回到胪雷祠堂集中，商讨这件事。村两委和村老人会联合盖章，请求学者尽快把有关报告帮助送到上级领导手中。
未知的结局
4月21日，几位学者再次设法将村民诉求呈送仓山区、福州市主要领导。并从仓山区得到回复，“会尽快与福州有关规划部门沟通反映。”随后，学者又借机会将有关陈氏祠堂的调研报告呈送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
不过，区、市两级政府的回复并不乐观。仓山区主要领导回复称：学者们反映情况与事实基本相符，但规划是福州市有关部门在做，拆迁工期已经被耽搁，区里也耽搁不起，最迟不能拖过5月10日，如果近期上级领导没有新的批示，只好“对不起了”。
福州市委有关领导则回复学者们：“下周请专家对祠堂再做调研论证：是否涉台和是否是文物，然后再做决定。”次日，学者再次致电区、市文物局领导，请求：“如果召开专家论证会，有关教授应到场。”
在城市建设中，文物部门的弱势，让几位学者意识到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文物论证上很不现实。也许从涉台文物和两岸关系角度，或许会有一线希望。
4月29日，几位学者将村民有关保护祠堂的诉求反映至台盟省委、台盟中央领导，台盟领导高度重视，请学者们立即将该祠堂资料呈送福建省文物局和福州市文物局领导。此事开始引起福建省、福州市文物局重视，于当天下午派市、区文物干部到祠堂现场调查，发现该祠堂主体结构依然存有陈绍宽1947年亲自设计修缮的部分。学者们奔走的同时，胪雷村也开始行动。村里一些年轻人暂时停掉了自己在城里的工作，加入到这场祠堂保卫战当中，祠堂寄托了乡土社会中他们的精神归属。“这里的大树、祠堂和清澈的溪水，就是我在这里的全部童年记忆，哪怕他后来做生意，我在城里买了房，但都经常会回到村里，住上两天。”一位年轻人说。听说祠堂面临拆迁，他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奔走呼号，目前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给前来探访的学者及媒体记者开车。
村民开始成立分工明细的临时保卫祠堂小组，有人负责筹措经费;有人负责将情况汇报给海内外陈氏家族嫡亲和后人;也有人负责向前来调研者介绍陈氏宗祠的历史渊源和典故;还有人负责将祠堂重新打理得干干净净，让观者感受到宗祠文化的肃穆。同时，还有人日夜巡逻看守，防止“意外火灾”。
保卫小组一方面要保卫祠堂，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激烈冲突。多位保卫小组成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发现村里已经“潜流暗涌”。
这也正是学者们担心所在。林怡表示，“作为学者，我们将努力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尽快与村民沟通，希望事态能够朝着政府与村民双赢的结局发展。”
不过，目前看来政府更改规划已经十分困难。同时政府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另外找一块地，政府出资1300万元，重新盖一个新的陈氏祠堂。
在学者和村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诚意的解决方案，首先论价值，仅祠堂土建就不止1000多万，更不要讲四亩的土地了。最核心的是，当地政府只将“物”列入评价体系，忽略了祠堂作为家族传承的风俗和文化价值。
“以前祖宗选地方都是有看风水的，几百年的风水和牌位，都不是乱放乱挂的，每次重修都要举行慎重的仪式，怎么能说拆就拆?”一位村民说。
残酷的“乡愁”
胪雷村祠堂面临拆迁只是福州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今年，福州正在力求变成中国东南沿海又一座“超级城市”，计划到2020年，福州市中心城区城镇人口将达到400万，市域总人口为890万人。城市疯狂的扩张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拆大建，正让传统乡村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消失的还包括承载了村庄传统和习俗的祠堂。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祠堂在今天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尤其对于现代化社会。”
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他在去年和今年福建省“两会”上均提出要保护乡村祠堂。在他看来，保护祠堂就是留住乡愁，传统村落中很重要就是群居的家族生存方式，家族最重要的就是祠堂。
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正在被日益重视。在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80%左右来自乡村。在学者们看来，如果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保留祠堂、老屋这种传统文化符号，可能是城市建设最理想的未来。不过在现行的“以土地换资金”的改造逻辑下，这样的图景或许只是想象。乡土社会祠堂和城市建设矛盾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和保护祠堂相比，豪华酒店、高档社区才能让城市更有面子。如何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中央提出的保护好祖国的青山绿水，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的要求，显然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即便中央三令五申，依然无法阻止一些地方政府的“造城”冲动。为更有利于进行土地统筹、推动城镇化运动，福州市政府成立了“福州市土地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任由福州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不过在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看来，“这场宣称为改造乡村面貌的城镇化运动，却在执行过程中和主旨背道而驰，从目前看来，地方政府仍然希望用土地财政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是这种用粗暴的行政和商业力量斩断了传统乡村的人文结构，为未来的矛盾冲突埋下隐患。”
尽管宗祠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作为宗族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但在王利平看来，祠堂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肯定有它的价值。既为地方基层治理中，提供了维持社会稳定的“缓冲”地带;也为传统的延续提供了载体，很多家族成员的精神和人格教育都在祠堂里那些先贤的故事当中无形的完成了。而如果地方政府为了眼前利益拆掉祠堂，意味着动了家族的精神“奶酪”。
事实也正如此，当胪雷村准备用学者上书保卫祠堂时，距离五公里左右的浦下村刘氏祠堂此刻也正“四面楚歌”，村民们也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祠堂保卫战。
刘氏祠堂历史迄今600多年，1480年左右建成，目前供奉了1100尊祖宗的神宗牌位。历代都有重修，现在这座祠堂是2006年刘氏家族筹资数百万元修缮的，所谓重修，只是把破碎了的材料进行更新，因为祠堂要保留历史传统，故此地基始终未变，所有规格款式都是按过去的保留下来。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幅闽中水乡景色，祠堂、老屋、江水、榕树??谁也没想到一年后这里就变成了孤立无援的“城中村”，犹如镶嵌在高楼大厦之中。大面积的湿地被填埋，一栋栋高耸的“江景房”拔地而起。那种神速让村民猝不及防，快到几头奶牛都来不及杀，躺卧在大榕树下无草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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