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文学学术小论文集锦
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二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具有对话性的复杂世界。而把握住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看法、对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也许是进一步解读《骆驼祥子》、深入考察老舍这一思想特质的关键。
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质变的点，也就是祥子作为“人”与作为“牲口’的分界点，则是小福子的死给他的打击。此前，车
被兵抢去，祥子还是一角钱一角钱地省，想再买回车;钱被孙侦探敲去，祥子虽然无可奈何地娶了虎妞，但也没有放弃“拉车，买上自己的车”的愿望;及至虎妞死去，车再一次失去，祥子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从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走兽”，不对别人负责任，也不对自己负责。既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只凭本能浑浑噩噩地混着，那么他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这点在和阮明比较中尤为明显。“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一一出卖了阮明。”阮明才是一个具有明确个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而祥子成天“留神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只是活在感性欲望中，精神一片混沌，缺乏理性，也就无所谓主义，虽然他在得过且过之中产生的盲目破坏力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严重的毁坏。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进行正面批判的时候，却正是祥子已经没有理性信仰、谈不上有什么主义的时候，虽然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前，老舍对其个人主义已经有清醒的洞察。但彼时，老舍一面交代祥子的自私，一面又总是取谅解的态度说明祥子的万不得已。
在堕落之前，祥子的自私，与小福子的牺牲精神，与小马儿祖父年轻时的热心肠相对照，就已十分明显。虽然，祥子也仍然有对别人深切同情的另一面。比如，当小马儿祖父饿得发晕时，“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但是，小福子“为教弟弟
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而祥子深爱小福子，却因为她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离开她;即使在最美好的爱情憧‘憬中，祥子仍然想“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小马儿祖父年轻时，“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跳河的，上吊的”都救过;而祥子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惜与老弱病残者抢生意，以致于“背后跟着一片骂声”。对此，老舍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又总是找出客观原因为祥子辩解。针对祥子爱情关系中的私心，老舍议论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两句话，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洞悉内涵，也有着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但以贫穷为由却太过轻松地原谅了祥子的人格缺陷。对于抢生意这一点他则宽肴地让祥子自辩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奋斗成了祥子免受质问的挡箭牌。
如此宽容，并非老舍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中的自私有何认同，而是因为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烙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正是出于对这些美好品格的珍爱，老舍才爱屋及乌地舍不得立即去责备祥子的自私之处。
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
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格自我约束的意志美。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是祥子个人主义精神品格的核心。
正是因为喜爱祥子的自强不息、喜爱祥子的老实厚道，老舍不忍心责备祥子的不是之处。他对祥 子彻底堕落前的叙述较多地采用内视点，显得心贴心，能揣摩到祥子的每一寸心事。作家老舍给予笔下人物祥子的是慈父般的温情。他只能等待祥子已经象不肖之子一样无可救药时，才忍心象极度失望的父亲一样，来历数祥子早已存在而此时倒不甚分明的缺点。这种慈父般的不忍之情，其实质乃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富爱心的人道温情，老舍反过来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谅解人性中的自私、利己，因而，在小说的末尾，老舍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后，还是掉过头来重新审视祥子过去的缺陷，痛切地称此时已经没有信仰、追求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并对待祥子也象对待一个已不再回头的浪子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细细地去揣摩祥子内心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而更多地采用外视点较为粗略地叙述他的种种劣迹。
祥子的毁灭是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志的摧毁。老舍通过这一精神悲剧的描述，愤怒控拆了不给穷苦人以生路的黑暗社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外在的社会打击之外，祥子的精神堕落是否
还有其内在的个性原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 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的小马儿祖父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同样没有前途。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与祥子的生活态度无关。因而个人主义在祥子的悲剧之中没起什么作用。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
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已经在故事的编织中，解除了祥子的堕落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小说末尾，祥子完全堕落之后，老舍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这里又把祥子的毁灭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栓在因果链上了，宣泄的还是作家对祥子的自私难以真正原谅、而又不忍责备的耿耿于怀之心，表现的是作家的人道温情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
老舍的慈爱、温厚之情，不仅体现在对待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待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态度上。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
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
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共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出于对祥子积极向上奋斗精神的认同，出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老舍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
判的同时，对祥子生命意志方面的缺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因而对祥子的“要强有什么用”的沉
痛叹息理解有余，批判不够，只注重去抚摸其中生命无奈的伤痛，而不忍去发掘其中的人格缺陷。他只对祥子堕落的结果表示深载同情的痛恨，只对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表示满腔的愤怒，而不忍对祥子堕落过程的心理进行严酷的拷问。他深深地“哀其不幸”，而轻轻地“怒其不争”。同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者，老舍溢于言表的人道温情使得他与鲁迅这样冷峻的人性批判者区别开来。此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拳拳爱心，也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不甘愿的曲折宣泄。这决定了《骆驼祥子》从根本上讲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而它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只能退而成为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小说家，老舍在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立场之外，从来就不甘愿放弃思想启蒙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宽肴之后实际还是耿耿于怀上，更体
现在他对群体与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上。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高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 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
老舍此时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不可能直接去呼唤阶级斗争。但凭着对穷苦人的一片爱心，凭着对生活的直观理解，他还是朴素地感觉到了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朦胧地向往着群体的共同抗争。祥子独自面对人生困境时对群体力量的肯定，小马儿祖父对生活的惨痛总结，都蕴
含着老舍对穷苦人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这一问题的思考。祥子被虎妞挟持的时候，不禁想到“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他甚至还想“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力气。’，虽然想过之后，祥子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去进行群体抗争;社会的黑暗力量是那么强大，仅有几个会出主意的朋友，并不可能真正改变祥子的悲剧命运。此时老舍还未曾意识到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武装群众，但祥子这一领悟却也包含了老舍对群体团结力量的认同。小马儿祖父以蚂蚌“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作比喻从反面说明个人奋斗之不可行，却也包蕴着可贵的阶级意识的最初萌芽。对群体力量的向往，是从受苦人自身中寻找力量，使得老舍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人道主义，也说明老舍此时对革命虽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左翼革命家关于阶级意识问题的正确观点。
群体的联合可能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群体之间的认同也可能加强人拒绝进行精神超越的惰性。当祥子放弃人生努力、任自己往下堕落的时候，正是车夫群体间的认同意识填补了祥子的心灵空白，使祥子在动物一般混沌的生存状态中过得心安理得。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远远高于一般从阶级斗争概念出发，就立即陶醉于群体意识提升个人意识的海市唇楼中的理想家。深刻的启蒙思想使得老舍对庸众中的人性丑恶有高度的警惕。矗立于对穷苦人真挚热爱基础上的人道温情，
并没有遮住老舍穿透历史迷雾、把握人性真面目的深邃目光。
祥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命运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
认别人作得对。”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共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
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体中精神麻木现象的批判，对个人向群体靠拢过程中逐步堕落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在认同群体团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这是启蒙思想家的警醒与鲁迅在《阿Q正传》、《药》等经典作品中对庸众劣根性的批判一脉相传，是老舍对“五四’，优秀作家所开创的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继承。它对普遍夸大群体道德力量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使得现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构成老舍精神世界中极富魅力的两个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造成了《骆驼祥子》丰富的思想内涵。
浅论李清照在词史的地位
引 论
李清照是我国南北宋之交的一位慕名女词人，自宋至今，称誉者不计其数。自有文学史以来，李清照于文学史地位渐高：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李格非女清照???亦以倚声有名。”胡适《国语文学史》称：“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说：“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刘大杰则认为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些言词并非都是虑美，都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笔者在些无意于争论李清照究竟应称“名家”还是“大家”，但称好为一流的女词人并不过分。那么李清照究竟是怎样在词史上占一度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
一个文学家于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她）的作品。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而是形象思维的“人学”，所发它最根本反映的还是人类的自身情感，心理的历程与变迁，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家教信仰等。因此，评价文学作品是否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精华，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精神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再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开创或完善。
李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作品（主要是词）。她的词作可发说是天才，情感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她的词作中，表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即女性情感世界，她发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充分展示了其个性，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一面，而且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女性情感世界的完全展示
与前代那些“应歌”填词的作家不一样，李清照只抒写属于她个人的独特性情和真实感受，这是易安词最显著的特征。前代词作者，多是些“雌男儿”模写表现女性情感与生活的词作，故清人田同之于《西圃词说·诗之辨》中说唐宋词中有一奇特现象，即“男子而作周音”。他们虽以写男女伤离惜别为特长，并有过不少名作，但也有些难免发生隔靴搔痒乃至“伪情”的情况。再者，许多“雌男儿”为应歌笑欢娱之用，专写妓女娇揉卖弄的情态，其感情往往浅露轻浮，软弱无力，甚至于隐含着一种猥亵的心理。即如“大得声称于世”⑴的柳永词，也时有“辞语尘下”；⑵的弱点。而李清照的词，多发至于本人腑肝之诚，“满楮情至语”，把感性的生命部份发扬而光大了，故多有自然深挚之趣，没有“雌男儿”模仿女性的忸怩作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史载其母王氏也“善属文”。良好的教育，优越的环境，加之以李清照天资聪慧，极富文学禀赋；又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形成了词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其父母对待儿女教育的态度非常开明，所以她从小养成开朗的性格，其天才也得以发挥。王灼说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脆，逼近前辈”。⑶我们可见的易安词中，大约是她少年时代所作的仅有《点绛唇》一首：
蹴罢秋千，起来慷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俦门回
首，却把青梅嗥。
此词意虽浅，却可见李清照少年才力，以及她未出嫁前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用笔为自己作了一幅特殊格调的“肖像”。从线条上看，可能有点稚嫩，但并不纤弱；从构图上看，虽是轻浅色勒，却以传神之笔略加点染，塑了一个纯洁、活泼、聪毅、多情的少女形象。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女孩们“下面相逢，低头看顾”，⑷而作者虽则“和羞走”，却又“倚门回首”，假装“把青梅嗅”，更何况还“袜划金钗溜”，好一个“风魔相”。也难怪后人评说“清照乃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瞳；含羞迎笑，倚门回道，颇似市井妇女之行径，不类清照之为人。”⑸并以此据列此词为存疑之作。实际上这首词通过人物行动的描写，刻画了一位轻灵姿秀、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又揭示了她内心热爱生活的情愫和精神韵致。这恰恰再现了作者少女时代不受封建礼教过多约束，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慧一些名门闺秀只知“学针凿，刀剪缝”的生活；同时又再现了她敢于传达自己的一首回忆少女生活的小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在这首小词中，作者运用浅淡自然、朴实无华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优美意境，勾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荷湖日暮图。同时，我们又可看到一位活泼开朗、豪爽潇洒的少女飘然而来。把这两首词中的少女形象一比较，不难看出许多共性，试问这还不何疑问？她──就是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充溢着青春活力与生活热情，无忧无虑的李清照。
心绪激荡，任性豪逸的少女时代过去了，李清照于18岁时适赵明诚。赵明诚也生于官宦也家，其父赵挺之曾官至徽宋朝宰相之位。而他却自幼爱好金石书画，同是一个才华横溢、诗文俱佳的青年。夫妻二人在艺术志趣与文学修养方面颇多一致，经常一起唱和诗词，一起整理古籍，共同搜集和研赏金石珍品，陶醉于艺术世界里，生活得十分幸福，真可谓“金石姻缘”。明赵杰称其“佳人才子，千古绝唱”（《古今女史》）。这既是夫妻，又是诗友、学友、知音的甜蜜生活，更增进了二人的文学涵养与夫妇情感，也使得每一次夫妻别离却给李清照的感情带来强烈的冲击。她把这种感情上的体验，融进了词篇，写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在《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一词中，作者以活泼、清淅、浅俗的话言表现了一个少妇娇羞动人的姿容。主席台及她新婚初期闲适、幸福的生活。而当赵明诚受官远行后，词人满心的使是对爱人的罹与向往。这种情感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绵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留情话”。⑺在这首词中所有景物的描写都包含作者情思，“红藕”、“玉簟”“兰舟”、“雁字”、“月”、“花”都融进了作者的相思之情，离别之苦。用话熨贴细 ，坦率深挚；表情热情、大方、毫无扭捏之态。在此我们可见一个少妇在真挚地剖白内心 、纯真而又无计排遗的爱情轲知其爱之深，思之切，愁之苦，情之痴，真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李清照婚后至南渡前这段时期，是其生活最为幸福美满的时候，夫妇同志，伉俪情深；也是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期，无论慢词、小令均达到很同造诣。其学识更为渊博，艺术技巧更加娴熟，已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易安体”。而词中所蕴藕的情感多 于个人情感，独抒相思离愁及悠闲适的生活情趣。
靖康之变，李清照流亡江南，在短短几年间，夫亡家破，她所珍爱的金石书画珍品不多毁于兵 之中，或失子流离之间，几乎丧失殆尽。李清照从此失去了较为优裕的生活，以及志趣相投的伴侣、情感之寄托，然而她膝下又无儿女，其后半生过的是孤苦伶仃、孤独飘零的生活，最后于凄凉悲惨的境地中悄然去世。这一段时期中，有几年（清康元年──建炎三年）是随夫处于不断流徙、客居异乡的生活。外族的入侵，破坏了词人宁静安定的生活，不停的逃亡，不停地远离家园故土；社会的动荡，现实的压迫，让她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她的心境又是何种状况呢？这在《临江仙》一词中反映得最为明了：
庭院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肓。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种陵树，人老建康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雕零，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
本词写出了她客居他乡的落寞心情。庭院深闲，江南地湿多雾，无耐只得把窗儿也关上，柳树、梅花已发枝芽，春归时令好，人却老；时移境迁，到此人地生熟，再也没有与爱人吟风弄月的心情，就连元宵放灯的盛景也无兴致去观赏，更不用说去体味冬日踏雪了。整首词不着一“愁”字，却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愁，这是种“栩栩然，荒荒然，幽然、悄然、无端的愁”。⑺这首词情调低沉，作者心境之郁抑可想
篇二：《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关键词： 骆驼祥子 人道温情 启蒙 教学
《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二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具有对话性的复杂世界。而把握住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看法、对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也许是进一步解读《骆驼祥子》、深入考察老舍这一思想特质的关键。
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质变的点，也就是祥子作为“人”与作为“牲口?的分界点，则是小福子的死给他的打击。此前，车
被兵抢去，祥子还是一角钱一角钱地省，想再买回车;钱被孙侦探敲去，祥子虽然无可奈何地娶了虎妞，但也没有放弃“拉车，买上自己的车”的愿望;及至虎妞死去，车再一次失去，祥子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从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走兽”，不对别人负责任，也不对自己负责。既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只凭本能浑浑噩噩地混着，那么他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这点在和阮明比较中尤为明显。“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一一出卖了阮明。”阮明才是一个具有明确个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而祥子成天“留神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只是活在感性欲望中，精神一片混沌，缺乏理性，也就无所谓主义，虽然他在得过且过之中产生的盲目破坏力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严重的毁坏。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进行正面批判的时候，却正是祥子已经没有理性信仰、谈不上有什么主义的时候，虽然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前，老舍对其个人主义已经有清醒的洞察。但彼时，老舍一面交代祥子的自私，一面又总是取谅解的态度说明祥子的万不得已。
在堕落之前，祥子的自私，与小福子的牺牲精神，与小马儿祖父年轻时的热心肠相对照，就已十分明显。虽然，祥子也仍然有对别人深切同情的另一面。比如，当小马儿祖父饿得发晕时，“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但是，小福子“为教弟弟
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而祥子深爱小福子，却因为她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离开她;即使在最美好的爱情憧?憬中，祥子仍然想“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小马儿祖父年轻时，“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跳河的，上吊的”都救过;而祥子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惜与老弱病残者抢生意，以致于“背后跟着一片骂声”。对此，老舍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又总是找出客观原因为祥子辩解。针对祥子爱情关系中的私心，老舍议论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两句话，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洞悉内涵，也有着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但以贫穷为由却太过轻松地原谅了祥子的人格缺陷。对于抢生意这一点他则宽肴地让祥子自辩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奋斗成了祥子免受质问的挡箭牌。
如此宽容，并非老舍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中的自私有何认同，而是因为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烙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正是出于对这些美好品格的珍爱，老舍才爱屋及乌地舍不得立即去责备祥子的自私之处。
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
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格自我约束的意志美。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是祥子个人主义精神品格的核心。
正是因为喜爱祥子的自强不息、喜爱祥子的老实厚道，老舍不忍心责备祥子的不是之处。他对祥
子彻底堕落前的叙述较多地采用内视点，显得心贴心，能揣摩到祥子的每一寸心事。作家老舍给予笔下人物祥子的是慈父般的温情。他只能等待祥子已经象不肖之子一样无可救药时，才忍心象极度失望的父亲一样，来历数祥子早已存在而此时倒不甚分明的缺点。这种慈父般的不忍之情，其实质乃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富爱心的人道温情，老舍反过来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谅解人性中的自私、利己，因而，在小说的末尾，老舍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后，还是掉过头来重新审视祥子过去的缺陷，痛切地称此时已经没有信仰、追求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并对待祥子也象对待一个已不再回头的浪子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细细地去揣摩祥子内心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而更多地采用外视点较为粗略地叙述他的种种劣迹。
祥子的毁灭是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志的摧毁。老舍通过这一精神悲剧的描述，愤怒控拆了不给穷苦人以生路的黑暗社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外在的社会打击之外，祥子的精神堕落是否
还有其内在的个性原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
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的小马儿祖父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同样没有前途。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与祥子的生活态度无关。因而个人主义在祥子的悲剧之中没起什么作用。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
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已经在故事的编织中，解除了祥子的堕落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小说末尾，祥子完全堕落之后，老舍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这里又把祥子的毁灭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栓在因果链上了，宣泄的还是作家对祥子的自私难以真正原谅、而又不忍责备的耿耿于怀之心，表现的是作家的人道温情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
老舍的慈爱、温厚之情，不仅体现在对待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待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态度上。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
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
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共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
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出于对祥子积极向上奋斗精神的认同，出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老舍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同时，对祥子生命意志方面的缺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因而对祥子的“要强有什么用”的沉
痛叹息理解有余，批判不够，只注重去抚摸其中生命无奈的伤痛，而不忍去发掘其中的人格缺陷。他只对祥子堕落的结果表示深载同情的痛恨，只对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表示满腔的愤怒，而不忍对祥子堕落过程的心理进行严酷的拷问。他深深地“哀其不幸”，而轻轻地“怒其不争”。同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者，老舍溢于言表的人道温情使得他与鲁迅这样冷峻的人性批判者区别开来。此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拳拳爱心，也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不甘愿的曲折宣泄。这决定了《骆驼祥子》从根本上讲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而它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只能退而成为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小说家，老舍在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立场之外，从来就不甘愿放弃思想启蒙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宽肴之后实际还是耿耿于怀上，更体
现在他对群体与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上。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高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
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老舍此时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不可能直接去呼唤阶级斗争。但凭着对穷苦人的一片爱心，凭着对生活的直观理解，他还是朴素地感觉到了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朦胧地向往着群体的共同抗争。祥子独自面对人生困境时对群体力量的肯定，小马儿祖父对生活的惨痛总结，都蕴
含着老舍对穷苦人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这一问题的思考。祥子被虎妞挟持的时候，不禁想到“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他甚至还想“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力气。?，虽然想过之后，祥子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去进行群体抗争;社会的黑暗力量是那么强大，仅有几个会出主意的朋友，并不可能真正改变祥子的悲剧命运。此时老舍还未曾意识到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武装群众，但祥子这一领悟却也包含了老舍对群体团结力量的认同。小马儿祖父以蚂蚌“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作比喻从反面说明个人奋斗之不可行，却也包蕴着可贵的阶级意识的最初萌芽。对群体力量的向往，是从受苦人自身中寻找力量，使得老舍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人道主义，也说明老舍此时对革命虽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左翼革命家关于阶级意识问题的正确观点。
群体的联合可能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群体之间的认同也可能加强人拒绝进行精神超越的惰性。当祥子放弃人生努力、任自己往下堕落的时候，正是车夫群体间的认同意识填补了祥子的心灵空白，使祥子在动物一般混沌的生存状态中过得心安理得。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远远高于一般从阶级斗争概念出发，就立即陶醉于群体意识提升个人意识的海市唇楼中的理想家。深刻的启蒙思想使得老舍对庸众中的人性丑恶有高度的警惕。矗立于对穷苦人真挚热爱基础上的人道温情，
并没有遮住老舍穿透历史迷雾、把握人性真面目的深邃目光。
祥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命运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
认别人作得对。”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共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
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体中精神麻木现象的批判，对个人向群体靠拢过程中逐步堕落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在认同群体团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这是启蒙思想家的警醒与鲁迅在《阿Q正传》、《药》等经典作品中对庸众劣根性的批判一脉相传，是老舍对“五四?，优秀作家所开创的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继承。它对普遍夸大群体道德力量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使得现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构成老舍精神世界中极富魅力的两个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造成了《骆驼祥子》丰富的思想内涵。
篇三：冯国璋兵败朝鲜 辅佐袁氏练军
冯国璋兵败朝鲜 辅佐袁氏练军
祖父冯国璋1917年8月1日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职务，1919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创始人之一，是现代军事理论家、教育家，是民国成立以后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包括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重要功臣。本文摘自《纵横》2010年第12期，作者：冯容等。
去年（2009年）是祖父逝世90周年。河北省河间市市委、市政府于2007年已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位于祖籍河间市西诗经村的祖父国葬墓部分修复重建，并于2009年举行公祭。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史领域也呈现出崭新局面，对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问题的研究秉持客观态度，还历史以原貌。这就促使我们萌发了将祖父的一些生前往事写下来的想法。通过追忆家中长辈的亲口描述，除了对有关史料进行一些必要的澄清、更正和补缺外，也可使世人对祖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和他本人的人格特点有一个较真切的了解和认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笔名公孙訇）曾对祖父的一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著有《冯国璋年谱》一书（以下简称《年谱》）。刘刚范研究员曾对我们说：“冯老先生之功绩，主要有三点：一、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创始人之一，是现代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二、他是民国成立以后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包括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重要功臣；三、在总统任内，他反对段祺瑞打内战以武力统一中国，是主张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刘先生对祖父的这三点评价是贴切而中肯的。
家境贫寒辍学从戎
祖父于1871年至1875年期间在老家河间毛公书院读书，毕业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1881年入保定莲池学院读书，次年因家贫而辍学，1884年去天津大沽口投笔从戎。“爷爷从小就爱念书，在毛公书院上学时，成绩就特别的好，后来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才去当了兵，开始就是当一名伙夫。”这是我们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对祖父幼年时家境与经历的最初印象。因为在军中能吃苦耐劳并且有文化，随后被推举进了北洋武备学堂。在学堂放假期间，回河间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后又返回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科，1890年祖父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被留在学堂当了教员。
父亲说：“爷爷很钦佩聂军门（聂士成将军），后来就投到了他的队伍里。聂将军因战功卓著，曾被清朝赐封为‘巴图鲁’。爷爷忠于职守，很受聂军门看重。”在此期间，祖父被认为是“武校文生”，曾随聂将军多次到东北三省边境地区考察并帮助绘制地图和注说，祖父任劳任怨，协助聂将军编著了《东游纪程》。致使清军对辽东地区之地形地物了如指掌，
并使聂将军日后在东北地区指挥抗击日军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此祖父亦被聂将军所器重。 朝鲜兵败小马渡江
1894年6月祖父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祖父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祖父和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当时“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父亲和其他亲人说：“有一年爷爷随聂军门去朝鲜打仗。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爷爷只得跟着往回跑。爷爷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高丽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了。爷爷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咱家的功臣，以后就有专人照看起来。小高丽马后来又生下一匹小马。”老马死后这匹小马也受到了特殊关照———我的伯父和兄长们常去看它并备加呵护。父亲说：“马通人性，有一天，照看小马的人来见你三大爹（我们的三伯父冯家遇，字叔安），说小马不好好吃食，好像是病了。三大爹即去看它，拍了拍它说：‘这老东西，还没死呐。’看了一会就走了。三大爹刚一进屋，看马的人就又来报说：‘小马躺下了，什么料也不吃了。’三大爹赶紧说：‘知道了。’又赶紧到马棚，蹲在地上拍着小马说：‘老家伙，你怎么听不懂玩笑话啊，我跟你说笑话哪。’说着，自己下手用精饲料掺着青草，亲自喂小马。小马吃了几口，忽地一下就站起来了。三大爹又抚慰了几句后才离开，小马才好转起来。”
父亲接着说：“两个人过了河，又渴又饿又累，走到一个山脚下见到一个小和尚，二人就向小和尚要水要斋饭，小和尚问明爷爷的姓名后说：‘施主请随我上山，我家师父叫我在这里等着您呢。’两个人既感谢又奇怪地跟着上了山，住在了庙里。老和尚和爷爷在谈话时说：‘将来你贵不可言，以后有事我会去找你??’在庙里休息了几天，谢了老和尚，爷爷就回到了聂军门的部队。”———这应该是1895年10月的事。
20多年后，即民国六年（1917年）时，祖父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职。父亲回忆说：“有一天在总统府（现中南海）有人来报：‘有一个东北出家人求见’，爷爷一时想不起来，后来来人说起在东三省一个庙里接待过爷爷时才想起来，赶紧说请。爷爷见了老和尚非常高兴，一面款待，一面留宿。老和尚说：‘我来找你，是有一件事要托付你，我们东北将要有大难，我把我们寺里的镇寺之宝拿来了，请你收下帮助保管，怕大难来了毁了。我这镇寺之宝是四个玉碗和一个玉瓶。’老和尚说着拿出来给爷爷看。爷爷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来趟不容易，但这是你们镇寺之宝我不能全收下，我收下你四个玉碗替你保管，那玉瓶你还是带走，将来咱还有见面的机会。’老和尚住了几天就带着玉瓶走了，此后没有再来。”父亲估计老和尚所说的东北大难可能是指日军阴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事，并说那四个玉碗一直由我们的大姑（冯家逊）保管着。“文化大革命”中，大姑遭受迫害被迫自杀，这四个玉碗从此不知去向。
按老一辈的说法，清朝末年时，祖父回到聂士成将军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祖父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记得父亲回忆说：“甲午战争虽然是打败了，但也有一次爷爷跟着聂将军以拼死、背水一战的决心，带着队伍把日军包围住，打了一个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祖父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关键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祖父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祖父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形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月末，祖父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祖父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祖父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祖父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裕庚是爷爷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爷爷。爷爷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祖父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我父亲曾经提到：“爷爷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爷爷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祖父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赴日再次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祖父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赴日考察后所写的兵书，曾送给聂将军和荫昌（字午楼，当时是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也是祖父的老师，他非常赏识祖父的才干以及祖父写的几本兵书。
辅佐袁氏编练新军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祖父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祖父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祖父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祖父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祖父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我父亲提到：“后来还是荫昌大人推荐，袁世凯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爷爷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祖父。有记载说袁世凯视祖父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祖父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祖父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祖父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祖父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二十三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
国教练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父亲回忆说：“在小站，爷爷真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时是请了几个德国的军官做教练，德国人很傲慢，看不起中国军官。他做的不对，爷爷和他讲理，他想动手，被爷爷的士兵摁住，他还把爷爷告到了朝廷，不过最后还是叫他走人了。”
对此，一些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当时小站练兵请了几个洋人教官，其中有个德国人叫曼德，此人非常傲慢，也是被其他清朝官员惯坏了。一次他喝多了酒，起晚了，耽误了原定的训练计划，当时祖父和士兵们冒着寒风在操场上等，他迟迟不来，祖父就去找他，他不但不认错，还蛮横地要动粗，被士兵摁住，但没有打他。他却恶人先告状，通过德国公使到朝廷去告祖父。当时的袁世凯也很担心，后来祖父建议让英国记者在报上揭露真相，致使舆论大哗，促使朝廷下决心明确外国教练的职责，并解除了与曼德的合约，赶走了这个傲慢的德国人。通过这件事，袁世凯的威望大增，同时也对祖父更加器重。
小站练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开创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历程，而且培养了一批军事家和政治家。民国初年，包括总统、总理、总长以及众多军事将领，都是从小站练兵场上走出来的，亦即形成了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
从小站练兵直至1909年袁世凯被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以“患有足疾”为由勒令“开缺回籍养疴”暂时赶出政治舞台为止，祖父一直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主要为其主持军事教育。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编练常备军，其自任军政司督办，委祖父为教练处总办，并兼“练官营”、“保定将弁学堂”、“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总办等职；1903年袁为清廷练兵处会办大臣，又委祖父出任“军学司正使”等职，祖父在北洋集团中的地位及威望也来源于此。史料上记载祖父“北洋各学堂造就之众至数千人。今之上而统帅，下而校尉，内而部曹，外而幕职，凡北洋出身者，非同学即其门下士也”。
小站练兵以后，袁世凯的地位不断上升，祖父亦随之先后担任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督办、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和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等要职，同时还受到了清廷多次嘉奖。
对于袁世凯对自己的赏识、提携、重用，祖父多次表示“受恩深重”。袁世凯无论是在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初年，对祖父一向十分倚重，许多重要事情都是依靠祖父为他完成的。 我曾听父亲这样讲过：“你爷爷在贵胄学堂当总办时，上学的都是蒙古和满清的贵族，学堂里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定期听课的都是王公大臣，涛七爷（载涛，溥仪之叔、摄政王载沣的胞弟）他们也去听过课。有些八旗子弟懒得念书，不好好学，别人不敢管，你爷爷不怕，就拿鞭子抽他们。”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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