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读书笔记
提起儒家，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我们马上会想到孔孟之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一个简单的渠道去真正了解孟子的历史，清晰地学习孟子的理论，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他是简单的把孔子的理论整理并系统化了，还是他有超越孔子的理论？尤其是还流传着对孟子的误解，比如，孟子的好辩，如果他的理论真的可信，为什么他的仁政从来没有被帝王好好利用过等等。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阅读《孟子》这本书。
孟轲老先生是儒家学派的男二号，人们一谈起儒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将创始人孔丘老先生和他相提并论，称为孔孟之道，但孟子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晚生于孔子一百多年的儒家第五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也就是说，从辈分上论，孟子是孔子的曾徒孙，但正是这样一位晚辈，却PK掉了孔老圣人的三千弟子，尤其是那其中精通六艺的七十二位高材生，成为与圣人并驾齐驱的“亚圣”，足见孟子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孟子的智慧既然可以承上，更可以启下，能够既往，一定能开来。学习孟子，向孟子求教智慧，是拜对了码头，而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就是带着我们拜圣人码头的引路人。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篇二：《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全书我并没有通读，对于孟子思想的整体把握上，十分的不足。在阅读过程中，尽可能的查阅背景资料去加以了解。在读到告子章句上第四篇时，感触颇大。此篇主要是告子与孟子在讨论内在的心理善恶与外在的行为关系上。 告子认为，仁是内在，义是外在，二者毫不相干。他说“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 他年长而我尊敬他，见面问声：爷爷好，也许还扶他过马路。但这并不代表我心中对他有尊敬之情，因为从小父母老师就告诉我，要尊敬师长，而他为什么值得尊敬，尊敬之处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家教、习惯使然。就好比那东西是白色的，而我把它作为白色的东西，是随从它外表的白色，里面是啥，我不知道啊。这就是义是外在行为的表现。为什么说仁是内在呢？他觉得，是我的弟弟，我就好好去爱护她，秦人的兄弟，我就不爱，亲人之间的爱，是存于内心的，是内在的，这是无可争议的。而孟子呢，他很厉害，雄辩之术十分的了得，以告子之例反攻告子，以吃肉为例：“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万事万物，道理相通，你吃秦人的烤肉难道和吃自己的烤肉有什么不同吗？难道秦人的烤肉有毒吗？你吃东西的时候不分敌我，不分种族，因为喜欢，你就去吃了。为什么谈到爱人的时候，你就开始挑三拣四，不能如你吃东西一样，去包容呢？ 细细揣摩一下二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告子的所言，可以归结于一个“性”字。开篇便讲：“食色，性也。”我吃东西，喜欢吃辣的还是清淡的，红烧还是清蒸的，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性子啊！口味淡了，我吃点辣的，上火了，我就吃点清淡的，或者说，我还要吃辣的！随着我的性子来嘛，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去追求幸福和快乐吗？何必非要拘束自己呢？孟子你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对啊，我也可以试着去做，但是你不能强迫我去爱我敌人的兄弟啊！万一有一天，他拿起了长戈，刺向我的亲弟弟呢？这不等于我害死了我弟弟，这我还能就开心吗？这是违反了我的本性啊！ 孟子呢，他的心胸十分宽广，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在环境的影响下，才会有善恶之分。“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这不怪他，既然环境影响使他变坏了，那么给他换个环境，以我之仁心、爱心，去改变、净化他的恶，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孟子认为君王要施行仁政，讲究仁义，感化邪恶，发扬人善本性。但是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很难说清，各家都有各家的观点，难以讨论个透彻。其实，孟子所提出的“仁义”，已经包括了告子所言的“性”。例如，公孙丑章句上中，讲：“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正气是集仁义所生，若是行为有违反自己内心的，气便会消失。气都消失了，况乎仁义？更不用说性了。 告子和孟子所说，是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在后期成长中主要选择的两条路，随性如诗仙李白，讲仁如诗圣杜甫。但在当今社会，主张人的解放，大众意识的苏醒，这种随性的思想越发的被人接受。反倒是过分提倡物质，讲究现实，爱谈柴米油盐，孟子的这份仁，却是淡出大众视线。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理想，没有现实性，没有利益可捞，只谈奉献，不可能实现，谁又会去做呢？事实上，孟子的仁义，是站在至高点上提出的，他是一个宏观指引我们的大方向，他不可能告诉你去哪家买醋会比较便宜。但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做，要去爬这个至高点，不能因为不能实现就放弃。因为仁义，好比海里的灯塔使航船不易迷路，学好、做好仁义，可以使我们不在道德上迷失。 附原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篇三：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公孙丑上》读书笔记
政治与行政学院
1204博雅班
王新
1230020187
关于“仁政”、“王道”和“霸道”的思考
《孟子?公孙丑上》主要涉及“仁政”、人格修养以及人性等问题。这几个话题还是继续《孟子?梁惠王》篇的问题。简言之，即何为好的政治，何为好的人格及关于人性的假设。首先，本篇开篇孟子与其学生公孙丑讨论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需要明确的是，儒家意义上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而非“霸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一个层面就是“仁政”。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强调“仁政”就是保民养民重民，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表现为“民贵君轻”的思想。而关于“仁政”的问题，在此篇中又得到深化。
开篇，公孙丑问孟子一个问题：“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①孟子借用曾申之例回答道：“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②公孙丑又问道：“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③孟子回答道：“以齐王，由反手也。”④
思考：此处，通过之上公孙丑与孟子关于齐国制霸问题的对话，可反映出孟子与公孙丑对齐国制霸不同的态度。公孙丑认为齐国制霸依赖于管仲与晏子所提供的制霸之术，是值得效法的。然而，孟子却用曾申之例来反驳公孙丑的这一观点，其认为管仲制霸之术是不切合儒家所期望的方式。再者，齐国实力本身就远超于其余各国，其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于天下是轻而易举的。管仲与晏子只不过①
②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③ 同上
是利用了这一大好形势罢了。而在历史上对管仲与晏子的评价绝非如孟子所评价的这般低下。更多的评价基本上的观点与公孙丑的评价相类似。那么，如何认识二者评判标准的不同，这就成了该问题的关键。 孟子与公孙丑在此问题上评价的着眼点不同。从对此讨论的分析中可得出，公孙丑注重的是其政权的所能最终达到的结果，即制霸天下的目的，而较少关注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此观点亦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点。更甚，公孙丑此处的分析切入点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相类似。亨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反复阐述其政治秩序论，主张淡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着重对优良政治秩序获得渠道的分析。纵观全书，其对政治组织、革命及政党等的分析皆指向于优良政治秩序这一目的。而将意识形态差异淡化，强调政治统治效果的观点颇有目的论的考量。⑤而孟子更多地强调制霸于天下的手段的正当性。目的是一方面，更多地是注重实现该目的的手段。而手段问题就是孟子思想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问题。
随后，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及了这一观点。公孙丑随后问孟子：“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是则文王不足法与？”孟子答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⑥
思考：这段对话是孟子对公孙丑所提文王值不值得效法问题的回答。文王是儒家学说中“王道”政治的重要人物。然而，在公孙丑的观点是，文王具有及其高尚的德性，到百岁之时仍未能将其仁德遍施天下。而齐国在管仲和晏子的管理下能够形成霸权。这样就会使孟子对管仲与晏子的看法自相矛盾。而孟子在此处的答复较为切要，也重申了文王之制是值得效法的。孟子在此处对文王之德行无法推行的原因分析颇具现代政治分析的韵味。孟子在此处的分析主要基于惯性政⑤ 观点详加：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译者序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治的分析，认为文王之制推行困难是因为商之民众已适应商的统治之法，若改变惯有的其政治思维及行事方式，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突破现有的政治与社会运行范式。突破的方法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凭借自身实力与地位完成对政治架构及社会形态的塑造；二是运用某种强力手段将当前政治架构与社会形态完全打破，然后在政治与社会的重建谋求主导地位。⑦而这种强力的手段在周人看来，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商运动。然而，之上多提及两种形式的突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中心且力量孱弱的部落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在回答完之上的问题之后，孟子又对齐国之政做出了如下之评价。
“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⑧ 思考：首先，孟子敏锐地观察到，齐国之世与文王之时已有极大之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齐国在其内部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物资提取能力及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人员的管控。⑨此点在“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⑩。因此，齐国是有实力能够推行其政治的。基于此，孟子强调，齐国具备推行“王道”之政治的物质条件；其次，孟子开出推行“王道”政治诱人的结果，即“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在所有政治类型中，“王道”政治所能达到的效果最佳。而较为明确评判的标准就是民众对此政治的反映。孟子将民众的渴求形容为“犹解倒悬也”。还有一条隐线，孟子在下文中提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⑦
⑧ 观点参见：【美】乔治?S?米格代尔,强社会和弱国家【M】,前言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孟子?公孙丑上》
⑨ 此两个层面亦是米格代尔的观点，其衡量“强社会”的标准就是基于这两个层面。其认为一个“强国家”是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若对此两点进行分析，进行有效的并且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离不开良好运转且具有较大权威的政治组织。而政治组织的运转离不开良好政治秩序。故此观点与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也。”11这段话力图表明一个原理，即“王道”政治优于“霸道”政治的一个优势在于其能塑造较为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毫无疑问，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有助于民众形成自下而上的普遍服从。这种民众在政治心理上普遍服从对统治阶层无疑是有利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理由更加充分。孟子此处的论述，将古时解释政权合法性的理由从“受命于天”慢慢向民意相悖转化。虽然这种转化仍不完全，但从一定层面上推进了解释政权存在合理性的解释；其二，这种基于民众主观服从的政治互动机制，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能够增加政权的凝聚性。孟子在前一段举例对比周时文王推行自身德行之难与齐时推行之易，意在强调时事之不同，齐时明显优于周时，即所谓“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12
此处就有一问题，孟子的观点所依靠的基础是什么？结合孟子此处对公孙丑论述的命题及结论，孟子对此命题的阐述可能建构在这一事实之上，即齐国的国力优于文王时期且社会现实亦优于文王时期，故其施行“仁政”比文王时期更容易，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片面地说，我认为孟子此处对齐国可能施行“仁政”的论证基于其独到的政治分析。从其对人性的分析就可看出，例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由此可大致推断，孟子学说相对于儒家学说的内向化并非产生于其政治现象的把握和分析，而是其他面向上的问题。
人之四端及其延伸
随后，孟子提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3
思考：此处，孟子依旧对其语境下的“仁政”进行释义，以“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兴起的起点。关于“不忍人之心”，孟子随后描述道，“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列举了个极好的例子。孟子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11
1214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13 同上
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5对牛羊有“不忍人之心”，转到对人百姓“有不忍人之心”，就产生了孟子意义上的“仁政”。而二者的转换就是孟子所谓的“推恩”，此点后面再加以解释。此处，孟子从某些层面上将“仁政”等同于“不忍人之政”，其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此点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所提观点一脉相承。稍有不同的是，孟子在此处向内追溯“仁政”的来源，而《孟子?梁惠王》一章多侧重阐述“不忍人之政”的核心及大致措施。而要使这条自内而外架构的“不忍人之政”设想的链条保持连贯，还缺少对“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路径地阐释。而这个路径就是孟子意义上有关“仁心”的“推恩”。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6
思考：在此处，孟子将“不忍人之心”归结为人之四端，即“仁义礼智”并将此四端分别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一对应。孟子认为此四端是界定人性优劣的根本指标，亦是判断君主良善与否的重要条件。而此四点亦是孟子“仁政”发微的重要条件。一个君主若不具备此四端要求之品德，即被认为是“贼君”，而“贼君”就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将无法确保，人人皆可诛之。从这个层面而论，孟子将君主置于一个十字路口下，而选择的核心是君主自我道德的抉择。再将此观点推而广之，孟子所以为四端之拥有者绝非仅仅是君主一个角色，有另一部分人亦符合此四端之要求，而这类人即“君子”。在之上引用《孟子?梁惠王》中论述“不忍人之心”的篇章中，孟子提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7“君15
16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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