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明清史研究状况
四、明清史研究概况
（一）明史研究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一些，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简单回顾明史研究的历程；二是国内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变革；三是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四是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认清学术的流变和问题，对我们以后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一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三是封建统治达到高度集权的时代的开端。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研究明史力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确实地说，明史研究开始于清代（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但现代意义上的明史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叶。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
第一次高潮：清末至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
第二次高潮：20世纪30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为甲申年，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此外，20世纪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高潮：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例如，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
《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 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如《明实录》等。
第四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进入繁荣期。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二是研究领域开拓扩展；三是研究方法求实创新；四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20本左右，论文近300篇。五是对外交流迅速扩大。
二、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研究特色
（一）区域分布与基本格局
1、大陆：明史研究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二是南方，江南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东南主要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
此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西南大学的张明富、黑龙江大学的胡凡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北师范大学的田澍是从社会科学院过去的；辽宁师范大学的郭培贵是从南开大学过去的。宁波大学钱茂伟研究明史史学，出自东华师大。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对现在的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很有影响。
1、港台。一是形成研究群。包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李孝悌领导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研究群、文化大学吴智和领导的明史研究小组，东吴大学明史读书会及明清教学与史料文献平台、暨南国际大学明清生活史研究室等。二是成立研究会。○1985年呂士朋召集成立的中国明代研究会，历任理事长为吕士朋、徐泓、张哲郎、林丽月、朱鸿，有会员100多人。○中研院的明清研究会。○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主办明清史会议。三出版期刊。吴智和主编的《明史研究论丛》、中国明代研究会的《明代研究》（原《明代研究通讯》）及《大陆杂志》、《台大历史学报》、《史语所集刊》、《台湾师大学报》、《新史学》等。
3、国外。主要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1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晁中辰 ：《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从20世纪上半叶，只有早稻田大学清水泰次2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3主要表现在：① 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最有影响的是山根幸夫主持 “明代史研究会”，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由森正夫、滨岛敦俊、谷口规矩雄等人于1987年发起成立的“明清史夏期合宿”。每年举行一次，主办者和活动地点都是不固定的，大致是由各大学轮流主办。这项活动的特色是参加者中有许多大学院的研究生和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气氛自由。②出版刊物。1974年创刊《明代史研究》。③ 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出现了岛田虔次、寺田隆信、森正夫、井上彻、新宫学、吉尾宽、和田清、谷口规矩雄、中山八郎、佐久问重男、滨岛敦俊、夫马进、上田信、沟口雄三、岸本美绪、铃木智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伍跃等著名明史专家。
其他地区，在美国，除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外，还有何炳棣（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鄂宛分校）、陈学霖（普林斯顿大学）、黄仁宇、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美）范德（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美）谢正光（格林纳尔大学）等。新加坡的李卓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的科大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讲座教授王赓武（香港大学校长）、澳洲国立大学的陈炎生等。韩国首尔大学的吴金成（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明清史学会会长）、国德成女子大学的尹贞粉（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等。
（二）学术传承与特色
（1）北方，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如：
○北京大学：奠基人是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但他的明史研究同样具有奠基意义，如《明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后有邓之诚（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华二千年史》）、许大龄先生。他的研究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
○中国社会科学：奠基者是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张显清的博士赵克生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此外，王毓铨（经济史）、王春瑜、杜婉言、刘重日、林金树、张德信、商传、万明等，都擅长研究政治史。
○南开大学：奠基人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2 著有《支那的家族与村落的特点》、《明代的皇族和官吏》、《明代史论丛》等。
3 关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
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1952年，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先生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
○东北师范大学：的奠基人是李洵先生。李洵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
○人民大学：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毛佩琦主要搞人物与制度研究，尤其擅长永乐大帝的研究。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魏忠贤传》等。
○北京师大：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
○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 ○山东大学：早期有黄云眉（完成200万字的《明史考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黄冕堂《明史管见》。侧重政治史研究。晁中辰，《明成祖传》、《李自成大传》、《崇祯传》、《中国改革通史?明卷》等著作。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
（2）南方，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在东南地区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江南则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奠基人原校长傅衣凌先生，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原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是中山大学副校长；郑振满、杨国桢、王日根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
○中山大学：奠基人是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
以上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七八十年代，傅先生就开始带领他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利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明代粮长制度》，一是明代一条鞭法。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
○南京大学：以研究经济史为主，奠基人要算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主要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现在主要是范金明、夏维忠在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江南区域经济的。比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
○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以后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
○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他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其《中国历史通论》很值得一看。
可见，南方学研的明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以江南市政和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受此影响，他们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的。如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原校长）、王世华（现任副校长）、安徽大学的卞利等主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主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灾害问题。
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实际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
（3）港台。港台明史研究三个来源。一是欧美新史学；一是近年来日本、韩国的的传入。三是大陆，两个时期，一是史语所，一是近期交流。
港台研究明史的人员比大陆少，但名家不少，如吴智和、朱鸿、（香港）赵令扬、（香港）马楚坚、（台湾）徐泓、林丽月、黄一农、吕妙风、巫任恕、王汎森、邱澎生、梁洪生、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陈文豪、郑梁生、（香港）朱鸿林、徐泓、张哲郎、（香港）梁吉生等，在很多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港台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中西兼具。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既有好的传统，又有新的内容。
篇二：论单士元先生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论单士元先生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王红娟
2012-11-21 16:49:46 来源：《湖北档案》(武汉)2011年2期
【英文标题】On the Contribution of Mr. Dan Shiyuan to the Study of China's Historical Archives
【作者简介】王红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单士元(1907-1998)，我国著名的历史档案学家、古建筑和古文物学家，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我国历史档案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单士元少年时期即以半工半读身份求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筹办的平民夜校学习。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年底，经人推荐到故宫工作，参加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193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他被留在院中供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故宫。
一、单士元先生对我国历史档案整理和研究的贡献
1.单士元先生在明清档案接收和整理方面的贡献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物档案工作，筹建了两馆一处，即图书馆、古物馆和总务处，图书馆下设图书和文献两部。当时的单士元正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研究的课题正好是明清史和历史档案，于是被分配到以保管和整理档案史料为主的文献部。1926年，文献部有一个重大举措，要从国民政府国务院那里接收清代军机处档案。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年），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军机处每天要经办大量的文件，逐日封存一包，每半月合成一大包存档，称为“月折包”，这批档案反映了从清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共180年的历史，价值十分珍贵。“乾隆年间在军机处下专门设立了方略馆，作为收藏档案的库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他深知军机处档案的重要，随即下令将军机处档案搬到总统府内。军阀混战时期，这批重要档案被搁置了长达15年，鼠咬虫蛀，无人问津。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他们才向北洋政府提出请求，要将这批档案拨归故宫进行整理。”①“1926年1月，根据故宫博物院理事陈垣的建议，至函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许世英，接收了清代军机处档案。28日，由单士元等人运回，贮存于大高玄殿内雷坛殿东西配殿。”②单老不仅参与了军机处档案的接收，并且亲自参与了军机处档案的整理。“当时，面对‘卷帙缤纷浩如烟海’的旧卷，‘观其名而不识其内容’，整理工作真不知从何处下手。那时，档案目录学尚未建立，单士元等人在导师陈垣教授指导下，编制档案目录解题，即对档册的名称进行解说，并摘录档案中所记一事，作为体例，简称‘档案释名’，这样工作了一年，为百余种档案释名的工作终于完成。”③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能够保存下来，单士元等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功不可没。
2.单士元先生在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方面的贡献
内阁是明清两代管理国家大事的重要机构，它保存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内阁是皇宫禁地，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供职内阁的官员能略窥库藏情况，就连官高一晶的大员，亦无从知其梗概。清乾隆年间任内阁中书之官的阮葵生在著作《茶余客话》中说：“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其一字者。”
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历经倒卖和焚烧，到上世纪30年代初，尚存一批残档。1930年，对这批残档的整理工作才开始启动，由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和曾任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负责。单老当时为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又在文献馆工作，所以也参加到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之中。单老先生晚年曾回忆过当年整理的状况：“当日，文献馆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内阁大堂中进行整理工作。先请任抬运之工人，每二人肩抬一筐，至内阁大堂，整理人分在若干长木桌旁，在桌上放置档案包，或捆扎成堆的档案，或进行清除成寸的积土，分清何种旧档，然后按照朝代年月排，在原有纸包皮者，或用线挂有签条者，一律保存原档上。当日指导者陈垣教授、沈兼士教授告知：‘严格遵守秤不离砣的原则。’其意是：凡与档案原件上所附有一切文字、记号，不能轻易撤去，为了以后细致整理时，有原来记录依据。”④“提起这次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单老说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差事。且不说档案杂乱无章，更因年代久远，尘封土溃，霉气弥漫，令人欲呕，苦不堪言。”⑤单老等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工作这种忘我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确实让人感动。
3.单士元先生在孔府档案的抢救和保护方面的贡献
“早在曲阜解放前夕，孔府子孙中的不肖者就曾有偷盗府中档册史籍运到当年的滋阳渡口进行非法买卖的行为。解放初仍时有偷盗事，幸好再次偷买偷卖时被发现截回。当年中央政府文化部文物局郑（郑振铎）、王（王冶秋）二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立即委派先父单士元等二人，前去孔府调查此事并协助当地文管所进行整理。大致一周时间后，单士元等返京，并立即撰写了‘抢救曲阜孔府档案报告’，上呈王冶秋领导审阅。”⑥关于孔府档案的基本情况，单士元在其文《抢救山东曲阜孔府历史档案记》中写到：“从现存的案卷来看，它还是很完整的。这些文物和档案，在以前没有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管，这次我们按照文
物局所提的初步建议与省、县文化部门同志交换了意见，做了初步抢救工作，并拟定了今后整理和保管的办法。”⑦单老根据档案的详况，撰写了报告材料，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衍圣公府的组织、档案基本情况、孔府的档案、档案遭劫的经历、孔府管档老人、工作中的体会和收获六个主要组成部分。
4.单士元先生在明清档案的编辑和出版方面的贡献
单老不仅参与档案的接收和整理工作，而且参与编辑以发表公布清代档案为主的《史料旬刊》、《掌故丛编》等刊物。《史料旬刊》是有关清代档案的史学刊物，由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是与《文献丛编》并行的系统发表整理出的院藏清代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和军机处档案的定期刊物，由单士元担任主编。从1930年6月1日创刊至1931年7月1日共出四十期。先后发表的有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雍正安南勘界案、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割辫案、朱三太子案、嘉庆诛和坤案、台湾黄教案、剃发案、河南青阳教案、道光朝关税案、道光朝留中密奏等大量关于清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宗教方面的珍贵档案，其中外交、宗教方面尤多。档案作为社会实践活动最真实、最原始的记录，在进行史学研究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出版物为中国历史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研究材料。清代档案大规模公之于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为清史学者所重视。
5.单士元先生对明清档案学研究的贡献
单老先生参与了档案的实体抢救和整理工作，同时，对档案本身以及档案的内容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单老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通过其专著《我与故
宫七十年》体现出来。该书分为两个部分：“清史档案研究”和“古建研究”。其中“清史档案研究”部分中收录了单老的26篇文章，其中有探讨档案词源问题的《档案名称渊源初探》；有参与档案整理之后对档案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的《清代军机处档案》、《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清官奏事处执掌及其档案内容》、《管理宫廷生活的清代内务府组织机构及其档案》、《整理满文老档记》、《抢救山东曲阜孔府历史档案记》等；有对档案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进行考证的《奏折》、《题本》、《清代题本启本制度考补订》、《清代黄册》、《清代起居注》等等；还有利用档案对某个问题进行考证研究的《清代修女考》等。
这里更要提到的是其中的一篇《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清史稿》于1927年修成，依旧例仍分为纪、志、表、传。其中表初定为皇子世表、诸臣封爵表、藩部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表、交聘表、公主表、外戚表等，唯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于是明清史学者朱希祖、孟森两位先生决定把补修清史稿《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作为单士元在研究所的毕业论文来完成。这样单士元在朱、孟二师的指导下，利用清军机处档案，民国外交部档案，西方各国给清王朝的照会原件和参考清代所编辑的筹办夷务始末原钞件，并参阅李鸿章、翁同和、李鸣藻等人文集日记文稿等，于1932年完成《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⑧单老不仅亲自参与档案的实体整理工作，而且关注档案的内容，对档案内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撰写文章和著作，这种踏实的作风和钻研的精神非常值得现代的档案工作者学习。
6.单士元先生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贡献
在多年繁复的档案整理过程中，单士元开始思考整理档案的捷径，于是创造
篇三：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
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着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着，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
（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
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着”的问世。这些论着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
（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
——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着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
（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
（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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