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关键词：文学史，新时期，上海，价值，文学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简介：摘要：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内容：
摘要：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上海文学》；新时期文学；青年作者；读者；文献史料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2-0163-05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丰富多彩，“身处文学前沿的文学期刊，显然已介入并渗透于文学此消彼长的变迁中，见证并潜在地书写着思潮流变的文学史”①。《上海文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1977年10月以《上海文艺》的名字复刊，1979年1月更名为《上海文学》，并一直延续至今。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上海文学》从“文革”后的复刊到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过程，正是新时期小说反思“文革”、探索新道路的过程。因此，从《上海文学》所刊发的文学理论与争鸣文章、小说创作与评论等，可以透视新时期小说生产的特点与变化，进而为深化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可能。
一、真实展现多样小说生态
文学期刊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发表文学作品，《上海文学》也不例外。新时期《上海文学》向文坛贡献了1149篇小说作品，是承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媒介之一。这些小说的写作姿态丰富多样，大都以敏锐的触角感受着现实社会的脉动，并将这一历史变化以文学的样式表达出来。新时期《上海文学》对小说生态多样性的展现，突出地体现在对不同阶段小说创作多样性的反映上。如新时期初期“问题小说”中所提出的多样问题，中期现代派小说、文化小说与口述实录小说的同时兴起，后期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并置，等等，在《上海文学》中都有着真实的体现。
“问题小说”是新时期之初比较主流的创作样式，尽管它们被统一称作“问题小说”，但是每一位
收稿日期：2015-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上海文学》与新时期小说生产的关联研究”（15YJA75101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文学》与八十年代小说的关联研究”（2014BWX017）。
作者简介：晋海学，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学博士（新乡453007），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封475001）。
作者由于历史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同，对文学与现实的理解也不同，进而提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这些在《上海文学》发表的“问题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的体现。如社会主义伦理如何在当代继承，这是当代文学中反复被提出的问题，罗丹的《风雨黎明》、艾明之的《火种》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蔡翔所说：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努力，也就是说，如何使国家、工厂、生产等等外在于工人的“对象”成为内在于工人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必然要被描述成为工人自己的事情，这样一种描述最为恰当的显然正是“主人”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控制中，“自觉”成为一种显现的自然形态，在此，生产很容易被政治化，或者说，以一种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提供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想象方式。②
新时期之初，这一书写传统的《上海文学》中得到了多维表现。例如，赵乃?缘摹侗任洹方彩隽斯こ?青年工人丁建华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的故事。作者一直通过老师傅郑志强的视角观察丁建华，认为他在比武中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丁建华内心缺少自觉的社会主义伦理。作者最后以郑志强耐心开导的方式，让小丁转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加入了青年突击队。这样的结尾表明当代青年只有在自觉地具有了社会主义伦理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又如魏民的《晨雾》表现了对于荣誉的变异问题。布机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张明贞为了保持“先进小组”的光荣称号，竟然把“先进小组”工作中的差错记在其他班组的头上。如果说，工厂里面的劳动竞赛意在激发人们的主人翁精神，那么当人们过于在意胜利的荣誉，而不惜弄虚作假时，最终影响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小说虽然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思索。此外，尤凤伟的《清水衙门》、韦君宜的《清醒》、王蒙的《悠悠寸草心》、曹玉模的《“唉……”》等等，也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它们的先后发表是新时期初期小说生态多样化的重要表现。
新小说是新时期中期小说主要的创作样式，它们“触及了新的精神层次、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示了新的叙事形式”③。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异乡异闻三题》，韩少功的《归去来》《蓝盖子》等文化小说，刘索拉的《蓝天绿海》等现代派小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孙甘露的《访问梦境》等先锋小说，均属此列。在新小说风靡文坛之时，《上海文学》并不一味跟风，并没有对现实主义小说失去兴趣，仍然坚持表现多样的创作风格。茹志鹃的《第一个复员的军人》、田中禾的《槐影》、赵本夫的《紫云》、陈世旭的《门房问题》等，这些并不算“新”的小说依然占据较多的版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发表的张辛欣、桑晔的口述实录小说《北京人》。这组小说被放在全年首篇的位置，足以表明其在期刊心目中的分量。小说作者已经敏锐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认为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了“新的感受和交流的传递、反馈方式”的“新的时代”④，读者需要新的表现方式，作者也需要变换自己的写作方式。“口述实录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被付诸实践的，它们的出现是现实主义写作深化的体现，也是新小说的一种。新时期后期，先锋小说被公认为重要的写作潮流，但这一阶段《上海文学》编发的小说风格并不统一，依然保持着多样性，先锋小说发表的篇数并不比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多。《上海文学》曾这样说：“一本文学刊物，不仅仅是承载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的客体，而且是不断更新文学格局，展示文学新姿，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主体。”⑤在先锋小说方面，《上海文学》有意集中推荐出一批年轻的作家作品，如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平静如水》，格非的《大年》，余华的《死亡叙述》，叶兆言的《艳歌》，等等。与此同时，《上海文学》发表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创作风格也具有多样性。例如，河南南阳作家乔典运的《美妻》与田中禾的《落叶溪》大致仍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脉络抒写，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则已青睐于对生活的“纯态事实”叙事。另外，一些张扬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受到了格外重视，如范小青的《光圈》、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程乃珊的《祝你生日快乐》等等。
上述小说创作，从初期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到中期对创作方法的变革，再到后期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并置，是新时期文学原始面貌的展现，《上海文学》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桥梁
《上海文学》通过发表文学作品向当代文坛输送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与此同时，它也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凝聚了自己的读者群。它曾说：“我们希望本市和全国各地有更多的读者通过本刊而走上文学之路；有更多的作者通过本刊而从一省一市走向全国更为广阔的文坛；同时，本刊的编辑，也将通过自己架设的这座桥梁而走向广大读者、作者的心灵，投身到文学最丰富的源泉――生活的洪流中去。”⑥从对青年作者的培训到对他们写作的指导，从深入工厂读者群中到通过“编者的话”向他们喃喃地诉说，新时期《上海文学》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搭建着这座旨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桥梁。也正是借着这座桥梁，《上海文学》不仅深深地参与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当中，也同时成为推动它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上海文学》对青年作者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在培养作者队伍并向文坛推荐的过程中，它有着独特的办法。一是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上海文学》对青年作者的培养有着自己的传统，据《上海文学》老编辑燕平回忆，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经常举办创作学习班。新时期以来，《上海文学》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期刊有像茹志娟、赵自、唐克新、费礼文等这样的专业作家，可以为业余作者提供业务辅导，另一方面，期刊也希望通过培训班的方式，尽快地发展出自己的作家队伍。1980年，《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青年报》等联合举办上海青年业余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宗福先、曹冠龙、陈村、倪慧玲、薛海翔等，便是这一期学习班的成员。1987年，《上海文学》又培养出李晓、阮海彪、金宇澄、孙甘露、孙建成、凌纾、张?F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不断为当代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二是用多种方式为青年作者提供发表园地。1981年第5期，《上海文学》开设“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发表赵长天、陈可雄、陆星儿、倪慧玲、崔京生、王安忆、沈善增、王小鹰、曹冠龙、彭瑞高、王鹤林、倪辉祥等人11篇小说。1987年第9期，开设“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第二期学员小说专辑”，推出沈嘉禄、朱耀华、张?F、孙徐春等人4篇小说。在专栏之外，《上海文学》也给予青年作者以很大的版面支持，虽然以上海为主，但也不排斥外省作者，如陕西贾平凹的《第一堂课》《满月儿》《第五十三个……》《雪夜静悄悄》，吉林杨咏鸣的《甜的铁，腥的铁》《红的煤，黑的煤》，安徽钱玉亮的《红草湖的秋天》，江西摩罗的《深得山》，河北杨显惠的《妈妈告诉我》，河南杨东明的《欲望之漂》，四川魏志远的《门或者妻子》，广西文萍的《血晕》等重要篇什都是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三是为青年作者提供善意的批评。例如，“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出的同时，附有编辑赵自《好一片郁葱葱的新树林――读《〈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有感》一文，作者以园丁浇水的比喻谈到了编辑部对青年作者的培育作用：“园丁的浇水壶里装的是水，而编辑手中那把壶里，装的却是自己的汗水、乳汁和心血。”⑦他一方面由衷地为青年作者的成长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不忘记对他们殷殷叮嘱：“有志气的青年人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切不可因此而单纯追求数量，甚至连修改稿子都认为是多此一举了。”⑧其中所蕴含的拳拳关怀之意不言自明。此外，如程德培的《“雯雯”的情绪天地――读王安忆的短篇近作》之于王安忆，茹志娟的《我想说一些什么――读〈巨兽〉以后》之于周立武，都是批评家爱护作者成长的具体表现。四是保持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机会。《上海文学》在初期曾开设“作家通信”栏目，尽管里面的内容大都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只是采取了通信的形式，但期刊希望与作者之间交流的想法却是真诚的，再加上像茹志娟这样身兼作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她们的信件就更多了一份编辑与作者之间交换思想的意味。
《上海文学》的读者意识非常明显，这可以从它在不同时期的编辑策略中得到验证，但是真正将读者在文学中的位置凸显出来还是在中期以后。此时，由于通俗文学的异军突起，读者发生了严重分层，其结果是，通俗文学的读者市场逐渐壮大，严肃文学的读者市场则不断缩小。吴亮在1985年发表的《文学与消费》一文对这一现象做了学术分析，并提出了严肃文学在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朱立元更是从学术的意义上指出了读者的重要性：“一个时代读者鉴赏活动的汇合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不断把创作发展的方向拉回鉴赏需求发展的轨道，鉴赏对创作的这种强大的‘遥控’力量，充分显示出作为整体的读者的主体神威。”⑨面对这一状况，《上海文学》调整了编辑策略，通过引入作家的经验之谈来建立与读者对话的渠道，以有利于读者对新小说的接受。这些创作谈可以是作者关于小说写作动机的解释，也可以是作者对小说审美追求的解读，还可以是作者对陌生小说理论的讲解，等等。新时期后期，经济改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大。“文学刊物经济窘迫，难以维持正常出版；一批作者追求经济效益而改写通俗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创作因最少‘市场价值’而比中长篇创作更为不振；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已呈自我萎缩之势。”⑩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学》再次调整编辑思路。一是从1987年起在每期的扉页上增设“编者的话”栏目，读者可以在这里听编者对每篇小说的简要介绍，也可以听编者对当代文坛的观察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时还能听到编者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牢骚，这个让编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栏目虽然很小，但是却很温馨。二是在坚持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重新阐释文学探索性的内涵，认为“文学的探索性并不止局限在对外化形式的探索。当代中国作家不仅需要探索怎样说、怎样写，更需要探索说什么，写什么”。三是集中推出万字以下的短篇小说创作。1986年第11期《上海文学》开辟“万字内短篇小说荟萃”栏目，推出了钱玉亮、李锐等人8篇小说；1987年第2期推出雷铎、王有才等人8篇小说；1987年第11期推出孙文昌、沉涛等人11篇小说；1988年第4期推出李功达、张梅等人11篇小说；1988年第11期推出梓农、薛勇等人10篇小说。从这些编辑策略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海文学》对严肃文学立场的坚守，也能看出它们对读者的尊重和爱护。
可以说，新时期的《上海文学》通过自己的编辑努力，为新时期文学贡献了优秀的作者和读者，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新时期文学才拥有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为新时期文学观念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在它发展的历程中，既伴随有为挣脱旧文学观念束缚而带来的论争，也伴随有为坚守严肃文学立场而带来的艰难。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史的一部分，《上海文学》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库之一。
第一，关于文学观念论争的记述。“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并不是在静态中进行的，而是在与旧文学观念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新与旧的碰撞便在新时期文学的场域中频繁发生。作为一份以探索性为主旨的文学期刊，《上海文学》经历了不少或隐或显的文学论争，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而展开的论争，由此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争鸣，《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许多文学期刊都参与其中。
其实，在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前，《上海文学》已经发表了罗荪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批判》、本刊评论员《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批林彪、“四人帮”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艺术与民主》，这些文章已经从尊重文艺规律的角度出发，论证、批评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论点的偏颇之处。《上海文学》从1979年第6期开辟专栏为这次文学观念的争鸣提供言说空间。这次论争大致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认为“工具”说是科学的学说，二是认为“工具”说并不科学。持前一种意见的学者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的基本属性，文艺作品中所强调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全都与此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所以肯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社会中文艺的本质属性。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古今中外都存a在这一现象，不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工具”说的结果。《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真实性、公式化与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等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工具”说的赞同。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工具”说虽然有其历史正当性，但是它“只是文艺的一种职能，而不是它的全部职能；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部分职能，而不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全部职能”。持类似见解的还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求真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文艺必须正名》等文章。至于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认识生活――文艺的普遍职能》《“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反科学的口号》等文章则认为这一创作现象与“工具”说直接相关。
这次论争的直接主题是“工具说”是否科学，虽然双方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上海文学》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在积极倡导文艺民主的同时，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积累了有效的历史前提，让新时期小说生产与当代文艺探索取得了理论上的关联。
第二，关于新文学观念倡导的记述。1984年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圆满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学从政治附属身份中解脱出来的步伐，于是，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便成为迫切的现实课题。《上海文学》在这方面也有所思考，但论述不多，有限的论述也重在对叙事学理论的探讨。1984年发表的陈村的《关于“小说时间”》是较早的一篇介绍西方叙事学的文章。它以“时间是叙事文学的要素”为引言，以“小说选取的时间段”“小说叙事的时间次序”以及“小说时间的扩展、停滞、紧缩、省略”结构全篇，是对热奈特《叙事话语》简单的介绍。与其说这是作者文学思想的体现，不如说是他在阅读西方经典时所认真做的一次笔记。南帆的《论小说的情节模式》是为数不多的另外一篇，他尝试从小说情节的角度探讨叙事理论，尽管未能深入讨论情节的构成及功用，但是却从艺术模式与作者艺术把握方式的关联方面，提出了情节模式并非小说唯一模式的说法，进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孟悦、季红真的《叙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探讨的也是小说的情节问题，但与南帆不同的是，她们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层面，在区分了“深隐层次”与“表现层次”之后，通过对叙事人、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调内涵与功用的分析，提出“叙事方式是小说本文中有意味的形式，是高度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这一美学见解。
如果对照此时期文坛对主体论与新方法论的偏爱，《上海文学》对叙事学这一形式主义文论的选择与重视显得有些另类，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是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和知识储备，它对后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影响巨大。一是激发了青年学者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热情。李?略?这样表达自己在实现理论转折后的喜悦：“我无法说这篇论文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文章，但我可以说，它是我写到现在最终的论文。因为它意味着我的理论转折，从而把握从文学理论的历史――美学――文化心理框架中真正解脱了出来，或者说，把握从一片对自己的困惑中拯救了出来。”二是启发人们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考察当代先锋小说。吴亮在1986年就已经指出，面对新小说的出现，评论已经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其实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批评方法，批评家就很难胜任解读先锋小说的工作。但正如新小说出现时给文坛所带来的陌生感一样，新潮批评也是令人陌生的，新潮批评家们知道这是在进行着理论的冒险。所以，他们对读者的情绪反应已经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譬如，程德培在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残雪小说解读时，开篇就说：“当我们把残雪的小说称之为‘梦’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同时向我们露出其颇具疑惑的神情，他们甚至怀疑我们对残雪小说的基本态度。”假如没有强大的理论自信，新潮批评家们很难坚定地走下去。可以说，这些新的批评方法变革了文学的传统批评模式，直接影响到对新小说的评价，并借由远离社会学束缚而带来的优越感确立了批评的新标准，分别介入到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层面中去，从而对后期小说写作的形式化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上海文学》以其自觉的文学伦理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而是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宝贵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作者：晋海学，本文来自《上海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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