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探析 本文关键词：探析，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关系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探析 本文简介：Abstract：Atpresent,theresearchonChineseclassicallogicinourcountryhasbeenonanacceleratingtrack.TheChineseclassiclogic,thewesternlogicsystemandtheIndian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探析 本文内容：
Abstract：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logic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on an accelerating track. The Chinese classic logic, the western logic system and the Indian Hetuvidya (the logic of ancient India)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the three largest sources. Logic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culture. In return, culture has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logic. The two have influence on and complement to each o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ogic though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lso the same.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cient logic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or explor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ogical thoughts and cultur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logic research.
Keyword：logic; logic thoughts;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内涵, 就必须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研究其文化历史背景, 分析其本质内容和特点, 进而挖掘二者对促进当前现实需求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一、逻辑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逻辑源自古典希腊语logos, 其原意是“词语”或“言语”, 后被引申为“思维”“推理”等意, 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 将其意译为“名学”, 音译为“逻辑”。逻辑研究和反映思维的规律、方式, 有广义 (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 和狭义 (思维的规律或逻辑学) 之分。距今400多年前,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于1615年完成的《童幼教育·西学第五》论及“逻辑学”, 是其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最早记载。
培根称:“赤手做工, 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 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 这对于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手用的工具不外是供以动力或加以引导, 同样, 心用的工具也不外是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1]8其中, “心用的工具”, 应为辅助人类求取新知的“助手”, 即“逻辑学”, 其现实意义在于“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理解力”, 借用孟子的术语应为“良能”, 是人在求知过程中天然具备的能力;在“启示”或“警告”的作用下, 趋利避害、事半功倍, 这种“良能”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果。而作为“心用的工具” (知识的工具) 的逻辑学, 正好提供了这种“启示”或“警告”。提高人类思维的求知效率和降低其求知成本是逻辑学的现实应用价值。西方逻辑学由玄学形态 (演绎逻辑、辩证逻辑等) 逐渐发展到科学形态 (归纳逻辑、数理逻辑等) , 更重视具体应用, 从而促使求知效率的提高和求知成本的降低———西方科学从古至今加速度的发展与此有关。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源远流长, 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并列为世界逻辑三大源流。在我国古代, 逻辑学又被称为理学、理则学、名学、刑名之学等。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可谓相当丰富, 主要蕴藏在从先秦诸子典籍到明末清初诸子学古代文献之中。晋代时期, 鲁胜编着的《墨辩注》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孙诒让是近代中国研究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 代表作有《墨子闲诂》等, 其在给梁启超写信时指出:“尝谓《墨经》揭举精理, 引而不发, 为周名家言之宗, 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 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 培根之归纳法, 及佛氏之因明论者。”[2]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王国维指出:“如《墨子》《经》上下之论定义, 《大取》《小取》二篇之论推理之谬妄, 荀子及公孙龙子之论概念, 虽不足以比雅里大德勒, 固吾国古典中最可宝贵之一部, 亦名学史上最有兴味之事实也”;“墨子之名学实自其欲攻儒家之说以伸己说始, 与希腊哀列亚派之芝诺, 欲证明物之不变化不运动, 而发明辩证论者相同。然希腊之名学自芝诺以后, 经诡辩学者之手, 至雅里大德勒, 而遂成一完全之科学。而墨子之后, 如惠施、公孙龙等, 徒驰骋诡辩, 而不能发挥其推理论, 遂使名学史上殆无我中国人可占之位置, 是则可惜者也。”[2]墨家的定义论、谬误论, 荀子和公孙龙的概念论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西方古代逻辑思想一样, 不受地域、民族和文化的制约。它们都是人类对逻辑形式 (概念、命题、推理) 和逻辑规律 (如矛盾律、排中律等传统逻辑基本规律和同一律等形式逻辑基本规律) 探索归纳形成的, 其呈现的成果———“心用的工具”———最终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逻辑史在中国 (因为它基于非印-欧语言) 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进而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3]这是李约瑟与哈布斯迈耶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提出的观点, 逻辑史学家克劳斯·格拉斯霍夫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二、文化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 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一方面, 逻辑 (思维方式) 等诸多文化聚合要素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文化整体为逻辑提供了诞生和繁衍的厚植土壤。逻辑既体现着思维方式, 又影响着思维方式。也就是说, 不同文化中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产生不同的逻辑思维, 形成不同的逻辑传统;与此同时, 不同的逻辑思维和传统也会对思维方式和文化产生影响 (见表1和表2) 。
表1 西方逻辑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文化对照分析表
表2 学者关于墨家逻辑有别于其他逻辑的主要观点
历史上, 我国社会制度及其形态交替发生大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当属先秦时期, 与之相伴的是各种思想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客观描述。“历代学术, 纯为我所自创者, 实止先秦之学耳”, 亦可为我们佐证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摇篮和成长时期。在当时诸子集中关注的“名实关系问题”基础上, 集诸子关于“名”研析之大成而最终综合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论思想, 统称为“先秦名学”。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 蕴含着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由表 (名实关系问题本身) 及里 (社会生活、政治及思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问题) , 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纯粹思辨或空洞的理论[4]。
正因为讨论分析的层面不尽相同,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成果才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名学思想和学说, 有的甚至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在诸子相互批判和相互吸收的基础上, 先秦名学继承了“正名百物”的思想传统, 加之受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贵贱无序的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 与当时的辩学互动, 注定了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见表3) 。
表3 先秦名学的社会功用和现实意义分析表
先秦名学的发展是当时我国逻辑思想不断丰富完善的基础, 但是受当时思维文化取向影响,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蕴藏在伦理政治内容之中, 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逻辑学说。如孔子的正名思想“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天下治”, 为我们展示了孔子针对当时混乱的时局, 希望复辟西周伦理政治制度的政治主张。“审治乱之纪”“处利害”“决嫌疑”所体现的思想, 让我们不难发现墨子及其后来学说家都旗帜鲜明地把对逻辑问题的研究作为实现其伦理政治理想的重要抓手。先秦之后, 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本来就发展极为缓慢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加之汉朝盛行的经学、魏晋时期颇受欢迎的玄学、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佛学、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又给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带来了连续不断的“雪上加霜”的冲击, 致使其后来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5]。
由此可见, 我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首先,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崇尚直觉和经验。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经验主义”使得我们思考认知时, 颇喜欢引经据典, 假借前人的认知经验作为前提或行为准则。传统思维方式虽然有助于我们加速对事物整体宏观的认知把握, 但是, 由于容易受到“先入为主”思维的影响, 往往忽视了事物内在的本源和核心本质。例如, 对中西方科学发展都极具价值的自然观学说———元气学说, 既影响着中国古代科学发展, 又在理解现代物质结构理论等方面启发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我国古代元气学说关注的重点不是宇宙物质内在结构要素, 而是侧重于宏观把握宇宙的“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当然在我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中, 有助于我们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发展变化的态势。相应地, 由于中国古代逻辑常常以格言、语录、寓言的形式表述思想与理论, 不注重构造专业的逻辑形式、不追求逻辑论证, 因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思想理论。
其次,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崇尚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 以史为鉴、崇古敬圣, 将历史前辈的思想言行奉为圭臬, 少有批判和创新, 这种传统价值观念一直影响至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演绎和发展过程中, 对历史的崇拜贯穿始终, 尤其注重继承和模仿。如中国大圣人孔子的思维原则是“述而不作”, “言必称三代”又是古人孟子的信条[6]。当我们再审视我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时, 其提出的“真人文化”亦是要回到原始自然状态。历史发展到两汉之后, 基于当时伦理政治的现实需求, “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 尊崇儒家《六经》为神圣的经典。“好古”固然不错, 但“忽今”是有缺陷的。正因为如此, 自先秦之后, 由于社会伦理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裹足不前, 基本上以先秦逻辑思想为基准, 错失了其创新发展的文化土壤。
再次,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崇尚经世致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主要蕴藏在伦理政治内容之中, 侧重于社会伦理政治, 着重关注经世致用。我国古代在天文、地理、历法、医药、栽培、农田水利、冶金铸造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都有丰富的科学成就, 但这些主要集中在满足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需要, 基本上很少触及事物内在结构原理, 更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论证构建严密的、公理化的系统。如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 它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可以说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将其上升至理论层面[7]。我国的中医药学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医疗疾患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但究其药物或治疗原理,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由于受到崇尚经世致用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无法从伦理政治思想中独立出来, 进而完善并形成类似西方的逻辑学。
三、结语
通过研究分析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逻辑研究要有文化的诠释, 文化研究中应有逻辑的关注。在将来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过程中, 势必会溯源到我国古代文化方面的大量内容, 这对后人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认识, 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都极具现实意义。
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历程来看, 西方逻辑思想的传入, 启发了前人以全新的视角去研究、理解先秦名学, 进而加深了我们对先秦名学的认知, 带动了近现代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时,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对当前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梳理和研究的过程, 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 促进了人们对中西方文化深层次的认知。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 使我们愈发认识到回归逻辑思想本质研究的重要性, “形式”是逻辑思想的表象, “本质”才是逻辑思想的核心。什么是逻辑?逻辑的现实应用价值是什么?逻辑思想的本源是什么?未来逻辑发展的脉络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 译.北京:商务印馆出版, 1997.
[2]翟锦程.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源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 (1) :51-64.
[3]翟锦程, 邱娅.近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与趋势[J].哲学动态, 2010 (10) :99-102.
[4]翟锦程.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J].南开学报, 2004 (5) :84-90.
[5]崔清田, 王东浩.逻辑与文化关系的探索:崔清田先生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2) :1-6.
[6]莫晓红.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及成因探析[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 :79-81.
[7]刘佳秋.科学方法与历史上的科学革命[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4)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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