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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亚非会议爆炸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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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亚非会议爆炸案揭秘 本文简介: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

1954年亚非会议爆炸案揭秘 本文内容:

1954 年 12 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 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1955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当天,他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随后,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周恩来应邀出席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定于 1954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 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个决定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 2 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经过周密安排,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11 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起飞雅加达。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他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 3 月 12 日至 28 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认为虽然恢复很好,但给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几条重要建议:如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 1 小时;腹部应包腹带;注意饮食;除有黄树则同志(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时任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中国正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恩来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将安排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 5 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
  
  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于是,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
  
  台湾国民党特务设计暗害周恩来。
  
  4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当年的随行警卫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 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
  
  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 11 日上午 10 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释怀。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该飞机终于安全离开了香港。但是,到了下午 6 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周恩来十分关注,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行失事人员。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
  
  罪恶的人选。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 4 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
  
  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 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经过观察,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软硬兼施后,香港情报站特务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 60 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为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4 月 11 日上午近 12 时,“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 749A 型飞机,已经飞行了 11163 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4月 11 日上午 5 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
  
  下午 1 时 15 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6 点 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上空爆炸坠毁,除 3 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是亚非会议记者团记者,在日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记者团出发前,他和译电员刘茂俭于 1955 年 4 月 1 日提前抵达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然后准备与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到了香港之后我和刘茂俭开始准备,因为过去香港我们没去过,所以在采购期间可以逛一逛香港,看看香港怎么回事。结果第二天一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通知我们两个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还说,你们要采购的东西都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当时,我们两位年轻人还不太情愿地在香港闷了一晚,第二天便乘荷兰的芝万宜邮轮起航了。”
  
  事实上,正是这个临时决定,让钱嗣杰和刘茂俭躲过了一场劫难。钱嗣杰清楚地记得,坐了 7天 7 夜的船先期于 4 月 8 日到达了雅加达,4 月11 日他们二人到了万隆住进旅馆,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飞机到来,可左等右等都没有中国代表团的消息。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 11 人(其中新华社记者 3 人)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当天下午,钱嗣杰听到噩耗。“我和刘茂俭走的时候听说飞机今天就要到雅加达来了,我们就一直在等待战友的到来吧。我们左等右等没有人来,就写信给当时的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询问情况。不久,也就是在当天下午,是饭店方面的说是听说有个飞机爆炸了,后来我们也得到使馆的通知说确实出了事情了,当时我们听到以后当然就是非常震惊!非常愤怒!!这些人搞这种谋杀、破坏,的确太卑鄙了!当时我们就懵了,这样的牺牲太大了,飞机上的都是我们社里的主力记者。”
  
  为了促进世界和平,龙潭虎穴也要闯。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
  
  “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但是,周恩来意志坚定。
  
  4 月 14 日清晨 7 时 15 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 26 人毅然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 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上午 10 点 30 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 6 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4 月 16 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当地时间下午 5 时 30 分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周恩来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万隆。当他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 70 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
  
  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并且,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地组成的恐怖组织“铁血团”也正在秘密策划活动。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 3 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 5.5 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4 月 18 日上午,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9 点 30 分,会议正式开始。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芝帽的苏加诺总统神采奕奕,在 5 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
  
  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开好亚非会议的良好愿望,希望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
  
  按照日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在 19 日的下午。周恩来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解决了人们对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颠覆活动、认识新中国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交原则---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4 月 24 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4 月 29 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5 月 7 日上午 11点,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破获“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 月 8 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 月 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 5 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 月 15 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 5 月 18 日下午 1 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 200 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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