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环保世纪行”报道背后的权力机制 本文关键词：中华，权力，机制，环保，报道
“中华环保世纪行”报道背后的权力机制 本文简介：摘要：当前传媒揭示环境危害，特别是多家媒体联合参与的“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报道影响巨大，媒体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值得研究。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人民日报》作为研究文本，剖析它报道背后的权力运作，并基于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相关环境报道的参考对策。 关键词：大众传媒；“世纪行”；权力；《人民日报》 中图
“中华环保世纪行”报道背后的权力机制 本文内容：
摘要：当前传媒揭示环境危害，特别是多家媒体联合参与的“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报道影响巨大，媒体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值得研究。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人民日报》作为研究文本，剖析它报道背后的权力运作，并基于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相关环境报道的参考对策。
关键词：大众传媒；“世纪行”；权力；《人民日报》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贾广惠，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博士，江苏徐州221009；房继茹，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徐州221009
引言
当前，大众传媒介入社会事件中，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反映在环境报道领域，比较典型的是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在全国人大组织下，28家在京媒体参与，大规模宣传环保、多层面揭示环境问题。这种集体采访报道，在宣传环保国策、环境知识、监督环境问题等方面作用显著：持续进行国家动员，使各级政府重视环保并解决各种环境问题，提升了公众环保意识。
“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以下简称“世纪行”）是一场国家级媒体行动，它的背后是集体性的国家权力；它所奉行的监督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力（特指制度化权力，下同）支持。由全国人大牵头组织、中央14个部委组成了“世纪行”组委会，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每年确立一个主题组织记者采访，主要目的在于宣传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将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环境与资源重大问题的解决。全国大多数省份人大也组织了立足于本地的“世纪行”，不定期组织媒体采访，由此构成了一个权力支持的网络。
通过查询发现，“世纪行”有关报道数量丰富，但学术研究比较稀少。在“中国知网”输入“中华环保世纪行”关键词检索，得到1993年――2013年间564篇文章，但除了3篇《人民日报》记者所发表的新闻总结式综述（从舆论监督作用的角度）之外，直接的研究论文还很少见。但“世纪行”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一个权力系统中以传播形式体现的互动关系。
依据权力关系的视角，本文认为“世纪行”能够坚持和发挥作用主要依靠权力，采访中更是离不开权力。它受惠于权力，也受制于权力。由于参与“世纪行”报道的媒体样本很多，时间较长，内容繁杂，本文主要选取《人民日报》（不含海外版）为研究文本；以该报1993年至2012年间“中华环保世纪行”栏目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对消息、通讯两类新闻分析解读。作为权威性最高的综合性日报，《人民日报》是参与“世纪行”最重要的中央媒体，它的报道具有代表性。
一、媒体报道：权力的支持与延伸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快速扩张，环境问题大面积暴露，典型表现为淮河流域发生多起环境事故，如1994年、1995年特大污染事故、1996年污水沟夺命事件、大量“癌症村”出现、“三河三湖”污染事故频发等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挑战了传统的治理秩序，这些“新问题”迫使同家增设了环境议题，从而将其纳入权力操控框架中，也即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确立之后，政府的治理凸显了合法性，权力隐含于各种环境议题中：解释环境政策、揭示环境问题、监督地方政策落实等等。但是直接治理是一方面，依靠媒体这一“耳目喉舌”也是一方面，藉此权力也在借助于媒体得以延伸。它支持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采访报道，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以及公众环境意识都产生很大影响，在无形中贯彻了国家权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于权力的观点，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在当代中国，既然党报直属于一级党委，那么它所借用的也必然有上级党委的部分权力，采访报道的过程隐含了权力的辐射。“世纪行”是一种集合权力，是代表中央对广大基层的政策执行情况的检验者。因此，为了考察这种权力关系，本文先从《人民日报》“世纪行”采访报道中体现的采访方式、信源使用、身份标识3个指标来作一粗浅分析。
（一）采访方式
在长达20年的历程中，《人民日报》“世纪行”和其他中央媒体一样，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采访方式，那就是集体采访、听取汇报、团体参观和参加会议。这些形式，也恰恰都是权力系统运行的外化，是具体的支持形式。
集体采访是该报参与“世纪行”最突出的特点。28家在京媒体记者外出采访，形成了规模性的“大兵团”采访模式：每到一地，都由地方党委政府出面接待安排，统一组织采访、统一安排记者见面、统一外出行动。地方高规格接待，其背后有对最高权力的自觉服从，也有权力之间的制约。
会议和活动报道也是权力支持的反映：一是每年的“世纪行”启动仪式都会在不同媒体报道；二是每年开展“世纪行”好新闻评比。如2000年（3月22日）的报道：
本报讯日前，2000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评选揭晓，共有88篇作品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特别奖和内参简报奖。本报记者采写的《塔里木河胡杨泪》、《大自然的应答》两篇作品获得一等奖，《神奇净土哈纳斯》等5篇作品获得二、三等奖，《塔里木河下游急需生态用水》获得内参简报奖。同时，人民日报社获得优秀组织奖。
（二）信源使用
《人民日报》“世纪行”的信源大多数是权力机关的各级官员，其次是专家学者，最后是普通百姓，可见它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如在跟进“治淮”的“世纪行’’活动中有这么几篇比较典型的报道：
前两篇以职能部门领导视角，面对问题强调成绩。第一篇文中有两段都是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说”为引语和开头，来说明环境治理的成功。第二篇文中又以领导人的视角：“国务委员宋健要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淮河终于变清”，来说明治理的成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把治淮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第三篇，使用了“唤醒民众环保意识”、“辩证看待水变清”小标题，涉及地方百姓的话语只是一带而过。该报信源使用上往往依赖官员，这显然体现了官员话语的权威性、可信度，其背后反映出与权力的直接关系，即得到支持，顺利报道。据统计，在该报“世纪行”176篇报道中，官员作为信源的比例高达79%，在所有媒体“世纪行”报道中是最高的。（三）身份标识
通过阅读《人民日报》“世纪行”报道就会发现，该报体现了很强的“身份标识”，即在文中挂出“中华环保世纪行”字样。这是一个提示：“世纪行”是国家议题，有国家权力支持，提醒地方优先关注它的报道，遵循权力意志。如在《污染最重城市为何扎堆河北》（2013年6月17日）开头这样写道：
……和石家庄成为难兄难弟的河北城市还有不少，邢台、唐山、保定、衡水、邯郸、廊坊，这几个城市在一季度一起位居最重污染城市前十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河北又将如何应对？不久前，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到河北做了一番调研。
进一步分析看出，这种体现“世纪行”标识的采访写作，有很强的区别功能，使得该活动成为一个专门环境报道项目；这一类型报道独立出来，显示了明显的活动外化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的标识强化，是通过每年的“世纪行”活动主题，在媒体报道中鲜明体现出来的。《人民日报》更是以突出的“世纪行”字样体现这一活动，占到这一类报道的92%以上。
从采访方式、信源使用、身份标识三方面可以看出，该报“世纪行”体现出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也就是在采访中更多地依赖权力。既然全国人大以此为手段，该项采访活动就难免明显的政治目的，既要利用采访报道落实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督促，又在挟着最高权力输送政令；但另一方面，媒体实际上还要依赖地方权力的帮助，也就是说，作为（媒体）支配的权力关系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些在权力关系网络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主体往往不得不考虑处于相对被支配的地方权力的意愿、利益与需要，以此获得对方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特别是报纸发行），从而更好地维护其支配地位。因此，它的报道肯定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成绩占了最大的比例，版面处理比较突出，显示了与权力的密切关系。
二、媒体与权力的互动
承上所述，《人民日报》以中国最高端媒体的权力优势，进行着长期的环境宣传与动员，促进了公众和官员的环境意识提升，还推动了一些环境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宣传、动员体现出媒体与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媒体除了借助于外部权力之外，自身还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可以说，有三种值得关注的权力关系扩大了“世纪行”的影响。
（一）媒体影响的“硬”权力
从《人民日报》多年的环境报道来看，它所代表的党报会影响到地方权力即“硬”权力的运作。这是指媒体报道之后，促使上级尤其是中央权力机关下达命令，落实环境治理。最典型的是对淮河环境的治理行动。
1992年以来，深受污染之害的淮河多次爆发污染事故，媒体多次揭露，促使国家调查之后实施了治淮工程，强制性关停5万多家“十五小”乡镇企业。因断了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财路，治理中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阁，但是国家动用了最大最多的权力资源，一级压一级，加之领导亲临现场，使得权力强制产生了效力。
此外，媒体揭露地方环境问题，得到上级领导批示，直接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这是典型的媒体报道引出的“硬”权力，直接介入地方环境治理中，快捷高效。而媒体也往往以此作为报道的最重要的成效。
（二）媒体代表的“软”权力
相对而言，媒体还拥有一种“软”权力，它对个人或社会产生影响乃至操纵、支配的力量――媒体“软”权力是社会权力系统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分。它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形成对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人民日报》在采访报道中利用新闻报道扩散事实，引发舆论，通过舆论产生压力，压力就是一种非强制性、具有道义上的制约作用的力量。这可以算作一种公共权力，它会迫使被报道者面对这种权力产生的压力做出反应。除了直接对地方批评产生道义的压力之外，该报一些批评报道语气温和，也是一种软权力的体现。
《人民日报》处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复杂交织之中，这也在“世纪行”的盛衰交替中得以反映。在90年代中后期，《人民日报》的密集采访、与其他媒体的多次曝光，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国家机关的直接监督雷令风行，对地方“十五小”关停并转现场落实，对此报道往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该报影响衰退，既与最高权力支持减少有关，还有报道数量下降、监督不足等因素。阵从《人民日报》受制于权力的后果看，很多表现正是被人诟病的地方。
一是发稿数量不稳定，波动较大。这主要表现在受到上级安排议题不稳定和季节性特点突出。
由图1可以看出，从1993年至2012年，《人民日报》“世纪行”的报道数量波动较大。大体经历了成长――鼎盛――衰落三个时期，成长期为1993年――1997年，每年发稿数量不足10篇，最少是1997年，也没有活动启动或总结报道，虽有报道淮河治污等环境新闻，但没有表明报道出自“世纪行”活动；鼎盛期为1998―2007年，每年发稿数量基本保持在10篇以上。2005年随着太湖污染态势加剧，国家“三河三湖”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计划启动，《人民日报》“世纪行”以“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主题报道；2008年――2012年报道进入衰退期，2008年汶川地震、奥运会和南方雪灾接踵而至，“世纪行”活动报道被搁置，只有2篇消息，最近5年报道总数仅是2005年的一半。还有每年的报道运动化、一阵风问题，季节性突出。这种散漫的“运动式”传播，常常给大众一种“虎头蛇尾”的零散感不利于培养固定的环保受众群体。
三是宣传味浓，固守“主旋律”。倚重“宣传”是党报长期对上负责的风格，但是可读性差。2007年发生了“太湖蓝藻事件”，众多媒体参与报道。而通过与《中国青年报》同一事件的报道对比，发现在揭露问题方面，《人民日报》明显薄弱，从标题制作、语言倾向、版面处理、责任追究等方面都不如《中国青年报》深刻、尖锐、鲜明：前者更多是提供信息和正面引导；而后者不仅提供信息，还深入采访，敢于触及问题，表达鲜明倾向。四是监督不力。“世纪行’’定位于监督，但地方权力通过上级方方面面的关系制约媒体，近年来各种说情和威胁，还有发行方面的因素，都迫使媒体不断放弃监督。据统计，90年代《人民日报》“世纪行”有超过一半的监督稿件无法见报，到了最近几年就很少主动开展监督报道了。
五是公众参与不足。我国的环保事业离不开政府的领导，但是，该报“世纪行”把报道的重点仅放在政府行为上，而忽略了对受众环境意识的培养，很容易给受众造成“政府才能搞好环保”的印象，形成“政府依赖”的误区，不能引发受众自觉参与的意识。这在各类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都得到突出的反映。
三、媒体自我赋权的可能与路径
以上主要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初步分析了《人民日报》“世纪行”的报道问题。可以说，深刻影响《人民日报》“世纪行”背后的力量是权力――其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当然，还有其他制约因素，但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对于该报来说，能否通过近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增强自我赋权的能力，以增强权威性和吸引力，直接关系到这一培育了20年的品牌续写辉煌的问题。
（一）能否自我赋权值得思考
《人民日报》“世纪行”和其他参与“世纪行”的媒体一样，是在既定的宣传体制下主要对上负责，中央的政策、会议、领导人讲话与地方的工作经验成就等等都要反映出来，媒体的版面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今天该报所具有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上级赋权的结果；既然上级赋权，自身的独立权限就很少，这与自我赋权形成了矛盾。
但是，媒体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组织，可以通过积极创新来提升社会影响力，进而自我赋权。这就如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一样，多年来坚持独家报道、深度报道，无形中增强了影响力，成了媒体中的舆论领袖。对于《人民日报》而言，党报的规范不能成为自我限制的羁绊，而要寻求一定的突破。
（二）可能的解决问题即自我赋权的路径，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
1.主动设置议程，独立完成采访
大众传媒属于公共领域，有义务揭示公共问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公民行使自身权利、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批判性审视的平台。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舆论监督，其本质在于以公共领域制约政治领域和市场领域。针对公共领域的环境问题，《人民日报》不能在既定的制度模式下消极无为，等着上级布置“作业”安排任务，而是要打破传统的宣传管理模式，重视自我开发，既要围绕国家环境主题不偏离，又要在具体操作中提高主动性，在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之间找到结合点。
2.坚持问题揭示，强化警示功能
就《人民日报》“世纪行”多数报道而言，沿袭过去的套路，宣传过多，依附过度，导致读者厌弃。这还与该报难以摆脱“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传统有关，回避矛盾、冲突令读者失望。该报有底气做到揭示问题，让地方自觉纠偏，也会促进更多环境问题的解决。《人民日报》强化报道警示责无旁贷。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除需要上级政务管理之外，还要有媒体监督促进。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趋于激烈，违背中央政令的招商引资、土地财政、大拆大建的政绩工程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这就需要高端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发挥警示作用。目前市场化媒体不断揭露的“镉米”、“癌症村”、“血铅村”等等都是地方以往长期拖延推诿环境治理导致的危害。所以，《人民日报》依托“世纪行”品牌，继续加大监督力度，揭示问题，警示政府和公众，发挥预警职能。
3.壮大记者队伍，稳定岗位人才
扩大自我权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拥有一大批精兵强将，《人民日报》还需要强化环境记者队伍建设。但现在的问题是环境记者不断流失，后继乏人。目前，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涉及方方面面，而传播严重不足，急需培育一支稳定、专业、负责的环保记者队伍，使环境报道数量与质量得到保障。这需要媒体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勇于担当，致力于培育长期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结语
“中华环保世纪行”经历了20年风风雨雨，在最高权力支持下，环境宣传与动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世纪行”面临着多元化思想潮流冲击，又存在受制于权力、宣传味过浓、监督过少等缺陷，造成影响下降，警示乏力。今后，《人民日报》应该加强自我赋权，利用全国人大与各级人大支持“中华环保世纪行”环保宣传、环保传播的品牌化塑造，落实媒体联合与关注环境问题的动力机制，帮助媒体客服实际困难，提供更为有效的精神与物质支持，促使媒体与时俱进，动员公众与政府更好地落实环境治理，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来自《世纪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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