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 本文关键词：子城，考古，四家，发掘，调查
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 本文简介：摘要： 城四家子城址为一处规模较大的辽金时期古城址，2013—2016年间进行了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工作，对城址的遗存特征、城市布局、功能分区及始建和沿用情况均有了全新的学术认识。 关键词： 吉林考古;白城市;城四家子;辽金时期;城址; 城四家子城址是一处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
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 本文内容：
摘 要： 城四家子城址为一处规模较大的辽金时期古城址，2013—2016年间进行了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工作，对城址的遗存特征、城市布局、功能分区及始建和沿用情况均有了全新的学术认识。
关键词： 吉林考古; 白城市; 城四家子; 辽金时期; 城址;
城四家子城址是一处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的辽金时期州城级别的遗址。该城址处于洮儿河北岸，临河而建，河水从西北而来蜿蜒从东南流过。城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测，周长为5748米[1]，是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辽金时期州城级别城址中面积最大的。城墙四面各有一带有瓮城的门，并有几十个不等距分布的马面。由于洮儿河水的长年侵蚀，目前城址西墙大部已不复存在，南城墙也仅保留下东半部分。城址所在处现为耕地，城内地面可见多个隆起的高低大小不均的“土包”，这些土包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高于地表0.5～3米不等，土包上往往可见大量残砖碎瓦，整个城内地表均可见砖瓦残块和大量陶瓷碎片。
一、历史背景及研究现状
城四家子城址清代被称为西伯城[2]，清末称之为“白城子”[3]，日本学者曾其称为“狐狸营子古城”或“高丽城”[4]。“狐狸营子”一称应来源于蒙语音译“呼里营子”，今城四家子所在的村落名称“胡里村”即来源于此称呼。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城四家子城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记录，并认为其为“成自辽人之手之物也”[5]。此后多年来，该城址一直吸引着辽金史学研究者前来实地探访和考察，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来考证其时代和属性。目前已能确认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州城遗址，而对于城址的定性问题提则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两种观点在学术界较为流行且相持不下：一是认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新泰州[6]；一是认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泰州，金代旧泰州[7]。2000年以后，东北地区针对前郭县塔虎城[8]、泰来县塔子城[9]等同为州城级别且与城四家子城址同样存在定性争议的辽金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所获材料显示，前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目前，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该城址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史料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10]，曾是辽代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代皇帝“春捺钵”的一处重要据点。“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11]金代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将此城设为泰州，即学术界所谓“新泰州”，成为金代的国防重镇。元朝先后在此设泰宁卫、泰宁府。明朝在此设泰宁卫指挥司，是着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直至明代中期遭废弃。在辽金元及明初几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东北地区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辽金元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2007年，白城市博物馆征集到一件据称出土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刻有文字的青砖，其上有“泰州长春县”字样[12]，为进一步证实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提供了间接依据。这一发现也使学术界对于这座古城的关注热度再一次提升。2009年，当地村民在耕地时发现了一处金代瓷器窖藏，内中出土缸、罐、香炉等瓷器。
由于城四家子城址以往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考古工作，学术界对它的认识仅仅是从地表采集的遗物判断其时代，从史料考证推敲其属性，并通过周边其它辽金城址的考古收获来加以佐证，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和认识几乎为空白。
二、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概况
为配合城四家子城址的保护工作，详尽了解该城址的遗存状况及文化特征，为该城址保护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学术支持，并为辽金考古研究尤其城址的研究提供考古学资料，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开展了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通过地面踏查和人工钻探，大体了解了城址内遗存的分布格局和性质，并对城外遗存的分布情况以及性质和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对城墙、城门以及城内建筑址、窑址、道路等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四年总发掘面积约4500平方米（图一）。
图一 2013—2016年发掘地点示意图
（一）城墙及城门的发掘
于城址北墙和西墙分别做了解剖[13]。通过解剖了解到该城墙体均为夯土分块构筑而成，夯层紧实，墙体宽18米左右，存在夯土结构的地下基槽，但宽度远小于墙体的地上部分。两处城墙的墙体结构略有不同：北城墙墙体由七块独立夯筑的部分构成，夯土中发现有絍木，而西城墙由两块独立夯筑的部分构成，且未见絍木痕迹。推测两处城墙可能存在修筑时间的早晚差异。城墙地上墙体各部分间清晰的叠压关系让我们得以明晰它的营建时序。从北城墙地下基槽的打破关系可知，现存城墙结构并非一次形成，而是经历了多次的补建和重修。
对城址北门进行了发掘。经发掘可知，北城门为单门道式，宽9米，外侧有平面呈半圆形的瓮城，半径15米左右，瓮墙东北部有一豁口，与主城墙呈大约50度夹角，即为瓮门所在，经钻探，未在此处发现门址迹象。从主城门门道侧边出土柱础石、木地栿和排叉柱等遗迹，以及地层中出土大量建筑瓦件可知，此城门曾建有一定规模的门楼式建筑（图二）。
图二 北城门门垛的发掘（东北—西南）
从出土遗物看，目前所见的北城门和城墙的规模和形制应是在金代形成，出土的建筑倒塌堆积均为金代且未发现更晚的文化层，于城门处的墙体地下基槽中出土的辽代晚期遗物可判断，该城门及城墙的始建年代应晚于辽代[14]，可知该城门现存遗迹的形成和主要使用时代应为金代。
（二）城内建筑台基的发掘
城四家子城址内地表即可见若干大大小小的隆起，通过考古钻探了解到，这些高度和面积各异的“土包”，都是相对独立的建筑台基。此次发掘的一处为位于城内南北向中轴线的北部，距离北城门200米，隆起于地表约1.5米的高埠。通过发掘完整揭露出了一座高台式建筑基址及其附属建筑设施[15]。该建筑台基为夯土结构，具有坚实的地下基础和台明，沿用时间较长，台基之上和周边建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和相关设施，且营建时间有早有晚，这些建筑曾有过多次局部改建、损毁，并在遭废弃一段时间后于原址之上进行重建的经历。此处遗存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为台基本体始建和使用时期，从出土遗物判断，应为佛寺；中期，台基本体上的建筑遭遇毁弃，进入短暂的荒废期，在这期间，寺庙荒废，其周边出现了一些居住址[16]；晚期，台基被大规模重修，并在其上重建新的建筑，此阶段的建筑虽在原址上重建，但已不再用作寺庙，从出土遗物虽不能完全断定建筑的功能，但从出土的带有龙纹图案的瓦当和鸱尾等建筑饰件可以证明其是一处等级较高的官方建筑（图三）。
图三 城内建筑台基的发掘（东南—西北）
（三）窑址的发掘
对城内西北部一处窑址进行了小范围发掘，发现陶窑两座，同时清理出由该窑烧出的废弃陶器的堆积，以及与窑址同时期的房址。通过出土器物来看，此窑址专门用作烧造瓮、罐、盆等大型陶器，供应给城内外居民作为日用器皿。房址均为带火炕的中小型房屋，错落又集中，距离窑址较近且起建于同一层位，推测应为窑工的居住场所。沿用时间大致从金代早期直至中期以后（图四）。
图四 城内窑址的发掘（西北—东南）
通过进一步的发掘发现，窑址下叠压着更早时期的房址及残破的夯土台基残迹。从这些早期遗存中出土的遗物判断，其时代应为辽代中晚期。可见该区域早年也建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在建筑废弃后才变更了功能，成为了手工业作坊。
（四）主干道路的钻探与试掘
对与四座城门相对应的轴线位置进行考古钻探，以确认主干道路的情况，并对道路附近区域进行试掘。通过钻探和试掘，确认了东西、南北两条中轴线处主干道路的存在，并了解到这些道路堆积较厚，且位置和宽度未有太大变化，可见这两条主干道路使用时间均较长，进一步反映此城在建成后直至后代延续使用的几百年间，城内的主要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图五）。
图五 城内道路及车辙（北—南）
（五）城外砖室墓的钻探和抢救性发掘
对城外墓葬区进行了调查和小范围的钻探，初步了解了墓葬的分布范围和密度，并对其中四座遭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调查和发掘了解到，该墓葬区范围较大，沿用时间较长，但密度不大。墓葬多为甲字形单室墓，以砖室墓为主，有的墓壁和墓底有彩绘图案，时代上辽、金皆有（图六）。
三、城市结构布局的初步了解
（一）城防设施
城四家子城址城墙保存相对较好，地表即可见挺拔的墙体，保存状况最好的北城墙最高处可达7米。虽然西城墙大部和南城墙的西半段由于洮儿河水的侵蚀以及当地村民取土的破坏已不复存在，但从现存城墙仍可明确城址的形貌。该城平面为略呈菱形的长方形，四面各有一带有瓮城的门，其中，南、北二门位于墙体中部略偏东处，东、西二门则位于偏南部接近南城墙处，使得整个城址的轴线偏离中心部位。城墙上的马面间距不大相同，推测不是同一时期所建，此外，较其它辽金城址马面所不同的是，该城址马面不仅外凸于城墙，其内侧也凸出于城墙，形成所谓的“内马面”，其目的当是增加马面面积，加强防守力度。城墙外侧有两条平行的护城壕围绕整个城址，城墙内侧局部发现紧邻城墙的道路和排水沟。
图六 城北墓葬的发掘（北—南）
值得一提的是，城址西墙南段有多处拐折，使得城址西南角凸出一块，从平面上看，似与整个城址形貌格格不入，显得十分突兀。从对此处城墙解剖情况可知，其结构与形貌规整的北城墙结构亦是大不相同，反而与北城门瓮墙结构较为类似。北城门瓮墙通过发掘虽无法明确其始建时间，但从叠压关系可确知其营建时序是晚于北城墙的。以此类推，西城门附近的这一部分凸出的城墙的营建时间确有晚于城址主体城墙的可能。也就是说，目前所见的城墙格局并非同一时期形成，西南角凸出的那一部分墙体很可能为该城址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增建的部分。
（二）城内格局
经考古钻探，我们确认了四座城门两两相对间主干道路的存在。主干道路由各城门处起始，和与之对应的城门直线相通，形成十字交叉，交叉点处正处于城址中南部的城内最高的“土包”处。该“土包”北侧连带多个面积和高度递减的中小型“土包”，形成一处成组的建筑群，从其所处位置及地表形貌特征判断，此建筑群应为城内的中心区，亦是规模最大一组建筑，主干道路围绕于其周边，在当时或为城内地位最高且最为醒目的建筑物。
城内西北部以及南北轴线两侧凸出于地表的这种建筑台基数量很多，起伏相对较高且分布密集，并常常成组出现，推测这些区域应为城内地位相对较高的区域，可能具有重要的行政功能，应是政治、军事、宗教等权力机构聚集区。城内东部和南部区域相对平坦，地面起伏较小，地表多见铁渣、骨料、大型日用陶器残片等遗存，推测应为普通的居民地和商业、手工业作坊区。
城址西南角暨西城门所在之处，因其平面形制不同于城址主体部分，曾有学者认为此处系晚期加筑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区域，可能用作码头和仓储。由于西城门及城墙附近区域长年遭洮儿河水侵蚀，已无遗迹保留，此处是否存在过码头已不得而知，但其特殊的位置和形制，以及与洮儿河水距离，均能反映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三）城外功能区
经过大范围的地面踏查，我们对城址周边区域的遗存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资料记录城址北部为辽金时期墓地[17]。通过这几年的调查和试掘，已可确认此处为大面积的墓葬区，经走访，我们了解到，在城外北部居住的很多村民家院内就曾发现过砖室墓葬，可见墓地的规模之大。其范围南临北城墙，西接洮儿河堤坝，东部几与东城墙平齐，向北延伸数百米，直至北部的城四家子村。目前所见墓葬大都为小型砖室墓，部分墓室内绘有壁画，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物初步判断，该处应为专门的墓葬区，且沿用时间较长，辽金两代都曾在此处下葬，其中可能还存在等级较高的墓葬。
据《洮安县文物志》记载，城外南部有砖瓦窑址。通过调查，又于城外西北部新发现一处窑址，地表可见多片火烧形成的红烧土，均位于一个略高于地平面的小型台地腰部，周边可采拾到烧结的瓦片，其形态特征与城内出土瓦片相同，可确认此处是为城内建筑烧造瓦件的窑址。两处砖瓦窑址一南一北分布，充分体现了就近原则，亦可证明该城址中的建筑所使用的瓦件为本地烧造。
城外东南部紧邻东城墙的区域，地势开阔平坦，地表发现较多日用陶器残片，却鲜见瓷器和瓦件。该区域地面较平，无明显高出地面的建筑台基迹象，地表所见遗物亦为等级相对较低的日用陶器，其等级可见一斑，推测应为城外的平民聚居区。
四、年代认识与分期
据史料考证，城四家子城址于辽代作为州城始建，历经金代的沿用，更是在之后的元、明两代继续得以使用，直至明代中期遭废弃。考古发掘所获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该城址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遗存为辽代，所发掘区域的文化层均较厚，以金代遗存的分布范围和数量见长，并且大多叠压于相同性质的辽代遗存之上，有明显的沿用迹象；虽然由于长年的耕作行为和风蚀破坏，时代较晚的元、明时期文化层多已不复存在，但表土层仍遗留下了较多元、明时期的丰富遗物，证明金代以后该城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保持着繁盛状态。
通过发掘所获材料，可将城四家子城址的遗存分为以下四期。
第一期：以2013—2014年发掘的台基下层堆积和窑址的早期遗存为代表。台基下层堆积出土的带有“大安八年”、“大安九年”、“施主”、“兴教院”、“施瓦”等文字的绿釉瓦可明确该处的建筑为寺庙，修建年代为公元1092—1093年间，处于辽代晚期，这是该城址内经考古发现的具有明确年代信息的最早实证。此外，窑址发掘区的早期遗存时代也处于辽代中晚期。
第二期：以2015年发掘的窑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该期窑址遗存以灰坑为主，出土遗物多为日用陶瓷器，形制特征与第一期无太大区别，但已基本不见篦齿纹陶器，出现涩圈叠烧瓷器。鉴于一、三两期的所处时代，将其时代归于金代早期。
第三期：以2013—2014年发掘的台基上层堆积、2015年发掘的窑址为代表，该期建筑址倒塌堆积出土的瓦当、兽头等建筑饰件为典型的金代遗存。由于该期建筑系在原有的辽代台基上重建，且所使用的建筑构件等级较高，推测应是金代对该城址进行的大规模重建时形成的建筑遗存。结合史料记载可知，长春州在辽代灭亡后一度被降格为长春县，金代中晚期恢复州城地位，即学术界所称金代新泰州，故推测该期建筑可能为“复置新泰州”后所修，时代应处于金代中晚期。
第四期：以2013年发掘区表土层出土的青花瓷器以及表土层下开口的土坑墓葬为代表。其中有“永乐年制”款青花瓷器，从款识判断应为崇祯年间仿前朝所造，可知该期时代应为明代末期。
通过四年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城址的基本格局和功能分区均有了一定的了解，明确了城墙、城门、城内建筑址的营建方式和时代。同时，出土的文物尤其陶器，为辽金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充实了材料。此外，考古工作所获取的资料，也为城址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学术依据。
对于城四家子城址这样一座面积庞大且以往未做过任何考古工作的城址来说，四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仅是管中窥豹，想要对这座城址进行深入的考古学研究，尚需更多的基础性材料，因而，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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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塔子城于2014年进行小规模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10] 辽史》卷37《地理志·上京道》，第445页，中华书局1974年。
[11] 金史》卷24《地理志·北京路》，第563页，中华书局1975年。
[12] 宋德辉：《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1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北城墙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1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北门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20）》，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1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台基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1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三号房址发掘简报》，《学问》2016年第3期。
[17]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洮安县文物志》，内部刊物，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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