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
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当今社会也在重塑赵树理的地位，他不仅只是农民的传声筒，更是农民的朋友。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述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塑赵树理形象。
关键词
赵树理 农民作家 共识
赵树理来自山西沁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作者。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为题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其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更是当代社会“九大家”之一。
一、唯一的农民作家
他是一位扎根农村，真正为农村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作家。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居住在
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勤俭节约、爱农村、敬农村、深入农村的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
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应该承认，能够像赵树理这样无论政治环境和个人地位如何变化都能终生保持着质朴善良的农民情怀者在现实中很少，因此这种坚守便显得愈为可贵，尤其是当作家的理想与政治环境要求发生抵触的时候。
二、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赵树理是一位拥有最广大农民读者的作家。他的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神，并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贵》
等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思想，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接受，使新文学呈现出刚健清新的民间风格。
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赵树理继承了这一革命精神，面对一切封建陋习，他给予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思想也始终如一。在解放区，新政权刚开始建立，农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是旧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封建思想意识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农民的头脑中，他们也在不自觉的维护旧的秩序，这一切阻碍着他们彻底解放。赵树理也意识到了将农民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他为此进行细致的观察并深刻思考，将“五四”反封建精神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怀着启蒙、教育的心态，批判现实中的落后、消极因素。赵树理在小说中，紧抓农村家庭矛盾、人物厉害冲突，从容描绘出封建思想对农民的渗透，批判了农村中的愚昧习俗，进行生动形象的道德劝诫，启发农民摆脱因袭的传统，走出封建传统的精神牢笼。
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髓，处在新时代中，高举反封建大旗，揭露和批判了旧思想，旧制度。他关注落后的人和事，真诚的帮助他们改正，用文学的力量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启发了人们的斗争勇气。他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五四”以来提倡的大众化的要求，并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赵树理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成长，又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艺术天地。
三、赵树理作品的时代意义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
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真正为文学创作从“西化”向“民族化”、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庄严号召。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肩负时代之庄严使命。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百世流芳，“赵树理方向”是既有合法性，亦有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小说，从总体而言，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如果说正是鲁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为之地把农民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他们画像立传，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为新文学着重贡献了闰土、阿Q等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那么，正是赵树理第一个真诚讴歌了农民的解放与胜利，塑造了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等在鲁迅笔下从不曾有过的新一代觉醒的农
民形象。如果说，正是鲁迅以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对“瞒”和“骗”的封建旧文学、对廉价的“大团圆主义”，予以迎头痛击，引领了一个文学悲剧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学至此来了个大转弯；那么，正是赵树理以其《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一系列“翻身”故事，昭示了一个鲁迅梦寐以求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的“第三样时代”的真切来临，在赵树理笔下，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代替了悲剧，五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早春”情调在其艺术世界里已是扑面而来，中国文学至此又转了一弯，实现了“团圆———悲剧———团圆”的一次螺旋式回环。如果说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使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力倡的文学革命理论得以开花结果，使中国小说从传统所固有的故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无可置疑地确定了其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那么，赵树理则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高度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风行于世，标志着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最终胜利，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热情拥抱。倘若从引领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诞生这一视角来评价，那么，赵树理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说是超过了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师的，甚至可以与鲁迅相提并论。
四、赵树理与《讲话》的关系
在一些人看来，“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主要是当年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的结果，赵树理的创作是功利性的，甚至是“赶任
篇二：赵树理
赵树理评价
赵树理写作风格：
赵树理（右）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
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 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写了中国北方农民在高利贷和恶势力的压榨下“破产”和“逃亡”的故事。这个主题在三十年代农村小说里具有普遍性，赵树理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他对于农村的权势人物设计暗算普通农民的种种鬼把戏了然于胸，写得游刃有余，令人如身临其境，这种现场感是其他作家达不到的，因此，除了从大的趋势来描述农村生产体系在三十年代的逐渐解体之不可避免外，他更让人看到每家的破产情况各不相同，人在这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整体的趋势是通过具体的人的具体行为造成的，从这点说，他的文学从没有因对象征、寓言的追求而损害对个别性的关注。第二，他笔下的人物有更细腻和丰富的身份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就在几亩地的财产不同上，就在于性格的沉闷和活泼与否，就在于是不是有那么点智力的优势，比如能唱啦，会识字啦等等。往往对其他作家来说，农民的这点差异是难以捕捉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赵树理却看得很清楚，而这里面，不同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又是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
他的形式创造既是适应他的作品的主题和内容需要，但又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决定他小说采取何种形式和如何写破产、如何写逃亡这些考虑无关。它主要和另一种考虑相关，那就是农民主体性问题。有什么样的主体性概念决定了他使用什么样的形式，因此，形式分析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大众化”和“通俗化”的
问题里面，而应该介入赵树理思想里的伦理和政治的深度，通过他所创造的文学形式把握赵树理的思想形式，而他的思想形式又总能为自身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客观对应物，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对话，对话既是现实生活的逻辑也是思想的逻辑，他的小说形式即体现了两者的同一性。“对话体”因此必须理解为既是小说的文体形式，也同时是书中人物言谈的内容，更是人物存在的社会方式。“对话”因此变成了越界的写作实践：它颠覆了传统的对艺术/生活、内容/形式、想象/真实的二元对立的划分。“对话”给出了一个对世界整体性把握的方式。“对话”对应于一种新的认识论、伦理学和文体意识。 不仅如此，在赵树理三十年代的小说里，他的农民主人公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或者出于一个高尚的原因，或者出于一个社会的原因，他必然地从土地中被驱逐出去，成为贫穷的化身，成为冤魂野鬼，成为双重异化的符码(背离土地，背离稳定的乡土生活)。在这个符码身上，赵树理看到了作为人的潜藏性和革命性，也就是说，他的农民还有第三个符码指认：他是充分具有能动性的历史的主体，他不再单纯地为土地而活，为过去而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感谢自己被给与的流离失所的命运吧，当一切依赖都成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个作为自由的主体的历史的创造者的人开始复活——当然，这种充分的复活要等到四十年代才最终出现在赵树理的小说里。
——摘自北京大学中文系蒋晖《论述赵树理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题和形式》 四十年代：
赵树理在小说物象运用方面的特点，与其说在于他运用及如何运用了某类物象，倒不如说在于他对某类物象的拒绝即对自然物象的自觉摒弃。正如学者所看到的，赵树理很少写自然景物，他完全把精力放在作品中主要角色的描写。对此，他表面：“我不写朝霞晚霞之类的东西，只有害怕作品中写不完你要写的东西，才会顾不上写晚霞。”这与他对中国文学遗产的看法有关：中国的文学里面，不可讳言的有：“古来留下的一套，至今未能消灭，另一套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一套，还有一套是五四运动以后从西洋接受过来的”。而他特别心仪的当然是民间文艺，这是人民大众自己创造的，所以在内容上，风格上都和人民大众没有隔阂。我们的文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自然就不得不重视这份遗产，就不得不以它为一个开展文艺运动的基础，并从中吸取养料，丰富自己。在“中国评书式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事故事融化在描写情境中的，而对于赵树理来说，却相反，显然故事是他的小说的重心，而农村热听书的习惯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因此，尽可能的略去景物描写在他就意味着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简约”，因而可以有效的提高故事情节的吸引力。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有什么区别：
第一：相同点：
首先,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和“ 五四”问题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在这一点上, 他
们有着某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反封建的大主题下,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五四” 问题小说深入揭示了现实生活中
带有倾向性的某些社会问题， 具有极强的认识价值。“ 五四”时期的冰心就反映过当时军阀
棍战、人们遭遇不幸等问题, 而赵树理更是紧跟现实生活的发展, 《婚姻法》一颁布便写出
《登记》, 浮夸风一起便写出《实干象播永福》等。
其次, 在形象的创造上, 赵树理与“五四” 问题小说作家更注重形象对于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现实意义, 使问题的表达更为明白和单纯
如冰心笔下的何彬《超人》是“爱的哲学”的化身, 王统抓笔下的女犯《徽笑》是美的象征。
赵树理则善于给笔下的人物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号。如，“吃不饱”和“小腿疼”。
再次, 问题小说多写身边事眼前事。
“ 五四”时期的作家, 生活面很窄, 社会经脸也不够丰富, 因此, 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多为表层的, 缺乏对于生活感受的深入思考与探究。
第二：不同点
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和“ 五四”问题小说的相异之点上, 则可看出问题小说的某种变
迁。
首先, “五四” 问题小说作家所做的工作是使外民族的文化与中国文人文化相结合, 赵
树理则使这种结合后的新文化民间文化化, 从而实现新文学的大众化。
其次, 两者对于所展示的“ 间度” , 虽然都理解为“社会问题” , 但“五四” 时期的作家更
偏重于“人生问题” , 赵树理则偏重于“ 政治问题”或者“政策问题” 。 再次,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 五四”问题小说都力图揭出病苦, 开出药方。“ 冰心的药方是“ 爱” , 庐隐的药方是“ 恨” , 王统照的药方是
“ 美” 。而赵树理的药方则是组织出面行政命令或其它外部力量的干预一矛盾缓和或最后解决
四五十年代被遮蔽的现代性：
赵树理是中国20世纪40—50年代社会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代表性作家,通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之后,解放区的“现代性方案”如何在文化构建层面上通过作家们的具体实践得以实现,当代文学规范究竟是如何确立,以怎样的方式被实践在文学创作之中,并形成何种形态的“新”文学。另一方面,赵树理并非仅仅是《讲话》等一揽子纲领性文件的实践者,他一生反思“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通俗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实践,他对解放区“现代性方案”的呼应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同时,他与以毛泽东文艺观念为核心的当代文学规范其实既有内在的契合,也存在潜隐的摩擦和错位,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赵树理的“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饶有兴味的问题,但由于复杂的历史语境,其内涵一直被遮蔽而缺乏系统的论述。现有的文学史格局对赵树理的忽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诉求对他的挤压,甚至就连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压抑着他现代意识的进一步迸发,这一切都对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造成了多重的遮蔽。 赵树理通过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入微描述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深刻体验。他在吸收“五四”新文艺和民间文艺的文化资源后的小说创作,体现着他对新文学“现代性”选择的一种自我反省和调整,他的小说创作,是对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拓展和丰富。他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理性精神融为一体,是对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对传统文艺资源的激活和现代转化,对民间社会生活状态的深刻表现,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独特的“现代性”内涵。
《小二黑结婚》：
解放区农村的个性解放：歌颂新人形象小二黑、小芹，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二诸葛、三仙姑），打击农村恶霸势力（金旺兄弟）
小二黑结婚（节选）
一．神仙的忌讳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作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的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啊？”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给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
篇三：赵树理资料
赵树理资料
赵树理是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赵树理在河南笔铺当过学徒，还走村串户卖过中草药。一九三二年亲一生务农，会编簸箕、治外科、看风水、还是八音会的重要成员。赵树理从小热爱劳动，还常跟他父亲到八音会里凑热闹，在那里他学会了吹拉弹唱。
一九二O年赵树理考入磕山完小，一次考一九二三年赵树理从磕山完小毕业，去小学教书，因为没有靠山，不久便被解雇了。赵树理的父亲对此耿耿于怀，又向地主借了债，让儿子去长治读书。
一九二五年夏，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
一九二九年春扩沁永县招考小学教师，他名列魁首，被分配在薪水比较高的西关模范小学教书，引起同行的忌妒。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于是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送到省陆军监狱，不久又把他过渡到反底，赵树理到太原，没有职业，卖文为生。史纪言、王中青主编的《山西党讯》文艺副刊经常登载他的稿件。一九三六年夏，史纪言、王中青回长治办乡村师范学校。他们邀请赵树理到“乡师”当国文教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乡师”停办。赵树理回阳城参加了“牺盟会”。当了区长，公道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因为他出生于农村，对民间戏剧、秧歌小调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所以上级调他到《黄河臼报》太南版主编《山地》副刊，专门揭发阎锡山派到各地的爪牙的劣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逮捕牺盟会员。、上级把赵树理调到一二九师《人民报》编通俗副刊。不久又把他调到《新华日报》太行版主编专发小报《中国人报》。在这三次办小报的过程中，赵树理写了几十万字的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四一年赵树理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针对黎城县的离卦道暴动，他写过一个批判会道门的戏《万象楼》。还写过一个清算地主剥削的戏，叫《清债》。
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和王春一块调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在左权县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智英祥搞恋爱，被混进村政权的坏人害死了。经过艺术概括，他写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赵树理又写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是配合减租苟成息斗争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一九四四年赵树理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这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群英会，赵树理采访了孟祥英、庞如林等人事迹，写了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战斗和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同年他还写了个短篇《地板》。
一九四五年冬，赵树理回家探亲。他在故居西小楼上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揭露了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它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
一九四六年赵树理在阳城县见到好多归人员到处钻头觅缝找事干，恐我们有些新同志认不清楚，所以写了短篇《催粮差》。。此后不久，作者又写了短篇《福贵》。
一九四七年，赵树理写了三幕话剧《两个世界》，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在陵川的血腥统治。同年还写了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刘二和与王继圣》原计划反映抗战爆发前后，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和斗争的，只写了抗战前的一部份，后因提纲失落，小报停刊，未再续。
一九四八年赵树理在河北平山县写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叙述土改后期(平分土地)，一个流氓乘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赵树理随新大众报社进入北京。新大众报社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赵树理就被调往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当处长。不久又调北京市文联，被选为文联副主席。他看到北京市的文艺阵地充斥着封建主义的东西，新老文艺工作者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于是积极筹备组织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对推动北京市的普及文艺运动作了有益的贡献。一九五一年春，晋东南地区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到武乡县监漳村协助建社，还到窑上构、枣烟两个农业社住了一个时期，对农业社成立后农民的思想状况以及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情况作了全面考查。
一九五二年春，赵树理重返晋东南，到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社蹲点。从秋收、分配、扩社、并社一直到准备开渠他都参加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年底赵树理回到北京，拟订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创作计划。
一九五四年赵树理还写过一个短篇叫《求雨》，它说明土地改革虽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没有清除农民的封建意识。
一九五五年秋，赵树理参加了高级社运动。来年春写成泽州秧歌《开渠》。反映了在高级社运动中怎样促进人们改天换地的积极性。‘
一九五七年赵树理在自己的家乡尉迟村参加了全民整风运动。他看到中农干部中有一种和事佬思想，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不太普遍，却有一定代表性。为了教育这部分人，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
一九五八年，赵树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赵树理说，灵泉洞下集早想好了，等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时，再去完成它。可惜作者的宏愿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四人帮”夺走了生命。
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赵树理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他看到千部中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现象比较严重，特意把下边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某负责同志。五九年反右倾时，他成了全国作协重点批判对象。。这年九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这部作品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的。
一九六O年三月，写了《实干家潘永福》，不久又写了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积极提倡实干精神。
一九六二年一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杨老太爷》，讽刺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老人。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赵树理应林默涵之约，写了短篇小说《张来兴》，是通过一个老饮事员之口写二十年的社会变化的。
一九六三年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卖烟叶》，描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作品一发表，就受到批判。实际上作者的主观意图还是好的，想通过扎火针的办法，教育犯错误青年迷途知返，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九六三年夏，赵树理到长治黄碾公社曲理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春，又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采访董小苏的模范事迹，回到长治以后，写了剧本《十里店》。作者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演出后，争议很大。
一九六五年春至一九六六年夏，赵树理在晋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工作中他发现学毛著学大寨都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要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主张。
一九六六年春，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赵树理亲自到兰考县体验生活，回晋城后，着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就被打成“黑帮”揪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赵树理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连肋骨都打断了。
*写作风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其作
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 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社会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有巨大影响。[8]
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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