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周易》对不同领域领导的辩证思维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周易，思维，领域，领导，影响
研究《周易》对不同领域领导的辩证思维的影响 本文简介：中国式辩证法的当代思维方式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转换和解读中得以表达，而其思想源头则是《周易》中所蕴含的朴素辩证观。在《周易》辩证观的阴阳变化学说中，“变”意味着事物或事件在时空中新的延续，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运动的联系。人是这一运动的核心环节和重要部分。辩证思维的运行是通过示
研究《周易》对不同领域领导的辩证思维的影响 本文内容：
中国式辩证法的当代思维方式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转换和解读中得以表达， 而其思想源头则是《周易》中所蕴含的朴素辩证观。在《周易》辩证观的阴阳变化学说中， “变”意味着事物或事件在时空中新的延续， 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运动的联系。人是这一运动的核心环节和重要部分。辩证思维的运行是通过示范性类比而不是概念的严格区别来体现的， 它是现实的， 并需要以人所特有的某种思维方式 （联想、想象、感悟等） 来把握， 故“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周易》辩证观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很强教化示范功能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管理统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领导者， 应当带头垂范、以上率下， 以自身的体悟践行将辩证思维落实于行动， 树立德行操守， 正向转化矛盾， 推动全局性工作的良性发展。
一、以“通变”为目标的阴阳互系思维 以《周易》辩证观为表征的中国式辩证法具有不同于西方辩证思维的独特属性。从学理上讲， 中西方哲学视域中的辩证思维具有一定差异。有学者认为， 西方传统辩证思维是一种以二元对立或二元分立为特征的思维方式， 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鲜明划分。而《周易》辩证观虽也强调阴阳两极的概念， 但二者并非直接对立关系， 而是在一个太极整体中构成不可分离、相互转化的“互系”关系。《周易》辩证观中蕴含的所谓“本体论”着眼于事件的过程而非事物本质， 即在运动的事件中把握原则、坚持“通变”, 以此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状态。从价值上看， 中西方关于辩证思维的差异根源在于价值出发点的不同。西方哲学与文化观中的主体性着眼于认识论， 即以“人的本质是什么”等抽象概念作为逻辑起点， 中国文化则从价值意义出发， 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家国社会的关系中探求人的价值与意义。价值指向的不同， 使得《周易》中的阴阳辩证观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关涉社会人伦道德的思想引领。对领导思维而言， 《周易》阴阳互系的辩证观看似深奥不可捉摸， 其实却总是化于日常的社会伦理观念之中， 领导者如能自觉遵循诸如仁、义、德、信等道德观念， 并以此保持自身同外在客观世界的一种长期和谐的互动关系， 自然能够体察到“通变”思想之于领导思维的重要价值。同时， 阴阳互系的辩证观也呈现出一定的伦理化倾向，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说卦传》） , 天地人伦之道在天人合一理论场域内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 阴阳转化存在于自然万物， 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的境遇、地位可能面临无常变化， 领导者即使拥有再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能， 也不大可能借此在纷繁复杂的变动中始终做到游刃有余， 但始终秉承仁义、忠信等价值观念， 除恶扬善、坚守中道， 乃是正确修身处世的不二法门。唯有如此， 方能通达于变化的万事万物之中， 以“知天地之化育” （《中庸》） .
二、以“发展”为指向的矛盾转化思维 首先， 应当将阴阳力量消长所代表的矛盾转化看作一种发展的常态。《周易》文本中矛盾的概念主要体现为阴阳， 任何一个整体的事物内部， 均包含着阴阳二力的交感对立， “无无阴阳者， 以是知天地变化， 二端而已” （《正蒙·太和》） .阴阳对事物的作用不同于外力影响， 而是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 一方力量的消长必然引起另一方随之变化， 而此“量”之变化到极致时， 事物就开始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是谓物极必反。其次， 矛盾转化发生于“与时消息”的特定具体时空。《周易》中两两相应之对卦， 如“否”与“泰”、“剥”与“复”均为此法则所证。因此， 领导者在推动矛盾转化中， 也应时刻注重对大势的把握以及对特定的具体时空的感知， 以理顺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为切入点， 借发展之势、时空之势、事件之势促成矛盾之对立向发展之指向的良性转化。再次， 矛盾转化是一个变易不息的过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周易·系辞传》） 刚柔相推所引起的事物的变易不息是阴阳力量消长之结果， 不过， 变易不息不等于循环往复， 矛盾转化带来的质的改变并非一时一事的偶然， 而是一种类似于“革故鼎新”的扬弃式发展。同时也要看到， 事物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正是来自于矛盾转化的不断推动。阴阳消长， 一方面， 打破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平衡， 为推动事物不断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 又维系了事物发展中作为整体的动态平衡， 使事物以一种“生生”形态日新月异地发展。在领导工作中， 不论哪个领域停滞或发展， 都与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无关系，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矛盾的此消彼长， 把握矛盾质量互变的转化规律， 统一地、动态地分析矛与盾二者的关系， 促其二力向“发展”指向进行正向转化， 就能有效地管控矛盾， 使矛盾关系成为为我所用的有益因素。
三、以“和谐”为旨趣的中道中和思维 正是由于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双方时刻处于一种互动变易状态， 维系阴阳和谐、维持事物稳定发展就显得相对困难， 而《周易》所倡导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即是对中正和谐之道的坚持。《周易·乾卦》有云：“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 乃利贞。”在卦爻辞中集中阐发的“保合太和”思想， 深刻揭示了中道中和观在宇宙自然与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价值， 形成了一种以中庸求和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方法或思维模式。在对宇宙自然的符号模拟中， 卦象对应表明着不同生命属性及其各正性命之状态， 卦爻辞中当位、比应、得中等爻位关系所对应的吉凶判断即是对“致中正”这一“太和”思想的体现， “中”即二爻、五爻所处之中位， 象征所谓“中道”之观念， “正”乃阴阳爻是否当位或失位之喻。东汉王充所说的“夫阴阳和则谷稼成” （《论衡·异虚》） , 以及“气和而雨自集” （《论衡·自然》） , 就是“保合太和”之自然观体现。作为对社会伦理的反映， 领导者中道中和思维之于社会治理， 体现为君子思不出其位， 依靠中和之德， 以柔和之道量力而行， 如《周易·节卦》所述， “当位以节， 中正以通”;之于处世用事， 当秉承中和公道， 出于公心化解纷争、消解矛盾， 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 如《周易·同人卦》所云， “同人曰：‘同人于野， 亨， 利涉大川', 乾行也。文明以健， 中正而应， 君子正也”;之于修身律己， 当遵循养性与养生之正道， 慎言语节饮食以养德行， 万物养得其正则生生不息， 如《周易·颐卦》所云， “颐， 贞吉， 养正则吉也”;之于待人接物， 当如《周易·谦卦》所云， “谦， 尊而光， 卑而不可逾， 君子之终也”, 君子即便位尊望重， 也应遵循礼节、谦卑待人， 不可逾矩越规。
四、以“时空”为坐标的主体能动思维 《周易》既内蕴着一种宇宙观、辩证法， 又指向一种生存论、价值观， 还是一种主体的实践哲学、处世之道。正是因为具备“经世致用”这种很强的实践操作性， 其尽管很难发展出西方那种绝对超验的逻辑体系， 却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周易》辩证观内涵丰富， 将宇宙万物视为能够包容天地人“三才”的动态整体， 人与自然万物密不可分， 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与自然、社会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这在以时空为坐标的主体能动思维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要求领导者能够自觉地把握主体能动性的时机， 正所谓“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周易·艮卦》） .因此， 领导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事物时， 应十分注重对特定时空、时机的把握。一是要注重“见几而作”.“见几而作”的内在发生机制在于天人感应或合一的互动关系， 即“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卦》） .《周易》天人合一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生活因与阴阳、天地相感相通而具有某种节律性属性， “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 刑德者四时之合也” （《管子·四时》） , 时空的流变转换意味着特定物质、信息、能量的流变。作为能够保持与所处局势“通感”的领导者， 应当善于从国家社会变化的大势中， 捕捉利于决策的有益信息特别是重大情势中透露出的与以往不同的细微差别， 由此作为研判客观事物发展方向和趋势的重要参考， 此为“顺乎天”.而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言行， 合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造客观事物， 此为“应乎人”.二是要注重“与时偕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曾引用《周易》卦辞“凡益之道， 与时偕行” （《周易·益卦》） .在任何决策决定的制定过程中， 领导者既要避免优柔寡断延误时机， 又不可仓促冒进错失机会。唯有如此， 方可达到目标、获得增益。“益道”运动是随着时空的流转而变化的， 主观能动性所引起的增益或损益亦是如此。这要求领导者须根据客观情势之变化选择与之同步的行动方式和时机。
五、以“体悟”为路径的实践再造思维 《周易》辩证观之要义在于“一阴一阳之谓道”, 即以阴阳合一作为道之确立。西汉董仲舒将“天道”之阴阳转换至“人道”范畴， 提出天人之道的思想， 认为“人道”之变与“天道”之变存在某种紧密关联。朴素辩证观认为， “天道”运行中事物变化的内在发生机制在于阴阳互动关系的变化， 即天地阴阳力量的消长、分合产生万物自然的变化， 如四季、草木、天象、灾异等自然现象， 都是其所属范畴内部阴阳关系互动变化的结果。这些自然的外在直观是对社会人伦之“人道”发展变化的一种映射。进一步讲， 《周易》辩证思想中阴阳交感的和谐状态， 并非来自阴阳二力各就其位的“自发”过程， 而是依赖于某种带有伦理特征的自觉过程。就《泰卦》《否卦》这一组对卦而言， 《否卦》卦象“坤下乾上”, 乾为天， 坤为地， 天地分居上下、各自正位， 本应作吉兆解释， 但卦辞有云：“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贞。”“《象》曰：天地不交， 否。”可见， 乾坤所属纯阴纯阳虽各就其位， 但二气无法交感， 缺乏和谐化育之势， 故“不利君子贞”.再看《泰卦》， 其卦象“乾下坤上”, 虽地在天上似有违天尊地卑之伦常， 但卦辞“小往大来， 吉， 亨”.“《象》曰：天地交， 泰。”《泰卦》所示吉兆表明， 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事物内部， 各要素之间不应存在所谓天然的尊卑关系。为了整体和谐的大局考虑， 原本位处尊位的要素应当谦卑柔顺， 通过自觉的实践再造， 改变看似理所当然的位阶关系， 主动同处于卑位的要素互动联系， 营造通泰的整体和谐；原本位处卑位的要素也要刚健向上， 主动寻求“交感”取得支持。由此， 阴阳二气交感互动， 整体内部各要素和谐运转， 万物化育的生生不息之势方可成就。经历过儒学心性思想的洗礼以及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论证， 以体悟为路径的实践理性即是对上述判断的确证， 体悟之“体”倡导个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真切体验， 体悟之“悟”强调将个人感性直观与客观世界辩证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对领导者而言， 应树立不同于普通个人仅仅着眼于眼前利益和具体事务的个人体验， 将个人价值、个人利益、个人意志置身于社会、国家、世界的更大场域综合体悟， 为了整体的团结和谐， 谦卑主动地寻求与包括位阶较低各种人际要素的良性互动， 同时， 将个人内在的至善向外推及天下， 以自强、善世为原则示范教化人们反省修身、以美利利天下， 使正向领导力得到切实展现。
总之， 《周易》辩证观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与阶级社会矛盾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 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特征。一方面， “物极必反”“与时偕行”等带有与时俱进色彩的变革思想迎合了中国古代各社会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需要， 为被压迫阶级、阶层通过斗争取得权力提供了思想准备和舆论支持；另一方面， 《周易》辩证观强调人在受自然规律支配前提下， 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的可能， 并且这种改造也是出于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目的。而其中的辩证观之于领导者所应具备的辩证思维而言， 集中体现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互系关系。二者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又在具体的特定时空中构成相对独立的矛盾双方。领导者如能从“阴阳消长”“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中汲取有益思想， 树立“保合太和”“与时偕行”的发展理念， 通过深入一线的带头实践， 从具体事物的本来面貌入手践行、思考、体悟， 就能更好地提升对局势研判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领导工作的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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