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朴素的一生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朴素的一生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一心想着成为当地首富，但他除了农民的一点精明外，既无宏大的发财计划，更无半点政治理想。他做梦都没想到，儿子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顺生只让毛泽东念了两年书，他认为学会了识字和算数记帐就够了，再念下去既浪费米钱，更浪费劳力。因此他就把毛泽东从私塾中领回来，白天跟着他下地干活，晚上给他算数记帐。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不甘心这些，可是迫于父亲的威严，他只好抓住干活的空闲看书。父亲干活时他跟着干活，父亲休息抽烟时他就抱着一本喜爱的书读。他父亲实在看不顺眼，认为他这是偷懒，为此父子俩经常发生冲突。随着毛泽东年龄渐长，道理懂得越多，和父亲的观点差异也就越大，冲突也就越激烈。慢慢地他萌生了反抗的念头。一次，父亲又要打他，他就拼命往外跑，父亲拔脚就追，边追边骂“看你往哪跑，抓到手就打死你!”毛泽东反嘴道：“打就打吧，让你打!”毛顺生气急了，跑过去就是一顿狠揍，可是毛泽东并不服软，就让他揍。毛顺生也心疼儿子，不想一直就这样揍下去，可是毛泽东就是不求饶，下不来台的毛顺生只好等着毛泽东的母亲过来劝开，又教训了毛泽东几句算完事。从此毛顺生再不对毛泽东动辄打骂了，父子俩开始各干各的。 15岁的毛泽东想去东山小学念书，等到自己东奔西跑凑足了学费时，父亲难过地对他说，他走了，家里要雇工，可家里没钱雇不起。于是毛泽东跑到王季范先生家借来了雇一年长工的钱，默默地交给了父亲。第二天，毛泽东没跟父亲告别便踏上他的求学之路。从此，他也开始了为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寻求解放和谋取权利的斗争。不久，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继而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并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在毛泽东出外求学之前，父亲给他包办娶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姑娘罗氏，那年他14岁，罗氏18岁。当然，这桩婚事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后来婚是结了，但是毛泽东从未与罗氏同过房，父亲也无可奈何，后来随着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他与罗氏的婚姻便宣告结束。
革命不久，毛泽东与他的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爱情并结了婚。他们之间的经典爱情曾感动过无数人。可惜的是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下3个儿子后便
被反动派逮捕杀害，时年29岁。杨开慧的牺牲令毛泽东悲痛万分，后来他曾作过一首十分感人的词《蝶恋花》来表达对杨开慧深深的思念之情。由于杨开慧的逝世，毛泽东的3个儿子便成了流浪儿。流落到上海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直到193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找到，并送到了苏联学习。小儿子毛岸龙病死。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以农民为主力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这里，美丽的姑娘贺子珍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给了毛泽东体贴和关怀，但由于个性的差异，慢慢地两人感情破裂。
由于排除了毛泽东的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最终红军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挽救了自己的命运，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顺利到达陕北。在延安，毛泽东与江青结了婚。这桩婚姻已被历史证明，于毛泽东本人和国家都是不幸的。
对待儿女，毛泽东是既怜爱又严格。当时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的儿子毛岸英18年没有与他见面，父子团聚分外高兴，但毛泽东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决定派岸英到边区农村锻炼。等岸英再次回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正是毛泽东严格而又不失慈爱的教育使岸英成了一位令他满意的优秀儿子。1950年，毛泽东执意送岸英上了朝鲜战场，不久便传来岸英牺牲的消息，无比悲痛的毛泽东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之后是深深的沉默。
毛泽东给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李敏、李纳，“敏”、“钠”二字出自《论语》中的“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这表达了毛泽东对她们殷切的期望。在延安时，小李纳听父亲说吃黑豆也能长高长胖，便每天和战士一起排队，拿着一个小搪瓷碗分到一份黑豆，一声不响地蹲到墙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确实长胖了，肚子胀得鼓鼓的，没完没了地放屁，那双天真烂漫的眼里对于放屁流露出一丝羞涩，却从来不曾露出难过和忧伤。
解放了，生活条件好了，毛泽东生活朴素的作风一点没变。他刷牙从不用牙膏，只用牙粉。当侍卫告诉他我们国家也能生产牙膏了，并建议他用牙膏时，他说：“牙膏和牙粉都能用，为什么不用牙粉呢?”他的衬衣更是补丁叠补丁，根本不成样子，到实在不能再补了，他仍叫人把它撕了当破布用。
接待外宾，破衬衣实在有失“面子”，在侍卫的劝告下毛泽东才换上件像样
的衬衣。可对于熟悉的外国朋友，他也就不在乎了。有一次，一个大热天，胡志明来访，两人都热得满头大汗，于是俩人赤裸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坐在一块交谈。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能像毛泽东这样了。
对于吃，毛泽东更是从不讲究，每顿饭至多3个菜。当然他爱吃的辣椒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青菜外加一个炒菜便是每餐的菜谱。偶尔一碗红烧肉是毛泽东餐桌上的“上品”。
伟大的政治家兼天才诗人毛泽东没能阻止死神的到来，
毛泽东与世长辞，留下无尽的身后事任人评说。 年9月9日，1976
篇二：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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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枣园旧址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这里原来是一个破落地主申有安的庄园，后来他将园子卖给了驻防延安的国民党师长高双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将其收为公有。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这里居住，改名为“延园”。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往这里。
中央领导在此居住期间，继续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领导全国军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战做了充分准备。
首先请大家参观中央书记处小礼堂。这是1941处在这里举行过各种会议、舞会、宴会等活动。1945年6 抗日战争8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的情景。
当地群众19406公里，是边 “幸福渠”。
年10月，任弼时由杨家岭搬来居住。当年在延安，年3月到达延安，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政治1938年3月被派往莫斯科，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401943年3月，中1950年10月，也就是新中国刚刚建立一年的时间，任弼时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任何个人的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这里摆放的小纺车是任弼时同志在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的。在1945年枣园机关举办的纺线比赛中，他纺的线还被评为甲等奖。这幅照片是1937年秋，任弼时与夫人陈宗瑛、女儿任远征和刘英在延安的合影。
拾(she)级而上，我们便来到了周恩来的旧居。他是1944年10月由杨家岭搬到这里的。1947年3月，他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在这里居住的那些日子，作为中共代表9次往返于延安、重庆等地，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在延安的十余年间，屈指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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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延安只住了3年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国统区激烈复杂的谈判斗争中。周恩来机敏的语言、严密的思维、灵活的策略、坚定的原则，让他的对手都敬佩有加。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忠诚，对敌英勇，工作不知疲倦。这辆纺车是周恩来同志在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的，他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匀，因此还被评为甲等奖。1947年3月，周恩来由此移住王家坪，同毛主席一起部署撤离延安的工作。这件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皮大衣，他是既当大衣穿，又当雨衣用，晚上还当被子盖，人们亲切地称它为 “三用大衣”。
周恩来旧居的隔壁就是张闻天的旧居。1944年秋至1945年10月，张闻天居住在这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全党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抗日战争开始后，张闻天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了坚决斗争。在1945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1945年10往东北。
地处半山坡上的这座幽静的小院，是毛主席10月至1945毛主席在此居住期间，撰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有、《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 时发困的手指。为了中国革命，之夜。这幅照片是毛主19448日和9日毛主席在这里和美签署了中共给
1945年8月，朱德由王家坪迁住这里。大家看，院子里的这张小石桌上刻这里是朱总司令常和同志们娱乐、下棋、总司令和战士在一起的无数个动人的场面无不 1947年3月2日，总司令从这他同刘少奇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离开陕北去华北工作。
从朱老总的旧居下来，便可以看到刘少奇同志的旧居。1944年10月，刘少奇由杨家岭迁住这里。在这里，他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进一步开展；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党的路线和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地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筹备召开七大，并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1947年3月12日，刘少奇由此地撤离延安。
地处枣园西山脚下的这方简陋的土平台，就是毛泽东主席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的地方。1944年秋，为了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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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问题，中央办公厅总务处抽调部分同志去安塞石峡峪山中烧木炭。张思德被邀请做技术指导。9月5日这一天，天下着雨，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张思德冒雨抢挖炭窑，正在聚精会神修整窑壁时，突然出现了险情，就在炭窑坍塌的瞬间，张思德把自已的战友推出窑口，自己被埋进了厚厚的黄土中。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这里为张思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警卫团全体人员、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及附近群众1000多人参加。毛泽东亲笔题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悼词。毛泽东在主席台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通过对枣园革命旧址的参观，我们了解到了领袖之间的同志情；领袖与战士之间的革命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勤于实践，一位都能将这种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篇三：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纪登奎素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逝世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之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先说总管汪东兴。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显赫军功，也无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继续怠慢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结果可以预料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算是对他功劳的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其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
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出发点是好的。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无罪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紧跟四人帮，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英明领袖，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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