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贪污腐败的2000字文章

篇一：形势与政策作业《聚焦中国反腐》观后感 论文1500字2000字

《聚焦中国反腐》观后感

原创：By superldz

（由于借鉴人数太多，请大家酌情修改，谢谢）

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在政权机构内部蔓延，能否在政权运作中形成一套科学、严密、规范的防腐反腐机制，就成为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如今，腐败现象在我国越来越严重，近日，重庆市高官文强被判处了死刑，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被判入狱，在看到这些消息后我对此进行深思，为何我国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这些现象，与党的执政能力有何相关？

毫无疑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反腐倡廉应是其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反复倡廉是什么呢？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防止权钱交易，提倡廉洁自律，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殊的既得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什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原则通通都会成为他们维护和扩大其私利的“桎梏”，只要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最终结果只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是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

相反，一个国家如果腐败无能，那将是灭国之灾。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而这些朝代，也因为不治之风，而衰落。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周总理说道。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正因为周总理的洁身自好，才能够带领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大好河山。由上可见，反腐倡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巴黎公社关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他还尝试执行过巴黎公社关于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原则。他还把“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和“搞政治”，指的是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指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指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修身，廉政。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无论现在还是以后，始终保持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廉洁自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5年1月2日

篇二：关于腐败毕业论文

论文

摘要：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1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1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1、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1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1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1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1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1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1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1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1个结论：1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1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

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1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1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1查1大串，1查1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2、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10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5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1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1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1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1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10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1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10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

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0。能够从事腐败的1般都是掌握有1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1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1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10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1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10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1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1些，但受惩成本1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1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2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3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1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1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3分之1。”从我国的情况看，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导致公权太多，又加上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体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比较大，而监督机构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较薄弱，腐败被发现受到的惩罚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不会超过3分之1，即最多有3分之1的腐败交易者会发现并受到查处。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

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1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1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1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

的存在，更助长了1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1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

1般来说，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获得好处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处和效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好处和效用就是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收益可分腐败的总收益和腐败的净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净收益10分可观，可以说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回报。有的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其靠合法收入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钱财。1996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惩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达近47亿元。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45113件，腐败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亿元之间，占GDP13.2%至16.8%。由于腐败金额日益巨大，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有关部门不得不提高了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标准线。如过去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00元以上，检察机关就可以立案侦查。新《刑法》则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标准。这也从另1方面说明腐败的收益是比较高的。腐败的总收益与腐败的总成本相比，差距10分悬殊，腐败的总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总成本，因而腐败的净收益也即利润是10分可观的。任何行业要获得高的回报，必然会有风险。腐败也是如此，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与高回报相比，并不比其它行业高。加上腐败者在如何逃避受惩，降低腐败成本方

面了也在不断想出新的办法、新的手段，而惩罚腐败方面的方法、手段则相对落后，法律不够完善，使不少腐败行为不可能轻易被发现和揭露，即使被发现有腐败嫌疑，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特别是严重的惩罚。这就又降低了腐败的风险和成本。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也已成为1些腐败分子躲避风险、逃脱惩罚的避风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1方面导致腐败的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严重的犯罪行为，使“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象普遍化。另1方面，1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腐败行为人，而故意不再对严重的犯罪进行调查。从而使1些人进行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进1步降低。

1般来说，在腐败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率与腐败收益成正比。腐败收益越高，腐败的发生率也越高。当腐败的净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败的总收益时，腐败的发生率将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多数人都会去搞腐败，到那种状况，社会道德伦丧，是非标准颠倒，法制废驰，社会必将大乱。而当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总成本时，腐败行为发生率将大大下降，甚至降为0。因为有人从事腐败行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没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负收益，自然就不会有人冒傻气去从事腐败活动了。

3、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观分析法。而对反腐败成本的分析则将主要借助宏观分析法。由于反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反腐败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这也是影响反腐败力度的成效，致使腐败成本偏低，腐败问题解决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败的成本是指反腐败机构及相关部门、人员为反腐败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花费。

从我国情况看，反腐败机构个体运转成本是较低的，各个反腐败机构除个别的外，大多数机构的装备、人员工资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条件也是艰苦的，与香港廉政公署，与发达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相比，无论是人员工资还是装备水平都有天壤之别。但从总体情况看，运转成本又是比较高的。我国的反腐败机构，重叠交叉比较多，纪检、监察、检察、财政、审计、

篇三：对贪污腐败的反思与体会

对贪污腐败的反思与体会

腐败问题历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腐败问题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好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各执政党和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其危害性。世界各国也针对腐败问题出台各种法律政策,设臵机构,严厉打击。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越来越注意到腐败问题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危害性。把反腐问题上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因此，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几年更加予以关注，社会反响也越来越大。

今天，我们分公司纪委组织基础工作培训，要我讲讲反腐形势。“2006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之一，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经验，曾做过一个法制报告，在全国影响很大。我想就着姜德志的报告思路，就我们国家反腐形势现状和贪污腐败现象谈些个人体会，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书记，委员指正。

一，中国贪官现状分析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20几年以来贪官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

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等。90年代以后，领导干部犯罪的越来越多。有统计，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1998年——2002年的五年间，查处县处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五年的4倍多。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2002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五年的3倍多；1993年——1997年五年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2002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五年的3。5倍；2005年一年，省部级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

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犯罪的领导干部中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司局级这层中层领导干部在所有犯罪领导干部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有人收集了国家审计署网站（）公布的150个犯罪案例，发现司局级领导干部占了所有犯罪领导干部总数的50％以上，其次是县处级领导占到犯罪领导人总数的19。3％。

第二，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臵，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1982年，中央作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

概念，当时提法是“商品经济”。实行的是商品价格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害了不少人也造就了无数的大小“大款倒爷“。有的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统计，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少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就要涉及政治，寻求更大的实惠，寻求保护，客观上造成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第三，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居多。

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中纪委组织了近千人进驻厦门办案，据我认识的中纪委的领导说，似乎整个厦门市没有收过赖昌星钱的干部已经没有了。“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曾介绍说：2000年底，他被中纪委调去查办“慕马（慕绥新和马向东）”大案，在和慕绥新谈话之前，姜德志先找了慕绥新的秘书，其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的确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上海社保大案，国家药监局腐败案，包括东航货运大案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

第四，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1993年——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

案件有617件；1998年——2002年是5507件，是前五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十分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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