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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子女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6-12-23 07:31:51 | 移动端:卫立煌子女

篇一:父亲为何信任蒋介石

国民党中将李默庵女儿向本刊记者讲述

父亲为何信任蒋介石

本刊记者刘畅 □毛羽乔 《 环球人物 》(2013年第28期)

李默庵,国民党陆军中将,著名爱国人士,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黄埔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山舰事件”后,李默庵退出中国共产党。他曾视蒋介石为“新兴革命事业的卓越领导者”,追随其血战沙场20多年,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基层到高层,军队中的各个职务,他几乎都担任过。1949年,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1990年回国定居。

在北京翠微路的一栋家属楼中,李默庵的女儿李碧如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由于父亲政治身份的几次变换,李默庵的子女也经历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长期岁月。让李碧如欣慰的是,父亲最终回到了祖国。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子女们都发展得不错,有在美国从事生物工程的,有在旧金山硅谷经营电子公司的,还有在波音公司任高层管理者的。李碧如翻开书桌上一摞摞厚厚的关于父亲的回忆书籍,向记者讲起了父亲的心路历程。 在黄埔受训期间

在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李碧如说,父亲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国军悍将”,与他早期在黄埔军校接受的教育分不开。

李默庵190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然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19岁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联系。

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的治学理念对李默庵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在对黄埔生的屡次训话中,都表示赞同共产主义,要效仿苏联,要拥护共产党。蒋介石不止一次当众宣布,‘如果有一天我不革命了,你们都可以反对我’。他很注意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师生的‘融合’工作,反复讲在我们的队伍中,只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分。在两派学生发生纠纷时,他还常站在共产党的学生一边。”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主持制定了革命军的“连坐法”、“刑事条例”、“惩罚条例”、“审判条例”等多种法纪,并付诸实施。“连坐法”规定军队打仗不能后退,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以此类推,军长亦是如此。这在黄埔学生中引起很大震动。 李碧如曾听父亲讲,“他们东征打淡水时,某团一位连长临阵逃脱,被部队抓住,按‘连坐法’应处以死罪。事后,校本部开会研究处置办法,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和各营营长都纷纷为这个连长说好话,请求宽恕。然而,蒋介石毫不心软,他说革命军的‘连坐法’头一次不执行,就等于一纸空文,对这个连长非办不可!就这样,由军法处将这个连长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执行‘连坐法’。这件事在整个部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东征后来的诸多战斗中,部队上下形成一股拼命向前,有进无退的战斗精神。”

从加入共产党到退党

李默庵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碧如说:“据父亲讲,那时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理由充分,廖仲恺党代表对学生做入党动员时说,孙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理事长)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这样的党员从事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加入国民党要有两个人作介绍,廖仲恺说,如果你们不知道队上的官长和同学谁已经入党,那就

写校长和我也可以。于是大家就纷纷填表,许多共产党员也填了表,那时,中国共产党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而另一边,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建立不久后,成立了黄埔一期党支部,由一期同学蒋先云任支部书记。1924年11月,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支部十分注重在黄埔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已经公开身份的黄埔生,如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等人,以十分积极活跃的表现,在学生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影响和带动着大批左派青年。

李碧如说,父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因为父亲从陆军学校到黄埔军校,周围有一大批投奔革命的同乡,所以他到军校后,很快便熟悉和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在诸多的湖南籍同乡中,他与陈赓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对时局的见解以及在政治上的渴求也很相似。父亲在第六队学生中,训练成绩突出,政治表现积极,引起了陈赓的注意。有一次陈赓对父亲说,‘做真正的革命军,就得加入真正的革命党,像你应该参加共产党。’当时父亲很敬重共产党员,听陈赓这么一说,自然同意,回答说‘共产党员是好样的,你既然是,那就带我也参加共产党吧!’陈赓点了点头,接着又说,‘我带你认识一下蒋先云同志。’”

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黄埔军校一期招生时,在数百名录取生中名列第一,在同学中名气很大。由于大家都是湖南同乡,李默庵和蒋先云见面后,感到十分亲切,蒋先云爽快地与他握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让我们一块儿好好干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李默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李默庵退出共产党。关于李默庵退党的原因,李碧如告诉记者:“这和父亲的恋爱有关。父亲第一次东征回校后,有一位广东籍的同学,常约父亲在星期天去他家里玩。他提出给父亲介绍对象,并带他见了一位执信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姓曾。父亲对她颇有好感,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中的许继慎发现了父亲的事情,批评他太浪漫!于是,党小组开会,便不再通知父亲。那时,共产党员的生活作风是非常严谨的,对父亲的行为,党小组有些意见。‘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在黄埔军校内受到了限制,父亲也没有积极主动地与党小组联系,就这样自动脱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后来,他的女友也因为家里人的反对,和他分手了。”

创土法打坦克,战功赫赫

李默庵先后经历了25年战争。东征时他随共产党员包惠僧,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北伐时,随军攻克武昌、转战南昌,在南京龙潭车站指挥部队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激战,后来攻克济南。在战斗中,他从战士到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当旅长时与军阀部队作战,他身先士卒,差一点命丧疆场。他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因为善用游击战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亲自任命李默庵为第14军军长,率第83师、第10师即刻下山,北上抗日。在八年抗战中,李默庵参与指挥的主要战役中有著名的忻口会战,它与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并称抗战初期的三大战役。

1937年8月、9月间,日军6、7万人向山西进军,很快就突破了晋绥军在天镇的防线。第14集团军奉蒋介石命令紧急赶往山西,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左翼指挥官就是李默庵。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李默庵自创土法打坦克。他用瓶子装上汽油、煤油,扔向敌人的坦克,然后再用手榴弹引着,坦克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他还应朱德的要求,配合八路军129师769团陈锡联部,奇袭阳明堡机场,阻击了日军派出的增援部队。李默庵后来回忆:“当时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对敌的,只有一个敌人日寇。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忻口会战后,李默庵在晋南坚持抗战,并升任第33军团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创了游击战术。那时,蒋介石对游击战非常重视,强调在二期抗战中,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李默庵的部队对敌人的铁路线进行了上百次攻击,土岭一战就烧毁日军100多辆汽车,还两度攻

占了侯马站,给南同蒲路以重大破坏。

由于李默庵在游击战中成绩出众,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蒋介石调李默庵出任教育长,跟中共代表叶剑英合作。训练班先后办了3期,培训了近4000名国军的敌后作战人才以及一些英国军人。在训练期间,李默庵还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参加了昆仑关作战,担任第38集团军副司令。1940年,李默庵被调任浙江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他是抗战胜利以后在浙江境内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长官。

与周恩来的师生情

李碧如告诉记者,在父亲的军人生涯中,对他思想转变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便是周恩来。李默庵跟周恩来熟识,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曾调李默庵到政治部当干事。抗战初期,李默庵到达太原后,还特地拜访了当时在那里的周恩来,就战役的实施和抗战的前途交换了意见。

“父亲最难忘的是‘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的重逢。有一天下午,卫兵报告说有人要见他,李默庵问是谁,卫兵没来得及回答,就见两位男士走了进来。前面一位身着西装,神采奕奕。李默庵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他只带了一位随从。李默庵不明白,他怎么能冒着危险,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他的师部来呢?他将周恩来请到内室。一别10余年,李默庵想不到能在西安与周恩来相逢,又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想起当初是周恩来提名自己调入军校政治部工作,与他又是师生关系,李默庵赶紧上前解释,怎么敢劳周主任大驾光临看望学生,学生应该前去拜见尊师才是,是学生失礼了。周恩来笑着说:“我来不是一样吗?黄埔师生本一家,不必多礼嘛!”寒暄了几句,周恩来突然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诗写得不错,‘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李默庵听后大惊失色,忙反问:“主任何知我有此诗句啊?”周恩来放声大笑起来。

“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是1933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作战时,李默庵有感而发的。周恩来告诉他,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于是,李默庵和周恩来谈起了江西“围剿”与反“围剿”的作战情况,还谈了一些黄埔师生的往来和去向,气氛很融洽、亲切。但大家都回避了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这一敏感话题。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站起来说:“我要走了。”李默庵要送他到门口,他摆摆手说:“不要送,这样方便。”李默庵理解他的用意,目送老师离开。李碧如说:“事后多年,父亲一直纳闷,在‘西安事变’那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周恩来为什么会去找父亲,还登门看望?直到1990年父亲回国定居,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原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杨荫东讲,‘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中央曾有通知,要注意与国民党部队将领取得联系,这件事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1948年春,程潜保荐李默庵出任湖南省主席,虽得到蒋介石同意,但李默庵考虑到蒋介石嫡系、李宗仁桂系、湘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力辞不就。蒋介石派他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同年秋,李默庵从南通移军常德,在长沙居住,利用掌握的军权,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随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就争取李默庵与中共合作反蒋反桂,曾给有关方面发出指示。

晚年的人生遗憾

1949年8月13日,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电一发表,国民党政府极为震动,马上下令开除了他们44人的党籍,并发布了通缉令。当时,积极组织反蒋活动的杨杰先生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碧如说,由于父亲的黄埔“资历”与声望,蒋介石总是对他进行拉拢。“一天,一位老朋友拿着‘校座电令’让父亲到台湾去,要他放弃反蒋立场。父亲坚定地说,我已决定退

出军界,不想去台湾,请代我婉言陈复。还有一次,有美国背景的朋友,要他参加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他也坚决拒绝。”中共方面曾电邀李默庵等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但李默庵认为:自己与共军作过战,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混迹其间,有何意味?何况,既已决心摆脱军政生涯,何必又去忝随人后?因此,他选择结束军政生涯,过平凡的隐居生活。

1951年,李默庵变卖家产到阿根廷定居。李碧如说:“多年来,我的母亲顾林也很不易,她16岁嫁给父亲,父亲征战沙场,母亲一直住在娘家过着平淡节俭的日子。即便父亲后来升迁较快,母亲也没有骄矜自傲。他们相濡以沫走过62年。母亲为父亲生养了8个子女,除二女儿碧清英年早逝,其他子女都自立成才。”

1964年,李默庵全家移居美国。他多次在美国中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和其他黄埔同学宋希濂、侯镜如等在华盛顿发表宣言,呼吁军校同学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1984年,李默庵和宋希濂、蔡文治等联袂回归。

1995年6月,李默庵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尽心尽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在台湾的黄埔师生,对他们寄以希望。李碧如告诉记者,“父亲晚年回到祖国,一是希望叶落归根,再有想联系在台黄埔同学和袍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还希望把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对新旧中国的体会记录下来,以教后人。”李默庵晚年著有回忆录,总结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和经验。从军20多年,他撰写了《国防讲话》、《治军作战一贯论》、《军队教育与青年训练》、《军官团要义》等著作和文稿。2001年10月27日李默庵在京逝世,终年97岁。 李默庵离世时唯一挂念的,就是台湾何时能回归祖国,祖国何时能实现统一。李碧如说:“父亲的人生经历和选择,也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他曾说‘鉴史知今,每当我回想到忻口会战国共合作的经历,便对至今海峡两岸尚天各一方,遥相对峙的分裂局面感到痛心。希望后人能珍惜前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而继续奋斗!’”(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篇二:被遗忘的30余位抗日英烈

被遗忘的30余位抗日英烈

半数“特殊忠勇”之先烈,竟成难考,惜哉。1946年“七七纪念日”,国府国防部表彰了三十多位抗日民间英烈 近日,笔者读到一册文献,名曰《七七抗战史迹专册》,编纂者系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刊印时间是1946年“胜利后首个七七纪念日”,其主旨,是“谨以胜利的光荣史迹献祭于诸先烈在天之灵”。专册内容,分四大块:政要题词、抗战简史、特殊忠勇军民题名录、抗战照片,但均极简略,仅32页,且颇有错别字。诚如其“前言”所述,“限于时间与篇幅,所收材料极为有限,印刷也未能力求精美。”① 这本粗糙的小册子中,最使笔者感兴趣的,是除抗日官兵之牺牲外,还列名表彰了三十余位“特殊忠勇”的民间抗日烈士。其名单如下:

丁先英、王国正、薛庆祥、孙福空、赵继、李汉三、叶瑞、李作屏、夏叶九、李超然、于萃国、叶瑞三、王永思、龚昌华、李焕章、毛衍鋆、毛衍祺、毛刘氏、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胡元凯、赵平章、陈俊义、章霞、徐仲炎、胡宗桓全家、周仪两、金继贤、杨敬濂、任霁初、冷爱日、胡李氏、杨少贵。 ② 抗战八年,为国死难之民众,不计其数。“胜利后首个七七纪念日”,获国民政府国防部列名表彰者,仅止此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更遗憾的的是,按常理,上述三十余人,乃是抗战为国死难之民众的典型代表,其生平事迹当不难搜寻,但出乎意料的是,笔者查询逾周,所得竟极为有限。

下文,即系笔者所能考证确实的部分“先烈”之行谊。

《七七抗战史迹专册》封面,及国军总参谋长陈诚题词 笔者努力查询,仍有逾半数“民间英烈”之生平行谊,难觅踪迹

丁先英,湖南临湘县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不满十岁的小学生丁先英,拒绝为日军带路,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遂被日军杀害,“砍成几块”。金继贤,湖南岳阳协成乡人。1941年秋,“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③

王国正,河南郾城人。新华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2版,曾刊文《一门忠国:豫郾城老农王国正,三子殉国,一女继从军》,报道其生平事迹。

赵继,山东曹县人,流落郑州,“居城南十里铺,经营饭馆糊口”。1941年10月,郑州失陷,“村墟狼籍,益自悲愤,乃投身军伍,请为前导,协助杀敌。至(十月)二十四日之夜,引兵数人为掩护,而自持砍刀,直奔敌营,斩七人。翌日入夜,复用手榴弹掷敌,毙十一人。二十九日,烈士又潜赴五里堡,夺敌机枪一挺,被敌察觉,以机枪扫射,烈士殉焉。殁后数月,始获其尸,断胫割胸,为状至惨。”其义行,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嘉奖。④

叶瑞三,浙江青田县六上乡村民。1942年7月,日、伪军劫掠六上乡各村,乡民自发反击,“古稀老人叶瑞三持矛号召:因抗敌致死的人,其子女由我负责养到十六岁”,“嗣后,浙江省民政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明令将六上乡改名为尚义乡、忠义乡,以示嘉勉。”王永思,亦是六上乡村民自发抗日领袖。⑤

李焕章,四川内江金台旅馆经理。1943年,响应“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允诺每年捐献黄谷六百市担,直至抗战胜利。国府军委会以委员长名义,致函嘉奖:“忠诚慷慨,足为国民楷模,且使前方将士益增感奋,良深嘉慰。”⑥

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湖南岳阳康王庄人。胡春台系国军退伍返乡军人,1938年岳阳沦陷,胡春台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接受县府收编。1939年4月,日军为胁迫其归降,将其兄胡春堂、其嫂胡胥氏掳去。胡春台回信乃兄:“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兄、嫂遂死。1941年,蒋介石手令第九战区嘉奖胡春台,对其兄嫂从优抚恤。⑦

周仪两,湖南岳阳公田镇向家村人。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长沙第三次会战,日军败退,途经先生的教馆——?莲香祠宇?。见日军奸淫妇女,先生挥砚击寇,寇枪杀先生于书案。”⑧

任霁初,前清贡生,湖南岳阳县甘田乡港口村人。1941年国军驻扎港口村,任“利用其社会影响力,临危不退,并且号召当地子弟,帮助我军队给茶送水、挖战壕、修工事,担任向导运输”,该村失陷后,被日军杀害。⑨

除上述12人外,余者,其生平行谊,笔者均未能查询确切。抗战胜利已70

周年,而逾半数“特殊忠勇”之先烈,竟成难考,惜哉。⑩

《七七抗战史迹专册》封底,及内页“特殊忠勇”民众名单

注释:

①②国防部新闻局:《七七抗战史迹专册》,1946年7月7日,南京。③《岳阳市军事志》,P64。《临湘县百年大事记》,P45。另可参见新华日报1942年7月14日第二版报道:《三湘多义士,九龄童丁先英高呼抗日口号被惨杀,乡长方楚雄毁家杀敌》。金继贤事,参见《中共岳阳地方史》第1卷,2005,P366。④《烈士赵继碑文》,河南省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1942年4月撰写。⑤《青田县志》,1990,P536-537。另,《中共青田党史 第一卷》(P138)称其为“古稀老人叶族公”,似是当地宗族领袖。⑥《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2005,P404。⑦《岳阳市志·12·人物卷》,2004,P255。另可参见《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P524。⑧姜育:《周仪两先生轶事》,收录于《岳阳县文史资料》第1辑。⑨据其后人回忆文字:任凯鹏,《军民合作打日寇——记曾祖父任霁初抗击日寇的故事》,湖南抗日战争纪念网。⑩胡李氏,疑似湖南益阳县人,据县志载,1944年6月24日,该县有村妇胡李氏,张其彩绘纸伞,使战马受惊,拖死一日本少佐军官。胡元凯、赵平章、陈俊义、章霞、徐仲炎五人,《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2年9-10期分别刊有其“壮烈殉难令”,惟笔者尚无缘得见该刊缩微胶卷,故无从获悉诸人之大略行谊。

篇三:人称袖珍智囊的罗卓英将军为何不参加解放战争

人称袖珍智囊的罗卓英将军为何不参加解放战争

罗卓英将军

罗卓英将军是蒋介石得力的左膀右臂,曾被授予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从罗卓英征战史来看,他为国民党势力扩张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他被称为罗卓英将军。在国民党阵营中,罗卓英有“袖珍智囊”的美称,从这一称号可以看出罗卓英的智谋。

为了证明罗卓英将军的实力,那我们就来说一则关于罗卓英抗敌的实例。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步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军队想要快点结束中日战争,于是派遣了大量兵力南下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军队在赣西北地区和日军进行了交战,这场作战规模十分大,所以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场前后历时26天的战役被称为上高会战,当时罗卓英是上高战场的总指挥,他投入了9.5万兵力前去和日军对抗。日军在上高会战的总指挥是园部和一郎,他们除了数万士兵,还有40辆战车,150架飞机。

根据《上高会战详报》记载说,罗卓英率领的军队共击毙日本士兵15000多人,日军34师团的参谋长因损失了大量兵力,最终自杀。当时日军总指挥园部和一郎也被撤职。

上高会战胜利后,东南日报、中央通讯社、国民日报等媒体竞相报道罗卓英这次抗战的英勇表现,媒体人认为,罗卓英这次在上高会战上取得的成果可以和台儿庄战役相媲美。上高会战只是罗卓英代表战役之一,他曾发动的仁安羌大捷更是震惊了国际社会。

罗卓英为什么不参加解放战争

罗卓英是国民党阵营中的一员大将,从他的作战历程来看,他曾参加过多场抗日战争,并成为中国反法西斯力量中最为强盛的兵力之一。看完罗卓英征战历程后,会从中发现罗卓英并没有参加解放战争。那么,罗卓英为什么不参加解放战争呢?

有一说法是,罗卓英因为种种原因为蒋介石雪藏了,所以他没有参加解放战争。不仅罗卓英被雪藏,还有很多大将都遭到了雪藏,比如卫立煌、张治中、黄杰等等。至于罗卓英为什么被雪藏,我们无从得知这一内幕。罗卓英是土木系首席大将,也是陈诚阵营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罗卓英在淞沪会战、上高会战中的表现有目共睹,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却没有任用罗卓英。1947年下半年,罗卓英和陈诚前往东北顶替了杜聿明的职位,1948年2月时,

罗卓英便和陈诚离开了沈阳。从时间来算,罗卓英在解放战争中只参加了半年,在前后四年半时间里,罗卓英再也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罗卓英为什么不参加解放战争呢?或许蒋介石想任用新的兵力,诸如罗卓英等老将,都退居在了幕后。又或者说,罗卓英从法西斯战场上回来,蒋介石想要让他的兵力休息一段时间。从罗卓英离开沈阳之后的行动来看,他一直和陈诚在台湾处理事务,或许蒋介石出于对罗卓英的信任,才让他在台湾做好准备工作。

罗卓英怎么死的

罗卓英是蒋介石手下一员得力大将,曾率领军队征战南北,为蒋介石阵营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战败退回了台湾。罗卓英身为国民政府得力大将,那么罗卓英怎么死的呢?

要回答“罗卓英怎么死的”这一问题,需要从罗卓英经历开始说起。罗卓英自从加入国民党阵营后,一直率兵征战南北。当时作战条件艰苦,食物也非常缺乏,罗卓英身为战士首领,他要起到表率作用,当士兵们没有食物享用时,罗卓英需要和士兵同甘共苦。长此以往,罗卓英身体情况越来越恶化,1961年时,罗卓英因身患多种并发症最终去世。当时,医生给罗卓英做了身体检查,查出罗卓英身患糖尿病,不久后,糖尿病引发了多种并发症。随后,罗卓英因抢救无效,最终逝世。从病因来看,罗卓英最终死于糖尿病,那么罗卓英是怎么患有糖尿病的呢?

从病理上来说,糖尿病有可能是遗传,也有可能是环境条件所引起的。对于罗卓英来说,他身患糖尿病应该和环境因素相关。有些糖尿病患者因为身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病毒感染后,容易破坏胰岛素细胞,进而就会增加身患糖尿病的风险。罗卓英曾率兵进入印度,大家都知道东南亚一带为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罗卓英曾率兵穿越原始森林,或许在行军过程中,罗卓英不适应当地气候,自身免疫力自然就会降低。后来,罗卓英回到台湾后,身体逐渐消瘦。

罗卓英后代

史料并没有关于罗卓英后代的记载,这不是因为罗卓英后代没有贡献或成就,而是因为罗卓英后代过着低调的生活。根据百度查找罗卓英生平资料后发现,里面几乎记载的全都是

罗卓英的征战史。有关罗卓英妻子儿女的资料少之又少,只知道罗卓英曾育有两子一女,一名儿子叫中郎。

从罗卓英征战纪事来看,他曾经率兵到达印度,并且率兵三进南海,收复了南海诸岛。罗卓英一生过着戎马生涯,他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或许对罗卓英而言,建功立业才是首要任务。罗卓英去世时,或许他的子女和族人陪伴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如今罗卓英后代不知在哪里生活,但是他对中国领土做的贡献,会让后代永远铭记“罗卓英”三个大字。

1931年之前,南沙群岛被称为“团沙群岛”,法国人对南沙群岛很有野心,法国领事馆曾经声称南沙群岛属于越南。当时,越南时法国殖民地,他们想借此机会占领南沙群岛。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罗卓英接到上级命令前往南海收复诸岛。11月5日时,罗卓英率领“太平”、“中业”两艘船舰出发前往南沙群岛。经过三天三夜艰苦航行终于抵达岸边,当地居民看见罗卓英后,大声欢呼。随后,罗卓英在岛上立碑升旗,宣示南海诸岛的所有权。罗卓英后代也会因罗卓英曾为南沙群岛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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