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

篇一：环球网：好多国人听信公知吹嘘美国 移民后悔之晚矣

环球网：好多国人听信公知吹嘘美国 移民后悔之晚矣

十名赴美留学生“爱国自白”，“对中国体制越发自信”。日本青年加藤嘉一近日在日本媒体谈了他留学美国的一大感慨，“中国留美学生爱国心增强”。

网上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只要有人一谈爱国就会被围攻。赵雅芝遭谩骂，起因竟是在微博上说作为“中国人骄傲”。成龙谈香港“占中”时称,“没有强的国，哪有富的家”，被骂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还有的说，“成龙为儿子吸毒事件做政治交易”。

还有人说，“能去英国美国的，多是富人官人的子女，他们是少数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唱赞歌倒才奇怪”，“10名中国留学生？好像中国在美国有百万(留学生)”……说这种话的阴谋论重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恨不得自已恨不能从皮到心全洗白。

更有人说，“爱国不等同于爱党，不等于这个国家的一切”，“切莫把乡愁和爱国爱制度混为一谈”等等。这实际上是语言陷阱，故意来迷惑我们的。爱党的含义有很多，如按照党的规定来做，也是爱党，支持共产党的政策也是爱党，跟随共产党建设国家也是爱党。把爱党的范围定义限制很小，把爱国的范围扩张很大，很容易得出爱国不等于爱党的歪论。

一出国就爱国。留学生们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通过比较就会体会到，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方方面面并不是像出国前人们所说

的那么好。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方方面面并不比西方国家差，自有其西方国家无法超越的长处。

在国家治理能力上，体制不同效果也不同，没有绝对只有相对，适合的就是好的。中国最可喜的是，与时俱进、见好就学。在骂声中前行，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不是天堂，中国也不是地狱，中国的道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一些人为西方体制鼓吹的真正危害在于，他们强制要求中国采纳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但这些人故意忽略一个事实，西方是通过梯子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的位置，现在要将梯子踢掉，要求中国蹦上来。如果中国中了招，结果很可能被摔。

我们并不讳言，中国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食品安全等等。但这不并是主流，中国的发展已由过去解决温饱的“雪中送炭”阶段，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锦上添花”阶段。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

这些年，公知们编撰的美丽动听的美国故事，早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很多移民美国的国人竟然以为美国拥有“优厚的社会福利”，直到移民美国后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

那些骂爱国贼的人，总是拿外国好的一面的鄙视我们差的一面，却认识不到国外的全貌。他们对西方不了解，甚至对中国也不了解。隔着屏幕的距离，美国很美好，脚踏实地以后，颠覆你的想象。一味贬低自已的祖国，只能证明自身的无知和别有用心。

中国人无论什么原因来到海外，都往往会猛然发现，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如此相连如此密切，自己在侨居国的地位、尊严和自己祖国息息相关。留学生们出过国以后，可以更加客观、冷静的评价国内的一些现象，原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差，当然爱国之心由然而生，“对中国体制越发自信”。(作者是环球网特约评论员)

环球时报2月27日刊文：

十名赴美留学生“爱国自白”：对中国体制越发自信

曾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近日在日本媒体谈了他留学美国的一大感受——中国留美学生爱国心增强，并试图找到其中的原因。加藤24日在日本《钻石周刊》撰文称，赴美留学生对中国体制越发自信，就连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都对他说：“20年前，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信奉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美国制度和价值观，并且为此痴迷。但如今时代变了。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最近中国留学生对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自信越发增强。”对国外学者和加藤关注到的这一现象，《环球时报》调查、采访了10名在美

留学生，同加藤在文章中多以字母“E”、“Z”等代替中国学生姓名的做法一样，大多数学生也愿意以学校字母代替姓名，谈他们内心的感受。 “在美国待得久了，人就会更客观”

加藤嘉一在《钻石周刊》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留美学生爱国心增强的原因》。文章称，在美国，每3名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人持中国护照，很多美国名牌大学的教室内“充分体现出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力”。加藤在文章中援引了美国一家教育杂志记者的感叹：“不断增加的中国留学生规模正改变着美国高校教室和授课的结构。有时上经济学课的学生几乎都是中国人。人数众多而且都很年轻。”

加藤曾留学于北京大学，2012年8月到美国留学后，他观察到中国留学生的这一特点。他认为，大量中国留学生总体上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法治主义和学术自由持赞同观点，“这些制度和价值观也是美国能够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主要原因”，但让他惊奇的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留学美国后表现出更强的“爱国心”。比如，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21岁中国女学生Z说：“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容易诱惑年轻人，但我想即使对此怀有敬意，也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实行美国的民主体制不现实。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好。”加藤认为，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对美国表现出竞争和对抗意识。

就加藤的文章和他的观察，受《环球时报》之托，正在美国参加活动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秘书长苗绿，以及一名曾就读北京大学国

际经济系、已在美生活19年的“70后”，于25日和26日分别与10名中国留学生进行了交流。

美国中西部某大学本科在校留学生“ZX”，“90后”。ZX说，在美国生活几年后，不会像以前那样盲目崇拜美国或一味批评中国，看得多了，人就会更客观。ZX还提到文化认同感是留学生爱国心增强的原因之一，他说：“离开祖国离开家才发现，其实我们从根本上来讲都有一颗中国心，都根深蒂固地被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影响着，以前在国内，大家都很相似，并不会察觉，但离开后才深深体会到我们骨子里面中国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也更加珍惜祖国给我们的归宿感。” 还有中国留学生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的外交实力提升了，同时，在国外体会最真切的是经济发展，有的美国人说“中国人有钱啊”。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老一代赴美留学生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对历史时代有整体感，也有使命感，通常更喜欢探讨国家民族的发展。相对来说，随着这些年国内经济发展，以及新一代留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出国后，国内外社会的反差和冲击，尤其是物质反差冲击远远小于改革开放初期。2008年经济危机后，很多人选择回国发展。王辉耀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代留学生对中国发展模式更自信。但长远来看，今天新一代的留学浪潮是大众留学，改革开放前20年出去的留学生是相对精英化的一批人。王辉耀说，根据目前的

篇二：扒公知精英伪善的皮,论票选民主

扒公知精英伪善的皮，论票选民主

来源：何新新浪博客 何新

欺人的弱智政治游戏：笑论一人一票

既然谈到当前中国公知精英特别爱好、也正在大力鼓吹贩卖的票选民主问题，那我就再补充几句话，扒一扒中国公知、精英们常披在身上的那张伪善的民主羊皮。

其实这几年，在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村乡两级，已经开始试验所谓“村民自治、直选”和“票选”基层村乡主官的所谓“民主”实验。

那么试问：效果如何呢？后果如何呢？这些搞票选的地方民主了没有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在网络上到处可见村民、乡民如何被有钱有权势的村匪恶霸欺压勒索的哀哀投告。包括对一些村匪恶霸如何操纵乡镇选举，用金钱买选票，从而把持选举，贿选霸选，最终让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恶霸恶棍升级为村、乡行政官员的告状信。

这么说吧，本来村官乡官由国家自上而下地任命，与地方土豪、恶霸还隔一层，村官、乡官还多少是可以抑制管控地方豪强的国家政治工具。而实行票选以后，乡土上的土豪恶霸就可以通过操作选举直接把乡镇官员变成代理人，甚至干脆自己取而代之。金钱与权力直接结合为一体。从此小民百姓彻底坠入权贵封建资本主义的万丈深渊中去，永无出

头之日也！譬如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谁人不知其实就是黑帮豪强与资本富豪共治的政治？

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人一票的必然结果。美其名曰“民选”“民主”，实际是豪强与资本的无情专政，到下面基层睁眼看看，一些票选后的村镇政治，实情基本就是如此。

所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民选说得好听，其实纯属为豪强资本专政开路的扯淡的政治游戏。只有中国这种弱智精英充斥的国度，当今还对这一套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三百年前就玩腻了的政治选举游戏津津乐道，奉为无上政改真经，用来蒙骗愚昧无知的中国老百姓。

其实，那些分散的小民百姓手中没有任何资源，无产无业更没有金钱，天然处于弱势地位，你给他一张选票有个屁用？靠这一张选票，能给屁民换来公平、正义、房子、资源、阳光、金钱么？在做梦吧！

现实社会中有巨大的贫富差别存在着，有强大的内外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着，一盘散沙的个体民众分子，只能被迫不得不接受金权政治或者特权政治的整合。

在社会不平等，占有资源不平等的前提下，所谓民主自由，只能对有钱有势力的富豪土豪们进一步彻底掌控全面权力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至于屁民们，在强大的金钱势力和利益集团眼里，不过就是一群作为乌合之众的屁民，无论有没有选票也都只是屁民。

那些公知精英假装自己似乎特别关爱屁民，每天在为屁民们争取选票争取民主和自由——那是在逗屁民玩。他们内心的真心话是那种话——你屁民买不起房子？活该！因为你们无能。屁民抱怨欠薪、贫困、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活该，谁让你们是无知无能的屁民？！

中国房价高得不够，贫富差距拉开得更远远不够。有屁民抱怨中国的物价高？恰恰相反——高得远远不够。屁民们在哭泣下跪——活该，谁让你们这群傻逼是屁民。这些，才是当代中国公知精英内心赤诚的真话！

忽闻公知精英这次高尚起来，大声疾呼要为中国下层屁民争取选票了？笑谈。屁民们可要格外小心。就像当年高喊着改革必然有牺牲而砸了众多屁民的铁饭碗一样——这回公知精英又要帮他们的幕后老板来扒你们一层皮了。

我猜，其实公知精英鼓吹票选民主的真实意图，是帮助那些已经吃饱喝足的富豪豪强，用票选这武器来为富豪豪强和利益集团在未来攫取最高政治权力扫清障碍。票选票选，不过就是各路富豪土豪们为了攫取最高政治权力而最后要玩的糊弄屁民的一把政治游戏而已。

篇三：“公知”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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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有何不凡？

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2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

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1919年5月7日，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的合影。被抬举者左起： 唐英国、赵允刚、薛荣周、初大吉、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陈荩民 3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

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

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

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4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

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5

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

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温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星球的词）的大背景。6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要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7 如果把1993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如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链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是，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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