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公知”的前世今生
1
九三年有何不凡？
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2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
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1919年5月7日，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的合影。被抬举者左起： 唐英国、赵允刚、薛荣周、初大吉、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陈荩民 3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
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
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
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4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
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5
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
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温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星球的词）的大背景。6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要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7 如果把1993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如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链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是，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
篇二：不把美国的真相说出来我就太无耻了(触目惊心,国人必看
不把美国的真相说出来我就太无耻了（触目惊心，国人必看
周小平80后新生代网络知名作家
80后新生代网络知名作家：周小平 新锐作家、知名时评人，《环球财经》特约评论员、国际时事知名评论员、著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美国崩溃论》《我和刘慈欣不得不说的故事》《李承鹏的阿姆斯特丹》《海权VS陆权》《你的中国你的党》等著名时政评论文章。创立网络中和会智库、最早的互联网时评人之一，06、07年位列中国十大著名博客；提出“金权分立”理论，力主“媒体公信力评分制”。
这是一篇我一直都想写下来的文章，却因为想说的太多，总不知该从何下笔。和大多数80后一样，我出生在西部的一个小城市，从小也受到地摊文学和杂志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傻乎乎的觉得我们国家有体制问题，经济不自由。因此成年之后我在互联网上一直很活跃，并且主要是以批判政府为主。
那时候我是真心的认为我在拯救这个世界，我是在唤醒被欺骗的国人，我是在散播普世主义和西方先进思想。那时候我一度被媒体捧为中国著名博主，2006年时我还被腾讯的专题选为十大知名网络人士，排位仅次于韩寒和徐静蕾。如果不是一些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也许不会从这场自以为是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2007年的一个下午，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报道大致是这样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吹捧了一辈子美国人的高尚道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弟弟就是在美国街头被人刺死的，根据事后的监控显示他临死前挣扎了很久，这段时间路过的车辆和人很多，但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等最后被发现并送到医院时，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开始隐约感觉似乎外国人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圆。
后来这个案例被王小东老师写进了《中国不高兴》那本书，并且在那本书里强调了“仗剑经商”的理念，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反思一些东西，并开始希望自己能多读一点书，而不是杂志。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你们难道不知道维基的阿桑奇仅仅因为爆料了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维稳开支就被通缉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斯诺登仅仅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政府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也被通缉了吗？你是否还记得当年google总裁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糊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现实真他妈的太讽刺了。
你说中国人没有探险精神一直固守旧土，那请问我们是怎么从1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政治都是一乱一治，陷入死循环。呵呵，欧洲人倒是没有一乱一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治过，一直乱。
你说国家就是要一直乱才会创新，所以欧洲人才能搞出了高科技打败我们，这纯属胡扯。欧洲人之所以走上航海和科技道路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垄断了古丝绸之路把他们逼得没办法，所以才搞出的科技好不好！如果不是这茬偶然事件，按欧洲人自己的政治体制，再过三万年，也一样只能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深陷。 也许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熟读历史，可我们至少要有常识对吗？
你说中国癌症病人涨了4倍，全是吃地沟油、呼吸毒气、喝自来水里的漂白粉整出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均寿命怎么从32岁变成75岁的？北京癌症患者的数量比60年前涨了4倍，这个不假，看起来是涨了不少。但你知道这60年来，北京城的总人口从20万变成3000万了吗？这涨了150倍好不好。
你说如今开窗就吸毒，不如砍柴做饭喂马。如果你真的在农村生活的话，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你知道不知道那种活真的会累死人的。你又知道不知道砍柴烧火产生的硫化物和pm2.5是汽车尾气和天然气灶台的300-6000倍？其实80年代污染比现在严重多了，落后才要被污染。发达了，才能摆脱污染。
你说中国政府在国外到处投资数百亿美金，纯粹是傻逼、为了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给其他国家呢？还不如给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这是一回事吗？按你这样的逻辑，那么全天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也都是傻逼、是在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投资你呢？还不如送给那些地铁里的乞丐？
你说中国教育有问题，扼杀孩子的天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21世纪人类的100个专利中70个都是中国人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孩子如果小时候打不好学习基础，将来怎么竞争？你能赚钱照顾好他一辈子吗？就算你能，那孙子那一辈呢？财富是不能继存的，只有知识能为他们的人生护航。
你说中国在天安门挂主席像，就是搞个人崇拜。那你怎么不说说华盛顿高达几十米的个人纪念碑？怎么不反思一下华盛顿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怎么不吐槽一下国会山上雕刻着的那几颗肥硕的脑袋？那四个人头，光嘴巴就厚达6米，足可以塞进去一只乐山大佛的脚。
你说中国政府很坏，把PX炼化厂建在城边上。那你对这个产业了解多少？你知道不知道新加坡、美国、欧洲都在城里搞的！所谓“国外规定PX项目必须离城市100公里是彻底的谎言和造谣”，你只需随便打开地图软件查一下，就不难发现全世界都是在城里搞这个项目的。而且你知道不知道，所谓PX，就是你吃饭的饭盒，喝水的饮料瓶、你穿的衣服、戴的口罩、全是PX制品。纯棉？那只是广告而已，现代人生活用品几乎都有PX产品，根本没问题。西方人这样搞舆论战，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继续找他们高价进口，他们继续垄断生产，我们继续被赚走钱财而已。
你说中国人吃鱼翅和狗肉很不道德，那你怎么解释俄罗斯人吃鱼籽，欧洲人吃肥鹅肝，美国人一口吞掉几百条野生鳗鱼苗？你怎么解释英国人把渡渡鸟都吃绝种了？法国皮毛商拼命花钱从雇猎手偷猎藏羚羊？
你说中国人提取熊胆救活了一大批非典病人，要不得，太残忍，太缺德。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研制疫苗，常年把几百头牛的胃打开，暴露在空气中，并且让牛活着，以便观察牛胃部的活动。你不介意的话，就百度搜索一下“活牛掏胃”吧。——我不认为这些有什么问题，我们毕竟要先爱人，再爱动物，为了救人可以牺牲动物，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你天天说选举，可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直选的。你天天说选票，可是你知道有46%的美国人从不去投票吗？因为美国人都知道所谓两个政党其实幕后老板都是同一个！拥有美联储的七大家族才是实权派，这忒么和中国的政治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事实美国人都知道，你知道吗？？
公知吹嘘美国一个市只有几十个公务员，挤在一个小楼办公里。你信吗？？一个市百万人口，才几十个公务员，这可能吗？那你去政府申请办个社会安全证号什么的，还不得排队排上个几千年啊！！！其实这只是那些洗你脑的人耍的小把戏而已，他们是故意把那个小楼翻译成“市政厅”的，让你感觉那是很大一个地方似的。但其实，那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几百人口的村子所属的办公楼，这么少的人
口当然只需要几十个公务员就够了。在中国几百人口的村子，村委会编制顶多几个人。
你跟着媒体记者们起哄，把过马路闯红灯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一下就拉低了自己整个民族的脸面、素质，你觉得很开心吗？但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外国人闯红灯比中国人更狠、更快、更多。北京老外数量不多，有时间你去上海站在浦东街头看看，100个闯红灯的人里面70%都是老外。有时间你再去趟美国，欧洲，你去他们的城市街边看过那些白人在生活中是啥素质之后，你再好好想想把人性的劣根性冠上：“中国式XX”的称谓，到底应该不应该。
你说中国军队管理太残酷，但如果我们把军队搞得像清朝军队那样轻松，士兵们中午还可以下班回家做饭，没事就遛弯遛鸟溜猴子，你自己想想代价会是什么？可还记得八国联军，可还记得南京大屠杀？慈不掌兵啊。
每当有什么恶性案件，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把一般案件夸张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恶性案件刚一发生，就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洗地，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次次都这样，回回都如此，有意思吗？”政府有这么傻吗？政府有这种必要吗？什么样的政府吃饱了撑的才会没事就去替杀人犯洗莫名其妙的地啊？而且还都他妈的没背景的屌丝杀人犯。
工厂里骂政府，学校里骂政府，国企里骂政府，甚至现在连公务员也跟着骂政府。那请问下，这愚蠢的“政府”，都谁啊？在哪啊？在草原？在森林？在山川？在海底？还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为什么明明美国罪案数量世界第一，美国3亿人口的刑事案件发生量（强奸、性奴、杀人、毒品、诈骗）均远高于中国，而你却只觉得“中国坏人多，中国人素质低，中国很可怕？”
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有违常理，匪夷所思的舆论现象背后究竟有多可怕的国际博弈。2006年一个非常崇拜美国的湖南姑娘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却在纽约地铁里被七八个少年轮奸了，围观群众无人帮忙，想想在中国的地铁里可能发生这种事吗？这个姑娘后来索性破罐子破摔，举办了一场和600男人性交的活动，并宣称：“这是美国的性自由”，
2012年，中国华裔陈宇晖在军营里被活活打死，监控录下了完整的过程，然而凶手却只判了几周的禁闭。
2003年中国非典死了几百人，你就叫嚷中国没法活了，可你知道就在08年年美国也爆发了流感，短短十几周就死了5万多人吗！！58000多人集中暴毙，火葬
场开足马力，直烧得尸烟熏天。你知道吗？？（最初新闻报道死亡近4万人，最后统计5.8万人 ） 09年又再次爆发，死亡一万多。
你也许会说，我不管这些，我赚钱了就移民，大不了不去美国。
可是你再想想，是谁给了你这种“国外一定安全”的印像？
80年代，我们连一艘像样军舰都没有，人家外国人就是打死你中国人，我们即便想管也管不了啊。这时候，你想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发射火箭、卫星、为什么要造军舰、为什么要造航母。因为如果你的国家没有这些硬实力，那么不管你走到在哪里，都活不好。
1998年，美国为了打造第二岛链从海上锁死中国，策动印尼人屠杀华人。中国政府得知消息，连夜派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轮船去当地撤侨。结果台湾也去了一艘军舰，并且开着大喇叭宣传：“中国政府是最坏的共产党，他们是来把你们骗回去枪毙的，然后没收你们的财产。美国是我们的盟友，请相信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的。”
——这一宣传导致当时只有500多人选择跟随中国政府回到了中国，一周后美国的补给舰停靠印尼，发放枪支，30多万华人惨遭磨难。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华人妇女在轮奸之后被按倒在地上，那些老外拿着一根沾满汽油的拖布从她阴道捅进去，从嘴巴捅出来，然后点着。那个妇女倒在地上，痛苦的嘶嚎着，蹬来蹬去，像一只着火的蚂蚱；视频里同时传来的，还有那些外国人哈哈大笑的声音。 ——选择跟着中国回来的500多印尼华人，现在还有很多活跃在中国的企业界，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搜索一下他们的亲诉。
所以我周小平无数次的跟人讲：不是我有多爱国，而是由于人性和民族存在的天然存在，所以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
在中国国力最弱的年代，每一根美国铁路的枕木下都埋着一具中国人的尸骨。当你知道了这些，当你回想起过去这些海外华人的悲惨历史，你还会相信：无论国家怎么样，只要移民了就能过得很潇洒这种鬼话吗？
如今，中国不敢说强大到无人能敌，但至少我们比当年已经强大了不少。我们有了自己的军舰、有了自己的卫星，所以利比亚和叙利亚在打内战之前，都要先等中国政府撤侨完毕之后才敢开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先杀了再说。我外公告诉我说，当年在国外，外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很多酒店都写着禁止中国人入
篇三：郭一平三大问题正在让中国动荡不安甚至党亡
郭一平三大问题正在让中国动荡不安甚至党亡国破五
郭一平：三大问题正在让中国动荡不安甚至党亡国破
一民众信仰问题——民信问题
人民大众和治国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百姓相信官场也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国家是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问题就在这改革开放30年经济是发展了却把一个民族的信仰搞丢了。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普通大众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这是最可怕的。
毛泽东活着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毛泽东死了金钱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必然出问题。都为了钱官场就会腐败买-官-卖-官。都为了钱教育也会腐败高学费低质量一个大学就会变成文凭批发部。都为了钱医院就不再施行人道主义就会见死不救。都为了钱企业就会生产假劣产品残害大众。??这就是30年来存在的最大问题。
当今所有的乱象皆出于信仰的丢失。
金钱主导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全民族共识。原因也在于“四高问题”
——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
你有辆宝马我骑个自行车我不嫌丢人。你穿世界名牌我穿30块钱的衣服也不自轻。但是你让我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不行了!因为后者是我作为一个动物的低级要求。
人只有满足了低级需求才有可能去追求高级需要——服务社会追求远大理想。一个国家的90%的人群都在为低级需求而终生奋斗那么就不去追求高级的因为没有条件去追求。主要应该是这样的。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今天的既得利益者罔顾党和国家的三令五申连几千年的治国理念也不要了。让广大劳动者为低级需求而毕生奋斗这样国人的精神境界如何提高社会道德何以净化?民族创造力何以谈起?
今天的中下层人民之所以看重金钱是因为他们的确离开钱不能活。是现实把他们逼成这样了逼着他们把金钱当作价值观的全部。为人民服务让百姓吐气让民族扬眉让贪官却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也是立国之本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的理论但根子不能动。
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国家没根子人心不就乱了吗?
如果另搞一套理论能得到90%的中国人民认可吗?中国人民都不认可光你主流媒体喊叫有啥用?大家的心还是散的。对不对?奇怪的是某些人另搞一套还不算还骂毛泽东骂毛泽东思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些做
法就是让中国人民信仰危机的根子。上写篇文章一有怜民的、针砭时政的、推崇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马上删了。可那袁腾飞公然骂毛泽东一个大中国却没有人处置。这不奇怪吗?
二发展方式问题——民生问题
《泰坦尼克号》一部美国的大片拿走了中国当年3.2亿票房。可知道中国当年的总票房才14.4亿。一部电影就拿走了中国票房收入的五分之一。可怕不?中国共500多家出版社可年总收入还不及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一家出版社的总收入。你能说文化行业不挣钱吗?还有耐克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三星??这些世界级的人家在本国搞产品研发用这个到全世界去挣钱。
十几年来我们干了什么?扒房子卖地!房价高入云天让本国的中下层人民一辈子甚至几代人为开发商打工。许多做实业的也不干了加入了炒房大军。全民炒房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制造业危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多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大学生失业民族没有创新力。文化落后知识分子不算人。搞得不少知识分子也要钱不要良心为开发商叫嚣。这几年房价高涨与那些不要良心的大学教授到处忽悠大众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30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海吹：“改开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高居世界榜首”云云可30年来中国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
家。为啥?人家老外不承认!因为你中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郭一平当县长把一个地方的好地卖光了郭二平当县长只能卖农村土地郭三平郭四平??他妈的要这样干要不30年土地没有可卖的了土地一卖就是70年产权那子孙后代吃什么?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2000多次战争大部分都是因为没吃的了逼老百姓造-反。
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危害之大用屁股就能想明白。人家发展高科技和文化产业创造挣全世界的钱。我们就这样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掠夺本国的中下层人民。这种发展方式就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方式。
十几年来有多少经济学家今天说房价要涨明天要降早在2008年我就说这些都是闲扯蛋。只要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取消高房价永远不会完结。谈房价本来就不是经济学家的事儿。
高房价是政治这双手在左右着国土局、税务局、银行这些开发房地产的关键部门哪个不是政府直接管的?
再说房价涨落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房价与普通大众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建经适房、廉租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要是房价降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群用五六年的收入能够买得起的话
那么建经适房、廉租房有多大意义?
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放弃卖地财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据中新报道——2011年5月5日中国《房地产蓝皮书》举行发布会。《房地产蓝皮书》副主编尚教蔚副研究员在会上指出：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占比从2006年的38.9%增长到2010年的65.9%这就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大。土地出让金加上由此带动的钢筋、水泥等的拉动再加上买卖房屋的税费实际上地方政府近些年百分之八十几都是靠土地养活着不让卖地马上就死!这还得了!
正是卖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疯狂至极他们掌握着公检法司、城管对平民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让百姓求告无门。法律连屁也不算一个村长就可以不经任何村民商量决定卖老百姓的地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人权最好的国家?这就是人权好于美国五倍的国家?维的就是这样的“稳定”?这就是“科学发展”吗?这是人间吗?
三官场腐败问题——民主问题
腐败和反腐败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铲除生产腐败的土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雷锋同志还活着并且做了高官在这个几乎人人得而腐之土壤环境之下你能保证他一定不会成为贪官?你现在把中国的官杀完也不行因为新上来的还会成为贪官。
让纪委监督、检察院查处这没有错但如果连他们也腐败了不就和贪官沆瀣一气了吗?再说仅凭有数的几个工作人员管少数量的贪官还能管的过来如果贪官到处滋生他们有力回天吗?近几年纪委、检察的工作力度一再加大可贪官却越来越多不正证明了这种担忧吗?
铲除生产贪官的土壤环境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让人民选举、监督官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