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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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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杨尚昆历史人物简介,杨尚昆生平轶事

杨尚昆历史人物简介,杨尚昆生平轶事

杨淮清育有子女12人,杨尚昆排行第五。杨氏兄妹都接受了较好的正规教育,他们关心国事,学有所成,为国奉献,声名远扬,堪称一门尽是“杨家将”。 杨尚昆兄弟

大哥杨尚荃(杨剑秋),同盟会会员,曾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后兴办实业,1937年去世。二哥杨尚麟(杨衡石),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哥杨尚述(杨暗公),共产党员,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1927年在三·三一惨案中被四川军阀逮捕,被割舌,捥目,断手。

五哥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委,第四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六姐杨尚朋,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七姐杨尚友,体育界人士。

八哥杨尚仑(杨电如),共产党员,石室中学校友。

九哥杨尚直。

十哥杨尚明,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第十四期。

十一姐杨尚智,不详。

十二姐杨尚正(杨白冰)。

十三妹杨白琳,共产党员。

杨尚昆和杨暗公

杨尚昆曾说:“我们家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为什么从这样一个家庭里会出这么多共产党员?这有外部环境影响和家庭内部状况两方面的原因。……从家庭内部来说,同我四哥杨暗公直接有关。”杨尚昆一直把他的胞兄杨暗公称为他“早年的革命引路人”。正是在杨暗公的直接引导下,杨尚昆走上了革命道路。

深受胞兄影响 走上革命道路

杨暗公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级组织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任书记、中共处于地下状态时期的第一位牺牲的地方领导人。杨暗公与杨尚昆是同父异母兄弟,比杨尚昆年长9岁。杨暗公(1898-1927),又名杨尚述。他虽过继给叔父,但同五弟杨尚昆很亲近。杨暗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立志救国,1913年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到《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杨暗公积极参加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的集会和请愿示威,被日本警视厅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判刑8个月。1920年秋,杨暗公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动员家人革命,常常给杨尚昆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白莲教起义的故事。正是杨暗公给杨尚昆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杨暗公的动员下,1921年春杨尚昆考入当时四川省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随后转入附中。1922年夏,杨暗公与比他年长20岁的辛亥革命元老吴玉章在成都相识,同年9月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1923年秋后,杨蔺公通过吴玉章认识刘伯承。三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杨暗公和吴玉章等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冬,杨

暗公与吴玉章等20余人秘密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1924年1月12日,杨暗公与吴玉章等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寓所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Y.C.团)”,5月出版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924年秋,杨暗公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同年冬,杨暗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受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的吴玉章回川改组四川国民党时,杨暗公便与吴玉章等人开始正式筹建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同年9月,杨圈公与吴玉章等在重庆创办“中法学校”。1926年1月,杨暗公与吴玉章、童庸生等6位四川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同公等人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问题。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的前身)成立,杨暗公被任命为书记,成为四川省党的最早领导人之一。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时,全川只有党员42名。同月,杨暗公与吴玉章、李筱亭等完成了对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正式改组,建立了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杨暗公为组织部长。1926年5月13日,杨暗公与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为配合北伐战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杨暗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暗公兼任军委书记,并制定发动国民革命军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具体方案。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杨暗公、朱德、刘伯承、陈毅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泸顺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战争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大革命时期,杨暗公与吴玉章、刘伯承、朱德等都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四哥杨暗公的关系,杨尚昆在成都、重庆读书期间,吴玉章、刘伯承、朱德等都曾对他的早期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产生过较大的积极影响。杨尚昆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吴老经常到我家中找杨暗公商量工作。……我很尊敬他,称他为‘吴老伯’。他常常很和蔼亲切地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介绍一些革命书刊给我读,并让我为他们传书送信,当一个革命交通员。他是我的老师和革命的启蒙者。”

1921年至1925年,杨尚昆在成都高师读书期间,通过四哥杨暗公的引荐,参加了进步团体学行励进会,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如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廖恩波(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此期间,杨暗公介绍杨尚昆阅读《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1924年,杨暗公在日记中对与五弟杨尚昆的往来信函有多处记载。如6月9日日记写道:“接五弟一信,论吾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立复一函与他……”9月2日日记写道:“五弟有一信至,说得天真烂漫的,令人可爱极了!”9月7日,杨暗公在成都收到五弟杨尚昆来信后记载其“述近状很详,他的思想已变了”。9月26日日记写道:“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的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再走歧途,并略谈家事。”由此可见杨暗公对杨尚昆成长和思想变化的关心,手足情深异乎寻常。

1925年夏,18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回到重庆,并在杨暗公的指导下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和《新社会观》两本书,同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同年10月,杨尚昆加入共青团,1926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在杨暗公的建议下,杨尚昆离渝去沪,进入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上海大学。当时杨暗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亲自送别杨尚昆。事隔70多年后,杨尚昆还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哥亲自送我赴上海时的情景:5月初的一天,他陪我来到朝天门码头,踏着长长的石级,走到长江边,……临开船时,四哥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要听从党的教导,好好学习革命理论……谁能想到,相隔还不到一年,1927年3月,风云突变,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

屠杀革命群众,竟用割舌、挖眼和断手那样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四哥。我们在江轮上的握别,便成了永诀!”

关于四哥对他早年投身革命的影响,杨尚昆回忆说:“他不仅指导我读书,还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旧家庭。……这类见解,他常在信里告诉我,启发我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正是在四哥春雨润物般的关怀启发下,我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背弃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来。”

进入上海大学后,杨尚昆就读于社会科学系,并与四哥杨暗公保持通信联系。杨尚昆持党组织的介绍信,见到了罗亦农(中共浙江区委书记),被编入学校党支部。他牢记四哥“要努力在斗争中学习锻炼”的嘱咐,以“四川同学会”在几个大学的同乡中开展工作,上街散发宣传品,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6年11月初,中共重庆地委决定派杨尚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他到达莫斯科,进人中山大学就读。

1927年4月6日,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杨尚昆得知四哥杨暗公壮烈牺牲的消息后,“痛彻肺腑,多夜不能人眠”,并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革命战士,为自己失去了革命引路人——不断关怀和教育他的兄长而“失声痛哭”。此后,杨尚昆一直遵照四哥的嘱咐,化悲痛为力量,听从党的教导,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不畏艰难险阻,英勇献身革命,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杨暗公牺牲后的70余载中,杨尚昆对自己的这位革命兄长一直深深怀念,并以杨暗公精神鼓舞自己的革命斗志。

念念不定四哥情 魂归故里伴兄陵

杨尚昆对四哥杨暗公的怀念之情,可谓历久弥深。1979年2月,为纪念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杨暗公壮烈牺牲52周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在广州写了《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忆暗公四哥》一文。他写道:“50多年来,无论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难时刻,还是处在敌人追逼包围的危急之中,特别是在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十多年里,只要一想到暗公四哥及无数革命先烈‘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事迹,我就增强了无产阶级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和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同样需要不怕死、不怕杀头,我是决心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如四哥所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杨尚昆正是始终以杨暗公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无私无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终身。

1979年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杨暗公日记》。杨尚昆捧读刚刚出版的《杨暗公日记》,百感交集,“泪为之下”。

1987年4月1日,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参加重庆“三三一”惨案60周年纪念活动及“杨暗公烈士陵园”揭幕典礼,回到了他阔别62年的故乡潼南。此后,他又两次回故乡为杨暗公扫墓。

1993年10月7日,杨尚昆借外出视察之机,随同其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白冰,专程回故乡探望,从四川大足县出发直奔潼南“杨蔺公烈士陵园”扫墓。

1997年3月31日,杨尚昆出席重庆市各界隆重纪念“三三一”惨案70周年暨杨暗公烈士遇难70周年、诞辰lOO周年大会。4月2日上午,杨尚昆与廖汉生、杨白冰及重庆市领导张德邻、蒲海清等回家乡潼南祭扫杨暗公烈士陵园。在离开陵园前,杨尚昆再次到杨暗公塑像前鞠躬,以表达他对四哥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崇敬。直到临终之前,杨尚昆还念念不忘四哥杨暗公。1998年9月2日,重病中的杨尚昆在解放军301医院召开生前最后一次家庭会,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希望“火化以后送回我的老家潼南县去,同杨暗公埋在一起”。9月14日,杨尚昆与世长辞。199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尚昆陵园修建方案,4

月动工修建,历时年余建成。“杨尚昆陵园”位于潼南县梓潼镇卫星村青龙山下的杨家嘴,占地11亩,距县城3.5公里,距杨尚昆出生地双江镇6.5公里,与“杨暗公烈士陵园”相毗邻(直线距离仅600多米)。2001年5月18日,杨尚昆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移葬故里。上午11点30分,杨尚昆骨灰安放仪式在潼南“杨尚昆陵园”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杨尚昆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生前好友,重庆市的党政军领导,潼南县和双江镇的领导及潼南各界人士共800多人,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杨尚昆夫人李伯钊的骨灰也随之安放在同一墓穴。杨尚昆归葬故里,实现了永远陪伴他所深深敬佩和怀念的四哥杨暗公的愿望。

篇二:刘湘与盐运史梁正麟与的恩恩怨怨

刘湘与盐运史梁正麟的10年恩怨

刘仕雄

梁正麟,又名梁叔子,四川长宁县安南乡人。在民国四川军阀混战史上,梁正麟是一个隐身其后的重要人物。他从清末考入拔贡到民国时期,纵横官场几十年,身居要职,历任四川军政府参事,上川南道观察使,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四川省盐运使等要职,欲“称王”四川的军阀常利用梁正麟暗语各方,以图霸业。他长期为军人作幕僚,既被军阀利用,又被军阀所欺,从他与刘湘的10年恩怨便可见一斑。

鞍前马后

1925年2月7日,北洋政府段祺瑞对四川“下手”,免去邓锡侯四川省长职务,“特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所有该省、区军队均归节制。”杨森、刘湘不久前为争霸四川而发生战争,杨被打败,现在双方地位不相上下,互相节制,积怨很深。刘湘为了压制杨森,必先拉住四川实力派人物邓锡侯、黔军袁祖铭。“接着刘湘寓有深意的推荐邓锡侯的秘书长梁正麟出任四川盐运使,目的在于梁可以被利用来充当下一步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的居间人,因为梁与邓、袁两人皆有较为深厚的关系。”刘湘使用梁正麟实在是精明之举。

1925年4月12日,杨森击败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军阀,收编了残部,羽翼丰满,下一步是计划联刘(湘)打袁(祖铬)或联袁打刘,抑或两者一起攻打,尚未作出决定。精明的刘湘早已看到了

这一点,刘湘欲先发制人,他认定倒杨(森)欲取得成功,必须先拉拢邓锡侯,然后才足以吸引袁祖铭倾向自己,最后可组成川、黔联军,彻底击败杨森。于是刘湘通过梁正麟加紧做邓锡侯的工作。“刘湘就一面密向段祺瑞推荐,说是今后收拾川局,此人大可为用,请另畀以适当名义,庶期共济时艰,一面通过梁正麟与邓大拉交情,并告知已为代请新命。旋段(祺瑞)发表邓为四川清乡督办。”

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常耍两面派手法,座山观虎斗。对丢掉省主席一职心存不满,在刘、杨争斗中对外宣布“中立”。梁正麟做邓锡侯的工作可费了一番周折,梁正麟曾作竹枝词以嘲讽:“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和平半用兵。难得快刀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这首竹枝词在当时的川府政坛广为传颂。最后,刘湘进一步许诺,一但倒杨成功,省会所在地成都由邓锡侯控制,速成系以外杨军部队归邓收编等。邓锡侯稍得慰藉,自然也就乐与刘湘接近了。

杨森当时正设法联络袁祖铭,而袁祖铭究竟与刘与杨,尚踌躇未决,观望徘徊。“而刘湘,则趁机利用梁正麟出面,日在梁家与袁尽量要结,许以有利条件,除以推袁为川、黔联军总司令相饵之外,还许以每月仍拨给军费40万元,另并作出杨森一倒,成都兵工厂即尽先为袁祖铭制造枪弹三个月的承诺。”梁正麟对刘湘怀知遇之恩,鞍前马后,出谋划策,“时刘湘正在积极组织对抗杨森‘统一之战’的倒杨联军,梁(正麟)从中擘划甚多,并屡向刘湘献条陈控制盐税,因而颇受刘湘的器重。”不久,袁祖铭即倒向刘湘。如此,刘湘成为“四川王”是大局已定。1925年10月10日,杨森战败后发电给刘

湘:“愿解除兵权,请让其出川。”刘、杨终于达成妥协。

投桃报李

盐税是四川省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盐运使一职十分重要,“运使包揽政税两权。”“四川军阀混战,大小战役达480多次,其中相当多次都是为争夺盐税和井盐产场而爆发的”;刘湘更是认为:“养兵过多,需饷甚巨,各项税收有限,惟赖盐税以资挹注”。1925年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川频年兵争之祸,兵币盐款实为根源。”因此,四川盐运使一职需由段祺瑞首肯后方能到任。“这些盐官,不是军阀的心腹,就是军阀的‘功臣’,或者是同军阀有裙带关系的”。

为回报梁正麟,“1925年,黔军首领袁祖铭和四川军阀刘湘合谋力保其心腹梁正麟为四川盐运使”。但为避嫌,支使赖心辉出面保举。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收到军阀赖心辉密电一封,封皮上特加有如下批语:“袁(祖铭)、杨(森)会保梁正麟为四川盐运使实系为事择人并得邓(锡侯)省长同意请明示发表由”,其电文说:“??奉刘、袁两督办谕令,密将经过情形代为陈明,免着痕迹而深滋误会等语。查梁正麟确能胜任此职,即密陈,伏为垂并祈明令发表,以重职守,无任疏惶。师长赖心辉叩庚印”。不久,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梁正麟为四川盐运史。

争霸眉山

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府,实行“新政”。蒋介石将四川划为“剿匪”省份,令即实施“‘剿匪’区域行政制度,”

受南昌行营的直接管辖。1935年,刘湘将四川分为十八个督察区专员公署。蒋介石明令“所有各区专员,统由本委员长行营遴选任命,??各区驻军对专员应竭力协助”。第四区眉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成都平原联通川南、川西及云南的咽喉和南大门,想当眉山专员的人很多,其中梁正麟和余安明最有实力。余安明曾在刘湘手下当过旅长,后来告别军旅生涯回温江老家赋闲,是刘湘亲信;而梁正麟对刘湘有恩,在梁和余之间选择,刘湘实在是左右为难。

梁正麟与余安明的较量可谓“惊天动地、尘土飞扬”。1927年的“二刘”(指刘湘和刘文辉)大战前期,余安明得知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间矛盾很深,余安明决定去刘湘处游说,以解曾被刘文辉羞辱之恨。他给刘湘出的主意是联合田颂尧对抗刘文辉,并拍着胸膛表态,他愿意去田颂尧部做联络工作。刘湘欣然点头,当面许诺:如果联田打垮刘文辉成功,便委任余安明为师长,并奉送10万大洋。余安明到了田颂尧的驻地,将刘湘的意思添油加醋地一说,田颂尧满口答应。“就像一个装得满满的炸药桶,现在只差一根导火索了。”“这也是(造成)二刘大战的一个小因”,“二刘大战便越来越近了”。不久,刘湘击败刘文辉,任命余安明为第一师师长,余安明成为刘湘的亲信。现在余安明自然就是担任眉山专员的实力人选之一。而梁正麟这边也很硬。梁正麟二儿子梁颖文和儿媳赵懋华此时正是国民政府“红人”。梁颖文从德国留学回国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营秘书、行政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四川省政府委员,赵懋华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关系甚好,“蒋委员长和宋美龄经常到

梁颖文家打牌,有时就住在梁家。”

刘湘深知梁正麟的为人品质和老练的治政能力,也念其在过去统一四川时梁正麟立下过汗马功劳,加之赵懋华请宋美龄保举,促成刘湘“亲自提名”,蒋介石行营任命梁正麟为第四区(眉山专区)首任督察专员,兼眉山县长和保安司令,辖眉山、彭山、丹棱、洪雅、夹江、邛来、蒲江、大邑、名山、青神等县。

为将“一碗水”端平,刘湘请示蒋介石后,将“落选”的余安明安排进了蒋介石创办的“峨眉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蒋为团长,刘湘为副团长),并让余安明担任训练团第二营五连连长,稍加抚慰。

反目成仇

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当上眉山专员的余安明,虽系刘湘亲信,又是本地实力人物,本以为专员一职非他莫属,不料“雀巢鸠占”,怀恨在心。为撤梁正麟的台,1935年冬,余安明指使在雷、马、屏警备司令部任团长的袁树江(因身材魁梧、剽悍,得绰号“袁大汉”,解放后上山为匪,担任“川康边区游击挺进军第三纵队副司令”)率领李元亨、严茂生等匪众一百余人夜劫眉山县城,“见人就搜,逢物便抢”,大造声势,并绑架肥主8人,“全城骚然,当局震惊。”士绅纷纷向上告状,省府对梁正麟治政大为不满,刘湘也难为其圆说。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不久,眉山管辖的丹棱县又发生匪情,余安明指使人直接向省主席刘湘密告,说是梁正麟擅离职守,闻风而逃。四川《新新新闻》报1935年12月29日在显著版面报道:“据密查报告,十一月二十日夜丹棱匪警,电话不通,第四区专员公署,有闻风先逃

篇三:王近山简历

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近山 - 人物简介

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旅副政治委员,新编第八旅代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

王近山 - 主要经历

1915年10月生,汉族,亦名文善,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9月调第三团机枪连当通讯员。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2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班长、排长。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机枪连副连长、连长,第一营副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营营长。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

1933年2月任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7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9月任第二十九团团长。

1934年6月至1935年8月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攻”战斗。

1935年5月参加长征。同年9月至1936年1月任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同年冬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秋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斗。同年11月至1937年8月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副团长、第七六九团团长,第三八五旅副政治委员。

1940年5月至1942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副旅长。

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

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

1943年3月至1944年10月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1944年春调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1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参与指挥定陶、襄樊等战役。

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委委员(至1951年3月)、重庆市委常委(至1950年12月)。

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川东军区司令员,1950年11月至1952年9月任党委书记。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校长。 1951年2月至1953年4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等战役,被誉为“猛将”。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1953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1953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54年8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3月至1959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5月至1959年3月任北京军区党委委员。

1960年7月至196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

1964年11月因生活作风问题曾经被错误降职并开除党籍。

1970年8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 1978年5月10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王近山 - 革命生涯

“我算什么?一个放牛娃!我的勇敢是向徐向前元帅学的,谋略是向刘伯承帅学的,果断是向邓小平政委学的。”——王近山

徐帅之勇

1930年,赤色风暴席卷大别山。一位身上有着军事奇才成吉思汗血统、年仅15岁的蒙古族少年王文善,改掉自己文绉绉的名字加入了红军队伍。他想让自己像大山一样坚强起来,所以新名字就叫近山。

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使得红军干部奇缺。1931年,16岁的王近山就是在这种血雨腥风中走上连长岗位的。当上连长后,王近山就渴望打仗,拼命打仗。一次战斗,他以必死决心抱着敌人滚下悬崖,敌人死了,自己却没能如愿“光荣”。战友们从此送给他一个外号:“王疯子”。在残酷的战争中,王疯子不仅没有死,反而迅速从连长升到营长,又从营长升到团长。更为幸运的是,他站到了徐向前元帅这棵军事巨树之下。徐帅作战,勇字当头,每当战局僵持或者危急时,他总是领着旗手和号手,屹立在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在他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多喜欢死打硬拼,敢打硬仗,不怕恶仗。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次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敌人魂飞胆丧,整整一个旅被红军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饺子。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着爱将的名字:“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很快被主帅的呼声唤醒,当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帅身边。强将手下无弱兵!看着已成血人的娃娃团长,徐帅心中又爱又怜。后来,由于长期受刘伯承元帅的耳濡目染,王近山作战更多的是喜欢动心思,但是在许多关键性战斗战役中,还是透闪着王近山独有的“疯劲”。

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开战前,邓小平政委采取激将法,声称此战打不好,就退回太行山去。6纵司令员王近山主动请战:“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就不回来见你们!”王近山言必行、行必果。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

1953年抗美援朝上甘岭之战,是解放军迄今为止进行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场面最残酷的阵地战。还是这个王疯子指挥12军、15军同优势美军展开士气和意志的较量,最终打垮了钢多气少的美国大兵。在长达23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王疯子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裹满全身的战伤见证了一代虎将的赫赫战功。

刘帅之谋

抗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重点向师长刘伯承介绍了爱将王近山:“近山同志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虎将,他打仗勇敢、顽强,敢打硬仗、恶仗??” 不久,在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刘帅看着头上仍然裸露着伤疤的拼命三郎、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心思一动,决定以点评王疯子为契机给部将们讲讲为将之道。

刘帅首先肯定王疯子的优点:“一人投命,足惧万夫。我们共产党人打仗就应该有近山同志不要命的那股疯劲。”王近山倍感受用,刘帅却话锋一转:“指挥员又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因为你还要发号施令,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光有吕布之勇,夏侯之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子房(张良)之谋,孔明之智??”王近山白皙的脸庞渐渐变红了,最初的自豪慢慢变得有点自卑。刘帅显然注意到王疯子的表情变化,思维再次跳跃:“当然,一个人的谋与智,不是天生的,而是学习与实践的结果。”接着,刘帅给王近山讲了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吕蒙在主帅孙权的鼓励下勤学兵书、最终成为一代名将的典故。刘帅鼓励年青的部将们说:“你们也不过二三十岁,只要肯用心学,决不会比吕蒙差!”

刘帅是有名的儒将,谈兵论战,旁征博引,由表及里,深入浅出,每次讲话都是魅力十足的演讲,引得无数部将竞折腰。一个深夜,王近山鼓起勇气敲开了师长之门,向首长借学习资料,他决定成为八路军中的阿蒙。在刘帅这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的指点下,王近山作战艺术开始出现质的飞跃,渐渐从粗线条的猛张飞成为智勇双全的吕蒙。每次战斗前,王近山总是通盘考虑,有时还会在师长刘伯承或旅长陈赓面前提出独到见解。于是,王近山又有了新外号:吴下阿蒙。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曾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对此大为叹服,大笔一挥,把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地四川钓鱼城改为襄阳城。蒋介石也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特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樊。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派王近山率6纵西出汉水,进围襄阳,自己稳坐中军帐。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哈哈一笑,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只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使其不敢脱离工事,

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6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5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小型模范战役”,刘伯承在战后讲评中说:“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长期战争生涯中,王近山不断给他的老师以惊喜。“让老部队啃骨头,让新部队吃肉”,这是王近山在八年抗战中自己总结的一条带兵经验,后被129师推广。王近山的6纵后来成为一支劲旅,并独立解放鄂西北重镇襄阳,也与王近山善于带兵有关。

邓政委之断

129师师政委邓小平向以行事果断著名,他的作风也在王近山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1943年秋,刘邓首长交给王近山一道作业:由于蒋介石妄图袭击陕甘宁边区,中央命令王近山带领386旅第16团迅速秘赴延安并扩编部队,保卫党中央;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及家属转移到大后方。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一方面上级要求尽快到达延安,路上尽量减少战斗,甚至不得战斗;另一方面沿途又因为日军即将进行扫荡,根据地外围布满了封锁线,不得不战斗;更重要的是16团还要拖家带口,保护大批非战斗人员,不能利索地投入战斗。王近山却胸有成竹,所有人马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离开太行山,在敌人眼皮底下迅速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封锁线。10月下旬,部队到达洪洞县附近的韩略村,王近山却不走了。韩略村地形险要,是天然的伏击战战场;而且根据情报,日军经常大摇大摆经过该村调动兵力。王近山决定把老首长陈赓“路上不要求战斗”的指示撇到一边,准备在此狠狠教训教训日本人。部队迅速展开部署:侦察、警戒、埋伏??整个晚上,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次日上午,日军13辆汽车旁若无人地进入16团预设的地狱。一声枪响过后,王近山振臂高呼:“跟我来,冲啊!”不到3个小时,120多个日军除3人逃脱外,悉数就歼。

王近山见好就收,善后工作交给地方武装处理,部队迅速转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却炸了锅。原来,16团消灭的这股日军并非普通的小分队,而是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从各地抽调的100多名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准备赴太岳前线观战,结果刚走到韩略村就见了阎王。冈村宁茨获悉后,暴跳如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由于王近山早料到日军会来报复,大部队又化整为零,3000多日军连16团的影子也没找到。

王近山 - 人物个性

王近山将军,湖北红安人,慈眉善眼,面如敷粉,举止斯文,乍见如“白面书生”。但他性格暴烈,性之所至,师莫能谕,父莫能劝,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故有“王疯子”之名。

王近山性格刚烈,领队作战,最不怕死,一到战斗紧急的关头,他驳壳枪一挥,往往就置生死而不顾,冲锋在前,拼杀最猛,在红30团七八个“猛子”里数第一,名声不小。这年春夏之交,红10师在泼皮河镇子与敌军相遇。红30团奉命夺取北山头。扼守该山头的是刘峙部第12师,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且又居高临下,炮弹和机枪像火舌一样封锁着上山之路,红军一拨一拨冲上去又倒下,可山头还是久攻不克??“我上,我们连上!”没等团长王宏坤答应,王近山就已经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战士们见连长冲在最前面,“呼啦”一声跟着往上冲。山上的敌军被这群枪法极准又不怕死的人震住了。王近山率全连猛冲上来,随即近战肉搏,与敌兵扭成一团。在生死的肉搏战中,王近山边砍还边骂人:“老子不信今天就打不死你!见鬼去吧!”他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可是一个高个子敌兵,他连砍了几刀竟然都没砍着,刀刀失控;突然他一发狠,竟然撒起疯来,什么也不顾,把大刀一扔冲上前去抱住他就往十几丈高的悬崖下滚去,两人一起从悬崖上掉下。落地后,他头上被尖石穿了一个洞,血流满脸。他醒过来后,仍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拔出手枪,“当当”两枪将敌人打死,然后又骂了句:“我看你不死!”

王近山战功赫赫,但并非没有缺点。在没有了硝烟的世界中,他感到非常不适应。性格暴烈,使他在战场上多次要枪毙警卫员武安良(警卫员阻止他上前线),在建国初期,将军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而这个大学生竟是自己的小姨子!

王近山将军喜读兵书,案头常摆书有《隆美尔战时文件》、《斯巴达克思》、《太平洋争夺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回忆和思考》、《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常说:“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

王近山 - 人物评价

李德生上将、尤太忠上将言:王近山将军指挥作战,必得派六七位警卫员跟随,否则他会冲到敌人阵地上去。某次攻城受阻,王近山亲扛梯子欲上。警卫员阻拦,将军竟暴跳如雷。 邓小平曾说: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谁的功劳大?是王近山同志,在许多艰苦战斗中最后是王近山同志去完成的。

毛主席曾说过:129师有个‘王疯子’,很能打仗!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

在二野,每当刘伯承、邓小平遇到大仗、恶仗、硬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近山。邓小平说:“不是疯,是革命英雄主义。”

杨尚昆晚年说:“有的同志打江山很勇敢,坐江山就不行了。”王近山打江山没的说,一坐江山就坐出了个生活作风问题。那时候的生活作风可是不得了的天大的事情,而且,因为一个女人连官都不要了,这在当时来看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的举动,而是对革命不负责的态度 ,在毛泽东这些人看来更是显得“没出息”。

王近山到延安后,任陕甘宁留守兵团新4旅旅长。毛泽东接见了新4旅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握着王近山的手说:我早就听说有个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啊!谈到韩略村战斗,毛泽东表扬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了个漂亮仗。 刘伯承称赞王近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

邓小平称赞王近山骁勇善战,战功卓著。

徐向前评价王近山打仗勇敢顽强,指挥果断,机动灵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叫苦;他敢打硬仗、恶仗,有时伤亡很大,也能顽强支撑局面,坚决完成任务。

1992年,邓小平为纪念军事科学院出版的纪念王近山的文集题写书名:“一代战将”。他对“王疯子”的诠释是: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刘伯承说:一人投命,足惧万夫。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点疯劲,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行!

王近山 - 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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