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白鹿原读书笔记
上一趟白鹿原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了，看过陈忠实的小说，就觉得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史念海在《河山集》里也有描述。
黄土地貌的塬、墚、峁地貌组合，关中平原上虽然没有陕北延安那样的波澜壮阔，但是这白鹿原毕竟是自己亲身登上的，而非透过火车车窗干巴巴的望着。更何况白鹿原被赋予的历史厚重感，是古城西安，乃至关中大地上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那本惊世骇俗的《白鹿原》问世之后。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1991年出版以来，在读者群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该作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强烈地响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出现的种种具有浓郁商业色彩的庸俗文学，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了这个民族所曾经历的彷徨与呐喊。它有如一幅激荡、恢宏的历史画卷，以其凝重、厚实的画笔，描绘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蕴与精神主体。
白鹿原见证了中国五千年来的荣辱变迁，东周平王，面对犬戎的攻击，幽王被杀，都城镐京被毁，至此遇白鹿，据说:凡白鹿经过的地方，祥光照及的地方，尽皆一片郁郁葱葱，草木茂盛，百卉竟开，毒虫殆尽，疫疠灭绝，六畜兴旺，人寿年丰。人们为了纪念这只带来吉祥康乐白鹿，从此便把这原起名为白鹿原。平王遇此吉兆决定回师，不把都城建在原上。
白鹿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一系列巨大动荡变迁。小说里白灵之死，朱先生之死均有白鹿跳跃于原野之间，在麦地里奔跑的形象。人之死，虽然是莫大的不幸。灵魂出窍被白鹿领到另一个极乐之师，何尝一种莫大的幸事，荣耀之事。
小说中与白鹿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白狼”.贾平凹的小说有《白朗》，讲的就是一个土匪。平凹也是个老陕。狼要吃人，牲畜，祸害人间，《白鹿原》里，黑娃革命不成投靠“白狼”土匪窝，走上一条不归路，白鹿村将其踢出族门；镇嵩军在白鹿原逍遥法外，为非作歹，“那些腿上绑着白布条子的兵，更是“白狼”一样十恶不赦”；原上瘟疫肆虐，也是以“白狼”的出现为征兆。活跃在白鹿原上的不管是鹿还是狼，这块古原总是静静的躺在骊山之西，灞河东岸，左望高帝长陵，右望文帝霸陵。古往今来，不管是项羽，刘邦，还是周亚夫，狄青 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还曾经是唐玄装的埋骨地，玄装初葬白鹿原，数万秦人送葬。
如今的白鹿原建有大学城：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海棠学院西安数字技术学院，西安航空旅游学院，西安外贸职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在这里落户。思源学院里面有陈忠实文学馆。 还有小说中出现的白鹿书院，位于新区的图书馆。若是对陈老的小说感兴趣，不妨前往一看现实版白鹿书院之貌。
五一早晨，闲来无事，乘兴而去，在南门上车，坐910公交，南门的公家站牌之多，简直是把人搞得一头雾水，不得不吐槽，西安公交站牌设置的不够人性化，南门站竟然有8处乘车点，而且候车区也没有一点提示的标示或者地图。我跑了三处，后来经由以一位热心的老人指点才找到，我事先按百度地图，爱帮公交指点的竟然不准，看来度娘也不是万能的呀。
如愿上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从西北坡上，绕着一小段盘山公路（更确切的说是盘坡公路）。上原后是开阔的土地，若无高大建筑阻挡视线，肯定是一览无余的胜景，在“汽车科技学院”站下车，马路对面就是西园。
西园门前树立着一块碑，上书陈忠实提的“白鹿原”三字，下面碑文我给抄了下来： 白鹿原，据《三秦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而得名，《辞源》载，“白鹿原即灞上”。后因宋天圣年间，大将狄青在此安营扎寨，又称狄寨原。白鹿原历代为兵家必争之
军事要地，素为古长安城东的天然屏障，也是解放前曾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和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英雄豪杰留下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一举轰动国内外。
《白鹿原》无疑是当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巨作。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认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1]李建军则更明确指出：“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2]遗憾的是，各类评论对小说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没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有限的史学功底，对《白鹿原》做一次文学以外的探究，一窥这被掩盖的民族秘史。
一、纵向历史的爬梳
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沧桑变迁的史诗性小说，《白鹿原》准确地把握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虽然立足于近代，却透过人物的心理、语言和行为描写，将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的民间生活毫无保留地曝露在读者面前。
白孝义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已经夭折了三男一女。“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作者以一种看似拿“万物为刍狗”的达观笔调写下了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而作为总结腾之于白赵氏之口的也只是一句麻木不仁的“注定不是阳世的人”。话虽无情，但笔端之外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国千百年来令人心酸的生育史。“生子早夭”乃至“生子不举”的现象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即以产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多子多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悲剧滋生的温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偏僻的农村，即便在繁华的都市也是习以为常。1793年，由大洋彼岸千里迢迢过来的马戛尔尼一行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也是整个清代最鼎盛的乾隆盛世。这位西方外交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个现象。在北京城里，“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于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而广大华人对此早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足为怪。”[3]悲凉之情，跃然于纸，而白赵氏岂不正是那千千万万个华人中的一员嘛。
小说中白稼轩治理村上八个赌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干枣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们，又令赢钱的把钱还给输家，最后让这几个赌徒将手塞进刚烧滚的开水锅里，直烫得他们“叫爸叫爷叫妈不迭”。一个封建族长的权威就这样被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而其刚柔并济地的处理手段读来更是叫人拍手称快。然而，“把手塞进开水锅”这样一出颇具乡野传奇色彩的情景仅仅是作者的杜撰吗？其实不然，吴伯箫先生在《难老泉》一文里也有类似的场景。说的是几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两渠的农民为了水源而争斗不止，最后官府出面，在一口沸腾的油锅中放入十枚铜钱，依据双方从锅中取出的铜钱数来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从油锅中取得七枚铜钱，使北渠人获得了胜利，而他自己则因烫伤过重而死。为了纪念这个青年，村民将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为旨的前者，这个故事无论从过程还是程度上显然都更进了一步。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据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汉宫”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载内容即与《难老泉》所载大同小异，前后呼应[5]。两个故事虽然语境迥异，却殊途同归，把几个世纪来民间处理纠纷的手段就这样残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现出来。
田小娥死后引发的瘟疫是全书的一个高潮。作者以一种魔幻的描写，刻画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看似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对瘟疫的认识。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6]。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7]，瘟疫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天敌。古人在面对这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害时，往往因为现实的无助而心生
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贴桃符、撒石灰、建庙堂、盖宝塔，也就是这逻辑发展下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又岂止面对瘟疫如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到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需要抉择而无良方时，上至高居庙堂，饱度诗书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间，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集体的非理性。君不见，远有北宋靖康之际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间的义和拳设神坛，这正是所谓的历史的惯性啊。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和对现实灾害的无助。
二、横向历史的补阙
虽然小说“下笔最精彩、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关中民间生活形态的描写”[8]，但对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并没有回避。作者抛开成见，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地记下了那段云谲波诡的人世沧桑，而在故事背后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廓清的历史迷雾。
“白狼”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名词，是灾难和罪恶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后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关于他的出现，刚从西安城里回来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的戏言做了简单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后面又借何县长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原来“白狼是个人，是一帮子匪盗的头领”，不仅在河南闹，还打算进潼关，比嘈传的白狼还恶过百倍。何以始于民国初年，纵横豫、鄂、皖、陕、甘五省，名噪全国，长达三年的白朗起义在白鹿原上被如此的误解呢？笔者认为作者在利用“白狼”这个道具巧妙地铺设了一系列剧情的同时也合理但隐秘地向读者交待了小说的时空背景。事实上，当沿海城市接受欧风美雨已达半个多世纪之际，西安这个位于中国内陆西北一隅的古城仍是相当闭塞的。一位西方记者在他的旅行著作中这么写道：“陕西是如此古老而僻远，古老到即使在中国都无人知晓其历史的源头，偏僻到连北京人提到它的时候，都好像在说异国之地。”[9]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白朗在白鹿原上的遭遇了。
白鹿原发生过一次饥荒，直接原因是旱灾。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旱灾的存在对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本是一种常态。然而，审视近代中国的灾荒史，会发现在这常态背后突现出了几个以往所没有的特点。首先是发生次数的增多。刘仰东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从整体看，还是从局部看，还是从灾荒的类别上看，用?十岁九荒?甚至用?无时不在?来形容灾荒的频发,是绝对不为过的。”[10]第二是灾害程度的严重。以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为例，由于连年的不雨，旱灾持续了近四年。覆盖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五省，并波及陇东、苏北和皖北等地。殃及灾民1.6亿—2人，直接死亡人数不少于一千万人，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何以近代灾荒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高，危害又如此之大呢？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些灾荒和白鹿原上发生的并无二致，最直接的原因都是旱灾。这个解释显然有点苍白。其实作者已在开头借斯诺的《西行漫记》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於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乾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严重短缺。”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解释了近代灾荒频仍的历史原因，也早早地给“仁义村”打上了灰色的底色。一段秘史被作者这样不秘密地公布出来，其本身也足以引人沉思。
书中白灵和鹿兆海这对昔日的革命情侣的陨落令人扼腕。一位坚持共产理想，却死于肃反；一位一心抗日，却死于内战。两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鹿兆海的死无疑是当时国共内战的缩影，而白灵的死却不能简单归于是其“野性子招致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白灵的命运是先定的。众所周知，年轻的共
产党在经历了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之后已是元气大伤。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这个政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相比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像白灵这样出身地主（富有）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共产党里不仅另类，还显得扎眼了。他们的投奔从开始就被贴上了“投机”和怀疑的目光。早在井冈山时期，每逢肃反就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11]小说中发生的那一幕，只不过是井冈山的重演罢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的像白灵这样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不满和左翼思潮的影响而涌入延安。这些“单纯到透明”的年轻人，最终也未能摆脱被认为是“特务分子”的命运而成为“整风”的对象[12]。没有人能置疑一个政权受到威胁时采取的自我保护，但也毋庸讳言，由整风到肃反，必然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重要的已不是烈士的死亡细节和具体过程……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信哉！
三、结语
上述这些情景是小说的亮点，也是争议的焦点。赞美者肯定了作者的“魔幻处理”，认为“是从特定的文化情景出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容。”[2](P38)批评者则将其斥为封建糟粕，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13]认为作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14]还有的则抱以“了解之同情”，认为作者“即在批判，又在赞赏；即在鞭挞，又在挽悼。”[15]但可以一致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阅读障碍是观点不能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通过对这些情景的深入颇析，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我们还原，作者所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变得清晰。论从史出，或许才是对一部史诗性小说最大的尊重吧。
篇二：读书笔记--《白鹿原》有感
读《白鹿原》有感
——深圳大学 2011级管理学院 林文慧
《白鹿原》这本书是有味道的。一翻开来便是扑鼻的土地清香，原上的村民收割过后的麦香，白家、鹿家当家老头儿细细思索时弥漫的烟草香，村边窑洞里田小娥的粉香…… 《白鹿原》这本书也是有声音的。萦绕开来的是关中平原的铿锵大嗓，小女人调笑谄媚的嘻嘻细语，戏院大楼前阐述革命往返曲折的枪声，饥荒肆虐饥民夺食的哭声……
《白鹿原》这本书更是有性格的。它有田小娥般意欲挣脱道德界线的原始欲望，有白嘉轩般信奉纲常竭诚为公的正义，有着关中汉子顶天立地的刚毅，也有关中女子勤俭持家的坚强，还有关中人紧密传承着恪守宗族信条的依赖之情……
这一副关中的历史画卷，一打开来满眼精彩，也让人满心感慨。
我感慨作家真实而勇敢的再现压抑了几千年纲常伦理道德底线之下的原始欲望，那些属于大自然创造物种时所赋予每一个物种的求偶、交配欲望。
在文明发展了几千年的国家，这样的欲望提出来是可耻的，人们为了极力标榜自己与动物的差别而努力撇清这样的原始共性，禁欲、贞洁、守寡……一个个名词、一套套的纲常伦理被创造了出来，像一张网，每隔一小段历史就把它压得更低、埋得更深，慢慢的成了一种只能存活在每个人不可见人的内心深处而不可正视的领域，永远只能局限于一个房间，一对夫妇之间，逾越而表达则谓之肮脏、无耻和下流。
这样的条条框框是有利于一个渴求稳定稳定再稳定的社会的。把每个人都束缚于一种清清明明简简单单的关系之中，似乎就更加趋于老子所说的治理之老死不相往来的最佳境界。于是上至天子下至地方族长，凡是意图掌控住整个局面稳定的，似乎都会不约而同选择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在前人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越加升华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
然而总有人适应不了框架的东西。比如田小娥，拥有美貌的她极不愿意伴着一个进入暮年的郭举人渐渐枯萎而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寂寞，不如说那是对于一段不如意、却必须相伴一生的婚姻的深深恐惧、深深失望与深深厌倦，所以当她看到黑娃时便撇开了一切纲常顾忌，或许就为了寻一个真正了解她的无奈的人，一个可以给予她年轻生命以活力和希望的人。当她初入鹿家门时，她是渴望过上原上的平凡女人那样，所谓规规矩矩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的生活。然而纲常伦理在白鹿原上发挥的作用何止千百年，于此时是不可能为一个有违常规的女人放一条生路的。相反，它会警醒，警醒这样的有违常规的人和事存在，是对它统治地位的重大威胁，于是它在白嘉轩的心里活动开来了，借着这样一个一心巩固宗族稳定的长老之身，把田小娥的诉求方式打上永不得翻身的封条。至此田小娥皈依道德领域的心反而放纵起来，“都没有脸了反而不怕了”她说，此后她称得上无比放荡的行径大概由此而定下心境了。
我感慨的也是白嘉轩对于自己从祖辈父辈身上潜移默化中深深打下的道德烙印，即使众人反对、求情，他也能在最能受动摇最该受动摇的时候愈加坚定自己多年来累积的信条。即使一个时代在变迁，在冲击他的是非观，然而他竟也能够在最后的那一段历史中恪守住属于他也属于那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的黑白。
一个人到底是如何由呱呱坠地到最后的顶天立地？不是他身躯的长大，而是他心智的成熟。而这所谓的成长，其实只在人生之中的几个瞬间。或许是某一个角色的突变，某一个责任的降临。白嘉轩在父亲暴毙的几天之内有一个莽撞粗心的青年转瞬变成一个心思缜密做事周全的领导型人才，看似唐突，其实那正是因为那一瞬间他的肩上多了一个家、一个宗族。一个地域的责任，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和信念从此在他心中种下了，在往后的一次次阻力中意志变得钢铁般坚强。
再到一个民族的兴衰变迁，这个巨大的转折使得白鹿原上的大大小小的任务折射出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战乱照出了鹿子霖趁乱偷香的龌龊，也照出了朱先生清廉为民的高尚。
所有人物的美丑合着一个时代的悲欢，演绎出这样让人感慨的一幕幕。当合上书本的那一刻，似乎也懂得了，再变迁的时代里，人性的真善美也能发出自己的光。不是当时，也是以后。
篇三：《白鹿原》读书笔记
《白鹿原》读书笔记
《白鹿原》注定是本值得传世的书。他没有高深的道理，玄难的词藻，只有在已成为纸张的历史中，无数先人挣扎与希冀的故事。他也注定是一本不能只看一遍的书。就像一张纸，在不同的角度看，样子也是各异的。
内容简介：最初的白鹿原，像是中国闭关锁国的一个小小缩影，典型的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随着白孝文、陆兆鹏，白灵这一代长大，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尽管这白鹿原深居内陆远离了战火，但时代的洪流还是冲击到了原上，国共合作的旗帜也插到了原上，进而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一再地冲击着白鹿原。如果说“仁义白鹿村”象征一种整体性的儒家文化的话，那么白嘉轩和朱先生正是儒家文化的代言人，一个是儒家文化的卫道士，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凝聚着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白灵等年轻的一代却与父辈背道而驰，成为儒家文化的叛逆者。
下面来谈一下小说人物之间相互交错而发生的事件：
1、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一辈子的争斗。这构成了两家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在时间的推动下不断地变换着胜者的地位，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人，都从旧时代走入了新时代，并且不断地被时代的观念影响、改变。可以感受到的是，人毕竟还是要适应社会才能更好的生存，同时，做人的根本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所谓“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也在白、鹿两人身上深刻地体现。
2、白孝文、陆兆鹏、黑娃等儿时的相处。小时候孩子们的相处都比较单纯，虽然从儿时的特点就能看出些许他们日后道路的方向，但童年的时光还是美好多余苦难。兆鹏、兆海去城里读书，预示着他们提前走进了新时代，预示着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甚至观念上发生重大的改变，也预示着他们分别走上革命道路。留在原上读书的孝文、孝武则更多的保留了旧的、流传下来的观念、理念，但却本本分分做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许安分守己也是中国人传统中的一部分。黑娃从小的胆大、独立的行事作风，也是他日后走上曲折道路的原因和基础吧。
3、陆兆鹏、鹿兆海与白灵之间的情感。白灵与兆海最初相恋，都是满腔热忱的爱国少年，都急于报效祖国，因而掷硬币选择分别加入国共两党。然而世事难料，他们的思想在改变，他们对待党的了解和认识发生分歧，党派政治干预进他们的感情生活，即便他们相互喜爱，却都不愿意也不可以为了对方而发起自己的政党，情感 被政治思想所阻碍。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永远存在，他们两个的对立也永远存在，他们的感情终不能有结果。白灵与兆鹏通过工作假扮夫妻而假戏真做，他们在共同的坚定信念、信仰下，共同努力革命事业，共同奋斗，同时产生了更为稳定、深刻的感情。可是兆鹏在
原上有妻，若是白灵没有牺牲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他们两人的 情感也是以悲剧而告终，在那个年代，哪有时间去考虑儿女情长呢？
4、小说中的人物们与朱先生。朱先生是一个诸葛亮一般的神奇人物，从白嘉轩、鹿子霖到他们的子女、黑娃等人都受到过先生精神上、思想上的帮助，每个人物于先生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先生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引导和帮助他们。
越是回想小说给我的整体感受，越是体会到了一种深沉的、深刻的蕴意，越是感到生命的、历史的厚重、深邃。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文章情节结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每个细节部分的描写又非常的精致、缜密、充实，完全是史诗规模和史诗的笔法。全书描写了一个原，两个家族，三代人，四股力量，五种斗争，六件大事，熔历史风云，男女风月，文化兴替于一炉，表现了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血淋淋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变迁，它以浩瀚，深厚、大气、诗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巅峰之作。
《白鹿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原上的“乡约”，为本地宋代状元吕大焕所作，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三大部分，几乎集中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精华。小说中的《乡约》为朱先生所作，白鹿原因它而一片朗朗书声，人和人的关系从此根本改变：耕织、家教、祭祖、满月酒、婚礼、求雨、治丧、迁坟、认干亲、拜亲人，一切都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白鹿原》中祥和兴盛、无争无斗的原上世界，寄托了作者文化救国、礼仪兴邦的儒家理想。
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拇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小说写残酷的斗争，目的是对斗争予以批评，原上的儒家思想兴盛不衰，很快被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所取代，白嘉轩不但腰被土匪打断，而且很快被革命政权从组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黑娃十兄弟在白鹿原上搞农民运动，地主和乡长都被戴高帽子游街，国民党打回来后，乡长田福贤在白鹿村开反攻倒算大会，残酷批斗并且处决农会干部，小说借朱先生之口，说白鹿原简直成了一只“鏊子”，老百姓成了鏊子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为了反对无谓的斗争，《白鹿原》还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
例如将白灵这样一位坚定、纯洁的老资深女革命者打成特务后活埋。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的败坏说明了暴力斗争的恶果的极其可怕。
在《白鹿原》的创作手法上，可以说他已现实主义为主，以史诗笔法叙写人事，又融合了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创作手法。
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它把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白鹿原这块西北黄土地上的文化状态和文化冲突，突出地描绘了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等，以及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压抑下的被扭曲、荼毒、萎谢，展示出白鹿原一片惨烈的文化景象：田小娥之死、白孝文的堕落、黑娃的出走等等。）无论是描绘白、鹿两姓的宗法关系和冲突，还是叙述白、鹿两家年轻一代的生死、爱情、出走、回归，作者都着力于揭示历史生活形态后面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将家族作为民族文化的聚焦点，借白、鹿家族的兴衰变迁，去探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隐秘。这就使《白鹿原》的主题超越了一般的政治、阶级、社会、历史的层面，而通过诸如出走与回归、繁衍与毁灭、腐朽与再生、必然与偶然、机遇与宿命等的描写，将主题提升到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的高度。
西方现代主义在8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10年时间内将西方现代主义100多年的历史全部上演了一遍。《白鹿原》有选择地加以吸收。把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大胆引进作品中。如：白鹿原上世代相传的白鹿奇闻——白鹿精灵。田小娥死后在鹿三身上的灵魂附体，白灵死时分别向她的祖母、父亲和母亲托梦，朱先生死后化为白鹿飘然而去等，都给小说增添了浪漫和魔幻的意味。
《白鹿原》从文化人格的角度，塑造了一批经历独特、性格鲜明、思想行为惊心动魄的人物形象，构建起了白鹿原文化关系变迁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儒家文化的乡村领袖，封建家族的族长：白嘉轩。
白嘉轩有刚毅的意志。他的一生可谓多灾多难，不仅同整个白鹿原上的广大群众一样经历里了兵灾、匪祸、饥谨、瘟疫，而且本人年轻时在婚姻上就遭到六娶六丧的严重挫折，《白鹿原》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最为壮豪的就是一生中娶了七房女人”。中年以后更经历了长子白孝文的堕落，爱女白灵的背叛，贤妻吴仙草的暴死，以及自己被土匪打折腰杆等沉重打击。他腰虽然弯，但头仍然昂着。表现了他刚毅坚韧的精神。他有着慎独的品行。慎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也就是一个人独处时，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白嘉轩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对儒家文化中“修身为本”的精义能心领神会和身体力行，坚持耕读传家。他有仁义的精神。如对长工鹿三。但是也有残忍的习性，在其宗族范围内，一旦有谁触犯了儒家礼义和族规乡约，他就显得刻薄寡恩，心冷手硬。甚至是对他的亲生儿子，他也决不手软，严施酷刑，显示出其残忍的一面。尤其是对田小娥残忍狠毒。可见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最阴冷的
食人者，这也再次证明中国历史的每一页虽然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字缝里却写满了“吃人”二字。
文中的黑娃和白孝文可以说一个是无根的浮萍，一个是笼中的野兽。因为同一个女人堕落的两个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黑娃和田小娥是对自由恋爱的落草鸳鸯，革命的风暴让黑娃，落草为寇。在匪巢内乱之后有被招安，他立志改过自新，从头做人。强行戒烟 求学朱先生，重归祠堂，过上安静的生活。然而最终被杀害，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又见弃与革命文化，无论新旧时代，都没有他的真正位置，他像无根的浮萍，孤独的灵魂无处依傍，无以为家。 而白孝文和田小娥是鹿子霖的圈套，他成了个无辜的牺牲品，他像一个文化变色龙，一次次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的角色，最终成了深谙政治韬晦之术的大阴谋家。他成了笼中的野兽，心狠手辣。
白灵与兆海最初相恋，都是满腔热忱的爱国少年，都急于报效祖国，因而掷硬币选择分别加入国共两党。然而世事难料，他们对待党的了解和认识发生分歧，党派政治干预进他们的感情生活，即便情感 被政治思想所阻碍。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永远存在，他们两个的对立也永远存在，他们的感情终不能有结果。百灵和鹿兆鹏才是真正的白鹿精魂，他们相对于黑娃和白孝文来说是一种超越。他们二人有惊人的相似，同样接受先进的教育有独立的思想、同样是新文化的代表。他们都不愿意遵守父母之命，鹿兆鹏不愿娶，白领不愿嫁，都选择离家出走。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流淌着叛逆的热血。他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为后人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令人惋惜的是，白领死在革命者的刀下，鹿兆鹏也在革命胜利后远走他乡，不知所终。这也许是作者要揭示的民族秘史，一种崭新的思想形成要付出代价。 他们两人，就像双飞的蝴蝶，向光明和未来而去！
《白鹿原》中人物的人生各有不同，朱先生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化人物，清贫正直，令人敬佩，飘逸走过一生。冷先生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悬壶济世，冷冷的走过一生。鹿三则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勤劳一生，儿子却叛逆，最终杀死儿媳，致疯而死，是个悲剧人物。田小娥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封建的叛逆者，也是封建的牺牲品。小说中人物死的结局有很多，像仙草的死是那么地镇静；像鹿兆鹏家里，那位鹿兆鹏的媳妇，死又是那么地让人感到可怜与可怖；像最后鹿子霖的死又是那么地窝囊，一切仿佛都是因果缘分。不禁让人感叹：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书的开头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陈忠实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做为小说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诚然，一个民族的许多秘密都在小说中佝偻着。它们太小了，却又太重要了。就像书中的一样，秘密无处不在。他隐藏在每一个角落，他隐藏在骡子的背上，隐藏在白家那个只进钱不出钱的盒子里，他隐藏在芰荠菜水饭里，隐藏在或是白赵氏或是鹿贺氏或是朱
白氏忙碌的身影中，隐藏在木桌上的羊肉泡馍里，也隐藏在长工们的老茧和丰收时的麦浪里，更隐藏在跳跃在原上的白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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