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2000字读书笔记大全
2000字读书笔记大全
之我读战争与和平 故事梗概：
1805年7月，拿破仑率兵征服了欧洲，法俄之间正酝酿着激烈的战争。然而在彼得堡上层的人们依旧过着恬静悠闲的生活，达官贵人们都汇聚在皇后的女官兼宠臣安娜·帕甫罗芙娜举办家宴招待会上。
赴宴的有宫廷官高位重的瓦西里公爵和他漂亮迷人的女儿海伦，还有个头高大健壮的年轻人皮埃尔，他戴着眼镜，剪短发，穿浅色的流行短裤和褐色燕尾服。皮埃尔是莫斯科著名贵族别祖霍夫的私生子，从小出国留学，今年20岁，学成回国到首都谋职。他一进宴会厅，对人们议论拿破仑征战欧洲颇感兴趣。在这里，他高兴地结识了英俊而刚毅的青年安德烈－－先朝保罗皇帝的退职老总司令伯尔孔斯基的长子，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此时，安德烈正应库图佐夫将军的召唤，去任他的传令官，将出国跟征战欧洲的拿破仑军队作战，任即将分娩的妻子莉莎和妹妹玛丽娅再三劝留，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他期望通过这次战争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在出征之前，安德烈把妻子从首都送到了在莫斯科郊外居住的父亲那里，委托父亲加以关照。于是他急奔前线，在波兰追上了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总司令派他到联合纵队去任职，并受到了嘉奖。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他继承了别组霍夫伯爵身后所有的遗产，摇身一变成为莫斯科数一数二的资本家，成为社交界的宠儿。他的亲戚瓦西里公爵早就窥视别祖霍夫家的财产，本想通过联合别祖霍夫公爵的大女儿——大公爵小姐卡季什篡改遗嘱来谋得，失败后，又处心积虑地要拉拢皮埃尔，一方面为他在彼得堡谋得一个不小的官职，又挖空心思巧安排，让已是宫廷女官的女儿海伦嫁给彼埃尔，以图钱财。结果他的计谋顺利达成，可这桩婚事实在不幸之至。皮埃尔发现了妻子与好友多罗霍夫之间的暧昧关系，他与多罗霍夫进行搏斗，并幸运的击倒对方，随之与妻子分居，自己也陷入了善恶和生死的困扰之中，在加入共济会后，受到宽宏大量的哲学的熏陶，回到了妻子身边，但妻子依然放荡如故，令皮埃尔陷入了郁郁寡欢的生活中。
当安德烈再次回到总司令身边，俄奥联军对法的奥斯特里齐战斗就要打响了。由于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否决了几位老将军的意见，采取了马上出击的战略，结果惨败。安德烈受伤被俘，途中昏迷，被敌人误以为活不成而丢下，库图佐夫也以为安德烈阵亡，给他的父亲去信报丧。可是安德烈在老百姓的救治下又康复了。愈后的他直奔老家，是日夜晚，妻子莉莎正好产下一名男婴，但她却在分娩中死去了。安德烈在孤独与绝望之中给妻子最后一个吻，他觉得人生已再无意义，决定终老于领地。
一八零七年六月，俄与法言和，和平生活开始了。
一八零九年春天，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因贵族会之事而去拜托洛斯托夫伯爵。在伯爵家他被充满生命力的年轻小姐娜塔莎深深地
吸引了。但由于伯尔孔斯基老公爵强烈反对，只好互相约以一年的缓冲期，而 后，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即出国去了。但是，年轻的娜塔莎无法忍受寂寞，且被皮埃尔之妻爱伦的哥哥阿纳托利的诱惑，而擅自与其约定私奔，同时私自去信取消与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的婚约。但私奔一事及时被娜塔莎的好友索尼娅阻止，与此同时娜塔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大病一场，之后洗心革面。
一八一二年，俄、法两国再度交战，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于多勃琪诺战役中身受重伤，而俄军节节败退，眼见莫斯科即将陷于敌人之手了。洛斯托夫家将原本用来搬运家产的马车，改派去运送伤兵，娜塔莎方能于伤兵中发现将死的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她向他谢罪并热忱看护他，但一切都是徒劳了，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仍然逃不过死亡之神而去世了。
皮埃尔化装成农夫，想伺机刺杀拿破仑，但却被法军逮捕而成为俘虏。其妻海伦于战火中，仍继续其放荡行为。最后，因误服堕胎药而死亡。
几番奋战后，俄国终于赢得胜利，皮埃尔于莫斯科巧遇娜塔莎，两人便结为夫妇，而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的妹妹玛丽娅也与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结婚，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人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契机是为了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我却始终觉得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我认为，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小的目的。从《战
争与和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宗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既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说它主观，是因为他来源于托尔斯泰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地方都打上了“托氏烙印”；说它客观，则是因为他并不强加于人，而是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在“托化”的同时又逐渐凸显出自己的个性来。
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以托尔斯泰的眼界之高、目光之远，他未必会把人类的所谓政治放在眼里。从根本上讲，托尔斯泰所关心的，应该是更广阔的精神与永恒。《战争与和平》里面，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借皮埃尔、安德烈的大脑来探讨这个问题，探讨的最终结果，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也正是其客观之处。他似乎希望我们去独立思考，并找出答案来。然而，人的思想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所以，凡是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在心里构造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战争与和平》。
应该说，《战争与和平》这部书最大的成就在于其思想性，那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其它方面，它的成就也同样不凡。
结构安排方面，要处理好这样一部浩瀚的作品原本是非常困难的，托尔斯泰却能够凭借自己的艺术天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穿来插去，井然有序，分毫不乱。而且，托尔斯泰似乎特别擅长描绘那种高难度的大场面，战争、舞会、宴席，他可以用极简短的话把每个人的性格及心理和盘托出，却从无顾此失彼杂乱无章的感觉，这是其他任何作家都望尘莫及的。
语言方面，《战争与和平》始终保持一种质朴大气且与众不同的风格，它并不旗帜鲜明，但内蕴深邃，使人一看便知是托氏文字，比起莎士比亚的雕章琢句来，要强出许多。
人物性格方面，《战争与和平》也有其高超过人之处。首先，书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包括那些并不重要的配角，如伊波利特、莫特玛、小尼古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性格（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其它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也有类似成就）。其次，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都在不断变化。如皮埃尔，从单身到结婚、从私生子到继承人、从海伦到娜塔莎、从雅各宾派到共济会、从战争前到战中到战后、从贵族老爷到俘虏再到释放、从初出道时的年轻气盛到后来的好学深思，他的性格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状态，每经历一件事情，他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自身的转变。再如安德烈，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大的变故，从军、负伤、丧妻、对娜塔莎的爱情及娜塔莎的变心、还有死亡。相比皮埃尔而言，他的性格的变化是比较突然的，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自身特点有关。娜塔莎的变化最大，尤其是与皮埃尔结婚后，她由原来那个活泼、快乐、爱唱爱跳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位不修边幅、甚至有点吝啬的母亲，以至杰尼索夫再次见到她时，竟会大吃一惊。但，无论这些人物的变化多么不可思议，我们都会觉得它合情合理，提不出任何异议，似乎一切事情就应该这样。而且，无论他们怎样变化，皮埃尔还是皮埃尔、娜塔莎还是娜塔莎、安德烈还是安德烈，他们天生具有的根本性特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他总是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高
篇二：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读书笔记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
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篇三：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公孙丑上》读书笔记
政治与行政学院
1204博雅班
王新
1230020187
关于“仁政”、“王道”和“霸道”的思考
《孟子?公孙丑上》主要涉及“仁政”、人格修养以及人性等问题。这几个话题还是继续《孟子?梁惠王》篇的问题。简言之，即何为好的政治，何为好的人格及关于人性的假设。首先，本篇开篇孟子与其学生公孙丑讨论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需要明确的是，儒家意义上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而非“霸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一个层面就是“仁政”。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强调“仁政”就是保民养民重民，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表现为“民贵君轻”的思想。而关于“仁政”的问题，在此篇中又得到深化。
开篇，公孙丑问孟子一个问题：“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①孟子借用曾申之例回答道：“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②公孙丑又问道：“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③孟子回答道：“以齐王，由反手也。”④
思考：此处，通过之上公孙丑与孟子关于齐国制霸问题的对话，可反映出孟子与公孙丑对齐国制霸不同的态度。公孙丑认为齐国制霸依赖于管仲与晏子所提供的制霸之术，是值得效法的。然而，孟子却用曾申之例来反驳公孙丑的这一观点，其认为管仲制霸之术是不切合儒家所期望的方式。再者，齐国实力本身就远超于其余各国，其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于天下是轻而易举的。管仲与晏子只不过①
②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③ 同上
是利用了这一大好形势罢了。而在历史上对管仲与晏子的评价绝非如孟子所评价的这般低下。更多的评价基本上的观点与公孙丑的评价相类似。那么，如何认识二者评判标准的不同，这就成了该问题的关键。 孟子与公孙丑在此问题上评价的着眼点不同。从对此讨论的分析中可得出，公孙丑注重的是其政权的所能最终达到的结果，即制霸天下的目的，而较少关注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此观点亦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点。更甚，公孙丑此处的分析切入点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相类似。亨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反复阐述其政治秩序论，主张淡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着重对优良政治秩序获得渠道的分析。纵观全书，其对政治组织、革命及政党等的分析皆指向于优良政治秩序这一目的。而将意识形态差异淡化，强调政治统治效果的观点颇有目的论的考量。⑤而孟子更多地强调制霸于天下的手段的正当性。目的是一方面，更多地是注重实现该目的的手段。而手段问题就是孟子思想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问题。
随后，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及了这一观点。公孙丑随后问孟子：“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是则文王不足法与？”孟子答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⑥
思考：这段对话是孟子对公孙丑所提文王值不值得效法问题的回答。文王是儒家学说中“王道”政治的重要人物。然而，在公孙丑的观点是，文王具有及其高尚的德性，到百岁之时仍未能将其仁德遍施天下。而齐国在管仲和晏子的管理下能够形成霸权。这样就会使孟子对管仲与晏子的看法自相矛盾。而孟子在此处的答复较为切要，也重申了文王之制是值得效法的。孟子在此处对文王之德行无法推行的原因分析颇具现代政治分析的韵味。孟子在此处的分析主要基于惯性政⑤ 观点详加：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译者序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治的分析，认为文王之制推行困难是因为商之民众已适应商的统治之法，若改变惯有的其政治思维及行事方式，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突破现有的政治与社会运行范式。突破的方法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凭借自身实力与地位完成对政治架构及社会形态的塑造；二是运用某种强力手段将当前政治架构与社会形态完全打破，然后在政治与社会的重建谋求主导地位。⑦而这种强力的手段在周人看来，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商运动。然而，之上多提及两种形式的突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中心且力量孱弱的部落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在回答完之上的问题之后，孟子又对齐国之政做出了如下之评价。
“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⑧ 思考：首先，孟子敏锐地观察到，齐国之世与文王之时已有极大之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齐国在其内部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物资提取能力及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人员的管控。⑨此点在“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⑩。因此，齐国是有实力能够推行其政治的。基于此，孟子强调，齐国具备推行“王道”之政治的物质条件；其次，孟子开出推行“王道”政治诱人的结果，即“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在所有政治类型中，“王道”政治所能达到的效果最佳。而较为明确评判的标准就是民众对此政治的反映。孟子将民众的渴求形容为“犹解倒悬也”。还有一条隐线，孟子在下文中提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⑦
⑧ 观点参见：【美】乔治?S?米格代尔,强社会和弱国家【M】,前言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孟子?公孙丑上》
⑨ 此两个层面亦是米格代尔的观点，其衡量“强社会”的标准就是基于这两个层面。其认为一个“强国家”是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若对此两点进行分析，进行有效的并且社会物资提取与社会人员的管控离不开良好运转且具有较大权威的政治组织。而政治组织的运转离不开良好政治秩序。故此观点与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也。”11这段话力图表明一个原理，即“王道”政治优于“霸道”政治的一个优势在于其能塑造较为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毫无疑问，稳定且向心的政治心理有助于民众形成自下而上的普遍服从。这种民众在政治心理上普遍服从对统治阶层无疑是有利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理由更加充分。孟子此处的论述，将古时解释政权合法性的理由从“受命于天”慢慢向民意相悖转化。虽然这种转化仍不完全，但从一定层面上推进了解释政权存在合理性的解释；其二，这种基于民众主观服从的政治互动机制，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能够增加政权的凝聚性。孟子在前一段举例对比周时文王推行自身德行之难与齐时推行之易，意在强调时事之不同，齐时明显优于周时，即所谓“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12
此处就有一问题，孟子的观点所依靠的基础是什么？结合孟子此处对公孙丑论述的命题及结论，孟子对此命题的阐述可能建构在这一事实之上，即齐国的国力优于文王时期且社会现实亦优于文王时期，故其施行“仁政”比文王时期更容易，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片面地说，我认为孟子此处对齐国可能施行“仁政”的论证基于其独到的政治分析。从其对人性的分析就可看出，例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由此可大致推断，孟子学说相对于儒家学说的内向化并非产生于其政治现象的把握和分析，而是其他面向上的问题。
人之四端及其延伸
随后，孟子提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3
思考：此处，孟子依旧对其语境下的“仁政”进行释义，以“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兴起的起点。关于“不忍人之心”，孟子随后描述道，“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列举了个极好的例子。孟子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11
1214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13 同上
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5对牛羊有“不忍人之心”，转到对人百姓“有不忍人之心”，就产生了孟子意义上的“仁政”。而二者的转换就是孟子所谓的“推恩”，此点后面再加以解释。此处，孟子从某些层面上将“仁政”等同于“不忍人之政”，其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此点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所提观点一脉相承。稍有不同的是，孟子在此处向内追溯“仁政”的来源，而《孟子?梁惠王》一章多侧重阐述“不忍人之政”的核心及大致措施。而要使这条自内而外架构的“不忍人之政”设想的链条保持连贯，还缺少对“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路径地阐释。而这个路径就是孟子意义上有关“仁心”的“推恩”。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6
思考：在此处，孟子将“不忍人之心”归结为人之四端，即“仁义礼智”并将此四端分别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一对应。孟子认为此四端是界定人性优劣的根本指标，亦是判断君主良善与否的重要条件。而此四点亦是孟子“仁政”发微的重要条件。一个君主若不具备此四端要求之品德，即被认为是“贼君”，而“贼君”就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将无法确保，人人皆可诛之。从这个层面而论，孟子将君主置于一个十字路口下，而选择的核心是君主自我道德的抉择。再将此观点推而广之，孟子所以为四端之拥有者绝非仅仅是君主一个角色，有另一部分人亦符合此四端之要求，而这类人即“君子”。在之上引用《孟子?梁惠王》中论述“不忍人之心”的篇章中，孟子提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7“君15
16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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