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何为魏晋风度
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3． 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 越明教而任自然
越明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 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上五、魏晋南北朝美学命题举要
1． 王弼——?得意忘象?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1） 言、意、象。
为以后?意象?概念的出现做了铺垫。
（2） 无言之境。
审美之时，其美亦难言表，故不如超越于言意之辨，达到忘我的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
?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该诗道之极也。?——唐皎然《诗式》
?忘足，履之适；忘韵，诗之适。?——清袁枚《随园诗话》
2． 嵇康——?声无哀乐论?
（1）音乐是自然产生的，不包含哀或乐的情感内容，无关乎国家社稷。
?无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
篇二：期末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
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竹林七贤”中的名士，哪位你最喜欢，理由？
如嵇康：嵇康是七贤领袖，他具有令后人羡慕不已的人格魅力：
首先，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之才。他是当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及演奏家。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
其次，他是一位容止绝佳的美男子。他身材伟岸，风姿挺秀，时常采药游于山泽，樵夫遇见他，以为是神仙。
最后，嵇康魅力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其人格：高洁、正直、孤傲、独立特行。嵇康喜好老庄，他是玄学思潮在人生追求上的典型代表。他厌恶仕途，傲视世俗，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以己之高洁而独立于世。这种孤高的品性为汉魏以来名士所崇仰追求，并成为汉末以来人物品鉴中最受推崇的品格。
总之，嵇康颖慧过人，卓尔不群，“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其风采魅力，成为当时士子偶像式的人物，他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体现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
三、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魏晋时期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雅量的核心内涵——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二 、脱略荣辱，善于忍耐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
《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或者兴奋的情绪。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个他所期望的自我，这是贵族社会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理解，而谢安正是凭借着他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受到人们普遍的景仰。
三、豁达与从容
跟雅量有关的故事有些显得严峻，有些则颇为琐细，但在表现人物胸襟的宽豁和行事的从容自如方面，却仍有其一致之处。
四、《世说新语》中女性的风采。
1、表现了魏晋女性的才智。魏晋时代一部分贵族妇女的生活已经突破了两汉所谓“妇教”的约束，她们不再以“闺中之秀”为满足，而闯入了向来由男性独占的社会活动范围；虽然她们的行动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但只要有合适的条件，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领域，她们都能显示自己不逊于男性的才能。
2、表现了魏晋女性的叛逆。封建社会中对妇女的教育，首要的要求是“贞顺”。男人们认定女子的天性就是“卑弱”，因此主张她们在家庭中应该把无条件的顺从作为行为的准则。然而《世说新语》所描写的女性却反映出对男性及家庭的叛逆精神。
3、表现了魏晋女性的性格魅力。魏晋时代，正统的思想禁制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下逐渐松懈，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尽情展现她们的性格魅力，尤其在婚姻生活中，她们或善解人意，或慧黠善辩，在《世说》中留下了许多情趣盎然的故事。
五、魏晋人士的休闲雅好的特征。
魏晋名士喜好音乐是个人的修养、自娱的手段因此在魏晋诗文中常见通过描写琴或其他音乐以反映自我的情志，这也是过去少见的。
当琴或更广泛说是音乐，被视为情志的寄托时，它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 魏晋名士为琴赋予了高雅丰富的文化意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和。“和”是古代音乐的中心思想，“和”是针对个体而言，调和的是个体内心的情感，使人们“导德宣情”，“情和自然”，达到个体与自然的和谐无间，即天人合一的状态。
二、雅。琴之雅，不唯在其形制法天象地，合乎自然之数，更在鼓琴者需具丰厚之素养，超越之心境，高妙之意趣，
三，虚。虚即琴声所传达出来的意韵，它是超越性的，超越了时空之限，引人进入形上高远之境。以上三点，都合于魏晋士人的人生旨趣。
魏晋士人之好琴，与其时的玄学追求与人生理想正息息相关。正因琴有着如上的文化意蕴，琴常与高逸、出世关联在一起，
围棋是魏晋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是否会围棋，是评价一位名士的修养的重要参照。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竹子备受中国传统文人推崇，是诗词歌赋、文人画作里的重要题材之一，明代形成的“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之说，竹子皆居其中，究其原因，也正是因为竹子自身的审美属性所决定的。 竹子一身翠绿，经冬不调，中空外直，骨节奇高，因之，被赋予了清幽、拔俗、虚心、骨气、贞节等等文化象征意义。 鹤之于魏晋士人，则是结缘甚深的，魏晋士人之爱鹤，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 第一，高洁飘逸的审美形象。
第二，“善鸣”的文化象征。
第三，鹤与神仙信仰。
六、如何认识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大量的名士普遍鄙视礼法，言行不守“礼”制，脱略形迹，不拘任何“常礼”。如 2、3这体现出男女关系的进步。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如4表现出阮籍不拘传统的礼节，率真任诞，纵情放任旷达，享受自己的人生，还有对人生死的淡然的看待，超然物外。
当时名士们这样的举止，虽与世俗相逆，但他们却以此为表。魏晋名士都持反“常”的人生态度。就人性而言，世间俗礼，烦人、伪人。繁文缛节、正统观念，无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处在个性觉醒时代的名士们，深深感受到这种危害，所以就努力以自已的率真个性挣脱世俗的僵绳，展示出自已独特的个性。
篇三：陶潜与魏晋风度
陶潜与魏晋风度
其实当我知道陶潜是魏晋名士时，我是吃惊的。在我印象中陶潜是一名隐士，可从未与魏晋名士相挂钩，也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从陶潜身上来看魏晋风度。
陶潜传世作品较多，但我熟知的只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关于他的史料文献挺让我吃惊的，他的生平事迹，《宋书》、《晋书》、《南书》之《隐逸传》及《昭明太子文集》都有记载。一传而能入三史，确实算罕见吧。而在近现代学者对于陶潜的研究也是挺多的。
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说：“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刘琨、郭璞，不是二王、颜、谢，而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优秀代表。”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但同时作者也说：“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超脱人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陶潜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这个观点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相一致：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
这其实又让我惊讶了，因为阮籍的欲求解脱而不可能我是了解的，可是没有想到连隐士陶潜似乎也逃脱不掉这种命运。正如《晋书》所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陶潜由仕入隐，是因为身心受到压抑，而回归自然。但是他的身心是由当时的魏晋“土地”所孕育出来的，可是他却不能适应这魏晋的“土地”。在这我们就不得不看一下魏晋时期的时代特点：政治上社会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断，人民生活颠沛流离，朝代更迭频繁；皇权衰弱，门阀士族专政。而这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思想活跃，打破了两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的思想格局，出现了综合儒、道、名等家思想的玄学思想。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心目中的魏晋名士时离经叛道的，是不遵守礼法的，就如阮籍当面与嫂子告别，在鲁迅说：“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鲁迅认为魏晋时代所谓的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就如曹操和司马懿因不孝杀孔融和嵇康，但事实上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在这鲁迅先生还举了两个例子，阮籍拒绝儿子阮浑加入竹林七贤，还有嵇康，看他骄傲的《绝交书》和教给他的儿子庸碌-的《家诫》时，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但凡我们觉得不错的，都会向别人推荐，而阮籍嵇康却不想亲人想他们自己一向。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在魏晋这个特殊的年代，魏晋名士形成自己独特的风度，李泽厚认为魏晋风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的觉醒;第二,文的自觉。并且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 才构成魏晋风度。这是一种艺术上的美。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张三夕先生在《魏晋风度何为》中说的：“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来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恐怖的年代，并且这种死亡恐怖是全方位的,集体性的。它首先来自东汉后期以来自然灾害的泛滥。除了天灾外,还有人祸。人祸中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姑且不谈,最严重的还是战争。同时文人、士大夫还处在政
治黑暗所造成的个体的死亡恐怖之中,随时准备伸出脖子迎接统治者举起的屠刀。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思想却有了最“营养”的土地来生长，魏晋名士在此所演绎的别样的美。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三书[N].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1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
[4]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