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逻辑的认识与阐发 本文关键词：阐发，逻辑，孙中山
孙中山关于逻辑的认识与阐发 本文简介：逻辑观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并非逻辑学家,但他主张将Logic定名为“理则”,并提倡将逻辑运用于实际。这种理解,是随着西方逻辑的传播与普及,基于其对逻辑的认识提出的,而作为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家,他的逻辑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逻辑的传播与普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提
孙中山关于逻辑的认识与阐发 本文内容：
逻辑观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并非逻辑学家, 但他主张将Logic定名为“理则”, 并提倡将逻辑运用于实际。这种理解, 是随着西方逻辑的传播与普及, 基于其对逻辑的认识提出的, 而作为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家, 他的逻辑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逻辑的传播与普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提出“知域”的概念, 试图勾画一个“革命的笔触难以尽行描绘的”知识分子孙中山, 既肯定孙中山的思考、行动与政治及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 也关注“知识分子孙中山所拥有的知识世界的延展”, [1] (p9) 而对孙中山关于逻辑的认识与阐发, 及其背景与影响等进行考察, 是探求孙中山“所拥有的知识世界”的重要路径, 是深化孙中山思想研究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孙中山逻辑观形成的知识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 西式教育下的逻辑学习
西方知识体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七科” (1) 知识体系, 而逻辑学在“七科”知识体系中处于根基地位, 在耶稣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拉丁文是基础, 根基为逻辑学, 最终目标为宗教神学。孙中山早年在美国檀香山接受先进的西方教育, 曾就读于英基督教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美基督教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英基督教会创办的拔萃书室等学校, 这些新式学校均为教会学校, 其突出特征即强调逻辑的根基地位, 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加强培养逻辑性强的人才, (2) 孙中山接受的教育, 既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很大程度上也有基础之学, 无疑孙中山在读书期间学习过逻辑学课程。在西式学校接受的逻辑学教育, 是孙中山逻辑观的出发点,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与“逻辑”相遇, 所用语言为英语, 接触的是未经翻译的“逻辑”。应该说, 其逻辑观的出发点不是经过翻译的汉语“逻辑”, 而是英语的“Logic”, 在此得到的初步逻辑训练, 为日后孙中山逻辑观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 阅读中的逻辑兴趣
近代以降, 西方逻辑再次传入中国, 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 以及逻辑学的学科性质, 使近代学人对西方逻辑格外重视, 孙中山也不例外。
孙中山曾言, “余一生嗜好, 除革命外惟读书而已。余一日不读书, 即不能生活。”[2] (p157) 阅读是孙中山吸收广博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先生求知欲望极深, 凡关于各国政治、经济、哲学、医学、科学、天文、地理等书籍, 均甚爱阅览。”[2] (p157) 我们从上海孙中山故居有关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方面的藏书书目, 略可窥见其对哲学和逻辑等内容的关注。 (1) 观诸各领域孙中山购书、藏书比例, “哲学”类虽然占比不高, 共计不到30种, 但所购置和阅读的均为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着作, 有叔本华的三卷本《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艾略特的《现代科学与柏格森教授的幻想》、沃德的《自然主义与不可知论》、罗伊斯的《忠诚的哲学》等等。而《孙中山从丸善购入的书籍目录》显示, 1914年至1915年间孙中山在丸善书店的购书清单, 1914年11月15日至20日, 孙中山三次专程到丸善书店选购英文哲学着作, 选购的书目有罗素的《柏格森哲学》、尼采的《超人的福音书》、布特鲁的《当代哲学中的科学和宗教》、《宗教的兴衰》、巴尔西里的《柏格森教授的哲学》等等。[3]萱野家所藏丸善书店的供书单显示, 孙中山在1914年春流亡日本期间曾购买“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 (Th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 该丛书由史地、文艺、科学、哲学、宗教、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的一流学者执笔, 目的在于普及优秀而实用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孙中山的哲学兴趣与基础。而其购书清单和藏书中有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贝恩的《逻辑学》 (2) , 更是表明了他对逻辑学的关注。此外, 孙中山也曾读过艾约瑟的《中国的佛教》、翟理斯的《古代中国的佛教》等宗教类书籍, 有可能在阅读中已接触到因明。
二、孙中山关于逻辑的认识与阐发
孙中山对Logic的定名问题作了探讨, 并结合逻辑与作文的关系讨论了逻辑学的应用与功用问题。不仅如此, 孙中山还关注到因明, 并在其文章中运用因明理论。
(一) 定名“理则”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有丰富的逻辑思想, 但没有严格定义的逻辑学。逻辑一词, 是由英语Logic翻译过来的, Logic源于希腊文λóγοε, 拉丁文Logica。逻辑学在传入过程中首先涉及的是Logic的定名问题, 这一名称的确立经过了相当漫长的过程:西方逻辑的传入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 这一时期对Logica的音译有“落热加”“络日伽”“落日加”等, 所用汉字稍有不同, 但读音相差不大, 而logica的意译主要有三种, 一是明辩之道, 二是名理、名理探、名理学, 三是理辩、理推等;清末民初, 西方逻辑再次传入, Logic的汉译名也更加丰富, 主要有以艾约瑟、王国维为代表的“辨学”, 以严复为代表的“名学”, 以胡茂如等留日学生为代表的“论理学”, 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 等等。
对于以上译名, 孙中山指出“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 故有翻为“论理学”者, 有翻为“辨学”者, 有翻为“名学”者, 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 而辨者, 又不过推论之一端, 而其范围尤小, 更不足以括逻辑矣。”[4] (p31-32) 孙中山认为这些译名均不足以概括逻辑, 其限定范围过窄, 更直言严复“名学”这一译法“为辽东白豕也”。
孙中山首倡将Logic定名为“理则”。对于这门学问, “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 而中国则至今未有其名。”[4] (p33) “理则”一词最早出现在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 “此因明论者, 即是三藏所获梵本之内之一部也。理则包括于三乘, 事乃牢笼于百法, ……以其众妙之门, 是以先事翻译”。[5] (p721) 有人认为, 孙中山将logic定名为“理则”是受因明的影响, 所用“理则”二字即来自因明。 (1) 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无法考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对于逻辑学的性质, 孙中山指出, 逻辑“为诸学诸事之规则, 为思想云[行]为之门径也。”[4] (p33) 侧重于从“准则、规则、法则”的角度阐发逻辑的工具性质, 指称逻辑的“理则”是说“理”的规则, 重点和核心是“规则”, 不仅反映孙中山治国之需要, 更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特色。[6]
(二) 逻辑与作文之关系
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流传, 西方逻辑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逐渐被普遍接受, 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新观念,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学术与文化的发展。[7]
孙中山对逻辑与作文关系作了阐释。“夫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 若偶能然, 不得谓为学也。欲知文章之所当然, 则必自文法之学始;欲知其所以然, 则必自文理之学始。”[4] (p30) 这里的“文法”即语法, 而“文理”即逻辑, “文理”是在“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时来指称“逻辑”。但“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 则大多如陶渊明之读书, 不求甚解而已。”[4] (p33) “不知理则者, 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者。”[4] (p33) 逻辑对于作文至关重要:
一方面, 学者只有具有逻辑思维, 才能作成不朽的文章。即所谓“惟人类之禀赋, 其方寸自具有理则之感觉, 故能文之士, 研精构思, 而作成不朽之文章, 则无不暗合于理则者。”[4] (p33)
另一方面, 逻辑的缺乏致使中国历代文人的作文效率、质量低下, 甚至出现逻辑错误。中国自古以来, 上自帝王将相, 下至庶民百姓, 甚至山贼海盗, 皆以文为尚, 无不羡仰文艺。然而中国文字势力强大, 历代能文之士众多, 却没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则而后含毫命简者”, 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和“文理”之学。孙中山指出了《文法要略》中的逻辑错误:在解释什么是“本名字” (即专有名词) 时, 列举侯方域《王猛论》“亮始终新乎汉者也;猛始终心乎晋者也。”以及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鹄怨, 山人去兮晓猨惊”, 认为其中的“亮”“猛”“鹄”“猨”皆为“本名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以此亮、猛、鹄、猨视同一律, 不待曾涉猎理则学之书者, 一见而知其谬。即稍留意于理则之感觉者, 亦能知其不当也。”[4] (p34) 具体而言, “亮”“猛”在原文中均作为表达单独概念的专有名词, 而“鹄”“猨”表达的是类概念 (普遍概念) , 《文法要略》忽略了其中的差异, 将两种情况混而为一。“然着书者何以有此大错?则以中国向来未有理则学之书, 而人未惯用其理则之感觉故也。”[4] (p34) 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 关键在于逻辑的缺失。
(三) 逻辑应用
得益于近代时期西方逻辑的传播与普及, 以及孙中山对逻辑的基本认识, 孙中山将逻辑灵活运用到问题思考中, 自如的应用逻辑论述, 将逻辑运用上升为一种自觉。
值得一提的是, 孙中山不仅关注西方逻辑, 还推崇因明, 注重用因明论事, 用因明理论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孙文学说的做法, 实在是东方的逻辑法, 如印度的因明法, 即用宗因喻来说明道理。孙文学说就是用因明法, 最重要的是喻, 喻所以破他;用喻来说明道理, 这种力量是很大的。孙先生演说用喻也是很多的。今讲‘知难行易’专用喻的方法, 举出许多事实来做例, 证明知因能行, 不知也能行。孙先生在全书中所举十大例证: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 第三章以作文为证, 第四章以七事为证。这七事即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论等。都是极明白的, 令人无法否认的。”[8] (p1340) 用“喻”来说明, 举出许多事实做例, 使人易于领悟。
三、“理则”以后:孙中山逻辑观的影响
孙中山的逻辑观中带有中国近代的时代印记, 呈现出与近代逻辑学家的一致性, 即认识到逻辑的工具性质;但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影响迥异于其他逻辑学家。作为伟大的革命家, 孙中山对西方逻辑与因明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逻辑学与因明的传播。
张申府、陈大齐等对于非逻辑学家的孙中山能厘定名词, 将Logic定名为“理则”, 给予了高度肯定。张申府称“‘理则’之名, 虽未能通行, 晓得的也恐怕绝罕, 但先生能定为此名, 自是因深知此学的性质, 知其为‘学之学’‘术之术’, 知其是规范的、型式的 (即形式的——笔者注) 、法模的:这是可以断言的。”[9] (p446) 陈大齐也认同孙中山的观点, 认为“理则学的西文原名是逻辑, 旧日或译辩学, 或译名学, 或译原言, 或译思维术, 或采用日本人的译名论理学, 或迳用音译逻辑。译名的纷岐殆以此学为最甚, 这些译名或只能表示斯学内容的一部分, 或竟与实际内容不甚切合, 各有缺点, 所以都不能成为定称。”[10] (p1) 孙中山主张将Logic译为理则, “实在最为适切, 从此当可以一扫旧日的纷歧 (分歧——笔者注) 了。”[10] (p1) 在此基础上, 陈大齐认为, “理则学不是西洋人所独有的, 东方两大民族亦各有其理则学, 印度有因明, 我们中国有名学。这两种理则学, 其完备程度, 比之西洋理则学虽有逊色, 但亦有其精到之处, 不容我们忽视。……把名学、逻辑、因明合冶一炉, 以造就一种不偏不遗 (倚——笔者注) 最完备的理则学。”[10] (序) 吴俊升和边振方在《理则学》一书中也指出, “逻辑的范围比论理学、辨学、名学等名词所包括的都为广泛, 因此, 理则学也就是逻辑的一个最适当的译名。”[11] (p3) 郑公玄认为, 孙中山“对于此学 (即逻辑学) 之关切可谓至矣, 尽矣。”[12] (序) “驳斥过去译名之不当, 可谓极尽明快之至。”[12] (p2) 贺霖也指出, “logik一词如果译音则以译为逻辑最好, 如果译义, 则应译为理则或理则学最好, 其他如名学、论理学、辨学等译法均不如它。”[13] (序) 从20世纪40年代起, “理则”较为常见。
20 世纪40年代含有“理则”字样标题的书目举要
“辨学”“名学”“论理”“逻辑”都曾出现在公开讨论中, 有些还引起广泛关注, 但“理则”一词似乎没人否定或遭受质疑。但“理则”并未成为普遍习用的译名,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大陆不再使用“理则”这一译名, 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 陈大齐《大众理则学》、陈祖耀《理则学》、牟宗三《理则学》、郑公玄《理则学与科学方法》、林本《理则学导论》、王冠《理则学与唯物辩证法》、唐华《中国理则学与西洋逻辑》等着作均使用。
顾有信称, “许多台湾和香港的逻辑学家为了表示其政治上的忠诚, 经常将两词 (即‘理则’‘理则学’——笔者注) 与‘逻辑’‘逻辑学’并用, 甚至是取而代之。”[14] (p177) 他认为, 台湾和香港的逻辑学家, 用“理则”“理则学”并列或者代替“逻辑”“论理学”这一通常做法, 更大程度上是在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贺霖曾言, “《黑格尔理则学简述》是1944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最初讲授黑格尔《逻辑学》时的记录稿, 所以改用‘理则学’, 盖采用孙中山的译名。”[13] (序) 台湾逻辑学教材中也曾称, “由于教育部明定‘理则学’为这一门学问的正式名称, 我们才有了统一的称谓, 不过以音译的‘逻辑’也还是并用通行。”[15] (p1)
结语
对于孙中山逻辑观的研究, 无法撇开孙中山为“伟大革命家”的认识框架。他对逻辑学的倡导和运用, 虽然直接目标并不是传播逻辑学, 但由于其社会影响力, 客观上对逻辑学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一般意义上来看, 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孙中山于《建国方略》中论及逻辑与作文之关系, 这一事实本身即已表明他对逻辑学的关注, 自然会引起许多人对逻辑学的兴趣;二是孙中山在其演讲与论述中运用逻辑方法, 即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逻辑学的学科价值, 这实质上也为逻辑学教育的合理性做了辅助性论证。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为逻辑学传播和逻辑学教育服务, 没有直接参与逻辑学研究或教育, 但他却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逻辑学的一个辅助性力量。至于这一辅助性力量究竟在逻辑学的普及与传播, 以及逻辑学教育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我们很难考证。
有关孙中山本人的着述, 现今学界搜罗已经非常宏富了, 而这些资料中或直接、或隐含的涉及其逻辑思想的部分,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鉴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及其作为革命家在传播逻辑学和倡导逻辑应用方面的代表性, 以孙中山的逻辑学研究为切入点和出发点, 考察其在中国近代逻辑学传播过程中的辅助性作用, 必要且可行。
参考文献
[1] (日) 武上真理子.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M].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三民公司编译部.孙中山轶事集[M].三民公司出版部, 1926.第157页。
[3]姜义华.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J].学术月刊, 1994 (1) .
[4]孙中山.建国方略[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 2016.
[5] (唐) 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清) 董诰.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6]张晓翔.“逻辑学”名称之考辨[J].毕节学院学报, 2014 (4) .
[7]翟锦程.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8]吴相湘主编.孙逸仙先生传 (下) [M].台北:远东图书馆, 1982.
[9]张申府.中山先生与逻辑[A].杜运辉编.张申府集 (上册) [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10]陈大齐.实用理则学八讲[M].北京:中国文化服务出版社, 1944.
[11]吴俊升, 边振方.理则学[M].上海:正中书局, 1946.
[12]郑公玄.理则学与科学方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