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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研究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2-07 11:55:35 | 移动端: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研究

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研究 本文关键词:人对,外行,意见,选择,专家

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研究 本文简介:Abstract:Expertise,whichincludeslotsoftacitskills,doesnotsuittheframeworkoftraditionalepistemology.HarryCollinsproposedaspecialepistemologyforexpertis

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研究 本文内容:

  Abstract:Expertise, which includes lots of tacit skills, does not suit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Harry Collins proposed a special epistemology for expertise, which is based on meta-expertise and downstream discrimination. This paper has first clarified two general confusions on the evaluation of expertise, endorsed the concept of meta-expertis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rules of evaluation, and criticized the problems of meta-expertise and downstream discrimination.

  Keyword:Expertise;Epistemology;Meta-expertise;Downstream Discrimination;

  一、导言

  外行人/两派专家问题指的是当专家之间有分歧时, 外行人能否在不同专家意见之间做出选择。专家知识由于其专业难度, 加上含有大量的默会知识, 使得外行人的判断非常困难。在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非专家和专家在知识和能力上的“鸿沟”, 使得非专家选择某一专家的立场并遵从这样的行为看上去是没有认知基础的, 是非理性的。为非专家选择、遵从专家做出经典辩护的是哈德维格 (John Hardwig) 做出的否定后件式证明。[1]如果对专家的得到辩护的认知遵从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任何一种复杂的文化中的相当大部分的信念就是不合理或者非理性的;但在任何一种复杂的文化中的相当大部分的信念并不是不合理的或者非理性的;因此, 对专家的得到辩护的认知遵从是可能的。很明显, 这种辩护的方式是比较弱的。

  然而对专能 (expertise) 建立认识论框架又面对着非常紧迫的认知需要。[2]例如在法庭上, 两个不同的专家证人依据相同证据对案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 法官和陪审团应当采纳哪位专家的观点;面对有争议的科学技术, 选择相信哪一派专家的立场。因此很有必要回答专能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哪些人有资格评判专能等问题。

  根据戈德曼 (Alvin Goldman) 对专能的分析, 专能有如下三个特征:1.某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比其他大众更相信这个领域中的真命题/不相信假命题。2.对该领域可能提出的新问题调用或探索信息储存, 形成关于正确答案的信念的能力或倾向, 即know-how。3.拥有对本领域内杰出工作者提供的证据做出反应、提出意见的知识。[3]

  也就是说, 专能的构成部分中不仅有命题知识 (know that) , 还有大量的能力之知 (know how) 。根据赖尔等的论证, 通常认为能力之知与命题知识是两种不同的知识, 能力之知并不能完全还原为命题知识, 它是主体在某个领域上倾向性的能力。

  因此专能并不能被还原为专家所明述的观点、规则或理论体系。道格拉斯·沃尔顿 (Douglas Walton) 对此提出了不可接近性论旨 (inaccessibility thesis) , 专家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可能被完全追溯到一组前提和推理规则 (已知的事实和规则) 。专家根据他们的专能做出判断的过程不仅有命题层面, 还依赖直觉维度。德雷弗斯更进一步地认为专家在基于规则说明他的决策过程时甚至丧失了专长, 因为这样放弃了决策过程的直觉体验。也就是说, 专家无法对非专家以前提、规则加推理的方式完全说明他的决定。这样的说明方式将错误地表达专能。[4]

  传统的认识论 (epistemology) 处理的主要是理论知识/科学知识 (episteme) , 而不太理会实践智慧 (pronesis) 和技艺 (techne) 。专能 (expertise) 是命题知识和技能、实践智慧的综合体, 例如艺术专能、运动专能、科学专能等等。因此传统认识论不能涵盖这部分知识形态。

  另外, 专能在认识论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即与知识主体——专家紧密关联。它是专家的倾向性能力, 是主体在不同情境下对规则做出的灵活运用。在很多情形下, 对专能进行评判实际上是在对专家进行选择和评判。传统认识论主要就命题知识本身是否可靠、如何确证等问题给出方案, 因而通常是一种脱离情境的、不关注认知主体的规范性框架。因而无法借助它来处理专能的问题。因此, 需要对它进行新的认识论探索。

  柯林斯对专能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框架, 本文将从对他的框架分析入手, 来探讨外行人对不同专家意见的选择问题。

  二、柯林斯的专能认识论框架

  之所以选取柯林斯的专能认识论作为首要分析对象, 一方面在于他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个认识论框架, 另一方面在于他认为不能沿用传统理解, 而应当正视科学元勘所带来的新证据和新发现, 吸收到对于专能的认识中来。[5]

  1. 专能是否是实在的独立知识?

  目前在专能的认识论框架上有两类最根本的分歧, 即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分歧。实在论的直接认识论倾向就是将专能类比于知识, 认为其自身有其客观的评判标准和独立的存在, 在拥有专能和没有专能之间有分明的界线, 在专能高低之间也有着截然的分殊。专家是因为拥有专能才成为专家。而建构论则否则专能的评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 都是由社会网络定义出来的相对的专业地位。

  柯林斯明确地表明自己坚定地选择一种专能实在论, 认为专能并不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一种身份的附属, 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实在的、客观的、能独立分析的能力。“专能不是与专家的关系, 而是一种实在, 是专家群体的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掌握, 个人通过他们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来得到。因此获得专能是一个社会过程, 一种社会化进入一个专家群体实践的事情, 同时如果长时间远离这个群体, 也会丧失相应专能。” ([5], p.3) 在这样的理解中, 专能作为一种能力是实在的, 独立于特定个人和身份的, 可以游走流动的。但它是属于一个集体的, 随着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变化, 专能被个人或拥有或失去。这也使得对于专能的辨识和确认较之从前纯粹从职业、声誉、教育等来判断更为模糊, 所以需要新的框架来对之进行刻画。

  从专能的角度上分析, 专家变得既宽又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人才能进入到技术争论的技术部分中。拥有正规的教育并不是参与权利的关键。这比“民众智慧”的概念要窄得多, 某种意义上比传统的技术专家权威模型也要窄, 因为传统中, 任何领域中的技术专家都能来说两句, 但是现在柯林斯认为只有那些本领域中的有特殊能力的才有资格参与。一些传统的专家因为不具有相关专能而被排除出专家的群体外, 例如在遗传生物学领域中, 分子生物学专家就不再具有专家的身份。而传统上的一些外行人又由于拥有相关的专能而被视为专家, 例如爱普斯坦案例中的艾滋病人和坎布里羊案例中的农民。

  另一方面, 专能的实在论并不意味着专能是脱离语境的。是否拥有专能和专能的高低是可以随所处环境不同而变化的。例如在英国、美国, 人人都会说英语, 因此“说英语”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专能, 但是在中国, 能把英语说的很流利就是一种重要的专能。

  2. 谁有资格评判专家

  柯林斯专门区分出判断和选择专家和专能的能力, 称之为元专能 (meta-expertise) 。有的领域中比较容易, 因为有专门的、不同于贡献型专家的鉴定人员, 例如艺术行业中, 艺术评论家专门负责对艺术品进行评鉴, 通常与艺术家身份不重叠。文学评论家也是如此。这多数是在一些已经形成了成规的领域中, 评价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类似的还有建筑师负责评鉴装修工人的刷墙、铺砖的技能水平。还有一类评鉴者既是某一子领域中的贡献型专家, 又是整个领域的主要评鉴者, 即参考专能 (referred expertise) , ([5], p.64) 典型的是大科学工程的总负责人, 例如引力波探测工程的总负责人。他并不能在这个大科学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的都有贡献型专能, 但是他能借助于其他专家的意见和帮助, 对工程中的事情做出决策。他们要能判断对别人给出的技术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要能知道在实践上应当如何要求事情的完美程度, 判断一个论证走到多远时就应当停下来;能够识别得出某一问题到底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还是艰深的基础性问题等等。

  而更多的领域中并没有专门的评鉴专家, 那么哪些人具有元专能, 能够对专能做出评判呢?传统上通常认为只有专家才具有这一能力和资格。柯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可这一点的, 他认为下行判别力 (downstream discrimination) 是最可能、最值得信赖的。下行判断力是相对于上行判断力、平行判断力而言的, 上行判断力是判断别人有比我更高的专能, 平行判断力是判断别人有跟我差不多的专能。在纯科学领域中, 核心科学家比其他人更有资格作为评判者。柯林斯举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中, 公众提出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转基因研究中经常用到放射性物质来追踪基因的轨迹, 因此转基因食品也会有放射性。很显然, 只要掌握了一点科学常识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是毫无道理的, 错误的。 ([5], p.63)

  但是柯林斯同样也将作为外行人的民众列入了具有元专能的行列, 这一立场吸收了打破专家和民众界线的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 顺应了科学民主化的潮流, 使得普通民众有资格对生活中的科技事件等做出评判。这并不是毫无原则的, 他一再强调拥有专能和没有专能的区别, 强调只有那些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讨论。柯林斯的依据主要是认为民众具有两种判别力:遍在判别力 (Ubiquitous Discrimination) 和地方性判别力 (Local Discrimination) 。遍在判别力来自于社会判断, 是一种转换过来的判别力。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知识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却要做出非常多的技术判断。人们做出的判断并不是对于科学知识本身的判断, 而是化解成以下问题:这个科学论断的作者是否有合适的科学身份, 是否处在科学家群体社交网络中的合适位置, 是否在论断中牵扯过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等。

  遍在判别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多数人通常情况下能做出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判断。遍在判别力也并不一定就必须紧跟、受制于科学家的判断, 有时候科学家的判断不如遍在判别力准确。例如冷核聚变现象现在被认为其认知网络和社会网络已经不再在合法的科学组织范畴中了。一般的民众只是从报纸或电视上得知这一信息, 他们会感觉到它远离了主流科学界, 而将之不认为是科学。但冷核聚变的联合发现者之一弗莱西门 (Martin Fleischman) , 皇家协会会员, 对该领域极其了解, 却一直坚持相信这种现象, 与科学共识背道而驰。

  地方性判别力依赖于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对科学事务做出判断。典型的是坎布里羊事件中, 当地的农民与科学家对于当地的核辐射是否已经消除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 依据的知识和经验也不同, 当地农民具有的就是地方性判别力。

  柯林斯也看到运用遍在判别力和地方性判别力有着自身的弊端, 即通常这些判别力是基于对科学的惯有形象的看法。当将科学家看作是高冷的知识分子、象牙塔中的人物时, 会对科学盲目乐观;当将科学看作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的怪兽时, 则对科学全盘否定。

  3. 判别专家的标准

  对专能的元标准传统上我们依靠的是证书, 因为我们只认可有相关学位、正式身份的专家。但是这样会遗漏很多遍在专能, 因为没有讲话流利的证书、没有伦理判断的证书、没有政治判断的证书, 同时也会遗漏一些地方性专能, 因为坎布里的牧羊农民和艾滋病患这些专家也肯定没有相关的证书。

  柯林斯认为比较好的标准是用经验, 这个标准能将坎布里羊的农民和艾滋病运动参与者这些“普通人”、“专家”也包括进来, 因为他们对于坎布里的环境、艾滋病的病情等都有非常充足的经验。而对于传统上的专家来说同样也适用, 他们也有充分的相关专业的经验。并且这样会排除掉专家在新领域中发表意见的这种伪专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卡尔伪文。刊物将索卡尔也当作了本领域中的专家来进行对待, 但如果使用经验这一标准的话, 就可以看出索卡尔在后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并没有直接的研究经验, 因此不能信赖他能在此领域中做出非常好的成果来。

  三、对柯林斯认识论框架的反思

  1. 两个常见的混淆

  在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中, 描述层面和规范层面被混同起来。总体来说社会建构论是在描述层面来理解专能, 实在论者才涉及到规范层面。

  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论倾向是没有必要对能力进行独立的考量, 因为它与很多文化现象一样是社会建构的, 取决于主观视角和社会环境。共识的达成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因此完全是激进的社会认识论的范畴。专家和专能在现实社会中经常通过社会认同才能得以确立, 这是一种社会学的描述。特纳所总结的几种专家类型[6]就是如此, 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认同, 某些类型的专家就不会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规范性上讲应当是这样。专家的特别和价值应当在其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 也就是说专家是建立在专能之上。在现实中, 拥有专能的人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因而没有得到专家的身份, 没有专能的人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被塑造、拥戴成专家, 这些情况都存在, 但这并不是应当存在的现象。因此专能需要规范性的评判体系。知识体系中对专家的期待是希望他们高于一般人的能力能够做出更独特的贡献。

  通过对外行人参与科学事务的资格这一问题上进一步说明这一混淆。无论是社会建构论还是柯林斯, 都认可外行人也能参与到科学事务中来。但是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外行人参与主要是民主考虑, 即外行人也有投出自己一票、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这种辩护方式实际上没有真正涉及外行人的能力。而柯林斯的框架中用遍在专能 (Ubiquitous Expertise) 和地方性专能 (Local Expertise) 将外行人从规范性的层面更实在地抢救了过来。他认为一般民众基于这两种能力可以在一定情境下也被视为拥有专能, 有资格参与专业讨论并且做出贡献。

  在对专家的评判标准上, 类似地, 也有两种标准被混淆:信誉 (Credibility) 和可信性 (Trustworthy) 。[7]信誉是指人们实际如何选择专家的标准, 是建构论者的关注焦点。可信度是指专家真正值得信赖的理由, 是实在论者的关注焦点。信誉通常包括头衔、学位、以往的经历、利益瓜葛、个人好恶等等, 可信度则通常包括能力和真诚。在理想状态下, 可以根据可信性来保证或决定信誉, 因为实际上人们是希望获得可信性上的区分。

  但在实际社会中, 对能力的最终检验是长期相关实践的成败、以及这种成败与能力的相关性。这种标准类似于确认某种信念为知识的标准, 不仅需要该信念得到辩护、为真, 还需要我们获得这种知识的过程是可靠的。例如想知道某位运动员的投篮专能, 需要看他是否能多次稳定地命中篮筐, 以及这种命中并不是由于运气或其他因素, 而是由运动员的智力主导判断不同局面中的不同时机来准确地做出投篮动作。这是一种事后判断, 时间跨度比较长。并且即便是在长期实践中对能力的判断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我们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在事前就及时获得对于专能的判断。因此转向用信誉的较为简单的标准来进行衡量。非常典型的就是在法庭上, 并不关注“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样的强知识, 而只关注更为广泛的有充分理由支持的判断的知识, 关心专家是否具有并处在某种立场上能给非专家传递信念。[7]

  2. 判断专能的是规则式的标准吗?

  专能的实在论框架默认对于专能有独立于社会或主观因素的客观标准来进行评判。这意味着这种评价不取决于谁来做, 而是会有基本的规则来进行量度。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标准, 不论是外行人还是机器都能做出评判。很多哲学家试图提出这样的标准。

  布如尔 (S.Brewer) 考察了非专家对专家进行评判的四条可能的路径, 但是认为这四种路径都无法对专能做出评判, 都有自身的问题。第一条路径:在实践的认知遵从中独立的实质反思, 然而非专家很难对专家的实质内容 (实验、数据等) 进行反思;第二条路径:使用合理证据支持的一般规则, 例如非专家通过判断专家的前后一致等来做出判断, 然而非专家对专家的推理过程、证据的相关性等都缺乏把握;第三条路径:对行为举止进行评估, 这是很容易伪造的标准;第四条路径:专家证书, 这个标准同时具有无穷倒退问题、乞题问题、不完全决定性问题。[8]

  戈德曼的考察也大致有相似的疑虑。首先, 以支持人数的多少来判断专家立场的正确与否。这个标准经过贝叶斯定律计算后认为是不科学的, 如果一个人的看法已经被考虑, 那么无区别的反映 (non-discrimination reflector) 不管增加多少, 对新手的证据没有增加进一步的权重。第二, 筛查利益与有偏见的证据;第三, 运用过去的记录, [2]这个标准也有归纳法相应的问题。

  可以看到, 选择规则式的标准来对专家或专能进行判断总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究竟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标准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首先来看看对专能进行评判究竟在评判什么, 这种评判就在难在何处。布如尔从法律领域对这两个问题有新颖的洞见。他从从劳丹的合理性模型扩展开来提出相似的网状结构说。每一专家证词背后是一个支持它的网络, 包含事实、方法论、价值观。网状模型所有的科学目标、方法及信念都相互支持也相互说明, 任一类型的改变都将引发另外一个类型的改变。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影响其他节点的辩护和说明。[8]因此, 对专家证词进行评判并不是对孤立的知识进行评判, 而是整个系统和关联。

  布如尔认为首先要决定哪个知识系统是科学, 还要决定哪个科学家符合条件运用科学, 决定哪种知识系统与案例相关, 在必要时, 还要决定谁可以回答前一个问题。[8]可以看到, 对专家立场的选择不是简单的观点选择或从证据——结论的过程的选择, 专家做出的判断背后有着庞大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等默会的背景知识的支撑。

  要对这些有所了解从而进行评判, 就必须也同时具有这些相关的默会知识。专家对专家的平行评判或者专家对非专家的下行评判是传统中讨论过的问题, 前者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 后者是专家权威的应用。专家并不依据具体的规则来进行程序式的推理判断, 而是总体地给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不能还原为规则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判断就一定是最好的, 一个有力的反驳就是专家的判断也经常是相悖的。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下行判断的问题。

  从专家到民众的知识传递过程中, 由于要将知识变得更为明确和简单, 一定会丢失掉一些部分, 尤其是默会知识。例如某个看起来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中专家所隐含的疑虑。即使非专家努力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 也无法在短期内获得专家的默会知识。因此, 专家并没有办法引导非专家同样的进入平行评判和下行评判的过程, 非专家对专家的评判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和过程。非专家通常借用各种规则式的标准来协助做出判断, 但是这些规则并无法穷尽对专能判断的复杂性。因此, 对专能进行评判的只能是另外的一种专门能力——元专能。柯林斯非常敏锐地提出了用元专能来评判专能, 但是他未能为元专能做出必要的辩护, 也没有意识到元专能的意义。这一点在他后来试图用“经验”这样的标准来代替专家的证书等标准可以看得出来。经验有着相似的问题, 在某一个领域中耕耘的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他有着更高的专能。单一的标准总是不足以描述专能的评判。

  元专能不能还原为具体的规则, 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专能排斥规则或者认为规则没有意义。规则是元专能中能被说出来的部分, 是基本的引导和规范。然而元专能不止这些能明述的规则, 规则也不能完成元专能的使命。元专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穷倒退问题, 对于专能需要培育出元专能和相应的评判专家来进行评判, 而对元专能及其专家也有相应的评判问题。这样的评判可以一直不停向前追溯。

  3. 下行判断的问题

  柯林斯主张下行判断比上行判断和平行判断更优, 他也认为存在一个从核心科学家群体向外延展的知识序列, 其基本理由就是默会知识的递减。然而以科学领域为例, 下行判断在实际的社会决断中由于科学的社会机制等会有着相应的问题。

  第一, 当今的科学分工非常细致, 不同的领域中专家们基本专注于自己的领域, 相互了解并不深入。然而科学事件通常并不是单一的科学观点争议, 还包括环境、社会影响、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 是一种综合决策。例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在今天是一个争议性科学议题。然而处于核心科学群体的分子生物学家们基本上都一致认同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对此有争议的是处于相对外围的生态学家、社会科学家等。如果依照柯林斯的下行评判的话, 我们应当采纳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然而在这一问题上, 由于转基因食品所涉及的经济、环境等复杂要素, 将生态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然处于分子生物学家的下游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 下行判别还需要在不同的事件中判断哪些专家处于上游, 才能合理地进行下行判断。也同样涉及到哪些学科被认为是与案例相关、哪些专家有资格进入讨论的评判。

  第二, 科学在运用的过程中依赖于部门之间的协作, 这种网络状态也使得伪专家有了更好的保护带。这也是建构论者认为专能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网络建构的依据之一。这种困难并不会在下行评判和上行评判之间有本质差异。柯林斯曾经考察过一个冒牌医生成功行骗的案例。[9]通常人们会认为医学是很难冒充的行业, 因为如果治不好病人就会被识别出是假医生。但医生在诊断上的失误并不会让他立即被揭穿, 因为现代医疗是一个团队协作, 一个失误会有整个团队作为后备来掩盖和修正。一个医院里的医生的诊疗水平可能参差不齐, 有的是刚入门的年轻医生, 有的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医生, 还有的是欠发达地区来的实习医生, 因此医院有大环境为这种能力上的差异来做准备。相反的, 如果在医疗实践中经历足够长时间, 他就能学会相关的术语和流程, 完全能伪装成一名医生。

  第三, 科学家在进行评判时, 很大程度上也是使用这些从社会判断转换过来的判别力来对科学事件进行判断, ([5], p.50) 而并不借用其专业知识。例如引力波的科学家们依据下列标准来判断是否严肃对待他人做出的实验:对实验能力和诚信度的信心、基于以前的工作合作关系、实验者的人格和智力水平、管理大型实验室的名声、在工业界还是学术界工作、过往的失败经历、“内部消息”、结果的表达和风格、对实验的心理接近度、所在大学的规模和声望、参与各种科学网络中的诚信、国籍。在这些标准的使用上, 他们与非专家并没有本质区别。

  四、总结

  专能因其不同于传统知识, 而不适用于传统认识论框架。其规范性问题需要以新的认识论来解决。戈德曼等学者尝试提出一系列标准来对专能进行衡量, 从而在专家之间做出选择。但本文认为由于专能在知识上的独特性, 对其评判不能用具体的规则来进行, 而是需要另一种实践智慧和能力。虽然柯林斯没有这个自觉, “元专能”概念确实打破了原有的规则式评判。然而元专能概念容易陷入到无限倒退中。用以辅助元专能的下行判断通过划分专能的上下游试图建立标准, 但是在当今科学的实践形态中也面临挑战。因此, 对专能的认识论应当朝着非规则式的评判能力发展, 但元专能还只是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 还远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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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Whyte, K.P., Robert, P., Crease, R.P.'Trust, Expertis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J].Synthesis', 2010, 177 (3) :411-425.
  [3]Goldman, A.'Experts:Which Ones Should You Trust?'[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1, 63 (1) :85-110.
  [4]Selinger, E., Crease, R.P.'Dreyfus on Expertise:The Limits of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A], Selinger, E., Crease, R.P. (Eds) The Philosophy of Expertise[C],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3-236.
  [5]Collins, H., Evans, R.Rethinking Expertis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6]Turner, S.'What's the Problem With Expert?'[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1, 31 (1) :123-49.
  [7]Brewer, S.'Scientific Expert Testimony and Intellectual Due Process'[A], Selinger, E., Crease, R.P. (Eds) The Philosophy of Expertise[C],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1-149.
  [8]Brewer, S.Scientific Expert Testimony and Interllectual Due Process[J].Yale Law Journal, 1998, 170 (6) :1535.
  [9]Collins, H., Pinch, T., Dr.Golem: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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