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最新成果6篇） 本文关键词：辩证法，可持续发展，视角，成果，自然
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最新成果6篇） 本文简介：范文一： 题目：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本文从自然辩证法的视角下，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分析，厘清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
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最新成果6篇） 本文内容：
范文一：
题目：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本文从自然辩证法的视角下，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分析，厘清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结论与思考。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界
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经济学延伸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历史上有相关论述，如孔子曾说过：“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样的论述都是我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写照。西方经济学家也对可持续发展思想有所发展，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较早认识到人类消费的边界。
（一）布伦特兰报告与《地球宪章》
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发表，对可持续发展的论述是：“可持续发展指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论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持续、共同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开始对人类世界产生影响。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大会出台的《地球宪章》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表述为：“全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能够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力”.为权利的必须实现，它强调了四大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质量原则和发展原则。这一举措意味着可持续发展从概念探索向实践行动的过度。
（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延伸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着缺陷，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实践活动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这种理论的缺陷主要是：第一，未考虑外部不经济性，导致破坏了自然环境，增加了公共费用的开支；第二，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代表性指标GDP、GNP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福利。综上原因，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和沃尔福德总结出以经济学语言表达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
二、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概念
自然辩证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和中心线索。在这一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科学技术是介于主体与客体两者间之中介。所以，自然辩证法所考察这三个方面即构成了主要的研究内容，即研究主体、研究客体和研究中介。由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构建起来的自然辩证法体系具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然而，任何理论都应该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变化。
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辩证法分析
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的目的是推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协调发展，这与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契合。而对于自然辩证法而言，它是为科学合理地处理人鱼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服务的。由此得出，可持续发展观和自然辩证法探究的内容及其相似，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探究可持续发展观的自然辩证法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着重研究如何使人口、资源和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推动人与自然统一、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当前，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自然界发展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观点的提出可以推动实现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着重研究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唯物的，因为其承认了自然界物质的客观性；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时，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是以系统的和整体的观点进行分析的；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等方法，均是辩证法的体现。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内容同自然辩证法是一致的，研究的目的也相同，都是希望通过研究自然来更好的了解自然改造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四、结论与启发
（一）自然辩证法是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由于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辩证法有着相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且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与自然辩证法相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以自然辩证法为逻辑起点的，自然辩证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依据。
这一发现是十分有意义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并为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指导。具备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我国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会更为重视。
（二）实施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可持续发展将对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人的作用，其行为和活动必定会影响到自然界。实施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客户需发展战略，明确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实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矛盾中谋发展。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更好的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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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鸿明，邓久根。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两种范式述评[J].经济纵横，2010.
范文二：
题目：自然辩证法视角下的创新驱动发展进程评述与展望
摘要：本文透过自然辨证法的视角对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进行综述， 通过分析自然辩证法中科技创新理论模型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对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以及战略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 并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进程的现状， 针对创新驱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同时， 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未来进行展望。
关键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经济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 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电力企业而言， 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是一项具有全局和战略性意义的系统工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对科技创新认识的升华。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创新驱动战略被赋予了引领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 支撑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因此， 本文意在透过自然辨证法的视角， 评述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并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现状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展望。
一、自然辩证法视角下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综述
（一） 科技创新理论模型
在自然辨证法中， 西方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指出了创新过程的动态化、集成化和综合化的特征， 这就要求人们有必要把创新活动放在一个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自然背景中来加以讨论， 从而关于技术创新的进化理论模型渐趋形成。
1. 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
早在20世纪初期， 熊彼特就阐述了一种关于创新是经济发展与进化的根源的理论， 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现象是发展而不是均衡， 发展的根源是创新；创新是产业演变、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源；经济的发展， 并非是从外部强加的， 相反， 它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归纳起来，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发展来自经济体系内部； （2） 发展是质的、革命性的、非数量性的变化； （3） 发展是自发的、间断的变化； （4） 发展是对均衡的破坏。熊彼特指出， 导致这种性质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就是创新。
2. 纳尔逊和温特的创新进化模型
当今创新研究的进化学派， 是由纳尔逊和温特奠定基础的。纳尔逊认为， 一个进化系统起码应包含以下因素：首先， 它具有一个将新颖引进系统的机制， 这种新颖性即为创新；其次， 一个进化的经济系统具有对经济实体 （技术或企业） 进行可理解的选择机制。所谓可理解， 是指能够指明选择的决定因素、动力机制。按照纳尔逊的创新进化模型， 对一个经济系统的进化而言， 选择和搜寻是两个最关键的要素。搜寻是系统的创新行为， 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是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因为今日搜寻的产物， 不仅仅是一项新技术， 而且还有利于知识的增进， 并且是明日搜寻的自然出发点。用这种搜寻的规律性， 可以解释产品设计的进化、产品周期现象等。选择是在给定一个创新流的前提下， 选择适宜的环境， 决定不同的技术被采用的方式。其中包括：是否采取一个新创新时的费用效益评估， 获得利润的方式， 它受消费者和管制部门偏好的影响；利润和一个特定组织强盛和衰弱的关系；学习、模仿机制的性质等等。纳尔逊认为， 技术创新的进化， 要靠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作为制度上的保证。
3. SPRU创新模型
在SPRU群体看来， 创新的进化过程， 不只是渐进性的， 也可以是突变性的、不稳定的和革命性的。在经济体系中的进化， 包含有许多个体层次上的学习过程， 其结果可以通过市场选择被重复、扩散。基于这一思想， SPRU群体对创新进行了新的分类， 提出了一种按技术创新力度或重要程度的大小划分的创新模型， 称为SPRU创新模型。此模型将创新模式具体分为四类： （1） 渐进的创新。这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 （2） 根本性的创新。这种创新在观念上有根本的突破。 （3） 变革技术系统的创新。这种创新往往影响经济的几个部门， 并伴随新兴产业的出现。 （4） 变更技术-经济范式的创新。这种变更既伴随着许多根本性的创新群， 又包含有许多技术系统的变革， 几乎影响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 并改变人们的常识。
一般来说， 范式更替的阶段， 是一个经济结构深层次的调整阶段， 并要求制度和社会框架作出同等深刻的变革。由此将可能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观念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变革。
（二） 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1. 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提出科学是生产力的论断。他曾深刻地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必然大大地提高生产率， 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的统一体， 科学中有技术， 技术中也包含着科学， 很难把两者完全分割开来。科学是技术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世界， 提供改造客观世界的可能， 而技术的目的是改造客观世界， 即把可能变成现实。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 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科学中的创造， 是发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属性或新的运动， 不是创造了自然没有的对象物。技术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为人的需要而对现存自然物的改造， 或以现存物为基础， 创造新对象。也就是说， 如果科学是发现， 那么技术就是发明。所以， 技术是科学的延伸， 科学是技术的升华。
一百多年来， 在现代科学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科学这种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日益投射到经济和生产领域， 现实的社会经济学需求为科学所蕴涵的革命力量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 由此， 技术与生产融为一体， 成为直接的生产力， 并逐渐上升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理论上讲， 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从生产力要素层面上看， 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进程， 使得生产力要素得以重新整合， 这一整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使得科技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另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层面， 科技与社会化大生产互动互促， 使科技与经济融为一体，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述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已经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2.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动因的。科学发现创造出新知识， 并通过创新转化成新的技术， 应用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 整个过程重新整合了生产要素， 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 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使得生产朝着高效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归纳为五类：第一， 引起某种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第二， 采用某种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第三， 开辟新市场；第四， 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第五， 建立新的企业组织。由此可见， 无论创新属于上述五类中的哪一类， 都会对产业经济产生影响， 小到产品更新换代， 大到产业结构升级， 更有甚者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从技术发展来看， 近代以来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又称蒸汽动力技术革命， 发生于18世纪， 是牛顿力学的应用成果之一。其重大意义在于人类开始将传统的依赖于各种自然力的生产过程变为依赖人工动力， 即以蒸汽机动力取代了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9世纪， 其与第二次科学革命两者的时间间隔远小于第一次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 这也反映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渐紧密。第二次技术革命主要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核心成果， 即电磁理论密切相关。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力的广泛应用上， 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成就来自于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以前人们所创造出的任何工具都有着质的区别。以往的工具可以看成是人的各种感官和手脚等活动器官的扩展与延伸， 而电子计算机则主要是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器官的扩展与延伸。
围绕技术革命， 广泛而深入的创新活动又导致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群和新的生产组织管理形式， 进一步引发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工业革命；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电气和石化产业革命；以及从60年代至今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追随科学革命的脚步如期而至， 并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 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科学技术在社会为它提供的条件和环境中， 作为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服务于整个社会大系统。其最主要的表现是技术作为生产力， 其进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索罗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分为三个因素：资本， 劳动以及知识 （或效率） .根据索罗模型， 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外生技术进步率。因此， 提高储蓄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率为零， 高的储蓄率只能带来较快的资本积累与短期内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 当人均资本越来越多时， 资本的边际产出却不断递减， 导致最终人均GDP的增长率将为零， 而能够挽救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只有技术进步。即在索罗模型中， 只有技术进步率的变化， 才具有增长效应， 所有其他参数的变化都只有水平效应。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逐步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 从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和资金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内涵扩大再生产， 科学技术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所做的贡献逐年递增的趋势非常明显。根据不少经济学家测算， 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 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所占比重已由20世纪初的5%~20%增大到80年代的50%~70%, 不少国家已达60%~80%.由此可见， 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 科技创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代表了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 成为了对外竞争的决定力量。
二、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进程评述
（一）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经济新常态
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概括地讲， 主要有两点：一是“三期叠加”, 二是“四降一升”.
所谓“三期叠加”, 就是经济增长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到来。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看，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起开始下降， 直到2015年的6.9%, 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从经济结构方面看，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存在， 并逐渐积累， 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高能耗高污染、空间布局不合理等方面。长期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亟需摒弃依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尽管经济结构优化已经提出很多年， 但优化结构过程中， 是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在经济结构优化之时会有阵痛。2008年， 四万亿的刺激政策， 使得我国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多， 前期政策刺激至今未能全部消化， 以至于影响到当今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所以， 我国现在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综合影响， 使得我国现在经济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结构问题突出， 消费投资需求不足， 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 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亟需创新驱动发展， 引领中国经济平稳顺利的度过经济新常态
所谓“四降一升”, “四降”, 一是经济增速下降；第二个是工业品价格下降；第三个是实体企业的盈利下降；第四个是财政收入的增速下降；“一升”指的是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在“三期叠加”的效应下， 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 实体经济的发展， 还是资本市场的风险， 政府财政收入等方面来看， 都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如何选择政策刺激， 以更好的走出经济困境， 成为我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 2012年底， 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 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并力争于2020年， 建成创新型国家。
（二）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性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前，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这三驾马车， 一是投资， 二是消费， 三是出口。供给侧与需求侧是解释经济增长的两个方面， 从辩证法的视角看， 无所谓哪者更好， 两者皆能促进经济想增长， 只是基于经济新常态的现状之下， 与需求侧相比， 供给侧结构改革对经济的驱动力量更大， 更适合如今的经济现状。
原有的三驾马车力量已经不足以拉动新常态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以来， 实施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刺激政策效果递减， 2009年四万亿投资以后， GDP马上增加几个百分点， 而到2014年， 只起一个季度的作用， 到2015年， 完全没有作用。另一个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率积累越来越多， 杠杆率超过警戒线， 尤其是企业负责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标准， 从而产生了跑路等现象， 并引发了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 增加了金融风险， 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基于此， 经济新常态下，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该是解决当今经济困境的更好的办法。供给侧有三个因素， 一是投资， 二是劳动， 三是效率， 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源在于， 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效果递减， 而且造成很多经济过剩的问题，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 而且减少速度相当快， 因此， 不能靠投资和劳动， 只能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投向于效率。所谓效率， 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即创新。其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这就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目标。
要完成供给侧改革的五项基本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关键在于创新。唯有通过科技创新， 驱动经济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逐步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问题， 确保我国平稳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
（三） 创新驱动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自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以来， 我国科技创新千帆尽举， 新技术、新成果加速转化，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中，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制约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向着更高领域迈进。
1. 科技成果转化慢、转化难
对于科技创新来说， 政、产、学、研如何密切协同， 共同促进科技成果完美转化， 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也是成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整体而论， 其实我国并不缺乏科技成果， 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和规模都较为可观， 但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 尤其是其转化运用和实施效益亟待提高， 知识产权对我国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不及美国、日本等知识产权强国。科技创新的最终目标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若科技创新成果仅停留在实验室里， 或者仅限于成为知识产权， 而并没有将其转化成基于科技创新成果的新产品、新技术， 就难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推动， 其创新的意义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
2. 创新激励的实质性政策与战略不匹配
我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上， 并推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创新激励政策， 例如， 认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企业”、设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注重保护知识产权， 等等。表面上看， 这些创新激励政策是国家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度重视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性布局。在此框架之下， 科技创新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上， 国家举全国之力激励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但实际上， 细化到具体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之中， 不难发现有些创新激励的实质性政策并没有跟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步伐， 甚至与其不匹配。这里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比如5月1日实行的“营改增”, “营改增”以后， 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 总体上看， 预计2016年可减税5000亿元人民币， 但是对知识型主导产业而言， 真的减税了吗？由于“知识型进项”既无法开具发票， 也并非真正的“进项”---本质是创新， 因而在当前的增值税和法定的“进项”下， 不能获得进项抵扣， 其税负将远远高于那些采用高生产率方法创造价值的企业和行业。由此可见， 有些实质性政策非但没有激励创新， 甚至可能对创新造成阻碍。
3. 创新人才的用人体制机制过于僵化
近年来， 我国人口素质逐渐呈现出高学历化的趋势， 但在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群中， 真正有创造性的创新型人才并不多， 而在这些人当中， 能专注于学术， 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人才少之又少。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用人体制机制过于僵化， 没有给予科研创新人才充分的自主权。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行政化管理体制， 给学术机构增添了过多的行政色彩， 僵化的人才评价与考核机制， 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科研以外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上。
此外， 科研人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其所做的贡献也很不匹配。相比于很多娱乐明星、商人， 科研人员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劣势， 而就其贡献而言，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其他领域的人无法比拟的。因此， 从这一方面来说， 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型科技人才以必要的尊重， 更没有给他们以合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 这也造成了很多年轻人无心搞科研做学术， 对有钱途的行业趋之若鹜。
最后， 在后备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方面， 模式较为单一， 主要的途径就是高考， 加之长期的应试教育培养模式， 弱化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整个社会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也不够， “钱学森之问”至今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展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基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做出的一项具有全局和战略性意义的发展战略， 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保障今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迈进中高端。
经过五年多的时间，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在国内铺展开来， 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 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针对本文上述提到的创新驱动发展进程中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国应在以下几方面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相关制度、机制、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 以保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让科技创新能够真正的惠及到每一个中国人。
（一） 着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首先， 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依托重要骨干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凝聚、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要推动企业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着力解决产学研脱节等体制机制性障碍。鼓励创新型人才在创业实践中， 将高校和科研机构产生的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持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主要目的创办企业。
其次， 要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将知识产权拥有量和实施效益作为衡量企业科技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 将专利与使用效益相挂钩。同时， 要推进知识产权与标准的结合， 在加速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的同时， 重视将企业重大专利成果纳入技术标准的工作，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谋求国际标准话语权。
（二） 综合运用政策手段支持科技创新
综合运用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激励和引导市场主体进行科技创新， 并注重各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
首先， 在财税政策方面， 政府预算内资金着重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 并通过适当的税收政策， 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必要时， 可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科技创新项目进行扶植和补贴。
其次， 在金融政策上， 应鼓励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优先帮扶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并提供适当的利率优惠。鼓励金融机构继续创新开发专利许可证券化、专利保险试点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 对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 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给予风险补偿， 促进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
最后， 在产业政策方面， 国家要超前规划布局， 进行顶层设计， 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 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抢占一批产业发展制高点，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 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 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 完善企业内部“四维”创新平台机制
企业是创新与实践结合的最有效平台。要以“智慧众筹， 过程管控， 激励保障， 成果孵化”为理念， 遵循“统一组织、分类管理”原则， 统筹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群众创新项目， 全方位搭建企业内部“四维”创新平台机制。在具体操作层面， 以管理人员为主体， 突出管理方式变革、机构变革、党建引领、班组智能化等范畴， 促进企业管理体系创新发展。以技术人员为主体， 依托科技论文、科技项目、专利、新技术推广应用， 加快科技创新项目孵化落地。以政工人员为主体， 加大精神文明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党支部创新、团建创新、创新党课、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等） 、专项协同监督与审计创新、社会责任案例创新等项目， 实现文化创新引领发展。以一线人员为主体， 围绕电力安全生产技术、营销、优质服务等工作， 开展小发明、小革新， 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活动， 通过开发新产品、创造新工艺、推广新技术、转化新成果等方面实现经济技术创新。
（四） 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建设作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下大气力打造“领导干部、职能专责、一线员工”三支队伍， 打通“综合管理、专业技能、专业技术”三条人才发展通道， 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专业知识丰富、实践能力强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首先， 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上， 要引导在校学生开拓创新性思维， 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企业内部搭建职工创新平台， 大力开展市级及以上级别创新工作室建设， 丰富成果孵化和展示， 让新入企人员第一时间感受到教育、科技、产业融合应用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积极投身创新发展， 储备一支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接地气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后备队伍。
其次， 加强创新工作培训指导， 充分利用企业内部各专业专家和外脑开办讲座、创新阶段性成果指导等多种形式， 提升企业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成果申报、成果推广技巧和能力， 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及创新工作总体水平。
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使用与考核上， 要淡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色彩， 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
最后， 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激励与保障上， 要明确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激励需求。切实提高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岗位级别， 使创新人才真正成为企业最受敬仰的人， 大幅提高科技人才的福利待遇， 将创新成果与岗位绩效考核挂钩、与工作业绩评价关联的机制， 靠实践和贡献评价人才， 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激发人才活力、维护人才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无论纵览世界五百年历史变革， 还是横观当今世界发展现状， 都可看出创新兴则国家兴， 创新强则国家强， 创新久则国家持续强盛。在经济新常态下，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源。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 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构， 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如此， 方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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