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对环境美的认识 本文关键词：儒道，两家，环境
儒道两家对环境美的认识 本文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美的理想追求,尤其注重主体精神在审美认知当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并且由此及彼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个体人格精神,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然观、环境观的理解与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环境美学思想始终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 一
儒道两家对环境美的认识 本文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美的理想追求, 尤其注重主体精神在审美认知当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并且由此及彼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个体人格精神,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然观、环境观的理解与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环境美学思想始终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
一、儒家文化中的环境美学观
从历史的角度看, 儒家文化从源头上就有着其理性的、实用主义的一面, 并且作为显学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余年, 直至如今。由于古代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 形成了以稳定的地域环境为空间特点、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即便是社会政治秩序和制度的形成也难以离开这个基础。这造就了儒家文化以“仁”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因此, 儒家文化对美的理解隐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寻常的社会秩序之中, 美在日常生活之中。儒家文化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紧密结合的特点, 使其对于环境的观念既不同于墨家的功能主义的主张, 也不同于老庄的思想——在对意象的追求中将自然和环境无限扩大。其对环境空间的看法是具体的、入情入理的追求 (情感+理性, 即出自情感本体的内在要求之上的理性自觉) , 对于美的理解、沉淀, 扎根于全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之上, 进而提出与天地同构的人格美追求。
一方面, 环境美学观表现为某种对外部所处环境的理性自觉, 其具体形式是“礼”的匹配与和谐。例如, 《论语·公冶长》中, 子曰:“臧文仲居蔡, 山节藻棁, 何如其知也?” (虽为山节藻棁的建筑环境, 但因其不称, 也是非理性的、不和谐的。) 另一方面, 其表现为一种理性基础之上的积极入世、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 与自然运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相统一的环境观念, 即人道与天道 (自然) 的和谐统一。所谓“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悠悠无疆……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尽也, 其为物不贰, 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 高也, 明也, 悠也, 久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其意指人道, 也是天道。
儒家文化中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对个体、社会乃至自然天地的由情入理, 由理升华为情的逻辑思考和追求。这其中体现出对环境观与人格美相统一的认识, 最为典型和戏剧性的莫过于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情景了。如:子曰:“点, 尔何如?”鼓瑟希铿尔, 舍瑟而作, 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也。”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 按朱熹注:“曾点之学, 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 天理流行。随处充满, 无少欠阙。故动静之际, 从容如此。而言其志, 又不过其所居之位, 乐其日用之常, 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 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自见于言外。”正是这个“胸次悠然, 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 使得源于伦常之中的人格美理想与天地浑然同构, 也为庄子哲学中的环境美学思想打下文脉上呼应互补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影响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美学精神所传达出的老而弥新的现代气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以普遍的情感真实为本, 强调至诚不二的道德精神为根, 即将“真”作为美学追求的基础。如“子曰:诗三百, 一言蔽之, 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以及到“仁先礼后, 仁质礼饰”的“善”的理性确立, 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绚兮,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再到孟子的“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社会群体间同体同悲之情。“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正是一种发自内在的超生命存在的人的主体精神表现。这种精神不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宇宙生命间生生不息、有机联系的精神纽带吗?这对当代中国环境美学研究而言, 具有历史逻辑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道家文化中的环境美学思想
当人类最初面对不可知的宇宙洪荒时, 看到的是浩渺无垠的时空中生命枯荣交替,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轮回不已。这种对宇宙运动和生命规律的感知、观察, 直接导致了一种无法抗衡的、必然的、对生物本体命运的认知, 这种终极认识带来了普遍的、巨大的、难以穷尽的悲情心理空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能够超越这种本体命运的思想观念, 一方面表现为前文所述的儒家文化中的“不知生、焉知死”“制天命而用之”的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与人生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蓬勃充沛、生生不息的环境观;另一方面, 则表现为以虚无主义面目出现的老庄哲学。事实上, 从世界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 文明初期当人类面对无穷宇宙时, 对人生所处环境产生的空幻感是极为普遍的、相似的。
这不正是老子所言的“至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 各归其根……”的文化观念同构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庄子的哲学实际上是美学, 具体表现为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 其实质是人格精神之于环境的超然自处, 其核心是“人的自然化”。庄子是一个善于观察自然、对环境感知极为敏锐的人。他的书中草木鱼虫、飞鸟走兽、山石江海, 乃至各色人物、天地宇宙无所不包。这其中对客观环境及环境中生命的感悟、类比、移情、体察, 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环境美学在认识论上的系统阐述了。从老子的“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到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无言” (《庄子·知北游》) , 看似是虚无主义思想的线性发展, 实则是有区别的继承和升华。庄子阐发的所谓“……忘吾有四肢形体也”以及“堕肢体, 黜聪明, 离形去知, 同于大道” (《庄子·大宗师》) 等, 实际上发展为一种与环境浑然一体、物我两忘、无有而无不有的超自然、自然即我、我即自然、主体即客体的本体论思想。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空间和意境的追求
如果说, 孔孟荀的儒学系统超越了人的生物体存在, 进而走向理性的伦理层面, 最终形成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生生不息的宇宙人生观, 那么, 庄子则超然于物我之上, 将主体的人格精神与宇宙自然浑然一体。这种泯物我、同生死的本体论思想, 看似感性, 实际却是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 是看似无情却是有情的感性升华。“同生死、一夭寿”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个体生物性存在的时空边界的终极思考之上的。正是因为“生也有涯”才会有“行而有止” (不可突破的物理时空条件和生物行为边界) , 这才引发了突破主客体限制的对本体无限意象的追求。这种与自然同一的, 超乎于物我之上的正是一种所谓“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的对意境的追求, 即以人的灵性去体味、用感性心理去把握的意境之美。这正是后世中国美学不断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 诗、书、画、乐、建筑、园林莫不如此。
而这其中, 空间是最具体、最直观的意境载体。在时光的流逝中, 空间的物理属性引发的行为运动、心理变化都指向了空间这一要素, 对空间的丰富而统一、清晰或某种不确定的判断, 恰恰是由想象去弥漫、发散、充盈和认知的。格式塔心理学已经从视觉认知角度证明了人的完形心理的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环境审美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对空间意境的追求, 这也是环境审美的方向。中国书画在构图经营上重视“布白”, 诗则注重“求空”, “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 (苏轼《送参廖师》) 是对心理空间和意境的追求。以自然景观来说, “潭西南而望, 斗折蛇行, 其势犬牙参互, 明灭可见。” (柳宗元《小石潭记》) 洗练的文笔, 不仅是对环境物理性状的描写, 也不仅仅引起了丰富多变的视觉空间感受, 更引起那清旷悠远意境的发端。再以园林来讲, 竹亭草轩旁植芭蕉, 匾题曰“雨打芭蕉”, 这当然不是为了指明空间的位置, 而是通过触发色彩、四时风雨乃至思绪变化等多种感官体验, 来调动环境空间中多种意象存在的可能性, 体察环境的意境之美。如若换题“怡红快绿”, 同样的竹亭芭蕉或许就是另一番体味了。
经历了魏晋时代的人格精神的觉醒,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观念追求终于演化成为一种对浩浩汤汤、深沉悠远的空间意境追求, 即环境美学的追求。“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不正是面对宇宙生命无穷轮回所萌发的怆然叹喟吗?个体的微言别情尽管渺小到忽略不计, 却在这一声叹喟中与茫茫大千的无尽意象合而为一了。
结语
往事越千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合流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质, 实际上正是一种来源于生活整体环境中的无所不在、又高于具体生活的审美意象追求。儒道之间虚实相生, 这正是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所理解的, 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断被体现和赋予新的内涵的美的生活质量不可分割的组成, 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环境之中正是因为有了审美主体精神的存在, 所有物理的、功能的、生态的、行为的情景模式才能真正成为与人类深层体验相吻合的需求。“其意甚远, 其命惟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美学思想将伴随着历史的步伐完成现代化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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