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谣言主要研究内容综述 本文关键词：谣言，综述，内容，研究
微信谣言主要研究内容综述 本文简介：Abstract：WeChathasbecomethefirstplatformspreadingonlinerumorsinChina,anditsnegativeeffectscannotbeignored.ThecharacteristicsofWeChatrumors,thecausesof
微信谣言主要研究内容综述 本文内容：
Abstract：WeChat has become the first platform spreading online rumors in China,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can not be ign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Chat rumors, the causes of WeChat rumors, the spreading mechanism of WeChat rumors, the categories of WeChat rumors, and th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WeChat rumors have been studi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cluding lac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ack of research on category rumors, lack of systematical, targeted and operation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lack of cooperation in various disciplin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lassic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WeChat media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type of WeChat rumors.
Keyword：rumors of WeChat; rumor spreading mechanisms; category rumors; governance strategy;
根据腾讯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微信和We 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9.8亿, 微信已成为具有巨大公众影响力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但同时也成为了各种谣言滋生的温床, 成为我国谣言传播的第一网络阵地。微信谣言给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和恐慌, 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也给政府带来信任危机, 进而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鉴于微信谣言的影响和危害, 近年来, 学界和业界展开了一系列微信谣言的研究和实践。业界针对微信谣言建立了多个治理谣言产品, 例如微信团队的微信辟谣中心、“微信辟谣助手”小程序、辟谣小助手等, 果壳网成立的谣言粉碎机小组。学界的研究涵盖了微信谣言的各个方面, 例如微信谣言的特征和类别、谣言形成的影响因素、传播模型、治理策略等。本文对近年来微信谣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对微信谣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西方学者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左右开始对谣言进行研究。根据闵庆飞和刘晓丹的观点, 贯穿谣言研究历程的主要线索是媒介的演变, 媒介的演变深刻地影响着谣言的传播模式, 使得谣言的一些特征也发生了变化[1]。由此, 本文将谣言的研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谣言研究、基于网络的谣言研究、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谣言研究、基于微信的谣言研究。微信谣言的本质、产生原因、造成的影响与其他三个阶段的谣言并无本质差别, 但受微信媒介特征的影响, 微信谣言的特征、主题类别、传播机制等与其他谣言存在较大的差别,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相关研究文献概况
本文以“微信谣言”为主题词,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进行检索, 截止到2017年12月, 共检索到文献162篇, 其中期刊文献105篇, 硕博士论文26篇。
从文献发表时间看, 由于微信2011年1月21日才推出, 因此研究历史并不长。由图1可以看出, 微信谣言的研究始于2014年, 2015年进入快速增长期, 但每年发表的文献总量仍然不多。
图1 微信谣言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图2显示了文献所在的学科分布, 其中新闻与传播学科的文献占绝大多数 (138篇, 约占总量的85%) 。从各学科微信谣言研究的侧重点来看, 新闻与传播学主要研究微信谣言的传播特点、传播模式等;政治学和行政学则侧重于研究微信谣言的危害及其治理;社会学主要探讨微信谣言形成的宏观社会影响因素和微观的个人社会心理因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则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对微信谣言的传播模型进行建模。
图2 微信谣言研究学科分布
2、主要研究内容综述
2.1、微信谣言特征研究
与其他社会化媒体相比, 微信平台具有强关系社交、传播环境较封闭、私密化的互动情境、自净功能较弱等特征。
靖鸣和朱燕丹认为, 微信谣言的点对点传播增强了谣言传播的负效应, 强关系社交强化了谣言传播的可能性[2]。郭小安和薛鹏宇认为, 与微博谣言相比, 微信谣言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在传播内容方面, 微信谣言大多是生活型谣言, 传播动机大多出于“形象管理”、“利他主义”;同时“熟人社会”特征导致微信的自我净化动力不足[3]。罗永雄认为, 与微博谣言相比, 由于微信的“强关系”, 微信谣言对接收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由于微信的去中心化效应, 意见领袖对于传谣和辟谣的影响力有限;在议题关注点方面, 微信谣言的地方性和群体性论题特征更加明显[4]。张娇娇认为, 微信谣言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熟人传播, 速度快;传播具有封闭性, 造成把关权的分散;谣言在朋友圈中被不断重复[5]。聂妍将微信谣言的特征归结于如下几点:以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的传播方式使谣言畅行无阻, 微信传播的及时性导致谣言横飞, 持久化的传播机制使谣言的影响难以廓清, 微信用户的参与性强, 加速了谣言的传播[6]。
部分研究者也从文本修辞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微信谣言的文本特征。刘锐发现, 微信谣言元文本从修辞运用、悬念设置、信源叙述、图文结构和心理唤醒等层面构建召唤结构, 并通过融合、更新、激活受众期待视野, 促使受众参与谣言转发, 完成谣言从“第一文本”向“第二文本”的转化[7]。魏泉从语言和文体的角度对微信的三种突出而又常见的“谣言体”文体特征进行了考察, 包括“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和微信体[8]。
2.2、微信谣言的形成原因研究
现阶段微信谣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包括宏观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中观群体情境因素和微观个体认知、心理和情感影响因素。
张志安等认为, 当下中国微信谣言的形成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的双重背景, 为网络谣言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风险叙事”与“风险感知”的语境;二是网络谣言的“风险”叙事诉诸的是受众对“风险”的感知, 网络谣言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以造谣者对“风险”的叙事和受众对“风险”的感知为基础[9]。蔡立媛和张金海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了微信谣言的造谣动机:利用获益或同情心理获取商业利益;进行蛊惑与分裂获取政治利益;通过制造动荡与恐慌来发泄情绪;通过制造谣言来摆脱困扰, 寻求调节、自我娱乐和心理平衡[10]。
2.3、微信谣言传播机制及传播模型研究
在传播机制和传播模式研究方面, 汪青云和黄骏认为, 微信谣言的传播是在熟人关系圈内, 通过“点” (个人知识体系搭建谣言传播温床) 、“线” (强社会关系促使谣言肆意传播) 、“面” (个人多重社会角色构建谣言扩散途径) 传播和扩散[11];蔡立媛和张金海认为, 基于社会关系的微信谣言传播不是“弱关系传播”, 而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规模更大的“放射型强关系传播”, 微信谣言的扩散经历了“潜伏—爆发—延续—结束”过程[12]。张志安和束开荣从媒体与社会的视角解析了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 认为有必要将心理特征与媒介属性、社会语境综合在一起来对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加以分析[13]。高潇和甘险峰认为, 谣言在微信中的传播可以归纳为圈内传播、圈子之间传播和线上线下交叉传播三种传播模式[14]。
西方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谣言传播模型进行研究,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谣言传播模型包括基于流行病学的D-K模型[15]、基于物理学的Potts模型[16]、基于复杂网络的小世界网络谣言传播模型[17]和无标度网络谣言传播模型[18]。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以及微信网络的封闭性和复杂性, 目前针对微信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不多。覃志华和刘咏梅构建了由个人用户好友网络 (微信朋友圈) 、微信个人用户群网络 (微信群) 和公众用户关系网络 (微信服务号、订阅号和企业号) 构成的微信谣言传播的加权有向三层网络拓扑结构, 并在此网络拓扑结构上构建了基于兴趣衰减效应的线性阈值谣言传播模型[19]。卢东等在SIR模型基础之上提出了S1S2IR双S微信谣言传播模型, 模型将普通用户 (S) 细分成受微信公众号影响的用户和受微信好友影响的用户, 增加了谣言传播者的人群, 完善了微信谣言传播的过程[20]。
2.4、类别微信谣言研究
不同类型话题, 人们关心的可信程度不同[21], 产生谣言的比率也不同[22]。微信谣言所涉及的话题类别主要集中在健康类、实证类和社会类三个方面。有部分研究者对特定类型微信谣言的特征和传播规律进行了研究。
王英翠对食品安全谣言盛行于微信的原因、微信食品安全类谣言的特征进行了探讨, 进而提出了微信食品安全谣言的防治措施[23]。杨晓旭分析了健康类微信谣言产生的原因 (重要性、模糊性和信息不对称) 、传播动机和环境[24]。陆佳楠分析了食品安全类微信谣言的内容特征、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以及传受双方的心理动因, 并探讨了食品安全类微信谣言盛行背后的更深层的社会问题[25]。李梦蓉分析了气象谣言在微信中复杂交错传播途径和传播原因, 提出了开通“两微一端”、形成信息传播矩阵、加强气象科普工作、微信担起“把关的”责任等应对措施[26]。
2.5、微信谣言的治理策略研究
与其他社会化媒体相比, 微信平台具有强关系社交、传播环境较封闭、私密化的互动情境、自净功能较弱等特征, 使得对微信谣言监管和治理的复杂程度要大于一般的网络谣言和其他社会化媒体谣言 (例如微博谣言)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匡文波教授认为, “微信谣言是所有谣言里面最难治理的”[27], 并提出了微信谣言治理对策:明确微信谣言治理的特殊性、谨防“塔西佗陷阱”、依法治理作为保障、权威信息发布必须及时、技术治理实现事半功倍、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靖鸣和朱燕丹认为, 首先从政府角度要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其次从平台角度要构建微信平台后台分层机制, 最后从用户角度还要提升微信用户的信息判断力[28]。雷扬提出:使用分级分类分层方法进行治理、壮大主流媒体的声音、建立多部门联合战略机制[29]。朱颖和李嘉碧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信公众号谣言的治理提出内部治理 (主体主要包括微信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的持有者等) 和外部治理 (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和公众) 两种路径[30]。张志安和束开荣分析了微信谣言监管面临的困境, 提出了微信谣言的治理逻辑, 即法治为先、企业共治、社会参与、长效机制, 搭建由网络管理部门、互联网企业、专家智库、协会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常态化谣言治理体系[31]。王颖提出构建和谐的微信生态环境, 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媒体齐发力, 传递正能量;加强微信平台功能建设;利用意见领袖引导微信舆论;完善相关法制法规建设;提高微信用户的媒介素养;增强微信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32]。腾讯公司安全策略总监金璇认为, 微信平台应从治谣、辟谣、止谣三方面发力, 构建应对网络谣言的安全管理体系。治谣体系包括:多方 (微信平台、政府、研究机构、第三方合作伙伴、用户) 共同参与, 携手治理网络谣言传播;打击造谣传谣;鼓励公众参与谣言信息投诉。辟谣体系包括:引入第三方公信机构, 发布辟谣文章;设置辟谣中间页提示, 从源头处理谣言信息。止谣体系包括:多渠道上线“辟谣小助手”, 帮助网民识别谣言;广泛传播科普信息, 提高网民科学素养;吸引青少年群体关注, 提升青少年谣言认知[33]。
3、微信谣言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3.1、微信谣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 国内学术界对微信谣言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对微信谣言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
尽管近年来对微信谣言的研究快速增长, 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 从数量上看, 总量仍然过少;从质量上看, 研究深度不够。对微信谣言的探讨大多停留在介绍性和说理性的层次上, 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思考, 具有创造性的论文寥寥无几。
(2) 以定性研究为主, 缺乏定量研究
目前研究者们对于微信谣言的研究主要以主观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为主, 例如微信谣言的类型和特征、微信谣言的危害性等, 缺乏采用定量方法对微信谣言传播网络以及微信网络中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进行的研究。
(3) 类别谣言研究不足
目前, 研究者在进行微信谣言研究时, 大多未将微信谣言分类别进行研究, 未深入挖掘特定类型谣言形成和传播的社会情境和意涵, 未探讨不同类型谣言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因素, 是否具有不同的传播机制与效果。
(4) 治理对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微信谣言的治理策略方面, 现有研究和实践无论从理论角度, 还是从实践的方法角度都还未形成系统的治理体系。一方面, 大多研究是从宏观层面指出了微信谣言的治理方向, 所提出的微信谣言治理对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 心理动机研究和治理策略设计相互脱节, 只分析出关键影响因素, 却不能与治理理论结合设计出现实可行的治理策略, 造成研究成果的闲置与浪费。
(5) 各个学科的研究缺乏合作
如本文前文所示, 微信谣言研究涉及新闻与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 各个学科研究者大多侧重于微信谣言某一个方面的研究, 并且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及研究结论存在着差异, 缺乏合作与协调。
3.2、微信谣言研究挑战和展望
(1) 经典谣言理论在微信媒介情境下的适用性
经典谣言理论在微信媒介情境下的适用性值得研究, 传播媒介的变化是否会催生出新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而现有的微信谣言的研究设计缺乏理论指导, 未将微信谣言放入经典谣言理论模型中开展细致的理论映射。
(2) 面向特定类型的微信谣言研究
不同类型的微信谣言, 其形成因素、传播机制存在着区别, 很难从某一类型的谣言得出适用于所有话题类型的共性规律。因此, 未来的研究工作需要更多地关注微信媒介情境下盛行的主要谣言类型和对人们生活或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几类谣言, 例如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突发事件等, 挖掘各类谣言形成的社会情境和文化因素, 探讨各类谣言在价值认知、社会心态、社会影响和应对策略方面的特殊性。
(3) 微信谣言传播真实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首先, 微信的私秘性和相对封闭的圈群特性增加了谣言传播真实数据的获取难度;其次, 相比其他社会化媒体, 微信是基于复杂网络的无尺度网络, 这为微信谣言传播模型的构建增加了难度。今后的研究需要探索微信谣言传播真实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以及如何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微信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
(4) 多学科视角进行微信谣言研究
今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 探索如何从多学科视角挖掘各研究领域的共通性, 运用归纳和演绎方式得出新结论, 这对于微信谣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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