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 本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思想解放，与时俱进
论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 本文简介：摘要：辛亥革命是一次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革命,其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前为争取独立民主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动员,二是革命中和民国初践行民主共和的探索和尝试,三是革命受挫后扞卫民主共和的思想斗争和新探索。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终为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发现了新的社会前进方向,找到了科学的
论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 本文内容：
摘要：辛亥革命是一次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革命, 其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前为争取独立民主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动员, 二是革命中和民国初践行民主共和的探索和尝试, 三是革命受挫后扞卫民主共和的思想斗争和新探索。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与时俱进终为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发现了新的社会前进方向, 找到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根本转折点。
关键词：辛亥革命; 思想解放; 与时俱进; 根本转折;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解放的革命, 其思想解放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文章不少, 而关于辛亥革命思想解放意义的文章并不多, 本文拟从这一方面作一探索。
一、革命前为争取独立民主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动员
20世纪初列强的深入侵华和晚清统治者的彻底妥协使中国完全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而19世纪后期清朝统治者为解决内忧外患而推行的“自强新政”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未作任何改良, 终未能使近代中国自强独立。对于如何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产生思想分歧, 维新派主张依靠清朝变法自强实现民主独立, 而革命派则认为清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
孙中山不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在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对清政府满怀希望而不遗余力地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候, 他在中法战争中中方不败而败后便产生了推翻清朝腐朽无能统治的革命思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予自乙酉 (1885年) 中法战败之年, 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1894年春他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受挫, 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思想。同年11月即日本挑起对华甲午战争并且清朝在水陆战场连连惨败之际, 孙中山创立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破产, 然而三年后清末新政的启动却又使尚未死心的一部分维新派欢欣鼓舞起来, 他们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视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 力主在中国进行立宪改良。然而一开始就并不看好新政的革命派则坚定地表达了他们的革命思想。曾宣传维新变法的章炳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彻底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 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他说“世有谈革命者, 知大事之难举”, 然而革命比立宪“犹易”。针对维新派“革命以后, 必将日寻干戈, 偷生不暇, 何能变法救民, 整顿内治”的担忧和疑虑, 章炳麟“反唇相讥”:“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 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 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 一人独圣于上, 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他指出革命才是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良药”。[2]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邹容也认为:“革命者, 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 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革命者, 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 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 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呼吁:中国要独立富强“不可不革命”。他指出, 革命“不仅驱除异族而已, 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而根本是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 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3]建立“自由独立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则深刻地指出:清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要想拒洋人, 只有讲革命独立, 不能讲勤王”。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主张把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对封建专制相结合, 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权利相统一。一时间民主革命的思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曾经的维新派代表后来的立宪派思想领袖“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始终执思想界之牛耳”[4](P6)“被誉为晚清舆论界骄子”[5]的梁启超也不得不附和了革命。[6]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上述民主革命思想既来自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 也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中外反动势力已完全勾结的严峻现实所决定, 既受到中国传统反专制思想的激励, 也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启发有关。[7]
二、革命中和民国初践行民主共和的探索和尝试
民主革命的思想不等于民主共和的实践, “知易行难”, 从民主革命的思想到民主共和的实践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而要实现这一跨越其首要的一条是需要解放思想。因此, 践行民主共和的实践必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革命派践行民主共和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是实行“五族共和”,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早在武汉光复次日起义领导人便议定“政体为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明确宣布“五族共和”的政策方针, 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这一政策也被坚持了下来,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在其大总统令中重申:“现在五族共和, ……蒙、藏、回、疆各民族, 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4](P11)民国政府还特别制定《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保障各族平等共处。
革命派践行民主共和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把中国从帝国初步改造成为民国, 以法治代替人治, 实行政党政治, 以民主取代专制。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重视通过法治建设民主共和国家, 颁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一系列律法, 初步形成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体的大致法律框架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治政体。[8]临时宪法《临时约法》规定了“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 以主权在民否定了君权神授, 并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原则, 由国会行使立法权, 总统行使行政权, 最高法院行使司法权, 三者相互制约。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后, 参议院也于1912年1月28日成立, 体现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 后为防止袁世凯独裁专制又进一步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草成的《天坛宪草》 (1913年10月31日草成) 虽一定程度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但也仍坚持了《临时宪法》的民主立宪原则。民国实行政党政治, 政党在国会中进行竞选和政治竞争, 而民初大小政党有312个。[9]《临时约法》规定:人人享有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革命前1908年资政院、咨议局选举的覆盖面仅占全国人口的4%, 而到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省国会议员选举登记选民已达当时全国人口的10%, [10](P21)1912年12月“神州大布衣”向岩甚至自认比前任大总统孙中山和现任大总统袁世凯都强而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 这些数字和事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民初政治民主的范围和程度。“天赋人权, 疍属平等”, 即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亦“均许一体享有”“国家社会一切权力”, “毋稍歧异, 以重人权, 而彰公理”。民国政府还欢迎报纸监督政府, 评议时政。民初报馆曾达500家, 发行量4 200万份, 平均每10人就有1份报纸。[10](P21)
革命派践行民主共和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大力支持私人资本的发展。民国政府制定了有利于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 即使在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为争取民族工商业者支持也实行了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以天津民营机械制造厂为例, 1911年前还不足10家, 到1912年就迅速增加到130家。[11]当时全国资本结构和经营方式呈现出“国家资本退、私人资本进;官营减、民营加;民族资本增、外国资本减”的特点, 形成“经营方式由官营为主转变为民营为主”的格局。[12](P128-129)
革命派践行民主共和在社会方面的表现是破除了封建制度的禁锢, 促进了社会的近代化。辛亥革命打破了男女不得同校和除教会办学外不得私办高校的禁令, 商人捐资所办大学占到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并引领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民初政府扩大了教育对象范围, 学校数量仅民国元年就比革命前的1909年增加“近28 000所”, 在校生增加“近130万人”。[13]在教学内容中进一步加大了科学知识的比重, 推行“四育并举” (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美感教育) 的国民素质教育, 重视社会教育和学生个性发展。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从事各种社会职业, 或从政, 或从医, 或从艺, 女工人数越来越多, 据蒋美华的研究, 女工人数在1894年前约有3.5万人, 占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35%, 到1914年前已达23万人, 占到全部产业工人 (不含矿山) 人数的37%, [14]而从教则成为知识女性最普遍的职业。民国政府既实行婚姻自主自由又禁止早婚, 废除了带有封建等级特征的称谓、礼仪和服制, 代之以体现政治地位平等的称谓、礼仪和服饰,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正是因为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进一步解放思想, 努力践行自己的革命理想, 才使晚清近代化夭亡[15]之后中国的近代化得以重启和继续。
三、革命受挫后扞卫民主共和的思想斗争和新探索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 初步建立了共和立宪政体, 但政权却最终落入北洋势力手里, 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但不能据此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由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方共同促成, 应该说袁世凯等北洋旧官僚也是革命阵营的一部分, 因此不能认为革命后政权落入袁世凯及其继任者手里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也本非辛亥革命的目标, 以是否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来衡量和判断辛亥革命是否成功是后人对前人的苛求。辛亥革命有自己的革命纲领并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纲领, 当然结果不很理想, 甚至没有完成自我规定的革命任务, 平均地权仅限于城市, 思想上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 民主共和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 袁世凯甚至在准备复辟帝制, 因此虽不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但说辛亥革命遭遇挫折还是比较恰当的。
为扞卫民主共和的革命成果, 革命派与袁世凯等北洋旧势力在政治上进行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一步步破坏民主共和不断加强独裁专制, 在思想文化领域倒行逆施尊孔复古, 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发起新文化运动喊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帝制, 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当时中国“一切的黑暗”, 同时提倡“民主”和“科学”,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6]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击和影响之下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中华民国至少在形式上保留了民国的招牌, 而这正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受挫后为扞卫民主共和而进行思想斗争的重要成果。
辛亥革命本身已是一次思想解放的革命, 而它“打倒了君主专制”又“带来思想解放的环境。”[12](P130)“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7], 新文化运动则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便不可阻挡[18], 个别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继续探索, 终于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找到了前行的指路明灯。就在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反对封建复辟而进行思想斗争和探索救国救民思想武器的时候, 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 建立了“庶民”的国家政权, 这使得苦苦求索而屡遭挫折的辛亥革命者大受启发, 从师法北美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转而关注东欧俄国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劳工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希望中国迎接新的革命潮流, 他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必胜,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思想武器开始被引进中国,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后来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从这一点来看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实在重大而深远, 它改变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挽救了多难中国的历史命运,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新文化运动正是革命者在辛亥革命受挫后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斗争和探索的努力和表现, 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探索的新的伟大成果。如果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 [19]那么完全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指导思想, 而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是中国的革命者不忘初心、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品格。无论过去的革命建设还是当代的改革开放唯有不断探索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可能取得成功,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辛亥革命是重要的思想解放的革命, 革命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和任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与时俱进, 终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中国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 为彷徨于历史十字路口的苦难中国发现了可供选择的新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发现和选择引导中国走向了今天的民族复兴和繁荣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攸关中国历史命运生死存亡的重要转折点,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转折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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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A].蒋世弟, 吴振棣.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319-321.
[3]邹容.革命军[A].蒋世弟, 吴振棣.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324-325.
[4]郑大华.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J].教学与研究, 2011 (9) .
[5]栾梅健.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9) :109.
[6]许纪霖.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 2011 (5) :143.
[7]黄克武.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 2012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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