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治边思想的历史地位

　　摘要：本文通过清代历史人物姚莹对边疆形势与世界史地的考察与研究，揭示姚莹治边思想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姚莹治边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姚莹；治边思想；历史地位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晚年因以“十幸”名斋，又自称幸翁。安徽桐城人。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列强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中国边疆的渗透，边境不断告急，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批有识之士感于国家的安危，开始关注实事、考察边疆形势，探讨御敌之策。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姚莹从嘉庆年间就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了解海外情事，并以亲身实践，留下了一些成果。在广东的幕客生活和长期的为官经历使得姚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他积极投入边疆形势与世界史地的考察与研究之中，敏锐地觉察出边疆问题的严峻性，并前瞻性的提出御敌之计。可贵的是，姚莹不仅有经略边疆的思想，更有经略边疆的实践。他把一套治边的思想运用于解决边疆内乱和发展边疆经济以及抵御周边国家和外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上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近现代治边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透过姚莹经略边疆的实践和思想，不难看出，姚莹既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位爱国官员，还是一位知名学者；既是一位睁开眼睛开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更是一位在抵抗外侮与团结边疆兄弟民族方面取得了辉煌胜利、做出了重大成就的经边政治家，他和李兆洛、徐松、逃壵等人一起，是清代最早关注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而在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颇具代表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姚莹以自身的实践，书写并丰富了清代的治边思想。总体而言，姚莹的边疆经略既是清朝传统治边理念的体现，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使清朝治边思想在传承中得以创新，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

　　

　　

　　作为关心民瘼、有志改革时弊的有识之士，姚莹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及思潮，具有鲜明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魏源《圣武记》刻本，就在关于西藏史地的三篇《国朝抚绥西藏记》、《西藏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的篇末，附录了姚莹《康輶纪行》的有关内容；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黄沛翘《西藏图考》中，也收录了姚莹绘制的《乍雅图》；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的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也收录了姚莹“乍雅使事始末”纲目。可见，姚莹的治边思想实践和边疆史地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出于“边徼多事”之秋，姚莹关注边事，防备边患，不顾个人利益，以民族利益为重，置身边陲，实地考察，悉心研究边疆史地与现状，并以亲身实践打败外国侵略，其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贯穿始终。可见，姚莹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既是一员可以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又是一位能够披挂上阵的干员。

　　

　　第二，姚莹了解外情，筹备海防与陆防，反对侵略，期以制夷。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呼应，姚莹多次提出“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是反对外国侵略思想的明确表示。他提倡开眼看世界的趋势，一定程度上的学习西方，从而架起了从传统思想走向近代思想的一座桥梁。这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睁眼看世界”的层面，而是有上升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高度；至于姚莹的《康輶纪行》，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

　　

　　第三，姚莹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批判顽固守旧、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宣扬变易、进化思想，倡言“更法”与“改革”,这就给“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带来清新空气，具有启蒙意义。

　　

　　第四，姚莹面对英、俄等的侵藏野心，进行了揭露与大场疾呼，是清末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西藏边防隐忧的有识之士之一。姚莹关注边政时局，对边疆地区，尤其是干戈叠起的东南边疆、危机暗蕴的西南边疆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英人侵藏之前三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防备计划。联系到后来1877-1886年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一系列筹藏、御外言行，以及1888年、1903年英国的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姚莹的呼吁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为可贵。

　　

　　第五，姚莹多次提出，英、意、德等国了解我国的情况，而我国却对外国缺乏了解：“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控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矣”.[1]他对此十分痛心，但是，只要我国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那么，抵御外来的干涉与侵略是毫无疑义的，魏源曾引用《瀛寰志略》说：英吉利藑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虽与闽广之台湾州相若，即使尽其活土，而地力之产能几何？“[2],姚莹更是指出英国”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苟能知其虚实与要领，何难筹制驭之方略乎“[3],表现出必胜的民族自信心。

　　

　　第六，姚莹等兴起的经世致用作为近代出现最早的社会思潮，对整个19世纪我国历史的演化产生着极在影响，它为西学在中国大传播架起了桥梁，并且为相继兴起的洋务维新思潮准备了虽不丰富但却十分必要的思想资料。[4]

　　

　　

　　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姚莹等人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认识性错误和知识性错误）。表现在：

　　

　　第一，经世派人物虽然促进了夷夏观念的大演变，但是，在他们意识里，华夷观念仍然浓厚，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对自己视之过高，自大之情溢于言词，而对外来诸夷，则一概贬之若犬羊，对于其国名、人名、船舰名一概加口字旁以示警告和蔑视，这是不足取的。

　　

　　第二，他们揭露社会的弊端，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这个社会，而是谋求改革，使这个社会长治久安，至少使它不至于灭亡。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包括《易经》的变易观，《孟子》的民本思想等。其本质仍是一种封建的思想体系，”药方只贩古医“[5],并没有跳出封建思想大樊篱。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趋势虽然是它染上某种程度近代色彩，但它反映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志趣和愿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应变武器的一种积极努力，也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最初尝试。[6]

　　

　　第三，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既有维护国家主权的领土完整的一面，又有防范人民的一面，总体上是封闭自守的。尤其是晚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很有争议的。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忽视了某些重要的方面，过分强调维持既存制度精神而忽略了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内部矛盾的某些方面，如对经济的考虑，对边疆的开发也少有见解。

　　

　　第四，经世派的边疆史地研究是在外侮日逼的刺激下被动地将目光投向世界的，毕竟，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中国人认识世界经历了一个艰辛与曲折的漫长过程。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于美国，则更是知之甚少，甚至误认为土耳其是美国的属地（实际上，林则徐的西方知道也不多，在其同时致英王的信中仍相信当时颇为流行的大黄、茶叶制夷论）；魏源在介绍美国时，不仅误认为美国”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遇义愤，请效施驱“[7],是友谊之邦，看不到其侵略野心，等等。同样，姚莹在鸦片战争中而对道光帝对英国的发问，姚莹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

　　

　　尽管这样，从本质和主流看，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松、姚莹等兴起的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思潮以各种形式体现在了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学术、政治、风气的变革，对以后的社会历史进程起到推动的作用，是爱国的、进步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潮流，而姚莹以自身最大努力为边疆民族的安定团结和揭露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图谋做出了贡献，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参考文献： 

 

　　[1]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M].文海出版社，770. 

　　[2]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346. 

　　[3]姚莹.康輶纪行：卷12[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3488. 

　　[4]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513. 

　　[6]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38. 

　　[7]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