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之间的“情报战” 本文关键词：鸦片战争，浅析，中英，情报，时期
浅析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之间的“情报战” 本文简介：摘要：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基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外闭关锁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于对夷情、夷事的了解,情报观念淡漠,致使情报搜集粗简,分析、预判失措,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而英国深知情报对于战争的意义,多方搜集,严密分析,合理预判,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浅析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之间的“情报战” 本文内容：
摘要：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基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对外闭关锁国, 以“天朝上国”自居, 不屑于对夷情、夷事的了解, 情报观念淡漠, 致使情报搜集粗简, 分析、预判失措, 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而英国深知情报对于战争的意义, 多方搜集, 严密分析, 合理预判, 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关键词：鸦片战争; 清政府; 英国; 情报;
正如魏源所讲:“不悉敌情, 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 不可以筹远。”情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鸦片战争时期, 中英之间应不同的情报观念, 对情报搜集的精密及对情报分析、预判的迥异, 严重影响了鸦片战争的走向。笔者试从情报观念之淡漠与热衷, 情报渠道之粗简与精密, 情报预判之错失与果断, 情报影响之失利与收获四个方面, 浅析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的“情报战”。
一、情报观念之淡漠与热切
鸦片战争时期, 中英双方因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对外政策及相应“华夷观念”、民族心态的迥异, 导致了双方对彼此探寻、贸易、掠夺欲望的霄壤, 进而促成了双方对情报工作的不同观念。
(一) 清政府情报观念之淡漠
中国自古以来便注重农业立国, 重农抑商。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 不需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 对外通商也主要是天朝施之于他国的恩惠, 正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 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澳门开设洋行, 俾得日用有资, 并沾余润。”在此经济基础之上, 为防御西方殖民者浮海东来的殖民扩张, 防范汉人与殖民者勾结联合反清, 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实行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闭关政策”。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上国”意识及华夷观念, 把周边邻国皆视为夷狄, 把西方进步文明斥之为奇技淫巧, 不齿于与他们交往, 更不屑于去探寻、熟悉他们生活的世界。因此, 鸦片战争前, 甚至鸦片战争中, 一直没有注重对情报的搜集和有效利用。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说:“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 则必曰多事”, “以通市二百年之国, 竟莫知其方向, 莫悉其离合, 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二) 英国情报观念之热切
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较早的英国, 更加注重商品贸易, 热衷于殖民扩展、殖民掠夺。通过早期的殖民战争, 打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 18世纪后期最终确立了海上殖民霸主地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 英国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日益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经过多年殖民战争历练的英国, 深知情报对于远洋作战、陌生环境下作战的重要性, 便早早着手情报的搜集工作。马嘎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安德逊写了《英使访华录》, 马嘎尔尼出版了他的日记, 巴罗撰写了《中国旅行记》, 亚历山大绘了大量画图, 还有许多使团成员写过中国见闻方面的文章和书。这些书和文章以亲见亲闻形式介绍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情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澳门月报》对中国的论论述进行了记述, 月报对中国土地之广阔, 历史传承之久远, 法度延续至不断, 兵民数目之统计, 枪炮武器之分析, 文化汉字之解读, 清政府对外人外事之态度等进行了客观详细的记录。不难看出, 英国在战争爆发前, 已搜集了中国沿海的地形、气候及清军作战能力等情报。因此, 战争一开始, 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作战, 早已成竹在胸。
二、情报渠道之粗简与精密
基于对情报重视程度的不同,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对情报的搜集工作花费悬殊的心力、物力、人力, 使得中英双方在情报搜集渠道上呈现出粗简与精密的特点。
(一) 清政府情报渠道之粗简
清政府的情报渠道大致有三, 一是外商的传闻及通风报信。比如1840年2月, 林则徐听到澳门葡萄牙人在传闻, 英国将从本土及印度各调军舰12艘来华;1840年4月, 美国领事禀林则徐, 告以本国及英国报纸载, 6月份英国将封锁广州港, 要求尽早让美国船入口开舱。二是行商的信息传递中转。行商除包揽进出口贸易外, 还要充当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中介, 如外人在广州居留与活动, 要由洋商负责照管监督;遇有外事交涉, 也要由他们经办。因此, 他们间接起到了情报搜集的作用。林则徐广州禁烟期间, 行商对鸦片趸船、鸦片走私及鸦片商人活动等信息的传递起到一定作用。在律劳卑来华事件中, 两广总督卢坤第一时间派行商去打听他的来华目的, 并命令通事和行商详明开导, 也充分体现了行商的中转及信息情报的传递工作。三是林则徐等探寻与学习。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 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日报》, 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 组织人员翻译《世界地理大全》, 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及《华事夷言》等;搜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
(二) 英国情报渠道之精密
与清政府的情报来源相比, 英国对情报的搜集更加主动、更用心, 情报渠道更广泛, 情报更精密。
一是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在浙江, 汉奸陈秉均常在各处茶馆探问军情, 报告给郭士立;汉奸方锡洪供称:“每日都有汉奸许多起, 在夷人处报官兵信息, 得受洋钱”;汉奸虞得倡也供称, “夷人所用汉奸, 各处打听信息, 日日有报, 或数十起, 或一二十起”。情报内容包括清兵“虚实”、兵员数额、兵丁号衣式样, 何处有埋伏, 何处兵勇强健、官员姓名年貌以及某处某人是富户等。
二是传教士借传教搜集情报。英船阿美士德号上德籍传教士郭士立 (Charles Gutzlaff) 化名甲利 (教名Charles的译音) , 充当翻译兼医生, 在沿海口岸以替人治病为名, 进行调查和传教活动。还有马礼逊、马儒翰等。
三是军事侦察。英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中国沿海, 从1832年2月26日直到9月5日, 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对南澳岛、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山东、朝鲜、琉球等地进行侦查, 搜集了大量机密情报。对于沿途河道和海湾进行测量,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绘制成详细的航海图;对各地的军事情况作了认真侦查。如胡夏米对南澳进行侦查后, 这样向公司报告:“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 一半位在广东, 一半位于福建, 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住所。在他的指挥下, 共有军队5237人, 其中4078名属广东, 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 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 是很可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 据我们所见, 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 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 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 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 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 上面并未架炮。”此外, 英军每次作战前都会进行实地勘察。
四是通过洋行的信息传递中转等。
三、情报预判之错失与果断
基于上述中英双方对情报观念的淡漠与热切, 情报搜集及情报渠道的粗简与精密, 致使双方对情报的分析、预判及基于情报的决策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一) 清政府情报预判之错失
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由于对情报的重视不够, 对获得的有限情报并没有进行精确求证, 认真推敲, 因此在情报的利用上要么以讹传讹, 要么出现错误判断。
一是对“边衅”错误之估计。在广州前线的林则徐也认为:“该国以七万里之遥, 其主若臣未必周知情状, 今他国通商如旧, 而英国独停, 若该国查察情由, 系因图卖鸦片, 抗违天朝新例, 则内而自知理曲, 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 以自坏其二百年来之生计也。”当英国国内正紧锣密鼓地制造战争舆论, 进行着战争的准备时, 林则徐却一无所知, 直到鸦片战争前, 林则徐仍然不相信英国敢于大举侵华。
二是对英军进军路线的误判。牛鉴断言:“由吴淞而入扬子江, 逆夷虽有内犯之言, 然相距数百里水程, 亦不过虚词恫吓, 臣是以反复体察, 逆夷不犯内河, 竟属却有把握。”由于对英军战略意图的误判, 而忽略了长江下游分防务, 致使英舰如入无人之境, 沿着长江上驶。
三是对英军不善陆战的误认。江苏省总督豫堃, 在其给皇帝的一份令人鼓舞的报告中宣称, “ (英国人) 身体僵硬, 双腿笔直。腿上穿着衣服, 几乎无法自由伸曲。一旦跌倒, 无法站起。对于陆地作战来讲, 这是致命的”。
四是对“汉奸”参战的夸张。清朝统治者大肆渲染汉奸参战, 在奏报和谕旨中反复宣传:战争失利, 都是因为汉奸充斥, “助逆肆凶”造成的, “所有各处失陷之由, 皆系汉奸作为内应”, 逆夷“无一处不勾结汉奸, 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 为之致死, 此其所以逞凶肆逆, 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过分夸张汉奸对抗战的破坏作用, 以推脱战败的责任。
(二) 英国情报判断之精准
与清政府不同, 鸦片战争时期, 英国各方搜集情报, 在统筹分析预判的基础上, 合理制定战略方针, 精心设计战术。
一是战略方面。英国派遣中国远征军之前, 巴麦尊外相就整个的作战方针做出了明确指示, “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 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 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后来英军的进攻路线, 基本按照这一方针进行。英军避开广州北犯是在执行预定的战略部署, 并不是因为林则徐坐镇广州及其防务的严密,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以有精深论述。
二是在战术方面。英军利用搜集的情报, 借助汉奸引路, 创造性地进行了战术设计。茅海建认为:“英军的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 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 抢占制高点, 辅以野战炮兵, 次第攻击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 连续作战, 各个击破, 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 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此外, 英军“扬子江战役”计划的核心, 攻打漕运枢纽镇江、截断大运河, 与英法七年战争中封锁法国所有的沿海城市, 几乎使法国的商业贸易濒临崩溃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情报影响之失利与收获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学者更多注重了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 政治制度的落伍及吏治的腐败等, 其实情报对近代战争影响至关重要。鸦片战争失败后, 魏源痛切地指出:“同一御敌, 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 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 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 利害相百焉”。他认为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外请。姚莹也于战后指出:“海外事势夷情, 平日置之不讲, 故一旦海舶猝来, 惊若鬼神, 畏如雷霆, 夫是以偾败至此耳”。不可否认, 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对情报的搜集、分析、利用不够, 严重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英国多方搜集情报, 合理分析预判, 统筹制定合理的战略方针, 创造性地设计战术, 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第99页。
[2]《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 《东华续录》 (王先谦著) 乾隆朝一一八。
[3]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1517—1840) 》,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第360—368页。
[4]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 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第106—107页。
[5]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2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第122页。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第112—116页。
[7]《两江总督年鉴奏为江苏洋面静谧现仍遵旨严防折》,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4册, 第355页。
[8]转引自: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 弗兰克·萨奈罗著, 周辉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三联书店2005年8月版, 第110页。
[9]转引自郑剑顺:《晚清史研究》, 岳麓书社2004年1月版, 第99页。
[10]《筹办义务始末》 (道光朝) 三, 卷四十三, 中华书局1964年版, 第1300页。
[11]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1517—1840) 》,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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