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活动的成因及影响 本文关键词：鸦片战争，汉奸，成因，时期，影响
研究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活动的成因及影响 本文简介：摘要：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因内政失修而产生,它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复杂的关系,折射出了清政府进行鸦片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也暴露了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汉奸问题;鸦片战争;失败原因; “汉奸”一词,《辞海》上释义为&ldquo
研究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活动的成因及影响 本文内容：
摘要：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因内政失修而产生, 它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复杂的关系, 折射出了清政府进行鸦片战争的目的和性质, 也暴露了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汉奸问题; 鸦片战争; 失败原因;
“汉奸”一词, 《辞海》上释义为“原指汉族的败类, 现泛指中华民族投靠外国侵略者, 甘心受其驱使, 出卖祖国利益的人”[1]。如果说汉奸有古代意义和近世范畴的区分的话, 那么鸦片战争战争时期则是古老中国遭遇近代汉奸问题的第一次。笔者曾在《论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活动的特征》一文中对当时汉奸问题的产生、汉奸活动的内容和特征及其对鸦片战争进程的实际影响作了初步的梳理。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活动的成因、汉奸问题的结局及其折射出来的鸦片战争性质等问题。
一、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成因
笔者认为,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实质, 说到底仍是一个内政失修问题;是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内部危机在整个民族对外斗争时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 是该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不统一、存在严重分歧和迷雾重重时的危机信号, 是民族的精英们、民族的统治者们该思考一下用什么样的新精神、什么样的新理想去团结一个即将溃败、散乱的民族, 重新恢复其故有的強大凝聚力时的警钟。具体原因述説如下:
第一, 吏治不修、吏治腐败是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王朝的吏治已经腐败不堪。整个官僚集团贿赂公行, 贪污成风。吏治的腐败和荒芜, 集中体现在司法腐败方面。道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包世臣揭露广东省司法腐败时説, “省垣两县案件繁多, 胥吏择肥, 任意牵索, 羁押班馆, 人常数千, 痩斃者日有数 (5, 離省较远之高廉各郡, 渡琼商旅, 每有指为匪徒, 飞禀省府, 委员扶同, 遂成冤獄”。昏官污吏把司法断狱变成了自己日常勒索钱财获取财富的工具, 而对于真正的盗贼, 他们却无能为力, 常常是“勾结蠧役, 买盗报功”[2]。吏治的腐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社会严重的官民相仇和遍地的伏莽莠民现象。从而造成汉奸活动勃然兴起的社会民众基础。
第二, 沉重的封建剥削导致的民不聊生是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鸦片战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沉重。特别是政府征收赋税沉重。譬如“三吴古称财赋之区, 然八府四州, 幅员不及千里, 而上供恒倍数省”, “此皆毕大吏之智能, 极下吏之喘息, 而竭闾阎之膏脂者也”[3]。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 广大农民群众陷于极端贫困、卖妻鬻子的悲惨境地, 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鸦片战争中各地穷苦农民纷纷趁机发难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如在广州, 虎门失守之后, “各处会匪, 趁机扰害, 或千人, 或数百人, 白昼抢劫村庄。闻番禺李邨、大石等处, 杀伤事主之案, 不可胜计;此皆逆夷围攻省城, 官兵不暇兼顾所致也”[4]。在浙江, 余姚县志云:“九月五日, 夷舶入姚江, 旋退出境。沿海盗起, 坎墩诸莠民, 肆行劫掠, 胜山及西鄉等处应之”。而汉奸现象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民族群体内部的一种向恶性方向的发展或挣扎。
第三, 对东南沿海地区民风渐变长期失察和疏忽于利导是汉奸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商人从明朝末年来到中国, 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虽然从1757年以后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但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却从未间断过。这种长期的海外贸易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浸染, 使东南沿海地区社会风气逐渐开化, 封建伦理观念和道德秩序日渐颓废, 为封建统治下的臣民倾心附夷充当清政府对立面的汉奸大开道德缺口。龚自珍早在战前就发现了东南沿海地区风雷未至、世风不古的隐忧。他说, “開闢以来, 民之骄悍, 不畏君上, 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 以九重天子之尊, 三令五申, 公卿以下, 舌敝唇焦, 于今数年, 欲使人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箠祖父之世宙也”[5]。
第四, 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官民之间矛盾的利用是汉奸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侵略者就已经发现了中国社会官民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 “只要迅速地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以致命的打击, 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 一切就都完了。给征服者以抵抗的只有一部分军人、贵族或富人, ……至于和平的农民和工人则对于战争既全不为意, 对于谁胜谁负也无所偏倚”[6]。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也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而采取行动的.如英军到达广州封锁珠江口外之时就开始了其争取民心的活动;在浙东地区, 英军占领宁波后“遍贴伪示, 劝令开张店面, 并搜括富戶, 押人勒索, 其附近城邑, 贫弱小戶, 复禁止黑夷骚扰”[7]。在上海, 英国侵略军还“将官仺谷石, 支给民食, 并张贴伪示, 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 最愿彼此和睦, 广开通商之路”[8]。应当说英国侵略者实施分化战略, 恰好地利用了中国官民之间矛盾, 是当时汉奸现象产生的又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二、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民族斗争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反映了当时鸦片战争复杂的面貌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基本上还是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统治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道光帝在其上谕中就曾说过, “其从逆汉奸, 原系穷蹙愚民, 或以生计维艰, 为利所诱遂至甘心从贼, 暂饱身家”[9]。魏源在《海国图志》里亦説, 汉奸在平时, 于沿海是“械斗之民也, 烟盐私贩也, 海盗也, 渔艇蛋户也”;在内地则是“回匪也, 盐匪也, 捻匪, 红胡匪曳刀匪也”, “官吏切齿为乱民, 有事则目为汉奸”[10]。可以说当时汉奸问题的本身就具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这两个方面的属性或内容。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民族斗争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首先, 鸦片战争为农民的反抗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前所述, 广州虎门失陷之后“各处会匪, 乘机扰害, ……此皆因逆夷围攻省城, 官兵不暇兼顾所致也”;在浙江余姚, 英军入姚江, “沿海盗起, 坎镦诸莠民, 肆行劫掠, 胜山及西鄉等处应之”。其次,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以给英军提供食物、收集情报、指引道路甚至直接加入英军方面作战等等汉奸活动形式表现出来。在江苏镇江, “闻助逆汉奸, 大半为淮南盐枭”[11]。在南京, “夷船大至金陵城下, 而官绅以牛酒迎犒者, 交午江中, 小民以薪蔬刍豢上船与市者, 日以千百为 (5”[12]。正如包世臣所言, “从来官民相仇, 皆斥掊克”, “闽粤江浙之已事, 近贼者输心导引, 远贼者聚党抢夺, 是伏莽莠民, 未必仅在并海也”[13]。当然, 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压迫了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限制了其展开。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 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矛盾还沒有完全压倒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也不是截然两相对立的事物, 因此封建统治阶级除了減免商业负担、组织乡勇、水勇之外再也沒有对人民作过什么让步;而民族的主体———人民在当时也表现为沒有觉醒的状态: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们大多数还象旧时逃避战祸一样远远出城逃亡, 如镇城竹枝词里所云:“仓皇百姓尽逃奔, 垢面蓬头出北方, 一路悲啼声不绝, 纷纷逃难到乡村”[14];或是毫无畏惧地在旁观战, 如扬威将军奕经所云, “百姓男妇, 毫无畏懼, 从旁指点嬉笑, 竟不知是何肺腑”[15]。或是如坎镦胡八、胡九之类木棉农户乘机而起进行反封建斗争, 或者是如本文所述的依附于英国侵略军充当苟且于眼前“暂饱身家”的汉奸。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在形式上是民族斗争———在民族斗争的紧张时期捉襟见肘的封建统治阶级可能会把自己民族中的一切异己力量都视作汉奸;而在内容或实质上却是阶级斗争的———在鸦片战争中无论是倾心附夷的“穷蹙愚民”, 还是趁机揭竿而起的“坎镦莠民”, 他们之所以都表现出同封建统治离心离德, 是因为封建统治在战前本来就不得人心。
三、汉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政府进行鸦片战争
的目的, 折射出了清政府进行鸦片战争的性质和战争失败的原因
首先, 清朝政府对英战争的目的始终缺乏人民性, 缺乏能号召和引导人民自觉参加卫国战争的内容。清朝政府特别是其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之所以最终下决心, “大申鞑伐”, 对英用兵, 是因为逆夷“要求过甚, 情形桀骜”, 大非道光帝初派琦善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的本意, 大失清廷所谓“国体”。因此, 道光帝进行战争目的是惩办桀骜不驯的英夷、恢复传统的中外关系体制。两江总督裕谦在道光帝“眹志已定, 断无游移”情况下, 也乘机进奏, 大讲其对夷人的勦抚方略, 説“从来外夷只知畏威, 不知怀德, 故驭夷必先勦而后抚”[16]。从内容和性质上直接把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缩小和曲变为勦抚桀骜不驯的反叛者的战争, 曲变为封建的宗主国对肆逆的藩属国之间的战争。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也沒有采取什么改良民生的措施, 实行人民战争路线, 以调动沿海人民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战争中, 清军在各地的指挥官或骄奢淫逸、乘机逍遙风光, 对战争采取胡乱应付的态度, 如奕山、奕经等;或单凭清军与敌死战, 把人民置诸脑后, 甚至敌视百姓、指民为姦的, 如陈化成、海龄等。因此, 鸦片战争仍是传统的封建王朝对外战争的性质。这场本来是正义的战争却由于清政府错误的战争政策而沒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到处都是清朝的正规军队———绿营兵和八旗兵在同英军作战, 清政府也全力依靠正规军对英作战, 所调军队远至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战争前就与清朝政府处在“官民相仇、皆斥掊克”状态的人民游离于战争的事外, 这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在战争中处中立态度, 或者另起反清阵线以及汉奸普遍活动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1842年8月29日, 中英双方终于在白门城下签订了《南京条约》。战争以英国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第九款明确规定:凡系中国人, 前在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者, 或与英国人有来往者, 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 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 謄録天下, 恩准全然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 亦加恩释放[17]。
这就是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结局。它使所有在战争期间倾心附夷的汉奸们的通敌活动在清朝这边的法律上得到了宽恕。它是一个标志, 说明在鸦片战争时期, 在战争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沒有站到清朝政府这一边;当然也就说明了, 在鸦片战争中, 腐败的清朝政府不仅仅是被自己的敌人———英国侵略军打败了, 而且也是被自己的人民———遍地活动着的汉奸们打败了。
参考文献
[1]辞海 (中) [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2132.[1]辞海 (中) [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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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 31, 80.[5][10]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 31, 80.
[6]广东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 1983.33.[6]广东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 1983.33.
[16][清]梁廷枏.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16][清]梁廷枏.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
[17]杨松, 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 1954.53.[17]杨松, 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 19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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