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关系的再问题化对近代国际关系进行反思 本文关键词：国际关系，再问，近代，反思
基于国际关系的再问题化对近代国际关系进行反思 本文简介：摘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着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
基于国际关系的再问题化对近代国际关系进行反思 本文内容：
摘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 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着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 作者发现：首先， 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 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 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 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 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关键词：基准时间； 国际关系史； 历史观； 国际关系理论； 话语分析；
Rethinking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nchmark Dates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re-problematize” the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nd to analyze how the current western orthodox benchmark date was accepted by China and whether there existed any other references of time that were accepted and us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en do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narration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turning points in th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theory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1911-1949） , the author finds the Thirty Years' War （ 1618-1648） and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were hardly regarded as the start poi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cholars' knowledge. The current universally accepted consensus haven't always existed in China but only emerged till 1980 s. Th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is a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author finds that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modern Europe served as Benchmark Dates in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such as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Vienna Conference, the German Unit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However, their different determinations of Benchmark Dates reflect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s they hold, such as realism, Marxism, nationalism and idealism. Fi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urope-centric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narration was formed in modern China in a gradual process, and thus the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cholars' research will offer possibility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to establish a new narra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Keyword:benchmark date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ical vi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iscourse analysis;
一、引言 近年， 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 （benchmark dates） 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期问题重新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 （1）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和乔治·劳森 （George Lawson） 批判被主流理论所确立的国际关系正统基准时间， 认为它们具有明显的现时主义 （presentism） 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而且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还与国家间战争及战后处理的时间高度吻合， 又反映出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分析严重地被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所束缚， 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史即诸大国外交史的叠加， 因而忽视了国际社会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和国际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内容。 （2） 正是在此意义上， 英国学派开启了修正或重塑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研究议程。
诚如巴里·布赞所言， 对基准时间问题的提出和对正统基准时间的质疑目的在于“开启而非结束一场辩论”, 对新的基准时间的设计旨在“刺激思考而非给出确定的结论”. （3） 基于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再问题化”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 本文通过梳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接受史及其背后的思想史意涵， 发现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 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不是一直存在的， 而是晚近才出现的， 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 存在于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多元的基准时间话语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 本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之下， 重新发现民国学人曾在国际关系史叙述中提出， 但在后来受西方理论影响而被边缘化或被淹没的那些基准时间， 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有益的启发。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所谓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一方面是指简化国际关系历史的手段， 其能够将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各个清晰可控的阶段；另一方面， 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也是存在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中的一套话语， 是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者或编纂者所认识的国际关系宏观历史过程中重要的临界点。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或国际关系史分期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英国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批判。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然在国际关系学界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时间标识和历史话语， 其影响范围不仅局限在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界， 同时还扩展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力也远超国际关系史本身的研究和编撰， 渗透到人们对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一般性理解之中。由此， 对国际关系史的分期和基准时间的反思， 首先便从威斯特伐利亚话语的意义及其是否能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史开端的问题展开。例如，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派代表约翰·霍布森 （John M.Hobson） 和史蒂芬·霍布登 （Stephen Hobden） 通过质疑以1648年为起点的固有的现代国家体系形成时间提出“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的价值。 （1）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改变欧洲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具体历史细节， 或是通过研究现代主权原则形成的问题， 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并不是一个开端或者结束”, 批判作为国际关系时间标识的1648年是一个超越各主流国际关系范式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或虚构的“神话”. （2） 而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 （Richard Little） 则从国际体系理论建构的层面， 将国际体系放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之中， 批判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识的现代国际体系的现时主义、非历史主义 （ahistoricism） 、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无政府偏好 （anarchophilia） 和国家中心主义 （state-centrism） 的特征， 进而消解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 （1）
相对于西方学者的争论与反思， 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问题却一直被大多数当代中国学者所忽视， 只有少数学者在介绍或参照英国学派的过程中涉及国际关系史分期问题和“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问题。 （2） 例如， 刘德斌在介绍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研究中， 也曾反思其主编的《国际关系史》部分地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 （3） 另外， 王申蛟针对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 提出应关注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 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且应克服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4）
另外， 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和书写的实践上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即普遍采取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开端， 并以战争及战后国际体系的安排作为标准的分期方法。王绳祖所主编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书写的时间上限便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指出其原因在于它是“欧洲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矛盾和国际战争的先例， 对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 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其他基准时间则与西方学界在研究和教学中所普遍使用的那套“正统”基准时间相近， 集中在以欧洲国际社会为中心的历次重大战争及和谈的标志之上。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已经普遍接受并内化了基于战争与和平、霸权争夺与国际体系变迁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正统基准时间。
总之， 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研究中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正如巴里·布赞指出的， “国际关系学者在对这些基本时间点进行选择和机制化的时候， 很少进行系统的思考”;同时， 在并没有进行反思的情况下就在传播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 （6） 但是， 不同于巴里·布赞所针对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语境，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和教学中所使用的基准时间很大程度上是近几十年随着西方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的产物。那么就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自身语境而言， 超越巴里·布赞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学者应该追问当下西方这套国际关系的正统时间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在此之前，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是否存在过其他的基准时间？
基于这样的问题， 本文将视线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长时段的国际关系学术史， 重新回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际关系史书写的文本之中。通过对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和基准时间的分析， 本文发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话语的正统基准时间在中国的形成、传播和内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
之所以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是因为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起来。在教学层面， 近代中国知名大学在政治系和历史系中已开设了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课程， 例如北京大学由张忠拔开设的西洋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燕京大学由坦康开设的外交史， 由徐淑希开设的西洋外交史， 由洪煨莲开设的远东近世外交史等；清华大学由蒋廷黻开设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武汉大学由时昭瀛开设的中国外交史， 由缪培基开设的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和欧洲外交史等课程。 （1） 在研究成果方面， 近代中国学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着作， 或者在其理解和论述国际政治现象与规律的过程中大量借助了国际关系的历史方法与视角。然而， 这些近代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论述却被后人所忽视， 对于包括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在内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史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对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描述阶段， 少有细致深入地对这些文本进行内容上的梳理与分析。 （2）
而之所以需要深入这些历史文本内部， 不仅是为了展现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水平， 追溯中国本位的国际关系学之历史传统；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研究本身作为“文本”, 反映了时中国学人对于“国际”和“外交”的历史理解， 展现出近代中国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观念的演进， 同时折射出近现代国际规范在中国的传播史与接受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巴里·布赞试图将不同的基准时间进行分级并使其与线性的划分历史时期相区别， （1） 进而通过重新修正嵌套和集合式的基准时间来建构新的理论。但是， 本文不同于理论建构的导向， 而是旨在通过发现民国学人在国际关系史叙述中重要的时间标志或转折点来揭示民国学人的国际政治观念， 故并不存在基准时间点之间的嵌套与分级问题。因此， 在操作过程中笔者没有将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期进行严格的区分。一方面， 基准时间使我们能够将历史划分为各个清晰可控的阶段， 并成为国际关系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 不论是基准时间还是传统的历史分期， 它们都是研究者或历史书写者出于某种理论或目的将历史简化的手段， 同时也是研究某一时期关于国际关系演进的观念史的标的物。
三、话语分析与作为文本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 在近代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进程中， 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知识传播与生产在中国接受、内化和重塑近代国际规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时，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的知识便开始传入中国。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学来说， 其知识的主要形式便是国际法与外交史。 （2） 相应地，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 除了对当时各国状况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外， 也主要限于国际公法和西方外交史两个领域。 （3） 到了民国时期 （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 , 随着作为独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欧美和中国先后建立， 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的书写与编纂在中国的发展加快， 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界与外交界理解国际关系和现代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中国学人研究与编纂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着作本身， 对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 亦构成了考察近代中国国际化进程、国际政治思想与外交观念的重要文本。
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存在着一系列作为历史话语的基准时间。所谓话语， 实际上是指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 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 （1） 之所以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本质视为历史话语， 是因为其在历史编纂和叙述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框架， 框定了有关国家间关系历史的时间与空间， 进而决定了国际关系史的叙述结构和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历史观念和理论思考的方向。一方面， 作为宏观历史过程中临界点的基准时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时间， 其节奏不同于均匀流逝的自然时间， 而是在“转折点 （crisis） ”与“展开 （development） ”之间时慢时快。 （2） 例如， 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史编纂过程中， 战争间歇期的历史可能一笔带过， 而大量的笔墨停留在战争起源、过程和解决的问题之上。而基准时间所指示的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历史节奏的快慢问题， 本质上是和历史学家或编纂者的理解密切相连的。例如， 当代国际关系史叙述中“从1648年直接跳到1919年的做法”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世界史和法学最为关注的所谓“漫长的19世纪”有着明显的差异。 （3）
另一方面， 由于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历史一样， 需要在地理上根据其空间分布而得到安排， （4） 因此作为话语的基准时间为历史叙述提供了规范， 借以观察客观现实， 仅有被纳入框架的实景才能构成历史空间， 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组成部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在近代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主流的叙述框架， 这一框架进而构成了中国学人对国际政治世界的认知边界。如周鲠生指出， “近代国际政治以欧洲政治为中心；欧洲外交向为世界政治之主动因”.故“讲外交史， 以欧洲外交为研究的中心点， 由此点出发并及于世界全局政治关系， 实为当然之事”. （5） 从民国时期的研究文本上看， 凡题为“国际政治史”“国际关系史”或“世界外交史”的论着大部分指涉欧洲国际社会， 即使一些着作中出现了其他地区的叙述， 其篇幅亦极为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 受到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的学者普遍有意识地将第三世界与殖民地的历史纳入国际关系史， 从而扩展了现实主义史观下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空间。
基于对基准时间的本质是建构历史叙述的一套话语的认识， 本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基准时间的分析也必然采用话语分析方法， 其强调把一定的语言和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下， 考察社会关系中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竞争， 并对其具体的语言使用互为文本的分析。 （1） 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含有基准时间话语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不同文本， 考察多元的基准时间话语与其背后所指向的国际政治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并且将作为文本的国际关系史叙述放置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语境之下， 一方面分析国际政治现实对于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诠释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形成对于近代中国接受与内化国际规范的作用。
从文本的范围上看， 由于话语分析方法中文本的含义必须依赖于其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 任何单一文本都不能被孤立地加以看待或解读， 因此本文将选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关于国际关系历史叙述的着作作为分析文本。这些着作总体上分为以下三类：第一， 由中国学人编纂或着述的题为“国际关系史”或“国际政治史”的编着和专着。 （2） 第二， 由中国学人以“时代式”方法编纂或着述的“外交史”编着和专着。 （3） 正如周鲠生所言：“外交史者， 属于政治史之一部分， 所以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之变迁， 而示其关系变迁经过中各国政府所为之活动与其所使用之手段者也。” （4） 实际上， 就民国时期而言， “欧洲外交史”或“世界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史”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 （5） 更为关键的是， 因为时代式的外交史在叙述结构上与国际关系史联系紧密， 丰富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亦存在于这类研究之中， 故本文同时将时代式的外交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 （1） 第三， 由民国学人所着的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学术专着或包含大量国际关系史内容的概论类读物。“从内容上看， 这些着作多依托国际关系史， 从历史的演进考察现状”, （2） 故这类着作亦出现了对国际关系史分期和国际关系演进问题的讨论， 并可从中窥见其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及其背后史观。 （3）
四、多元话语及其意涵：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现代国际史材是无限的， 搜集非艰， 而剪裁维艰。” （4） 如何剪裁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将不同历史事实归类并串成一个线索， 这些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问题， 同时还是理论或观念的问题。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便是这样一个新颖而有效的分析工具， 可以为我们展现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多元史观和中国学人对于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多元认识。下文将按照时间顺序， 列举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的基准时间， 并从其存在的文本入手， 进一步分析基准时间话语的理论与实践意涵。
（一） 18世纪的语境与基准时间：现实主义的历史话语
不同于当代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开端的叙述主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 国际关系史叙述并没有将1648年作为基准时间而展开历史叙事， 而是最早起始于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之后于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以1713年为开端的基准时间话语的含义在于， 其认为“十九世纪以后之列强外交以十八世纪之外交为其基础”, 而“吾人欲知列强赤裸裸的外交政策之真相， 不能不回顾十八世纪之外交， 因斯时列强之外交尚未为国际法规所拘束， 其特色自然流露无疑”. （5） 实际上， 20世纪30年代， 中国学人将近代国际关系追溯至18世纪的目的在于以历史的话语揭示当时环境与历史之间的一贯性， 如张民生所言：“以后文明发达， 世界日臻文明， 国际间交涉似已重信义， 尊誓约， 以施用诈术为耻辱矣， 似已极力标榜人道主义， 正义主义矣， 似已在所谓势力均衡、世界和平、人类福祉等等美名之下， 而进行其外交矣。然一按其实， 如马基雅维利主义并未完全绝迹放弃。”而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 即“国家为达到保全之目的计， 不必问手段之善恶， 须按照目的而用尽其一切权谋术数”乃“读者明了近代世界各国之国际地位及现代国际政局之真髓”. （1）
将国际关系史叙述开端置于18世纪语境的又一代表则是冯节的《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该书以18世纪末之均势时代的列强政局为起点， “以每一个均势的起迄来做标准”形成其历史叙述的章节结构和国际政局的变迁史期。这样国际均势的起迄便构成了冯节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其分别是18世纪末、维也纳会议、巴黎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凡尔赛和会。这些基准时间决定了其历史叙述的结构， 即以基准时间开启的各个均势期为章， 以“均势 （同时为破坏均势的孕育期） ”“均势破坏”“均势的维持 （战争或压抑强者的各种手段） ”和“再造均势 （和会） ”为各章小节。 （2） 虽然被一些批评者诟病其“很像黑智 （格） 尔以正反合三者为历史演进之骨干一样， 颇容易陷入过度简单化之危险”, （3） 但建立在这套基准时间之上的历史话语向20世纪初的国人掷地有声地呐喊道：“近代的国际政治史就是一本均势史”, 而且是“一部让人心寒的循环的历史”. （4）
通过18世纪基准时间话语， 民国学人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 有意识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和18世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联系到了一起， 从马基雅维利式外交和国际均势的历史话语揭示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进一步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 通过列强“眈眈虎视， 猩猩人言， 稍一不慎， 必受其害”的伪善外交的历史， 揭露“弱肉强食在帝国主义者视之已认为是进化原理上之当然结果， 又加以阳示正义人道之名， 阴逞鲸吞蚕食之欲， 弱小民族之国家殆将沦于灭亡之域， 而尤曰是表示亲善也”. （5） 这显然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在中国的退潮， 而历史的话语背后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学人对日本侵略、国际联盟调停与绥靖政策的失望与无奈。
（二） 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话语
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在世界史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在当代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却鲜以此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不同于当代国际关系史叙述， 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之中， 民国学人通过将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纳入近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历史话语， 并将其确立为基准时间而赋予国际关系史以特殊意义与解释。
在民国学人的认识中， 法国大革命在国际关系史中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 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国家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影响深刻。民国学人杨幼炯将近代国际政治上溯于法国大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主义盛行， 于是一时爱国主义的高潮大盛”, “而各阶级遂共同尽力以促成其国家侵略政策的发展， 以求国家的地位增高， 而帝国主义遂如狂风怒潮齐向各弱小民族逼来， 而所谓国际殖民地遂普遍亚美非三洲”. （1） 另一方面， 将标志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法国大革命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基准时间意味着对近代国际关系资本主义性质的确认。焦敏之将法国大革命作为国际政治史的开端， 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使“法国大革命以后， 各国内部的事变， 具有强烈的世界的意义， 影响到了其它国家的生活”, 而“近代的世界政治史， 实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的斗争史、争霸史”. （2） 另外， 民国学人平心也指出国际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所谓国际问题发生， 因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兴起发达以后， 民族国家渐次形成， 国际市场以至世界市场在各国工商业的竞争之下急速开拓， 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争夺市场原料而进到世界的完全分割， 使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连结在共同的广泛的生产关系之下， 国际问题才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矛盾中生长开展起来”. （3）
而产业革命能够成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 其意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话语相近， 亦在揭示近代国际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张明养通过批判蒲莱士 （James Bryce） 所着《国际关系论》中的国际关系长时段理解， （4） 指出“真正国际政治的开始是在产业革命以后”, （1） 这是因为“产业革命的成功， 使欧洲成立了几个民族的国家， 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同时复因产业革命交通工具的发展， 使全世界的领土打成一片， 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就沦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 而各帝国主义者间又因为利益上的冲突相互依赖的关系， 更发生密切的接触， 于是世界政治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始了”. （2） 实际上， 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产业革命话语强调了资本主义对于国际政治之重要性；而资本主义从其最初的雏形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形式又构成了之后的基准时间话语， 并将国际关系史分为商业资本的重商主义时期、工业资本的民族主义时期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时期。 （3）
总之， 不论法国大革命还是产业革命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基准时间， 实际上受到了经济决定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 均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指出国际关系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性质， 进而通过“资本主义就是矛盾， 就是战争”推出国际战争必然性的理论命题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实践性命题。“在理论上， 资本主义生产是世界性的， 但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始至终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 必然与另一些民族或国家发生冲突的。”特别是，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 因为它们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性质更为尖锐， 范围更加扩大”. （4） 而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 民国学人对于作为19世纪以来国际帝国主义发展与互斗的历史叙述， 旨在使国人明白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连锁， 在中国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背景下揭开帝国主义的面目， 反抗帝国主义以免受瓜分之祸。 （5）
（三） 从维也纳会议到德意志统一：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
不同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叙述， 民国学人在国际关系史的编纂与书写中格外重视19世纪的国际事件， 或使19世纪与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 或通过追溯19世纪的历史以寻求20世纪国际关系的根源。正如翟楚在其《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中所指出， “近代欧洲政治外交史， 史家皆以纪元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为起始时期， 因为欧洲各国发生的事件， 实于此时开始的， 殊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 （6） 因此， 在民国时代诸多版本的国际关系史着述中， 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便成为国际关系开端的基准时间点。 （1）
在19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中， “维也纳会议、德意志统一及欧洲大战之三个事件构成近时国际政治史上三个最大的关键”, 因而这些事件可被“取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 （2） 而在以维也纳会议为开端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 民国学人普遍地采用了其所谓“政治主义”的划分方法， 即依支配国际政治的思想主义， “可以识得一个时期中支配国际政治之主动力”. （3） 进而， 近代国际关系分为以欧洲协调为特征的正统时代 （1815-1848年） 、以民族革命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时代 （1848-1871年） 、以武装和平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 （1871-1914年） 以及一战后的国际主义时代。同时， 1815年维也纳会议、1848年革命运动、1871年德意志统一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亦构成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4）
上述这套19世纪的基准时间及其背后所谓的“政治主义”的划分方式， 从本质上讲是关于国际社会观念变革、相关行为规范和规则演进的首要制度 （primary institutions） 的视角。显而易见的是， 对于19世纪的历史语境而言， 民族主义便是其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 （5） 实际上， 以1815年维也纳会议为开端， 并强调1848年民族革命和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这一系列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背后便是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 其对于近代国际关系的理解在于回答战争与军国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在18世纪时， 国与国的战争仅认为帝王的斗争。当时的战争还未能发挥它的全能性：参战的人员有限， 作战的物品不多， 并且所用的斗争方法亦不免粗而浅”;但是， “十九世纪的战争是和整个的民族国家的命运或生存有关系的”. （6） 例如， 翟楚将具有“一切为战， 一切皆战”的全能性和不以胜利而以歼灭为目标的“歼灭性”的现代“军国主义战争”追溯到19世纪以后法国的民兵制和普鲁士的全国皆兵制。 （7） 不难看出， 民国学人通过19世纪一系列国际关系基准时间问题强调了这样一种认识， 即近代国际关系要建立在以战争为代表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 而这种组织形式与其说是军国主义， 不如说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四） 从德意志统一到巴黎和会：理想主义的历史话语
德意志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的意义远没有民国时期那样重要。现在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几乎没有以德意志统一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来看待。然而， 民国学人却对德意志统一格外重视， 甚至有部分着述将此作为国际关系开端， 使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成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例如， 周鲠生所着《近代国际政治小史》一书对国际政治史的叙述便是从1866年普奥战役开始的， 因为其“关系欧洲政治实在不浅”, “德意志帝国统一是支配最近四五十年欧洲政局的一个大事实”. （1） 又如， 李惟果、吕怀君也指出“所谓现代国际政治是指19世纪以来六七十年的国际政治”, 即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际政治， 而“此一段历史以1914年之世界大战为一主要界限”. （2）
在1871年和1919年两个基准时间的叙述中， 民国学人将近代国际关系分为两个构成鲜明对比的阶段， 即从德意志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既是“国际政治进步的时代， 又是一个充满民族运动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军备竞争的武装和平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国际主义时代之开始”. （3） 而这两个阶段的划分， 旨在揭示“现代国际政局是国际主义思潮与国家主义势力争持的政局”这一历史主线。 （4） 又如， 周鲠生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史上大德意志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英帝国主义和法国人的对德复仇政策以及意大利人的恢复旧土运动等叙述， 指出国际政局大半是这种误谬的民族观念造成的。这种对于异民族专存猜防、疑忌、仇恨、报复之念头， 不求和衷共济之道， 为一族利益计就要牺牲他族的“褊狭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推动充斥着国际冲突的近代国际政治史发展的动因。 （5）
从话语实践的层面看， 将德意志统一与巴黎和会视作国际关系史开端与转折的两个最重要基准时间的叙述结构， 批判了近代以来之国际关系“民族自私的精神太强， 世界观念太薄弱”, “各国对于国际关系之观念太偏， 他们精神上不脱部落的思想， 他们心目中只知本族的利益不晓得有人类共同利害关系”; （6） 而通过对建立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观念对立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史的叙述， 亦在呼吁“要除掉国际战争的祸源， 非根本的从人心上施教育不可”, 而“现今世界的急务是在变改国民心理， 造出一种国际精神”. （1）
总之， 上述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出现的多元的基准时间及其话语的分析， 为我们展现出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编纂与研究的基本面貌。首先， 近代欧洲国家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上升成为国际关系史的基准时间， 其中既包括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其后的《乌得勒支和约》、18世纪末欧洲霸权争夺、维也纳会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国际体系层次的事件， 也包括诸如法国大革命和德意志统一这样在国家层面发生但却对国际体系变革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 还包括产业革命这样的超越国家间政治本身而具有全球系统性变革意义的事件。
其次， 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背后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通过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文本可以看出， 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选取不同的基准时间话语， 而同一基准时间点又可以为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所多重地诠释 （见表1） .
最后， 从基准时间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背后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学人基于多元史观而对国际关系进程的丰富理解。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推崇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和主张将国际政治视为均势破坏与再造的现实主义史观， 前者的代表为张民生， 后者的代表为冯节和曹未风。 （2） 20世纪30年代则出现了以焦敏之、张明养、杨幼炯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叙述， 他们普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铸造国际政治为中心， 以产业革命作为国际关系史叙述的开端， 强调国际问题的经济决定论， 认为国际政治即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不同于唯物史观， 还有一些民国学人以国际观念来建构其国际关系史的叙述体系， 例如周鲠生以民族主义观念作为决定国际政治之主要动力， 常小川等以民族国家和军国主义观念作为推动国际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主因， 李惟果等以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作为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主线等。总体而言， 民国时期出现的均势史观、唯物 （经济） 史观和观念史观分别为中国学人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提供着建构历史叙述的话语合法性基础。
五、反思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基准时间的当代意义 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的多元的基准时间不仅可以展现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叙述结构及其史观， 作为历史话语的基准时间还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 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之下， 以历史比较的方法重新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基准时间问题， 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有益的启发。
（一） 历史话语与近代国际规范的内化
在实践层面， 以不同基准时间话语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史以知识扩散的方式使近代中国接受与内化了部分近代国际规则与制度 （一整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 , （1） 例如外交规则、均势规则与主权规范等。所谓知识扩散， 是指包括科学技术、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在内的知识通过一定的渠道从发源地向外进行传播和转移的过程。 （2） 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知识在近代中国编译、编纂与着述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使当时的国人了解， 作为历史的知识， 并从中学习内化渗透在表象性知识中的近代国际社会的规则与规范。
第一， 以欧洲外交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叙述， 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近代外交规则的重要途径， 进而使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局势中领悟外交的规律和外交家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 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知识上的基础。例如， 王亚南通过叙述近代外交演进来介绍外交的意义与性质、功能、外交的经济基础。 （3） 又如，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吴颂皋将其在沪宁各大学讲授欧洲外交史课程的资料整理成《欧洲外交史大纲》， 其目的在于“能以此为研究欧洲外交史之初步阶梯”进而“以此为追求国民外交智识之基本工具”, “继思外交历史的说明， 其需要亦不亚于外交理论之阐明”.吴颂皋在欧洲外交史的叙述中实际在回答以下诸重要问题：“1.外交的意义是什么？2.外交政策是否永远不变？3.外交家的责任何在？4.外交与军事之关系如何？5.外交上成败得失的关键系于何点？” （1）
第二， 建立在现实主义基准时间上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传播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均势规则。例如， 民国学人冯节提出国际政治的演进“循着 （均势） 这一公式还原了几次， 造成了近百年的国际政治史的资料”, 并认为均势“源自于一种物理上力的平衡”, “均势如同一座房子， 列强各国实力的变化如同房子的某一部分力的强弱与倾斜”. （2） 虽然均势之下免不了彼此猜疑、狡焉思逞， 但“均势一旦崩坏， 就要兵戎相见， 演出流血的惨剧”. （3）
第三， 不论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准时间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准时间之上的国际关系史叙述， 无不贯彻近代国际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政治组织这一基本认识， 其意义在于以历史知识的方式赋予主权观念以合法性， 进而内化与强化近代国民对主权之理解， 进而“以知识融入主权体系”. （4） 民国学人将改变国家对社会汲取能力和动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拿破仑战争或德意志统一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 因为在这之后的国际关系发展使民国学人对近代主权原则的确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意义看得更加清晰。也正是如此， 民国学人通过国际关系史基准时间的选择和意义建构， 加深了对主权规范的理解与内化。常小川指出始于“民族或国家之尊严赖乎文化卓越及操军事上与经济上之霸权”这一观念成为“国家自觉心”, （5） 而近代国际关系源自法兰西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与“国家主义”的生成。 （6）
（二） 中西方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基准时间话语
与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叙述相比， 民国学人对基准时间的多元诠释反映出其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 这不仅与近代中国的国际语境相联系， 还受到同时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影响。
从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史文本可以看出， 以国际战争及其之后的国际会议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现实主义话语已经在中国学人中显现。不论是1713年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得勒支和约》、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 还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 都已经成为民国学人叙述中基准时间的选项。但是， 它们不是全部的选项。比起拿破仑战争， 似乎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更被民国学人所强调， 因为其并不是以国际体系均势的维持和破坏， 或者国际权势转移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政治， 而是从更深层次的、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政治的演变。事实上， 正如安德鲁斯·奥西安德 （Andreas Osiander） 所指出的， 从“不自主的 （heteronomous） ”政治权威向“独立自主的 （sovereign） ”领土国家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具意义的转折不是发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而是在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 （1）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的考察， 不难发现民国学人对国际关系史的叙述不同于当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未成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正统基准时间。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没有形成威斯特伐利亚的基准时间？
实际上， 并不是说所有民国学人都没有注意到三十年战争的问题， 而是他们没有赋予三十年战争和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意义。其中， 周鲠生通过对三十年战争与1866年的普奥战争进行比较， 选择了以德意志统一而非《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作为其近代国际政治史叙述的开端。周鲠生指出这两场德意志内战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三十年战争是起于新旧教冲突的宗教战争， 普奥战争是解决德意志统一问题的战争；前者受外国的利用有外力的参加， 后者出于德意志人的自动未受外力的干涉。” （2） 显然， 三十年战争及其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民国学人中并未受到如同当代一般的重视， 没有被赋予现代国际体系开端的特殊意义， 而仅被视为不具有现代意义的宗教战争。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赋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当代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原则的意义也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却是， 国际秩序与共同体视角、宗教宽容与思想自由的视角、集体安全的视角和主权国家独立的视角一并成为西方学者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义的诠释。 （3） 由此可见， 作为正统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威斯特伐利亚话语本身即是历史的建构：它既包含西方学术语境下的自身建构过程， 同时还蕴含着其作为知识话语从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以及边缘地区接受与内化的他者建构过程。
（三） 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当代启示
对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史学史的梳理， 为当下的我们发现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但现在却被隐蔽或边缘化的诸多基准时间提供了可能性。首先， 大量民国学者不仅看到了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面向， 同时认识到经济、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化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所起到的本质性作用， 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跳出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叙事结构， 从更为宏大的、长时段的全球史的结构中去理解国际关系的演进。例如， 法国大革命带给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不仅在于其霸权转移和均势打破的意义， 而是需要从更为深刻的现代性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 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 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 （1）
其次， 在理解的基础上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及其历史叙述。正如上文所论，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为近代中国学人所接受和内化， 影响着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和国人对于国际关系演进问题的认识。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下，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一方面使国人认识到在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中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 进而通过国际关系的历史知识推动中国融入现代主权体系；另一方面使国人了解到现实主义外交的历史根源， 将作为近代国际社会首要制度的均势规则与外交规则以历史话语的形式传播。然而， 21世纪的语境和一百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际关系学者观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也应该相应地转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前后， 西方学术界 （特别是欧洲学术界） 出现了一种历史类比， 认为昨日欧洲 （20世纪初期） 不幸走向冲突与战争， 今日亚洲 （21世纪初期） 也有可能走向冲突与战争。 （2） 这种类比完全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历史叙述， 成为“中国威胁论”与“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的重要组成， 从而影响中国形象；与此同时， 由于历史类比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对中美关系带来挑战。 （3） “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在欧洲的确立到荷兰、英国等殖民大国崛起， 从法、德、奥、俄等欧洲大国的争霸再到美国主导局面的形成， 战争手段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这确实是历史的真实， 并且“基于历史的真实抽象出的理论反过来又成为了观察和预测未来的指导工具”. （1） 但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权力斗争的面向不是全部的历史的真实。至少在历史叙述的角度上， 并非只有大战与国际权势转移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互联互通的视角下观察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集合中还会有更多可能的元素。
最后，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角度看， 反思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中国的形成， 以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和长时段结构的视角丰富国际关系史内容， 可以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提供智慧思想与实证性的经验素材。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形成的以资本主义兴起发达之后才有所谓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 使东亚国际社会自身的主体性与历史经验被长期忽视。如同平心所说， 中国古昔的对外关系并没带半点国际问题的意味， （2） 这些历史经历很少被用来形成其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 （3）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被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重视，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4） 围绕古代东亚体系生成时间的问题， 目前中外关系史与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从五帝时代到先秦五服制， 再到秦汉与匈奴的统一运动等多种认识。 （5） 而今后如何在长时段历史中以不同文明区域的基准时间重塑世界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将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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