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3) 本文关键词：鸦片战争，两次，困顿，广州，瓦解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3) 本文简介：无奈，麦莲转道南京，同样被推回广州。鉴于一而再的经历，麦莲“坚决拒绝同叶再打任何交道;但是根据他在上海见到的江苏巡抚的迫切陈词，他同意返回香港，再为拜见这位钦差大臣作一次努力”。 续后，1856年1月29日，叶名琛拒绝与美使伯驾在广州会晤，理由同样是“刻无暇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3) 本文内容：
无奈，麦莲转道南京，同样被推回广州。鉴于一而再的经历，麦莲“坚决拒绝同叶再打任何交道;但是根据他在上海见到的江苏巡抚的迫切陈词，他同意返回香港，再为拜见这位钦差大臣作一次努力”。
续后，1856年1月29日，叶名琛拒绝与美使伯驾在广州会晤，理由同样是“刻无暇晷”。英国驻广州领事包令出任代理公使后，要求会见，叶名琛也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当时及以后，叶名琛“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会见的吉利日子”。故而，英美公使在江苏向两江总督递交节略中的第一条就是“在广东时未获钦差叶接晤”。
外国来华代表没有办法，只好转道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地谋求交涉，但这些地区的大臣又没有从朝廷获得与外臣发生关系的权力，只得劝说仍回广州办理。外国的驻华代表成为居无定所的“游击公使”，携带沉重的印信文件在口岸间游弋，却找不到交涉对象。“夷船即由天津折回上海，旋复由上海启碇回粤，忽南忽北，往返徒劳”。
由此也给清政府带来两难抉择，清廷规定除广东官员外，他省官员不得与外人联系，但广州的叶名琛辈却拒绝见面;清廷一面觉得叶名琛的“老将不会面”的策略很解气，外臣交涉，多是对中国不利的麻烦事，不见面很好;但另一面，也使得处心积虑设计的广州外交体制徒具其名，处于实际上的废弛，两广总督代理外交部长的角色陷于无用。
入城问题也持续发酵。叶之所以尽量避免与外使接谈，还因为“面见”与“入城”关联，反入城遏制了外人的企望，也是清朝君臣认为对外交涉中的成功之笔，故对此十分在意，对外人的面见要求均安排城外，但是外使却要求安排城内。1854年5月，包令三次照会叶名琛，坚请在城内总督署会晤，还为此特派翻译官麦华陀(W．H．Medhurst)当面交涉未成。包令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中方只同意“在城外广州河边浩官的仓库接见我”，英方则“除开在城内总督官衙的正式会见外，谢绝其它的会见”。
英方的约会地点含有陷阱，自然不被中方接受，遂至形成死结。另外，中方怵于与西人见面的另一因由是此时又增加了修约问题的交涉。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十二年后可以修约，因片面最惠国待遇，此项修约权利他国共享，列强试图以此扩大在华特权。这也是中国坚决反对而叶名琛无法受理的。1855年6月13日，叶名琛奏外使“意图重订条约”，咸丰朱批“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
1856年7月18日，闽浙总督入奏，美使要求重订条约，并互派使节驻扎各自京城。
10月2日，两江总督入奏伯驾前来上海，提出修约，已向其说明“回粤呈请”。但外使语气绝决，“若令仍赴广东与叶大人会议，则头可断而不能前去”。
西人对广州外交不抱任何期待，战争之箭已在弦上，清政府却浑然不觉，10月11日仍然谕令直隶官员，若再有外使前来，不必派大员接见，只需让下级员弁转告外省不能接待，只能“照例”回返广东。
1856年10月23日，第二次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争的基本起因是列强要求扩大在华侵略权益，但与广州外交体制的瓦解不无关系。直隶总督谭廷襄曾对此恶性循环的情势怨愤不已:
“数年来，节次设法推辞，饬赴广东听候，而广东总督置之不办”。英使额尔金(J．B．Elgin)来华，叶名琛仍以故伎相待，“叶相谓其语狂悖，置不答。额尔金再三趣之，皆不答”。兵锋相对，英人也蛮横宣称“总督不许我入城，不与我相见，我定破此城”。
英法联军的首先攻击点就是广州，广州屏障外交的作用就此完结，广州外交体制就此终止。“向来办理夷务，本来通盘筹划。不过来到天津，支应回广东去，而广东亦不过搪塞了事，故，事终不了。夷人机警，窥破此情，故于我全用劫法，不独叶名琛被劫去，近日抚局亦系劫成”。
鉴于此前清政府将“外交部”放置广州而难于交涉的教训，列强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逼迫清政府将外交机构移到京都，与清朝中央而不是地方当局打交道，外国使节也须驻扎北京。公使驻京遂成为当时中外交涉的重中之重，“额尔金伯爵决心要改变这种将对外事务委托一个外省总督斟酌办理的习惯”。
1858年，交战方缔结《天津条约》。英方谈判代表认为:“条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北京驻使，没有这一项，这个条约是一文不值的”。
而清政府则认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此条“为患最剧，断难允行”。按说，各国外交代表常驻出使国首都是近代外交惯例。清廷的深拒，主要是担心外使入京后会直接挟制中国中央政府。此间，清廷还设计了中国外交中心由广州北移江南，1859年1月，上谕授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一方面，外交中心北移到列强势力兴盛的江南，试图外方能够接受;另一方面，仍将外交放在远离京城的地点进行。但各国使节接受广州体制的教训，坚决要求外交只能在北京办理。额尔金明确“声言不能与外省大臣商办公事”。美国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对南方官员的多次照会不予理睬。
双方僵持不下，战火因此再起，1860年10月，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等国签《北京条约》，“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所以(清朝)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其中要点便是“外国使节长期驻节北京”。
叶名琛当政，外交事态依照此前的惯性滑动且加强，难有转圜。本是中英间的纠纷，也延及他国。时人有评:“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艰难也。……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民气未能很好地被主政官员们导引，在对外斗争中作为有理、有利、有节的利器，民气部分化成了戾气，终至局面不可收拾。“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
政治化了”，民众的政治化，愈向基层推导，非理性的暴烈的因素愈强。但是，自发的民众运动若没有正确的指导和长期的支持，又难以持久，前此广东巡抚黄恩彤就有担忧:粤民“难与争锋，亦难与持久，必不可倚之为用”。长年的中外对抗，终使民力疲惫减耗，战时反不得用。败国无外交，两次鸦片战争的勒逼，使清朝的外交中心由南到北，先是广州(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然后江南(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大臣)，直到1861年1月总理衙门在北京成立，完成了清朝外交机构的北进和上移。这是列强在华势力从海疆到内陆，从远地到腹心日益增强的表现;同时也映证出在世界联通的大背景下，外交在清政府的施政中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边地步入近畿，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的初建和外交机构从地方到中央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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