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演变现状与展望 本文关键词：台湾，演变，展望，混合型，现状
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演变现状与展望 本文简介：摘要： 政治文化变迁包括内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外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和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三种。台湾地区在历史上受到多种内外条件和因素的综合影响,属于较为典型的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当前,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表现出新特点,包括:台湾民众自认“中国人”比例显着上升,悲情心理对政治的外化
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演变现状与展望 本文内容：
摘 要： 政治文化变迁包括内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外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和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三种。台湾地区在历史上受到多种内外条件和因素的综合影响, 属于较为典型的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当前, 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表现出新特点, 包括:台湾民众自认“中国人”比例显着上升, 悲情心理对政治的外化作用不断减弱, “统独”民意分布朝有利态势推进。影响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经济转型内外压力、网络新媒体和政党权力冲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混合”仍然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一大特点, 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 政治文化; 混合型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 政治认同;
政治文化研究源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着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于《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中。进入20世纪60年代,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在美国主流政治学中兴起。20世纪80年代, 伴随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开始转向西方的所谓民主政体, 其政治文化变迁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间的适应性问题, 再度引起了许多政治学研究者的兴趣。而几乎就在这一时期, 中国大陆地区也开始引入这一新兴学术概念。不过从当时及后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或着作来看, 大陆学者对政治文化总体上以系统介绍或相关译着为主。台湾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倾向于从台湾社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层面, 基于深入调查研究和资料搜集等方式, 分析总结台湾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然而, 不足的是, 台湾学者对台湾政治文化的研究, 所展示的调查成果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数据为主, 更多反映的只是一种静态的政治文化特征, 并不能反映整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文化变迁。
政治文化变迁指的是一个社会中, 绝大多数人对政治系统及其各部分所持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发生较大转变, 是带有长期趋势的变化, 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阶段后形成的新的政治价值取向。根据导致变迁的根源分类, 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型:内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外源性政治文化变迁和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1]。前两大类型主要受各自单一内外条件的影响, 其他因素影响则显得微乎其微。而台湾地区在历史上受到多种内外条件和因素的综合影响, 属于较为典型的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这样的政治文化既是本土社会政治文化演变的结果, 也是台湾地区在与世界各经济体相互交流交往, 外部知识、观念与科学技术等因素混合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台湾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整体并不一致与稳定。这里的“混合型”是基于对影响政治文化变迁动源的一种概括。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台湾社会逐渐走出威权统治的阴霾, 国民党党外势力开始站上台湾政治发展的舞台, 台湾政治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更加多样、复杂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近些年来, 受到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新媒体、岛内传统政党式微与第三势力异军突起等因素的影响, 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本文将据此展开讨论, 探究引发这一变化的动因, 以及这一变化特征将给未来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带来的可能影响。
一、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新特征
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三个方面。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在这三个方面体现出如下新特点:
(一) 台湾民众自认“中国人”比例显着上升
2018年初, 台湾《天下》杂志公布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的“台湾人认同度”虽然还高达56.4%, 但已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则占34.1%, 创下历年来新高[2]。此外, 根据2018年10月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的调查结果, 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较4月激增6.4个百分点, 达58.3%, 创近6年来的最高点, 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者则骤降6.9个百分点, 仅占36.6%[3]。就连整体意识形态偏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美丽岛电子报》等机构所做的民调也显示, 以上双重认同的比例近年来都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政治认知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总和, 部分来自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 更多的是来自正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4]。李登辉、陈水扁执政近20年来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政策, 导致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出现严重异化。而国民党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 未能把握时机对教科书进行拨乱反正, 亦是造成台湾民众政治认同难以转向的重要原因。蔡英文执政后, 民进党更是加紧了对语文、历史等教科书“去中国化”的步伐, 企图进一步斩断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的联结。
当前, 台湾民众“中国人”认同比例显着上升, 既与两岸交往热络程度及大陆加大惠台政策实施力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还同近年来大陆综合实力增长与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紧密相关。在同享身为中国人荣耀的过程中, 一些台湾民众逐渐抛开了以往的偏狭认知, 更加坚定了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二) 悲情心理对政治的外化作用不断减弱
伴随混合型政治文化的不断变迁, 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也呈现出日趋多样、复杂的特点。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 近400年来台湾民众在不同时期受“外来统治”的影响, 对于省籍及族群的情感认知非常深刻。对台湾人而言, 自己不能当家作主却要遭受“外来政权”的管治和歧视, 始终是他们内心深处难以抹去的政治悲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台湾人“出头天”心理的一个真实映照, 民进党的诞生正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30多年来, 民进党及其“台独”分裂势力对台湾民众这种悲情心理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民进党看来, 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始作俑者正是败退而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 是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独裁让台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悲情意识”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进党借以形塑政治异己, 消费台湾民众, 进而换取大量选票的“锐利武器”。
如果说, 台湾人的“悲情意识”在一些相对年长者心中还部分存在的话,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代际的不断更替, 今天多数台湾民众对这样的特殊情感其实已没有太多深刻的感受了。民进党持续通过操弄这种情感, 企图混淆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 实际上已没有多大效力。在广大台湾民众迫切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的主流社会思潮下, 这一悲情心理对政治的外化作用正在不断减弱。在2018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中, 民进党高雄市前市长陈菊在为候选人陈其迈站台辅选中仍惯常地打出台湾人希望出头天的“悲情牌”, 欲将造势现场推向高潮, 然而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选民最后还是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了希望改善民生的强烈诉求。悲情演绎在主流民意面前已失焦, 并表明在旧式意识形态的束缚下, 民进党根本无法把准当下民意的真实脉向。
(三) “统独”民意分布朝有利态势推进
政治价值取向一般是人们在基本政治认知、政治经验与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思想与态度的升华。台湾人政治价值取向的变化是当代台湾政治文化发展最具实质性和影响力的部分, 对岛内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走向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5]。长期以来, 台湾民众关于“统独”问题的政治价值观多以“维持现状”为主, 主张“统”或“独”的比例只是少数, 结构上呈橄榄球状分布。“政治革新”后, 台湾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已日渐多元化, 政治自主性也明显提高。政治信仰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 国家认同、群体意识等也都朝多元化方向发展[4]70, 这成为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显着特点, 体现了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系统下一个次级子系统政治亚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
当前, 台湾民意仍以“维持现状”居多, 短期内实现较大幅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伴随大陆持续释放惠台政策红利, 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正在不断增加, 对大陆实力壮大对促进台湾自身发展的认识也愈加深刻, 从而对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也抱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从近段时间岛内主要民调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 台湾民意分布结构正在朝“支持统一”的态势转变。
在众多民调当中, 笔者认为有两份值得引起关注。一份是2018年9月17日, 偏绿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调查结果, 从这份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出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已超越“维持现状”, 这是1991年来首次实现逆转。与此同时, “台独”支持者的比例则下跌15个百分点, 显示主张“台独”的市场已大幅萎缩[6]。另一份是2018年9月台湾陆委会公布民调, 显示4.5%的台民众认为应“尽快统一”, 12.6%的人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统一”, 而“尽快宣布‘独立’”为4.1%, 为该项民调执行23年来“尽快统一”支持度首度超越“尽快宣布‘独立’”[7]。台湾民众对“统一”持开放心态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
二、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动源
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因素很多。不同历史发展时期, 推动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因素各有不同。笔者认为, 影响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个:
(一) 经济转型内外压力促使台湾政治文化变迁
历次经济结构转型对台湾传统政治文化的冲击都是相当深刻的。特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台湾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 瓦解了台湾传统臣民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1]63。这也成为后来台湾向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前提条件。
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历来是起决定作用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台湾民主化转型, 很大程度上就是伴随同时期台湾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台湾民众不满足于政治上的“边缘人”地位, 转而提出政治上分享权利的要求, 这是台湾政治结构变迁的原动力[4]37。2000年以来, 随着台湾社会进入政党轮替时代, 过去经济高速成长的繁荣景象逐渐却被无休止的蓝绿政党恶斗所取代, 导致朝野上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内耗与空转。直到2008年,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 台湾经济得以稳步复苏。但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及紧随其后的民进党蔡英文上台, 又让台湾再度错失了经济转型的机遇。
经济长期低迷几近停滞, 内外需市场严重不足, 民众消费欲望持续降低, 成为当前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症结。台湾几十年来形成的相对固化的政治文化, 早已很难适应不断变革的内外发展环境。马英九时期, 对于国民党提出的重要经济法案, 民进党出于各种政治目的频频予以杯葛, 阻挠立法机构通过。不问是非、只有蓝绿的政治文化, 实际上已让台湾的政治生活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说马英九时期台湾经济复苏发展尚能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抵消岛内政党对立的消极影响, 那么民进党当局时期的台湾经济发展困境则几无有利条件可言。
台湾多数民众对当前岛内经济的不满情绪, 确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台湾此轮经济发展的内外压力已开始转化为民众关于当前台湾政治文化亟待改变的迫切心理。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亦可发现, 那些围绕经济发展而爆发的各种矛盾问题, 往往都是造成该地区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唯有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政治文化, 方能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二) 网络新媒体在台湾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近年来, 以社交媒体为主的网络新媒体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同时, 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广泛。对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较早且电子产业发达的台湾地区, 现阶段网络普及率较高, 台湾的年轻一代也被称为“网络世代”。网络新媒体等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影响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8]。近几年台湾岛内发生的重要政治活动都可见网络新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在资讯高度发达、信息互联互通的当下, 网络新媒体对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尤其对台湾青年世代在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入。相对于家庭、学校、公务机关等传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而言, 台湾民众已不再局限于被动接受上述传统方式带来的资讯, 更多时候则是主动借助网络新媒体技术实现对信息的再识别、再认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近年在大陆受到热捧的一些网络游戏、电影电视剧、网络节目等, 已开始在岛内广为传播, 为众多台湾民众所津津乐道, 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过程中, 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 对于大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现况及两岸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 也能够秉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越来越多台湾年轻群体开始一改以往的行为模式, 愿意通过实地体验加深对大陆的了解。
尽管网络新媒体如同硬币的两面, 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两岸在一些认知、情感、态度上的差异, 甚至还可能由此放大双方一些情绪性的对立面。然而着眼长远, 我们不能否认网络新媒体在增进两岸人民互信、加深两岸相互了解中的独特作用。对两岸民众而言, 只有善用网络新媒体技术, 真正将网络新媒体视作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平台, 才能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这也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权力冲突下传统政党式微与政党格局碎片化
20世纪80年代末, 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和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省精英人士, 不断借所谓“本土化”“台湾化”在岛内大肆推行各种分裂活动。与此同时, 在这过程当中, 本省籍政治精英抓住了台湾本省籍民众长期以来对国民党外省籍政治集团的普遍反感心理, 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再分配。此后几十年, 这样的权力冲突与转移在两党间不断上演着, 也在不同阶段对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纵观今天台湾的政治生态, 围绕权力冲突展开的政党竞争其实已显出了疲态。岛内民众对台湾传统政党的负面评价在不断增加。在他们看来, 政党理应具有的利益表达功能、监督功能已严重弱化, 在涉及重大民生议题上看不到民主制衡与政党协商, 更多时候只是出于各自政党私利的权力掣肘。即便近年来以无党籍柯文哲或“时代力量”为代表的所谓第三势力, 也不可避免地陷于传统政党角力的漩涡中, 难以独善其身。碎片化成为当前台湾政党发展的一大突出特征。在当前形势下, 岛内任何一个政党实际上都很难主导民众的政治心理取向。民进党几十年来苦心宣扬的以“本土化”“台湾化”为名的分裂思想, 至今也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多数认同。
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 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而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9]。台湾民众正逐步跳脱传统政党对自身政治价值观的束缚, 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 建立自己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及政治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长期看来, 反而有利于促进台湾政党发展模式的调整和转变。
三、台湾混合型政治文化变迁的前景
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受到内外诸多条件和因素的交互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混合”仍然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一大特点, 而这也意味着今后这样的变迁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一) 两岸关系与当代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形成互构关系
两岸隔阂与对立的结构是两岸政治文化分殊化的重要原因。随着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 两岸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和情感也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岛内民众的集体共识。在当前两岸合作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 岛内那种只有“统独”机械对立的社会氛围已不成主流, 两岸双方对彼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已能给予更大的包容和理解。两岸关系的变化对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正日益凸显。上述两者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度的。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对两岸关系发展同样十分重要,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互构关系。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岛内经济受到两岸关系倒退的严重影响。通过对比, 多数岛内民众已经认识到, 只有两岸关系好, 台湾经济才能好。在201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过程中, 各地民众对“拼经济”的诉求无一例外, 甚至在绿营长期执掌的南部县市, 当地民众还打出了“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标语, 可见意识形态对决在此次选举中的确已难获市场。未来, 两岸关系状况对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将继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岛内形形色色的“去中国化”动作不会停止
蔡英文上台后, 不但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而且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活动。民进党当局在明知“法理台独”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以各种形式企图割断台湾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结。2017年, 台湾教育研究院公布“12年社会领域课纲草案”, 高中历史课纲将不再分“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 将中国史并入东亚史, 课程分为“台湾、东亚、世界”三个分域, 中国史作为一个独立叙述的课程将在台湾高中历史教育中彻底消失[10]。不仅如此, 民进党当局也在多个方面加紧了“去中国化”的脚步, 例如裁撤行政部门之下的“蒙藏委员会”;用“台侨”取代“华侨”;以转型正义为名推行“去蒋化”运动, 类似的还有“去孙中山化”“去孔化”“去妈祖化”“去郑成功化”等。尽管当前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在统独-族群认同上已出现积极变化, 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变化远未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在台湾当局不遗余力推行“去中国化”面前, 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仍极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剩余的任期内, 民进党当局还将以各种方式增加“去中国化”的动作。
(三) 影响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外部条件变数增加
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和生活经历, 台湾的民主化发展受美国、日本等国家影响颇为深刻。作为推进和实施其“民主输出”战略、促使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重要前沿阵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美国始终未放弃对台湾这块亚洲政治军事堡垒的控制。与此同时, 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上长期形成的对美国、日本的依附关系, 也使得台湾社会的崇美媚日情结有增无减。近年来, 伴随大陆综合实力日渐增长, 西方一些国家出于防范和遏制的目的, 加紧了同台湾在政治、军事上的接触。为配合这些国家的战略, 民进党当局不但甘于沦为美日等国的棋子, 而且以各种方式不断试探大陆的底线。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美台之间各领域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有增加的趋势。未来外部势力对台湾的影响将更加充满变数。美国打着加快实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旗帜, 企图“以台制华”的战略目的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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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湾课纲或将中国史并入东亚史, 蔡英文完成“文化台独”了吗[EB/OL]. (2017-07-17) [2018-11-2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3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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