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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及改变对策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9-09-30 13:51:18 | 移动端: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及改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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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及改变对策 本文简介:性别是人类社会构成最基本、最明显、最恒定的特征之一,对于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而言,性别结构在其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两性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常用人口性别比来表示,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种:①计算100个女性所相应的男性人口数量,一般认为,略高于或低于100的

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及改变对策 本文内容:


  性别是人类社会构成最基本、最明显、最恒定的特征之一,对于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而言,性别结构在其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两性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常用人口性别比来表示,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种: ①计算 100 个女性所相应的男性人口数量,一般认为,略高于或低于100 的性别比 ( 95 ~ 106) 是正常的平衡的性别结构; ②分别计算男、女人口各自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人口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人口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状况,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再生产进程,也会通过就业结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文献资料显示,建国后我国人口性别比呈现逐步下降的发展趋势,1960 年以后基本上在 105左右的正常范围内波动,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口性别比表现出逐渐攀升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之下,晋中市人口发展,尤其是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表现出怎样的动态特点? 2008 年笔者首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晋中市人口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出版了 《晋中市人口发展研究》一书。

  六年之后,笔者对晋中市建国以来人口性别结构发展趋势进行专题分析,特别对 2000 年以来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以期发现新时期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发展新动向,为晋中市未来人口发展政策提供基础支持。经分析总结出: 在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0 年间,晋中市人口的性别比显着升高,并明显高于山西省其他市域,同时表现出年龄越小的组别人口性别比越高、平川市县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现状突出、乡村人口性别比偏高、山区人口性别比明显偏高等四大特点。

  一、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

  ( 一) “一波三折”的发展态势

  建国以来历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变化在总体下降趋势的背景下呈现出“一波三折”的态势 ( 图 1) ,80 年代至今出现了两次逆势上扬的发展,尤其是 2005 年以来,逆势上扬的速度比较快,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

  从图 1 可以看出,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从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14. 5 下降到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9. 04,总体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降两升的波折。两次下降态势分别出现在 1953年到 1982 年的近 30 年中和 2000 年到 2005 年的5 年里两个时间段,也随之出现了两个历史最低水平: 1982 年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出现第一个历史低点,为 107. 13; 2005 年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出现第二个历史低点,为 106. 25。其中第一个阶段的 29 年的时间里,人口性别比从114. 55 下降到 107. 13; 第二个阶段的 5 年间从108. 7 下降到 106. 25。与此相应,在两次下降过程之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回升: 第一次回升出现在 1982 年至 2000,第二次回升出现在2005 年到 2010 年。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达到 109. 04,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 1953 年和 2000 年之后晋中市第三次总人口性别比高峰值。【图1】

  
  ( 二) 总人口性别高位态势市域之一

  从图 2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例一直处于正常变化范围内,在全国总人口性别比稳中有降的发展背景之下,山西省总人口性别比发展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00年后,山西省总人口性别比虽然一直高于全国水平,但是表现出逐渐缩小差距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自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持续降低,80 年代后开始上扬,90 年代后超过山西省总体水平一路增长,2010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达到109. 04。

  与山西省和全国相比,目前晋中市人口的性别比明显偏高,与山西省其它市区相比,也呈偏高态势,成为山西省仅有的两个总人口性别发展逆势上扬的市域之一。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山西省下辖 11市域中绝大多数市域人口性别比发展呈现下降态势,只有朔州市和晋中市呈现总人口性别比逆势上升的状态,并且达到 109 以上,可见,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偏高及较快上升的趋势非常值得引起重视和极大的关注。还应当注意到,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偏高尤其表现出以下特点:【图2】

  
  1、低年龄组性别比严重偏高,年龄越小组别的人口性别比越高。从表 1 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10 岁以上年龄组人口性别比基本接近甚至低于总人口性别比; 2000 年以来,0 岁组、1 ~4岁组和 5 ~9 岁组人口性别比远高于总人口性别比,因此,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居高的重点根源在于儿童、幼儿和婴儿组性别比偏高。【表1】

  
  1990 年和 2000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都表现出年龄越小的组别人口性别比越高,尤以2000 年 最 为 突 出,0 岁 组 人 口 性 别 比 高 达116. 05,高出总人口性别比 7. 35; 1 ~ 4 岁组人口性别比为 114. 48,高出总人口性别比 5. 78;2010 年略有不同。

  2、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正常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02 ~ 108 之间,在晋中市一些下辖区域出生性别比达到 120 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137. 28,严重违反了生物学规律。

  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晋中市 2010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7. 28,其中第一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2. 79; 第二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20. 07; 第三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60. 53; 第四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更是达到 300。

  3、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回落,但依然居高位状态。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晋中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比 2000 年有所下降,但依然达到 110. 74,可见,晋中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高位徘徊的同时,持续上升的态势也表现出回落信号。与 2000 年相比,0 岁组和 1 ~4 岁组均出现性别比走低的趋势,分别降低 5. 32 和3. 24。这一变化说明晋中市新生儿性别比持续攀升的态势得到控制并出现转机,但是这两个组别的人口性别比依然高出 110。

  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县市集中分布在平川区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晋中市各县域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县市均分布在晋中市西南部,分别是祁县、平遥、灵石和介休等三县一市,它们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高于 110. 74,其中介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达到 126. 40,祁县、平遥和灵石三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 111到 116 之间的高位。与平川区域相对应的东山五县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低于 110,成为当下出生人口性别高位分布的新特点。

  ( 三) 乡村人口性别比远高于城镇

  晋中市下辖 2 市 9 县区,共 118 个乡镇,3646 个行政村,从 1990 年到 2010 年代的 20 年中,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如表 2 所示。【表2】

  
  在 1990 年到 2010 年 20 年的前十年中,只有榆次区、昔阳县、介休市三地人口性别比处于下降趋势,其他各县区均表现为上升态势;在后十年中,榆次区、太谷县、祁县人口性别比表现出下降趋势,而其他市县区呈现出上升态势,总体上升多降少。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1、榆次区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且性别比最低。在这 20 年中,榆次区性别比持续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比较大,成为晋中市人口性别比最低的区域,结构日趋合理。

  2、寿阳县人口性别比最高。寿阳县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据记载,1949 年时寿阳县人口性别比高达 127. 45,1953 年为 124. 82,1964 年为 121. 38,1982 年下降到 114. 15, 之后,一路回升,在第四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都居首位,只有 2000 年时略低于灵石县。而且,2010 年人口普查时性别比为 121. 48,远超出正常值范围,甚至超过 1964 年性别比水平。

  3、四县域人口性别比增幅较大。在这 20 年中左权、寿阳、平遥和灵石四县区人口性别比增幅比较大。2010 年除平遥人口性别比接近并低于晋中市平均水平外,其它三县区人口性别比均在 116 以上。平遥一直以来是晋中市人口性别比最低的县域之一,1990 年为 103. 57,2000 年时略高于介休市和太谷县,2010 年直升至 108. 23。

  4、山区人口性别比高于平川地区。晋中市山区人口性别比高于平川人口性别比是其人口性别结构空间差异特点。晋中市 11 个县 ( 市区)中,东部山区五县和灵石县人口性别比偏高,而其它平川五县 ( 市区) 相对较低。

  5、乡村人口性别比高于城镇。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性别比为 109. 04,但是在各区、市、县、镇和乡村辖区存在显着差异: 晋中市下辖市人口性别比为 98. 3,远低于总人口性别比; 镇人口性别比为 106. 97,也低于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 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13. 59,远高于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更高出晋中市下辖市人口性别比,充分表现出城乡之间人口性别结构的显着差异 ( 表 3) 。【表3】

  
  第一,晋中市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总人口性别比在逐渐攀升,但是晋中市市域和镇域内人口性别比趋于大幅下降和逐渐下降态势,而乡村人口性别比则处于迅速上升趋势,晋中市人口性别比不断上升的最主要区域在乡村。因此有效引导晋中市乡村人口性别文化观念和控制出生人口性别选择是非常直接的措施。

  第二,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在不同乡镇有不同表现。如晋中市各镇人口性别比高于总人口性别比的有榆次区 121. 54; 左权县 109. 25; 寿阳县 111. 44。晋中市各乡村人口性别比低于总人口性别比的只有榆次区 107. 60; 太谷县 105. 90;祁县 106. 42 等三个区县,其它市县乡村的人口性别比均高于总人口性别比,其中灵石县达到127. 10; 寿阳达到 125. 99; 左权达到 120. 50,这三个县乡村的人口性别比均在 120 以上,成为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地方。

  二、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形成分析

  人口性别比结构受到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制约,其中既有生物学因素,又有社会经济因素。

  从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分析看,社会经济因素是主导原因。

  ( 一) 家族生存方式带来的传统生育观念是重要的文化因素

  生育文化是人类围绕生育而形成的各种制度、知识和观念,它对生育产生约束或激励作用。“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特别是农村宗族观念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因素更为直接和深刻。

  表面上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们进行性别选择是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其背后既有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的思想顽疾,也有农村家族观念的影响,还有生产活动结构和劳作方式对劳动者性别需要的现实需求为人们想要男孩提供了长久并顽固的文化心理基石。

  ( 二) 人为因素导致人口性别比异常发展

  男人和女人是构成人类社会和人类繁衍的基本角色,人类还具有自动调节性别比例的能力,以维持正常的性别比例。对于我国而言,持续的计划生育政策引导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在短时间里迅速完成了由 “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的沉重压力,但是也伴随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问题。在政策的约束下,出现了人为干预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 一是利用 B 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进行选择性生育; 二是利用药物干扰正常胎儿性别; 三是漏报、瞒报出生婴儿,瞒报婴儿主要是女婴; 四是运用所谓民间秘方测定胎儿性别等等。

  ( 三) 迁移人口对人口性别结构的显着影响

  人口迁移是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也是区域人口动态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当前晋中市社会生活中人口迁移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是因学习、谋生、婚嫁而进行的人口迁移过程; 二是因城镇化过程而发生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人口迁移过程。

  1、迁移人口对迁入区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晋中市外来人口共六十七万多人,人口性别比为 121. 81,无疑这是增加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因素之一。晋中市迁入人口在榆次区和介休市最集中,占到总迁入人口的 43. 41%; 其次分布在灵石、太谷、寿阳和平遥。2010 年晋中市迁入人口情况见表 4。从中可以看出:【表4】

  
  第一,迁入人口明显影响当地人口性别结构。在晋中市市域中,有 5 区 1 市迁入人口比重接近并且超过百分之二十,灵石县迁入人口比重最高,达到 27. 97%; 平遥县迁入人口比重最低,在 10%以下; 其余四县迁入人口均在 13%以上。迁入人口比重越高,对当地人口结构的影响越显而易见。这种作用还表现在直接对冲迁入区人口性别比,如介休市 2010 年迁入人口性别比只有 104. 72,同时期介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26. 4,而同时 期 介 休 市 总 人 口 性 别 比 为106. 15,是晋中市 2010 年总人口性别比最低的区域之一。( 当然出生人口比重小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迁入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2010 年,迁入人口在 11 市县分布中,有 7 个县的迁入人口性别比在 120 以上,寿阳县迁入人口性别比最高,达到 172. 47,加上迁入人口占当地人口比重达 22. 69%,直接掩盖了寿阳县出生人口性别比走低 ( 97. 4) 的态势,使得寿阳成为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晋中市人口性别比最高的区域。

  2、城镇化移民对人口性别结构的隐形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生活和发展,在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剧烈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和心理文化图式的改变相对滞后,特别是婚姻和生育文化仍然延续了原有的文化心态,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种状态会对所在城镇人口性别构成形成潜在影响。

  ( 四) 地方经济结构 ( 工业结构) 对当地人口性别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对某一区域人口的性别构成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主导、在采掘、冶金、重型机械等重工业集中的城市,一般都需要大量男性劳动力,往往容易产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从 1990年到 2010 的 20 年,晋中市人口性别比增幅比较大的四个县区在资源环境、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上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 矿藏丰富、煤炭储量较大,煤炭及其相关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

  ( 五) 人口发展历史积累也是影响区域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因素

  山西人口性别比一直居全国最高行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同一时期晋中市、山西省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态势。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为 114. 55,这一数值在高于山西省平均水平的同时更高于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平均水平 ( 表 5) 。此后,山西省和全国的总人口性别比基本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但是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却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首先,从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到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不到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持续低于山西省平均水平,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后,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持续高于山西省平均水平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 5) ,而且具有扩大差距的趋势。其次,从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至今,晋中市总人口性别比基本处于上升态势 ( 2005 年1%抽样调查除外) 。【表5】

  
  三、改变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现状的途径与对策

  基于晋中市人口发展的历史累积、生育观念、经济结构以及迁移人口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构成等因素的叠加效应,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偏高的态势明显,如何扭转这一态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扭转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晋中市人口性别结构持续上升的发展足以说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一) 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晋中市下辖各市区人口性别结构现状比较复杂,就其实质而言,逐步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最基本的途径,针对平川县区和乡村等不同区域的特殊状况思考对应的工作思路,采取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1、转变工作思路和理念。变管理为服务、变办公为咨询、变事后处罚为前期调查和宣传,加大和创新宣传教育力度和方式,尤其是针对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的县域,把国家的计划生育新政策、科学的婚育知识、现代的生活理念送入每一户、每一个人。

  2、立法明刑,严惩妄为者。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切实落实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母婴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坚决打击那些以现代科学技术做性别鉴定的违法活动。

  3、切实关注和解决农村现实问题。性别角色差异在农村是现实而且实际的问题,如土地所有、劳动能力、劳动报酬和养老保障等等。通过完善奖励和扶持政策和通道,降低和消除人们的担忧和顾虑,转变人口的婚育观念,切实改善女孩生存和发展环境,提高女婴和妇女地位,牢固树立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 二) 在产业转型发展中逐步优化整体人口性别结构

  随着晋中市转型发展,新 “四化”发展途径的确立,用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的变革逐步带动人口的优化发展。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新的农业产业方式和产业类型逐渐成熟,新的工业园、产业园区将陆续落地展开建设。企业集聚区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经营地点,更将是企业的互动地点。

  在着力进行交通、通讯、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法律、科研、教育和、检测以及中介服务等等服务产业发展,改变之前产业以采掘和初加工为主的单一结构模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带动人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改变,进而引导人口结构的改善。

  ( 三) 创新和建立乡村职业培训和文化教育机制,提高人口文化素养

  随着晋中市新农村建设、工业园区的建设,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都急需以职业培训和文化普及为支持的新型教育方式的建立,乡村职业培训和文化普及担负着培养新型农民的重任,同时也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更为改变乡村人口文化结构、提高生活质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就业为导向”,试行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托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更新农村职业教育观念,充分发挥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支持和鼓励城市职业学校积极吸纳中考、高考落榜的学生,尤其是农村生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进而提升人口的整体素养。

  参 考 文 献
  
  [1] 李玉江,张果. 人口地理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0: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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