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城市和区域规划 (4000字)
城市和区域规划
彼得霍尔在前言中开门见山的提出，该书“首先，严格地按历史顺序描写自产业革命直到今天的有关城市和区域规划、规划哲理、技术和立法等方面问题的演变。其次，以英国的观点来撰写，为英国的读者服务” 。包括7、8两个章节提到的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也是对比英国城市和区域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要点来分析，以提供借鉴意义。与很多读者一样，我认为本书作为一本探寻英国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发展历史的书籍来说意义重大，其中作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也令人受益匪浅，虽然不少读者遗憾其未将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实践与探索收录其中，但我认为作者的目的更在于记述和整理产业革命之后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各方面的发展历史，而启发读者对于今天的城市和区域问题产生思索。
通篇看来，第一章阐明了何为“规划”及介绍了规划作为一种行动的意义，跨越时间的束缚介绍了规划在城市和区域中的应用，得出“城市和区域规划是空间性或物质性的，它用一般的规划方法来编制物质环境设计” 这一结论。第二章至第六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详细的讲述了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先从英国早期城市发展入手，进而是早期的规划思想起源（这一章节其实是跨越英国，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规划思想），而在这些思想和巴罗报告的影响下，设立了一系列的规划机构，并制定了相关法律，这些事件从时间上来看属于二战之间，是比较完整连贯的一个部分；第五、六章章分析战后历史，从两个层级上进行评判——国家/区域规划和城市/城市地区规划。第七、八章对比分析西欧和美国战后规划情况，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借鉴案例，但各自又有其特殊的时代及地理背景。最后一章概述了城市和区域规划方案编制的顺序，对一些重要、新的技术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而正如作者谦逊的提到，“它并不想和那些教科书抗衡，只是为了它们提供必要的历史概貌的介绍” ，内容上来说还是侧重历史沿革对新的范式产生的影响。
无论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对不同阶段规划进展的评判上来说，作者严谨、理智的语言风格都十分妥帖，提供了一种可以信赖的逻辑方式，堪称典范。阅读之后，我对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思想、方法的演变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也将之前很多分散学到的知识串联了起来，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规划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过程——正如我们现在从事的那样，而是在与城市发展相互影响中由“蓝图”式的目标表达演化而来。因为作者主要还是站在英国城市的立场上，因此思索就从英国城市的发展展开。
虽然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城市其实都是经过规划的，“至少它们现在的形式和位置是由某些统治者或商人集团有意识布置和制定的” ，并且有着很深的历史内涵。
英国是最早出现产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对城市的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别是煤在工业中广泛应用之后，城市无论就其分布还是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中，作者提出了两个层面来观察问题，及国家/区域和区域/地方。因此从城市的角度入手，分为国家/区域中城市的活力与衰退，及区域/地方中分散与集中，梳理这一过程中规划工作是如何应对城市问题的。
作为产业革命的先驱，英国城市早在19世纪开始就发生了区域分布的巨变——在工业化过程中，港口和煤田城市，以及历史上早就建立并且有了优势条件的城市迅速生长起来，“有些发展形式，即使以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很不寻常的；那就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常有的?雨后春笋?式的增长”。 而不幸的是这些城市通常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至此区域问题仍然是隐含的，直至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区域问题浮现出来。“区域规划”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如作者所说，“它尤其是指开发某些区域的经济规划，这些区域由于种种原因遭受严重的经济问题”。 当国家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工业区并没有很快的恢复过来，特别是重工业分布的城市，开始了难以控制的衰退过程。“新工业”生长起来，“并且根本不可能再向北深入到支柱工业日渐衰退的地区” ，并且造成了不难预料的
结果——“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的繁荣以及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持续衰败，其差别日益增长” 。
如果通读完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在之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从国家/区域层面上来看，英国的区域规划一直试图并倾力扭转这一形势，试图恢复那些衰败的地区，平衡区域发展。 巴罗委员会及其报告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把国家/区域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即大城镇集聚区的物质环境增长联系起来，并认为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结论十分重要， 较为繁荣的地区的增长几乎全部归因于其工业的发达，而其他区域由于基础工业的持续衰退，区域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即把区域发展与工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报告直接导致了1945年《工业分布法》的颁布，使政府可以全面的控制工业的分布，来改善传统工业区的衰败问题，但作者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之后的区域规划目标执着在就业率的提升上，对此本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对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是否影响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提高的讨论。1960年《地方就业法》之后，《工业分布法》中的开发地区（development area）的概念被开发区（development districts）代替，用来援助更需要帮助的衰退区；1963年，政府又对受打击最严重的两个地区提出了“增长极核”的概念。
而另一方面，关于东南部过度发展的情况仍然在收到广泛的批评，政府更加严厉的控制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市建设。直至1979年，各种发展计划及组织相继出台，用以刺激新岗位的产生，直至198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之后，大幅缩减了受援助地区的面积，力量向解决内城问题转移，显然，衰退问题不只在老工业区出现了。
正如很多学者感觉到的那样，英国人的传统思想与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十分不同，他们对城市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抵触和脱离的愿望。工业化不久人们就发现集聚之后不能忍受的居住环境，1870年之后，借助于《公共卫生法》和《环境卫生法》，英国城市一改紧凑的布局，依托公共交通向四周扩散出去。毋庸置疑，城市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突出的包括大量农田被占用，以及交通压力增大。
第三章作者分别介绍了规划的先驱思想家们对城市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起码在这一阶段，社会变革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而突出的城市问题引发了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思考，推动了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起源。作者十分精炼的将其分类为“英美传统”和“欧洲传统”，因为两种城市面对集中和分散的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思考背景和传统。在日后的城市规划问题上，虽然英国分散的城市形态决定了其会采用英美传统规划思想的方法，但欧洲传统的思想还是深刻的影响了英国。而无论是英美传统还是欧洲传统，针对的探讨范围及城市的可能的形式都基本属于区域/地方问题。
受规划思想影响下的规划机构及法规建立，还是要从著名的巴罗报告谈起。巴罗报告除了如前文所述探讨了国家层面区域分布不均导致部分地区衰落的问题，同样探讨了地方区域内的城市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尽管不是绝大多数——高度集中的缺点远远多过其优点，因而需要政府采取专门的对策；伦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1945年的大伦敦规划无疑是同为巴罗委员会成员的艾伯克龙比受其影响的作品。
从立法上来说，之后的一系列法规也在致力于解除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抑制城市的漫无边界的扩张。如1946年的新城法和1952年的城镇开发法，还有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更是将大城市及其周边的乡村地区作为一个地方/区域统筹考虑的对象。
而二战后关于地方/区域的问题发展并不像国家/区域问题那样具有一贯性的特点，在战后一直到1970年代，主要问题还是大城市及大的城镇密集区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的，汽车大量增加，住宅需求剧增，所以规划较多的精力放在新城建设及现代交通运输给城市带来的变化上。在这期间，一些先进的方法得到应用，1972年，环境质量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
直至内城问题的出现。典型的内城开始大量失去人口和工作岗位，迫使政府于1977年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内城地区城市援助计划。以成功的新城为范例，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而有意义的是英国一个新的地理学出现，“传统的区域两分法??正在被一个更细微的特征所取代。即一方面是传统工业地区正在衰落的城镇和孤立的矿业或制造业城镇，另一方面是市内中产阶级所生活的地区??依旧繁荣的郊区，中等规模的自给自足型的城镇，以及英国广大的农业地区”。
1990年达发生了大的逆转，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地区/区域规划的目的转变为承担城市复兴的职责，虽然几届政府的执政理念有所差别，关注的问题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大的趋势是将地区问题与整个区域发展的前景联合在一起考虑，以解决地方/区域的问题。
篇二：城市区域规划论文
古代中西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与各自特点
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
规划思想的差异，从而造成城市形态的不同。
关键词：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哲学思想、城市形态
正文：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徐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 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台、三合、四合院等)，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雏形是建立在对以北极为中心的宇宙模式模仿的基础上的。周代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营建苏州城、越国范蠡营建会稽城时，都“象天法地，建成大城”、“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秦朝都城咸阳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咸阳城市的设计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朴素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上的种种星象，与人间秩序一一对应。唐朝都城长安中的十三牌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面四行坊里象征四季，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明清北京城中南面建天坛，北面建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另外，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也在城市布局及地名中得到了体现。
相土、形胜、风水的规划思想
相土、形胜思想相比，风水说通过对山川形势所蕴涵的“气”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概念和技法体系，其思想上也更为成熟。它通过推测不同方位的“吉凶”来强调城市布局方位要和命相结合，对城市的选址和布局有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内部建筑的设置中，也强调通过一定的建筑设施的摆布．以弥补地方风水的不足，“城市之地，其正穴多为衙署诸基用，余者不论东南西北，四周总以高地为吉，低处为界水，不可居”。城墙除了防卫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风水手段。城墙环抱、四面设门．门内设神守卫，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布局模式。唐长安城皇城南面的四行坊，不开南北门只开东西门，是为了不冲 “王气”。明清北京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也受到了风水理论的影响，紫禁城的整体立意，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竭力突出其九鼎之尊的地位。
数字的应用
数字本身是抽象和无意义的，但有时也与一些观念形态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数字“3”代表了天、地、人合?的思想，“5”代表了金、木、水、火、土和阴阳五行，?9’象征着九重天，寓意尊贵。这些思
想应用于城市规划，如汉长安城门开三个门洞，唐长安明德门、北京天安门及午门开五个门洞。唐长安有六街，汉魏洛阳城长九宽六，都城开九门。采用奇数也与突出中轴线布局有关，中间城门往往为帝王专用。
二、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西方比较著名的思想：（1）“城市公园运动”理论 （2）“带型城市理论”理论 （3）“田园城市”理论
（4）“卫星城镇”理论（5）“有机疏散”理论 （6）“邻里单位”理论
（7）“雷德波恩体系”理论 （8）“广亩城市”理论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Hip—podamus)模式，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广场是市民集聚的空间，城市以广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反映了古刻影响。在城市内部建筑的设置中， 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希波丹姆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遵循古希腊哲理，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这种思想在其规划的米列(Milet)@B城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到了希腊化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是街道、建筑与广场规整划一。从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邻里住区的划分，一直到市中心与广场的规划布局都是严格按几何和数的规律进行规划设计的。希腊化时期卫城和庙宇已让位给喧嚣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商店议事厅和杂耍场等。古罗马时期，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平面呈方形或长有机生长方形，中间是十字形街道，通向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街道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古罗马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影响，以在被占领地区的市民心中确立向罗马当臣民的认同。古罗马时期，城市道路笔亩宽阔，建设了大量的宣扬统治者功绩的纪念性建筑：广场、凯旋门、记功柱以及供奴隶主享乐用的剧场、斗兽场等。西方中世纪城市多为有机生长，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很少有按规划建造的。由于战争频繁，城市的设防要求提到很高的地位，产生了一一些以城市防御为出发点的规划模式。文艺复兴时期，教堂或城堡不再是城市的中心，市政厅广场成为新的城市中心，这标志着神权与封建政权地位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人权地位的上升。许多城市进行了改建，改建主要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
三、中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比较
西方以神学为中心，上帝至高无上，神庙和教堂及其广场占据城市中最好最高的位置。
中国则以体现人间的统治秩序为中心，君王至高无上，城市中以皇宫和官署为中心。
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朴素的“天圆地方”的人地观，导致了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形成。王城居中，中轴对称，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皇权至上、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
有机生长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建设的主线，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建筑群具有优美的连续感、丰富感和活泼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城市景观统一且多样化。
而规则布局则是中国封建城市建设的主线，反映中国封建城市建设与发展成就的主要是都城和一些府城。是政府主观意志的产物，其城市设计突出了皇权的无处不在。
文艺复兴时期，人与自然的大发现使西方人地关系产生彻底的“天人分离”，人的价值理性得到了充分张扬。西方城市规划中出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思潮，以各种几何形状作为城市形态构想，城市平面轮廓、结构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模式。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唯理主义在城市建设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城市建设中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寻求纯粹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如法国的凡尔赛宫。
中国城市建设也讲求中轴对称和主从关系，但其思想根源却来自儒家文化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宗法礼制观念，以强调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
参考文献：
【1】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段进.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时间问题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一期
篇三：宜昌新区城市设计 案例分析
城
市
设
计
案
例
分
析
宜昌新区城市设计
宜昌山环水绕，城乡辉映。新区规划面积220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105平方公里（江北60平方公里、江南45平方公里），保留山体、河流水系等不可建设用地约115平方公里。整体与自然相得益彰,让现在的都市快节奏带来的紧张感得以放松。
宜昌新区将紧紧依托现有建成区，实施渐进式拓展，以长江为发展主轴，形成“一带、多廊、十片、多中心”的结构布局。“一带”，即形成沿江发展带；“多廊”，即建成多个城市发展廊道；“十片”，即开发十个功能片区；“多中心”，即以卷桥河会展中心为核心，形成江南中心，以中央商务区为引导形成东站中心，与老城中心形成“三心”
鼎立格局。在设计中主要强调低碳生态，特色发展。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新区开发的突出位置，贯穿到新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统筹编制区域生态环保、水系规划，建设绿色长廊、生态林地、风景园林，疏浚、美化水体，开发低碳生态化社区，打造城市特色和个性。宜昌新区涵盖了宜昌国家级高新区、三峡旅游度假区、三峡物流园等重点园区，辐射带动枝江、宜都、当阳、夷陵等省级工业园，在宜昌建设“沿江万亿经济走廊”中处于龙头地位。建设宜昌新区，有利于促进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合理集聚，提高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推动宜昌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
南面城区设计的重点在于政府设计以及一些城市基础设施。
俯瞰长江，设计师运用有机结构设计了宜昌新区总体规划。博物馆的构造，展览中心的规划，以及其他一些配套设施位于城市南部，以此向中国发明丝绸织布机的嫘祖致敬。
独一无二的外观，全部覆盖的是参数化的编织。铝管的直径在这一设计中加强了这样的外观效果。它还提供了一个实用功能，在文化中心内部，游人们可以欣赏到发光的卷轴型画廊，中间还适当的穿插着观众席和展览空间。
一个池塘河曲系统贯穿整个地址，在这里它作为雨水收集系统的一部分，旨在充分利用宜昌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整个宜昌地区的总体规划
主要想表现的就是地方山水特色。
灵动的公建跟广场景观结合密切自然，符合主题思想。尺度合理，张弛有度。办公楼整体性非常强，体块关系明确。整体气势恢宏。
从规划图及规划理念来看，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结合，这是可持续发展经常探讨的一个领域，整个规划留出了山体、河流水系等不可建设用地约115平方公里。它们围绕或穿插在整个城市中，水系更是发达，由于是比邻长江，可以将水系引入城市内，能进行气候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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