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本文关键词：礼乐，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本文简介：龙威论文网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文学论文发表服务，如您需要发表文学论文可在文学艺术期刊栏目查找您需要投稿文学艺术杂志 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杨晓霭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以札乐为核心，以《札记·乐记》为代表的国学典籍，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礼乐与文学
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本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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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杨晓霭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以札乐为核心，以《札记·乐记》为代表的国学典籍，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礼乐与文学的不可分割。《礼记·乐记》论“乐”，始终“乐”与“礼”对举，“礼义”与“乐情”互解双显，展示了“礼行乐奏”、“乐备礼隆”的不可分割性。其中所阐述的“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与“诗性”交相辉映，互为涵摄。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即鲜明地呈现出“礼乐”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抒情特质。抒情的诗、词、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其他文学体裁均表现出重抒情、重情韵的创作意图。(二)文学关怀。自始至终关怀现实与人生。(三)教化功能。作家的创作主旨即在于宣扬政治理想，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礼记·乐记》礼义乐情诗性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7)10-0122-06
以现代学科分类而论，“乐”为音乐艺术的审美系统，侧重于情感;“礼”则表现为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侧重于道德。因而人们习惯将“礼”“乐”分述，各自探讨“礼文化”“乐文化”。但《礼记·乐记》，无论溯“乐本”，探“乐情”， 叙“乐象”，广“乐化”，总是“乐”与“礼”对举，“礼”与“乐”并论，互为诠释，揭示出“礼乐”共有的“文”、“情”、“德”等等特质。这种“礼”、“乐”互解的阐述，凸显了礼乐的不可分割性。而“礼”、“乐”与“诗”三者，从来都被看作立身成德之法①，难解难分。三者的相辅相成，正如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的互融互渗，本于人心，贯乎天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自《诗经》雅颂、楚辞《九歌》到历朝历代的雅乐乐章，以及用于描绘郊天祭地、朝觐盟会、祈谷祷雨、敬老立学诸仪式的各体文学作品，均以“礼乐”为中心②，所涵摄的“礼乐”意蕴自不待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抒情特质、人文情怀、教化功能，均不能出乎礼乐文化的涵盖之内，从不同层面透射出了“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的精神内核。本文即以《礼记·乐记》为视点，通过文本释注，并采取简单类比、排列勘对的方法，作粗浅探讨。
一、礼乐之“文”与文学抒情
关于礼乐之“文”，《礼记·乐记》有不少阐述，此据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③《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检阅胪列如下，笔者本人的理解以[[今案]的方式加以说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疏】：“‘声成文，谓之音’者，谓声之清浊杂比成文谓之音。则上文云：‘变成方，谓之音。’是也。”[今案]：当指清、浊不同的声音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乐音。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疏】：“‘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者，‘文’谓‘声成文’也。若行乐文采谐同，则上下各自和好也。”【今案】：“乐文”：宫、商、角、征、羽各音谐和组织的呈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本乙自外作，故文。
【注】：“文，犹动也。”【疏】：“‘礼自外作故文’者，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也’。庾云：‘乐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礼节在貌之前，动合文理，文犹动也。”[今案]：这里“文”释作“动”，显然是指行“礼”时“升降上下”之仪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疏】：“‘乐者，异文合爱者也’者，宫商别调是异文，无不欢爱，是合爱也。”屈伸附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疏】：“‘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者，‘文’谓上经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
【疏】：“‘而文以琴瑟者’，谓文饰声音以琴瑟也。”[今案]：“文饰”即谓修饰美化。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
【疏】：“‘五色成文而不乱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应达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错乱。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谓官、商、角、微、羽之声，和合成文不乱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别广以明义也。”’吟案：此处“五色”与下文“八风”相对，可谓自然界之事物，亦可狭义理解为五音与八音。成文即“成纹”，构成华采乐章。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
【疏】：“‘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q隋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今案]：“文”当指礼乐之“升降上下，周还裼袭”，“屈伸附仰，缀兆舒疾”之外在表现。“文明”即指礼乐仪节表现得更加精彩。乐者，心之动也。声音，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注】“文采”：“乐之威仪也。”[今案]：声音为“乐”的形象。构成“声”的“文采节奏”，即是“乐”的仪节修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
【注】“文谓鼓也。武谓金也。”【疏】：“‘始奏以文’者，文，谓鼓也。言始奏乐之时，先击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今案】：这里的“文”是就武舞表演具体而言。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
【注】“文，犹美也，善也。”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
【注】“文，篇辞也。”【疏】“‘使其文足论而不息’者，‘文’谓乐之篇章。”吟案]：乐之篇章即歌辞。古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
【注】“‘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
【疏】“‘节奏合以成文’者，谓奏作其乐，或节止其乐，使音声和合，成其五声之文也。”[今案】：五声之文即由宫、商、角、征、羽之音组成悦耳动听的乐曲。上引各段所涉之“文”，或释作“声之清浊”的“杂比”，或释作“动”，或释作“宫商别调”，或释作“屈伸、俯仰、升降、上下”之舞姿，或释作“琴瑟之声”，或释作“宫、商、角、微、羽之声”，或释作“言之于外”，或释作乐之“威仪”，或释作“鼓”，或释作“美”、“善”④，或释作“篇辞”，或释作“五声八音”，无论在哪种语境下，进行怎样具体的注释，“文”是礼乐的表达方式，是礼乐的外在形象，这是其基本的意义。礼乐之“文”的组成、美饰，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各种不同美丽、完好的表达，加强抒情，充分发挥“乐”所具有的动情功能，从而实现和同敬爱的宗旨。众所周知，“札”为制度，旨在约束。而令人心悦诚服的是，这种约束与一个充满“乐”计隋的“乐”互为辅成，浓厚的情感，便成为礼乐文明与生俱来的品性。
充满情韵的礼乐之“文”，以乐音、以乐章、以乐器、以节奏、以仪节、以服饰等呈现出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通过“语音”、“文字”之“文”来抒情。文学发展初始形态的“诗”，即用鲜明的语音节奏与音乐紧密配合，呈现出“天籁”般的音乐美，体现着礼乐之“文”的情韵特征。“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强烈的感情抒发欲望，也正是礼乐之“文”所承载的“天地之情”的本质。具体分析，作为仪式乐歌歌辞(乐章)的“诗”，是伴随着乐舞，在“礼”中成熟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录尽是乐歌，而后楚辞、汉乐府、歌诗、声诗、曲子词、元曲、杂剧，与音乐同生共长，即使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门走向案头文学形式发展道路的“诗”，从来都保持着谐韵的音乐特性。如果说，诗与乐本为孪生姊妹，那么专门用于说理、记事的文，是否也具有浓郁的情韵呢?回答是肯定的。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好用韵语，使语言充满诗歌的抒情韵味。汉代盛行起来的赋，无论承前的骚赋，还是其后变化了的骈赋、律赋、文赋，以及六朝的代表文体“骈文”，讲求韵律是它们突出的“体性”。实用文体，如朝廷制诰、法文律令之类，有韵的文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正是因为有“韵”，使得枯燥的法文律令，也富有抑扬顿挫的“抒情”意味。或为记述史实，或为叙述故事的文体，协韵的诗、词、曲、赋，往往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作家惯常采用来抒情的结构方式与艺术技巧。从先秦“礼义之大宗”的《春秋》、“叙事之最”的《左传》到明清的《三国演义》、《红楼梦》，一路读下来，流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悠悠情韵，无不令读者处处动容。即使迟到元明才成熟的戏剧，无论白朴的《梧桐雨》，还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唱不衰的还是那一首又一首的抒情诗。
借一般文学理论将文学分为内容与形式的论说来考虑，追求韵律和谐是形式方面的特点。“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音”“情”的完美结合，方可获得“有金石声”的艺术效果，而“怊怅抒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才是托起音韵声律美的根本。强烈的感情抒发，从来被创作者、评论者看成是文学的生命，“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便又回到了礼乐之“文”的本源。
二、礼乐之“情”与文学关怀
何谓礼乐之情?觞L记·乐记》的阐述是：“论伦无患，乐之隋也。” “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礼乐之情同。” “礼乐偾天地之情”。以下细绎之。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据孔颖达正义，此说出“乐论篇”。2l “‘论伦无患’者，乐主和同，论说等伦，无相毁害，是‘乐之情也’。言乐之本情，欲使伦等和同，无相损害也。”官、商、角、征、羽，如何组织才能如人之伦常，次序井然，不互相冲撞，达到和谐悦耳，这是乐之“情”。这种“情”，即是性情之“情”，是先天所具备的品性。
“穷本知变，乐之情也。”据孔颖达“正义”引“皇氏云”，此段经文是“乐情篇”的内容，日：“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⑥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偾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大意云：“乐”生于心，是q隋”的表达，这一特性不可更改;“礼”显于外，是“貌”的呈现，这一特性也不可更改。“乐”的功能在合同人心，“礼”的功能在分辨尊卑。关于礼乐的言论，都是从中能看得见人情的。乐由心生，故能穷尽人心之情，穷尽感情之变，这是“乐”的本体特点。彰显诚信，剔除虚诈，这是制，礼”遵守的纲纪。礼乐依附天地自然，当然能体现天地自然之情理，传达自然万物变化之规则，感动上天与下地之神灵，凝聚万物大小之形体，理顺君臣父子之位置。由此可见，这里所阐述的“乐”之“情”，即是包揽天地、万物、神鬼、父子、君臣在内的“天地”之情，是体现哀乐、善恶等等一切之“本”之“变”的情。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和乐，分述则一辨异，一合同;总述则二者“情同”，即所秉赋的“天地之情”相同，故相辅相成，成就天下合同敬爱之情。
将“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亦可“一言以蔽之”，即“礼乐债天地之情。”礼乐仿佛包含着天地万物间的一切惰性，也可以说礼乐负载着自然、社会的一切情感。因此，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是礼乐文明的实质。而对由这一文明孕育的文学、传承这一文明的文学来说，关注“天地”人生，是它应尽的责任。文学关怀，一定意义上可谓“人文情怀”。关于人文情怀，学界有诸多的争议，似乎找不到一个最为完全的定义，但无论怎样阐述，最终都应该归结到对“人”的关怀。我想只有对“人”的关怀，才能称之为“人文情怀”。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便是“为人生的艺术”，充满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与关爱。考察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能听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呼，听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总能感受到“救人时病，裨补时阙”的迫切愿望，以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痛切愤慨。浩大渊博的爱国精神、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感时伤世的愁苦焦虑，凝聚成深重的忧患意识，犹如一条红线，横贯整个中国的文学发展史。
礼乐之“情”，关乎生命之真情。就“乐”来说，它涵盖了整个抒情的艺术，故后世论“乐”，即将它等同于“艺术”，“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诗”用语言表达“乐”的意旨，“歌”用“咏唱”传达“乐”的音声，“舞”用动作展现“乐”的姿容。“诗”“歌”“舞”是构成“乐”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诗”所拥有的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生发状态，便是由“乐”来完成的。礼乐合同，诗乐一体，由礼乐而诗歌而文学，文学即“债天地之情”也，文学亦不可以为伪。“唯乐不可以为伪”，孑L颖达正义：“伪，谓虚伪。若善事积于中，则善声见于外。若恶事积于中，则恶声见于外。若心恶而望声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乐不可以为伪也’。”引用《礼记·乐记》之经文，则谓“故乐者，天地之命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国文学，从来摒弃“造作”、“矫饰”，反对“为文造情”。人文情怀，是对人生的关切，是生命真情的流露，更是对“天地”——大自然的“和同”与“敬爱”。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的大乐大礼，滋润培养着与天地同等同大的“礼乐之情”，这种“情”充溢于各体文学作品，山水、田园、写景、咏物，总能令人沉醉人天圆融的和谐之境，即使登临、纪行、怀古、览史一类以叙事为主的题材，也总能借物借景，物我合一，令人享受契合无垠的浑融情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何尝不是“合敬同爱”的“礼乐之情”?
三、礼乐之“德”与文学教化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2](P1259)
“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2](P1259)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以上是《礼记·乐记》“乐本篇”的内容，只要按行文的前后顺序读下来，其中由乐至礼，由“礼乐皆得”而“谓之有德”的逻辑关系便显示得很清晰：乐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知乐几于知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制礼乐之目的即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正”，正是“德”的本义。
“德”字的形成十分古老，从字形变化看，它的本义即是人心的“正”和行为的“正”。
如图所示，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 chi)形符号，表示道路，也表示行动，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故字之本义即：行动端正，目不斜视。在金文中的会意更加全面，“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行正、目正、心正，才算是“德”。
要实现“德”，则须“得”礼乐。“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辍淫也。……乐也者，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
“故乐行而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这些论述，一层一层推进，把礼乐的教化功能与教化意义，揭示得极其明白。
1.“乐”象征“德”，礼节制淫荡。符合“礼”的“乐”表
现出来的就是“有德”。2.“有德”的“乐”，可以使民心向善;可以深深打动人心，从而改变风俗习惯。所以制礼作乐的“先王”，一定弘扬的是这样的乐教。3.乐教施行，会使社会如清水上的涟漪，层次分明;乐教施行，会令人耳聪目明，头脑清醒;乐教施行，会令人神清气爽，性情平和;乐教施行，会改变不良习气变为良好风俗。这样天下处处太平。4.正因为“乐”有如此功用，所以知乐的君子越发会反省自己，发扬良善性情，培养高尚志趣，并且阐发音乐的义蕴，而成就乐之教化的用途。5.乐教取得了成效，百姓即向端直方正的方面发展，由此便可以看到“德”之高低了。而“德”是“性”的端正的表现，“乐”则是“德”开出的美丽的花朵。6.“乐”的表演即是“施”——给予，礼的制作则是“报”——报答。乐就是让人心快乐，礼则是回报给了人快乐的天地万物神灵祖先。所以“乐”使德行更加美好，“礼”使本性更加善良，都是让人回到人本来就具有的美与善的品性上去。
倘若从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论起，“当时在朝聘会同的各种礼仪活动中，不仅礼与乐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便是一种音乐的活动。”歌从来都被看成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由这一形式延伸到广义概念的文学，作为礼乐一份子的文学，教化便是它的天职。中国文学的确坚守了这一本份，而且自始至终地以这一天职为创作的原则与标准，“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只要顺手撷取人们熟悉的诗文辞赋，都会看到鲜明的教化旨趣，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读下来，无论哪种体裁，什么题材，言志也好，缘情也罢，无不关乎“美教化”，系乎“移风俗”。并且，无论哪一种体裁，一旦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文人的创作，即被迅速“德化”，即使像“曲子词”这些兴起于花间尊前的“艳科”，一旦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视野，它将注定被视为“诗之苗裔”，而进行“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改造，从而发挥风雅功能，获得美刺效果。李殿魁先生总结说：“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说，文学作品是性灵的发抒，它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任何条件的约束。可是在中国，从有‘诗’开始，它就没有自由过，因为它除了尽文学的责任外，更要尽一部份音乐的责任。所以早在春秋时代的墨子说：‘诗三百，孔子弟子皆被弦歌之’;不仅孔子拿诗歌当修身养性的科目来教导学生，就连两周时代的诸侯、大夫，无不用诗歌来作为折冲撙俎，政治上、外交上的特殊表达工具。”的确，“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从来都是文人的使命，从来都是中国文学创作追求的“第一”目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是“德”的象征，是“德”开出的花朵，施“礼”的目的即在于教人有“德”。“乐”的表现是“施予”，“礼”的表现是回馈。“乐”之所以令人快乐，在于它自身的愉悦属性;“礼”之所以能实现回馈，在于它返回到了本源。“乐”的愉悦使“德”更加显明，礼的回馈让“情”越发深厚。“乐”对“德”的彰显，“礼”对“乐”的深化，互为表里，相互促成。因“礼乐”而抒之情，为“礼乐”而造之文，自然就是有德之文。因此，礼乐教化方能收到“正”之效果，《礼记·文王世子》日：“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教喻而德成。……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礼乐教化而使“德成”，“德成”的收效便是“教尊”、“官正”、“国治”。不要说“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要求“德成”，春秋战国时期，对自然的观照也是“以礼乐”而“德化”的，如《管子·水地》篇、《苟子·法行》等，艺术审美中的“比德说”，更是德化的产物。礼乐均能“得”，即为“有德”，而能成为“有德”者，正是因为“得”了“礼乐”。“礼乐”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礼乐之“文”与礼乐之“情”的教化，使人们能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从而成就“圣”“明”人格。“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尽管这里的“作”与“述”是就礼乐而言，在阐述礼乐的制作与传承，但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述作”早已被理解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且融会经义，发为文章，“比雅颂之述作”者，俨然成了文学的主导。“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诸侯德高则教化能够施行，教化施行了，就如五谷按时令季节播种成熟一样。于是，天子论“收成”来给诸侯赏“乐”。诸侯治“国”，百姓劳苦，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少，舞队的行列间隔得宽远;诸侯治“国”，百姓安逸，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多，舞队的行列就间隔狭窄。礼乐便是教化的内容。施行礼乐，以“德”量高下;文学创作，以人品论文品，也是诗坛文场恪守的准则。《乐记》“魏文侯”一节，专论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引诵《诗》，以明“德音谓之乐”：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
“莫其德音”十句，出《诗经·大雅·皇矣》。毛序：“《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不论这一评论是否能概括全篇内容，天下大定的歌唱，总是人们对“有德”者的歌颂，这就是“乐以象德”的体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天下太平，确定六律，调和五声，弹奏琴瑟相伴演唱诗歌，颂扬安定的社会，这就称作“德音”。“德音”即称作“乐”。广义言之，“德音”能称作诗、能称作歌、能称作文学。传扬“德”即为文学之功能，“礼乐文学”的出现，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成果，“乐终而德尊”，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
徐复观指出：“我国文学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5XP137冬世学者论“经”，或日“六经皆史”，或日“六经皆文”，日“史”日“文”，其源一也，其极亦一也。而将礼乐与文学联系起来，讨论“礼乐之文”与文学的抒情方式，讨论“礼乐之情”与作家的人文情怀，讨论“礼乐之德”与文学的教化功能，仅仅是“大传统”中的小案例而已。实际上，在由礼乐融会贯通而建立的和同敬爱的广大“天地”中，对“述作者”来说，“礼乐”既是指导思想，又是创作内容，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渗入作品，呈现出一片礼乐与文学交相辉映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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