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 本文关键词：体制，社会，建设，二孩下
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 本文简介：摘要：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社会养老和储蓄养老会使家庭中生育和养老的脱节，使得家庭生育行为在社会养老上具有正外部性。所以为释放生育力量，要么把养老和家庭生育挂钩，回归家庭子女养老；要么对丁克、单身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时候的社会赡养费，并把赡养费用于补贴多生育子女的家庭。2015年至2
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 本文内容：
摘要：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社会养老和储蓄养老会使家庭中生育和养老的脱节，使得家庭生育行为在社会养老上具有正外部性。所以为释放生育力量，要么把养老和家庭生育挂钩，回归家庭子女养老；要么对丁克、单身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时候的社会赡养费，并把赡养费用于补贴多生育子女的家庭。2015年至2030年间，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将陆续退休，由于老龄化社会里赡养老人会对生育资源造成挤占，为了给中国再次制造人口红利，需要出台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推迟养老潮的到来，释放生育力量；同时为进一步避免老龄化社会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发放养老金不如发放养老产品，通过建立养老院，改变传统散养模式，集中供养老人，降低养老成本，达到进一步释放生育资源的目的；最后，在老龄化的社会里，在不削减养老资源，不降低孩子素质以及不降低产出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有通过节欲，才能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關键词：生育2.0；公共品；丁克税；延迟退休；养老院
引言
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出现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开始加速，随着少子化的继续演绎，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如果还继续实行严格的一孩半政策，除性别比失衡、政策有没有作用之外，在不改变养老制度以及退休制度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老龄化社会中资本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因为过重的养老负担，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出现类似日本的情景，跌人人口悬崖。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兴衰，为了为未来储备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源，迎接下一轮经济增长，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族复兴，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最近几年生育政策逐渐从严格一孩政策过渡到双独二孩政策，再从双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单独二孩政策，直到2015年7月份，全面二孩在政策层面越发成熟。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的决议，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总和生育率进入了2.0时代以及中国30多来年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当然也是国家兑现计划生育政策仅是一代人的承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基于2013年中国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符合条件的1100对万夫妇中，截止到2015年仅有107万对夫妇申请，出生人口数量并没有出现跳跃式的上升，单独遇冷。问题随即而来，为什么当前即使放松生育管制，还是无法释放出生育力量，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当前全面放开二孩之后，是否也可能面临无法释放出政策需求的生育力量的问题？如果确实，这使得国家通过全面二孩来实现的宏观目标，如增加未来劳动人口，解决未来社会的养老以及承接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等目标无法落实。那是什么原因引致现在生育力量持续走低，使得政策所要求的生育力量可能无法释放？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帮助国家实现生育力量的释放？这是笔者探讨的出发点。
文章首先陈述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并针对此原因开出释放生育力量的政策处方；其次，从社会资源约束方程着手，阐述如果生育力量无法释放，说明生育资源稀缺，那生育资源从哪里来呢？生育资源需要从老年人口身上和中青年身上获取，即如何缩减赡养老人费用和自己消费来实现对生育资源的释放。
一、文献综述
对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Becker等认为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引致人们追求越来越少且素质越来越高的孩子，进而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即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原理。Murthi从统计的角度，系统的检验了社会的不同因素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如孩子死亡率、城镇化、女性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因子，发现女性教育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关键原因；t51Mishra和smyth从女性教育的角度，阐述了生育水平下降的内在机理。
对于生育行为外部性的问题，国内著名人口学家李小平认为，生育孩子具有负外部性，孩子对社会的负担大于家庭生育的收益，家庭生育的收益又大于家庭的生育成本。如果过多的生育孩子会造成就业困难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巨大。据此，生育行为的收益是家庭的（家庭养老，孩子是养老的投资品和收入来源），但是成本是社会的（如造成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增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所以为了避免或者减少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就要控制生育，对多生育的家庭进行征收社会抚养费。Groezen等则陈述了相反的观点，因为孩子的外部性，特别是抚养孩子在养老上的正外部性，依靠家庭自由生育，可能并不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生育水平，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补贴降低家庭供给孩子的成本，释放社会生育力量。Schoonbroodt和Tertilt提出生育水平下降的所有权解释，即如果父母不对孩子的收入作出要求，养育一个孩子的私人收益将远小于孩子对社会的收益，孩子收益的社会化，抚养成本的家庭化，生育孩子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引致孩子供给低于社会需求，所以家庭会自发的减少生育，家庭生育数量无法达到社会所需的最优生育数量。
从养老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Becker和Barro发现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内，生育水平取决于市场的长期利率、社会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死亡率，但是与技术进步和社会保障支出成反比；Rosati和Cigno发现，在社会的预算约束下，如果社会保障的开支增多，会引致生育水平的下降，即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出与生育水平存在负相关；张川川和陈斌开利用断点回归发现，社会养老的开展会降低家庭养老的比例，进而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未来迎来养老“汛期”，社会养老的开展和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很可能引致中国的生育水平急剧下降。
生育水平的下降，有数量和质量的替代，有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视角；但是从外部性和养老的角度进行探讨的较少，虽然有中国学者论述生育的外部性，但多数从孩子的负外部性去论述控制生育，忽略了在经济转变的过程，社会养老、储蓄养老以及孩子不养老的社会化。人民生育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随着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生育孩子也从私人品（利己的生儿防老，收入从孩子流向父母），变成公共品（利他，收入从父母流向孩子），孩子也从具有负外部性变成了具有正外部性，生育水平也从高变成了低；虽有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从社会保障和养老的角度陈述中国的生育状况，但是缺乏从体制建设方面，系统地论述未来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建设才能达到社会生育水平释放的目的。同时基于预算约束，抚养孩子的资源可以来自赡养老人支出、成年劳动人口的消费以及储蓄，因为降低储蓄会降低产出。所以本文从孩子的公共品属性、养老以及成年劳动人口消费的角度，探讨未来在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下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体制建设，实现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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