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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参考范文 本文简介：民俗文化属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民俗审美心理包容于人类审美心理之中，但它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和普遍性。它不同于文人雅士的对美的精致细腻的体验，也不同于少数上层统治者对美的认识，它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和集体认同性，并且它往往是由实用的目的转化而成，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参考范文 本文内容：
民俗文化属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民俗审美心理包容于人类审美心理之中，但它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和普遍性。它不同于文人雅士的对美的精致细腻的体验，也不同于少数上层统治者对美的认识，它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和集体认同性，并且它往往是由实用的目的转化而成，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以下是我们整理的一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题目：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摘要]中国民俗文化因其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原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这种民俗文化特征在民间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关键词]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它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农业的特点，从岁时节日到人生礼仪的诸民俗事象中无不或隐或显地具有这一品质。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而且在今天的国土上还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样，中国民俗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气质。当然，这是就中国民俗的一般品质而言。具体说来，中国民俗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性与复合性
中国民俗因为民族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性格特征。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夏族与东部夷人、南部的三苗、西北的羌戎成为华夏共同体的最早成员。夏商之后，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不断地汲纳着异民族的生命机体与文化成分：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等族统一于秦；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归并于汉；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交流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与汉族杂处，胡风戎习流行；隋唐宋元明清又不断地融进边地民族，从而形成今天五十六民族共处的统一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在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这不仅使中国民俗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而且有利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
从语言民俗看，在我国众多民族中，有五十三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些民族语言中，又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习，因此具有独特的民俗资源，并且其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亦表现在民族礼俗中。婚礼是人生的重要仪礼之一，它在各个民族中都有突出表现。如汉族婚礼，一般遵循周公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为六道婚礼程序，民间虽然繁简不一，但一般不离这一婚俗模式。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因环境与传统的关系，他们的婚俗别有情趣，行歌坐月，以对歌交游的方式自择配偶。表现了他们不守汉族礼俗的民族特性。
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不同习俗上，而且还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共存上。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与此相适应的民俗生活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发达地区很早进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异常活跃，都市生活丰富多采，都市民俗兴起。在广大乡村，农民耕织自给，农业民俗世代传承。在边远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有刀耕火种、渔猎采集的风习，他们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的民俗生活形态。
这样在中国统一的地域空间内共存着不同性质的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
自然，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俗多元性特点时，不能忘记中国民俗的另一特性即复合性，多元性与复合性紧密相关。中华文化向以包容四方的气象着称于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伟。自古及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层面的接纳，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却影响深远。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无不具有民俗复合内容。民俗无论胡汉，只要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均能为民众习染沿用，使中国民俗体系内多种成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与融汇，形成了程度不一的民俗勾连。后世汉俗中复合了不少这些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俗，只不过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俗影响。如年节习俗，使用中原历法的民族基本上与汉族有着一致的节庆时间，过节的内容也有同有异。
民族民俗的复合还表现在民族口承文化的融汇上，“特别是那些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着”.例如汉民族的一些着名故事，如牛郎织女神话、孟姜女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都相当广泛地被收进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汉族民歌中的某些常见的形式如四句头山歌等，也被一些兄弟民族所采用。问活佛型故事现在流传于汉、藏各民族间，但从它的来源看，大概早期是流传于藏地的。有些口承文化的体裁与样式，已经成为若干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如西北数省流行的“花儿”和花儿会。
正是这些民族基层文化的交融复合，使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民俗因之也取得了整体的特性，中国人的民俗情感、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中国人的饮食好尚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风格。苗族的跳月和芦笙会欢快热烈但和吉卜赛人的民间舞蹈风格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朝圣进香，其虔诚程度不亚于中世纪教会的信徒，但是和西方的教堂活动又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民族的生活土壤、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不同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俗都是民族的，超民族的民俗是没有的。[1]（P27）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与复合性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性，它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东方民俗大国的风貌，而且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奥秘。
二、阶层性与地方性
中国民俗总体而言具有全民族的通俗性格，在一些重要的民俗事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性，体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中国既然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政治实体，汇聚了多种源头的区域文化，在区域文化的聚合中，地方的文化特色并没有被抹煞；同时中国又很早进入了等级社会，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等级与阶层不断地得到确立与强化，因而在民俗文化上也显现出阶层性特点。
首先看阶层性，这是就社会民俗的纵向分布而言。一般说来，民俗之“民”是指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3]（P15-16）他们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创制、享用、传承着民俗文化。而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虽然他们在政治文化属性上属于特殊阶级，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生活习俗，由于他们遵循民族通俗习惯，而且社会上层的许多人因科考或军功等方式由中下层上升而来，因此他们公务之外的生活行为与心理意识也属于民俗范围。但毕竟社会各层面成员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同，生活的需要与趣味也不一致，因此民俗呈现出阶层性特点。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他们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了他们的认识与思想要求，具有较强的民间性特点。特别是在口承文化方面，民众通过谚语、笑话、歌谣、故事、小戏表达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思想观念。乡村小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但对大多数乡民来说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小戏的艺术性，他们更注重小戏演绎的故事内容与情节，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情感，如定县秧歌戏中的《丁郎寻夫》与《双锁柜》等，前者表达了对贪官的怨恨，后者是对嫌贫爱富、违反民众道义原则行为的辛辣嘲讽。[4]（P9-14）不仅中、下层社会相较于上层社会有着层位的差别，就是中、下层社会内部亦有着民俗差异。农民与手工业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处境艰难，他们一日不耕，一日无食；一日不织，一日无衣，因此形成了淳朴、节俭、勤劳的民俗本色。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原因，乡民邻里之间有着较亲密的互助关系。民间的伦理观念中对此着意予以强调，民谚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很多民俗活动围绕着这一观念展开，如民间自我服务的神会、钱会、锄社、互助会等，有的还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地方文化传统。
而属于中层社会的商人与城市平民，他们的经济地位优于农人和手工业者，但其政治、文化地位又不及上层，因此他们的民俗观念与民俗行为有着自己的层位特色。城市生活紧张而热烈，在行业的竞争与酬对中，他们逐渐养成铺张、浮靡、好新慕异的风尚。从《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开封饮食习俗中可见都市民俗之一斑。娱乐民俗更能体现市民阶层的特点，除了勾栏瓦肆的说书讲唱外，赌博性的游戏盛行，斗鸡、斗蟋蟀、斗花鸟虫鱼，以争奇斗胜为能事。这既是市民休闲生活的需要，也是其个性展现的机会，它由市民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们拥有明显区别于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方式，因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一般说来，上层社会生活有两种倾向：一是礼仪化；一是精制化。因俗制礼是社会上层的一贯作法，他们为了规范等级秩序，也为了协调内部关系，将日常习俗礼仪化，这一点在节日习俗中表现得比较典型。如寒食改火习俗，本出于民众弃旧图新的原始观念，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5]（P525-554）在汉魏时期一度受到官府的干涉，但唐代却十分推重寒食，将寒食禁火列入规条，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禁火结束后，由皇帝向王公贵族颁赐新火。禁火与赐火成为显示皇家恩威的礼俗，与初始的民间习俗大异其趣。上层社会强调雅趣，一般民俗活动到他们那里总是弄得十分精细，以适应贵族的生活需要。如上祀节水边驱邪之饮，在六朝贵族那里变为“曲水流觞”的文人游戏。而奔马射箭的民间竞技，在上层社会被弄成雍容儒雅的投壶娱乐。文质彬彬的上层社会与生动活泼的乡野庶民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趣味。
当然，在传统社会中，各阶层之间仍然有着相当部分具共同意义的习俗。这是因为：第一，他们脱胎于同一原始文化母体；第二，社会上、下层之间虽然层位分明，但其成员常处在流动之中。并且社会上层常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向下推行纲常名教及其他好尚；第三，他们共同以农耕社会为生活基础，社会各层或强或弱地受到农耕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因此，我们谈到民俗的阶层性特点时不可忘记他们的共性。
其次是地方性，这是就民俗的区位性特点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类型复杂，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生存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这种文化小传统主要就表现为民俗文化-- “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6]（P143）。乡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还有一种说法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 ,这是较概略的区分。总之，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民俗的地方性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在地区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地方民俗，“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 （《礼记·王制》 ）这在文化的萌生期尤其如此，那时因环境的隔离，族群之间很少交流，人们一般固守着传袭的生活方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礼记·王制》 ）周秦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制订了完整的礼法制度，但地方的文化特性依旧鲜明，荆楚、吴越、燕赵、三秦、三晋、齐鲁、巴蜀、岭南诸区域文化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大交流，其民俗性格尚未发生明显改变，燕赵的悲歌慷慨、荆楚的巫鬼淫祀、吴越的断发纹身等仍然是地方民俗的特出标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对此有专门的分区记述。汉魏之后，区域文化传统因经济、文化及政治一体化趋势增强而弱化，但地域民俗特色并没有消失，如楚地尚巫重道的民俗信仰，直到今天仍在局部地区发生影响。
还有一些与地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相关的民俗，虽然没有传袭久远的文化传统那样引人注目，但它鲜明地体现着民俗的地方性特色。如村落民居形态的南北差异，北方的围墙庭院，南方的天井照壁；饮食民俗的地方好尚，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交通民俗的区域选择，所谓“南船北马”;生产、服务行业中的地域行帮组织。信仰民俗的地方性同样有突出表现，从神灵崇拜看，各地有不同的方神，如动物神，北方多崇奉狐狸大仙，江南多拜蛇神、蛙神；农作物神北方有苗神，南方为谷神；人格神各地更是多种多样，北方一般祭祀将军、大王，南方多拜祖师、仙姑。神灵的地方性反映出神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民俗的地方性另一种表现是通行习俗的地方化。中国有许多民俗具有全民性特征，为国人普遍享用，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决定的，但是在一般民俗扩布到全国的过程中，往往因各种原因出现地方变异，一定区域的民众在接受某一民俗事象时，大都或多或少地依据自己拥有的地方知识或情感好恶对其作适应性的改变，以融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就年节习俗来说，农历年节为广大汉族地区及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沿用，但各地过节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端午节很早就成为全国通俗，其主旨是避邪驱疫，但具体项目各有不同，南方水乡食粽、划船、插艾，其中龙舟赛最喧闹。北方缺水，龙船自然难以划动，人们一般是插艾、悬符、饮菖蒲酒、佩五色丝、亲友往来贺节。通俗的地方差异在节日民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正由于民俗有着十分鲜明的地方性，所以观风问俗成为人们进入地方社会的首要要求，“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 ）地方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集中表现，无论是治政者，还是旅行者，只有把握了地方的民俗特性，才能为地方居民所接纳，否则会常常感到不便与困难。
民俗作为直接服务于民众的生活文化，它的生成与发展受制于民众所处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如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等，所以我们在对中国民俗总体特性的把握时，既要注意中国民俗的整体性，又要看到民俗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表现，阶层性与地方性的民俗特征就是针对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适应性差异而言。只有如此，中国民俗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
三、神秘性与实用性
神秘与实用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性，这是就民俗事象本身性质来说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的实用目的，大多依靠神秘的民俗行为来促成，神秘性事象无论怎样复杂，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
首先看中国民俗的神秘性。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这与中国人所经历的独特的历史道路相关，中国文化传袭数千年，虽然文化人中很早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传统，但在民间却传承着大量的古老风习，“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依然浓烈，民俗事象大多蒙上了神秘色彩。佛、道二教的传播与流行，尤其是道教对民俗生活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民俗的神秘色彩更为浓厚。当然，民俗的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众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变，人们尚无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因此信奉神秘力量，使用神秘法术以缓解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的民俗必然会大量存在。
民俗的神秘性大致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人们在从事某项民俗活动时带有一种神秘心理。认为习俗之所以如此进行是因为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如巫术信仰、动物崇拜、图腾与祖先崇拜等等，都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有些民俗活动本身表现出一种神秘气氛。[1]（P39）如各种驱邪赶鬼的神秘仪式等。当然神秘心理与神秘行为在民俗事象中往往是不可分离的。
神秘性在巫术民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巫术民俗源于某种神秘观念，它的施行也大多依赖某种神秘行为，如鄂西“扛神”的法事活动就是一例。某家灾祸频仍，或家人久病不愈，人们就要请端公做法事，名为“扛神”.端公在堂中陈列各种法器，叫“扎坛”.一般法事有四堂： （1）开坛；（2）放兵；（3）观灯；（4）迭筛盘。[7]（P128）从灯布、咒语、蚂蚱、鸡血等项目中，我们会感受到其中的原始与神秘气息。
咒语是巫术中最为神秘的部分之一，它依据的是一种语言魔力的信仰。在任何的巫术仪式中，施术者都离不开咒语，只要念动咒语，似乎就有魔力发生。《西游记》中唐僧的紧箍咒就是这一类咒术的夸张描写。民间巫术中使用咒语的现象十分普遍，捕鱼者有捕鱼的咒语；狩猎者有狩猎咒语，现存最早的狩猎咒语是古老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农耕者的咒词早在殷商卜辞中就已有记录，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就是一首祈雨的咒词。此外，医者、工匠、术士各有行业咒语，其中医家的咒禁还是古代治病的方术之一。语言的神秘观念又导致另一结果，即谶语的产生。谶语具有兆验性，属于预知巫术，它基于人们相信语言与事件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心理。谶语在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中曾起过重要的舆论作用，新进者往往利用谶语论证自己的崛起的合乎神意。
神秘性在禁忌民俗中也多有表现，当然，它随禁忌内容的不同有程度的差别，与人性命相关的禁忌其神秘性强，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禁忌，其神秘性较弱，因此只是作为俗信，自觉遵循，如吃年饭不能喝汤，小孩不能吃鸡爪等，这些民俗虽都隐含着一种神秘心理，但缺少其他巫术信仰所具有的威慑力。
中国民俗中的神秘性与民众的原始性心理是密切关联的，一方面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仍有局限，原始神灵观念仍未消失，因此，中国民俗的神秘性虽较以前大为淡化，但在社会底层或偏远乡村仍能切实可感。
其次，实用性。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中国民俗门类繁多、形态各异，但其最基本的特性是实用，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结成相互关系，人们依赖民俗开展生产，人们依赖民俗繁衍后代，人们依赖民俗寻求精神愉快，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了民众。民俗是最基本的文化样式，它直接适应了民众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无论民俗表现得多么神秘、多么奇异，实用是其根本目的。
民俗在形成之初多为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不自觉适应和协调，后来逐渐渗进了自觉意识。
如巫术信仰，就是人们希望利用神秘力量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具有积极自觉状态。民间信仰没有正统宗教的那种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体验，追求的是世俗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愉畅，因此民间对神格、神灵族属谱系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是神灵能否给人们带来吉祥，能否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所以无论山精水怪、狐仙鬼魅，还是观音大士、玉皇大帝、现世英灵，“有灵则行”.人们在各色神灵前祷告、祈求、供奉，以各种“媚神”的方式，包括演戏、宰牲、烧钱、上酒等，以求取神佑，消灾祛病。对一些长期不显神灵的偶像，民间不仅不供奉，还采取责问拷比的方式，或者使用一些厌胜法术，来“胁迫”其为民众服务。所以说在民间信仰中人与神并不总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平面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们为自己的需要造神，民俗信仰中的这种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
当然，中国民俗的实用性，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心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俗活动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生着切实的效用，有着实用价值。民俗服务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物质生产活动上看，民俗活动有助于生产的组织与安排，有助于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的保持与传承，以增产增收。手工业中有各种俗规，如在技术传承方面，行业民俗中规定得十分严格，“艺不轻传” ,必得拜师方可传技，“不经一师，不长一艺”.师徒关系一旦确定，就得终生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约。经过品质磨砺后，师傅觉得传艺人可靠后，才会传授“真经”.这种传艺方式，虽然严苛，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对技艺的世代传承起着相当的保障作用。围绕着生产活动而展开的各项生产民俗，虽然或多或少地与神秘观念相连，有浓厚的保守、落后成分，但总的说来，生产民俗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实际效用，它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而且以特有的形式协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
从民众生活来看，民俗具有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重要功能。民俗本来就是生活文化，民俗在民众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
民俗在物质生活中的实用性。物质生活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为了保障这一需要的满足，形成了种种民俗。如饮食民俗，人们对口味的要求及对某种食物的依赖，既是一种文化需要，也是一种生理需要。在潮湿、寒冷地区，人们一般嗜好辣味、麻味，因为麻、辣食物有助于祛除体内湿气，平衡人体机能。再如南北主食的差异，源于种植作物的不同。人们的饮食习惯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因此有了北方面食、南方米食的分别。这本来是一种文化选择，但后来逐渐内化为生理习惯，形成了南北居民对米、面的不同嗜好。居住、交通民俗同样基于实用的需要，都是人们在适应自然中的一种主动创造，满足了人们的行旅需要。由此可见，民众的物质生活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物质生活的民俗形态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是人们与自然协调的产物。其实用价值不言自明。
民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人类的活动是群体的活动，民俗在维系氏族、部族或家庭的世系中起着巩固和强化作用。民俗增强氏族观念、祖宗观念和家庭意识。如图腾崇拜，就是维系氏族的纽带。祖先崇拜和祭祖活动的周期举行，是强化族系观念不可缺少的民俗活动。人生仪礼习俗，如婚俗、丧俗在缔结家庭关系、巩固家庭结构乃至亲属关系等方面，作用也相当明显。[1]（P42）人们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加强群体的凝聚力，除了婚丧大事中的互帮互助外，人们利用多种多样的民俗活动加强家族成员、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如节日期间的往来、礼拜，民间社团的集体活动及乡村各式表演娱乐等，无不密切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家族、社区的认同感。
亲戚之间、乡邻之间在日常民俗事象中建立的这种互助的利益关系，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俗在整合地方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效用。
民俗在精神生活中的实用性。人们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和人际交往的社会需求外，还有怡情悦志的精神需求。人们利用民间戏曲、游艺及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传递民众的精神产品，人们在参予创作和观赏民间文艺活动的同时，既愉悦了自己的情志，又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诉求。民众的精神生活因而获得充实和提高。人们通过故事、笑话、歌谣、传说等形式扬善抑恶、褒贬正邪，传播着民间伦理文化。
正因为民俗具有上述实用价值，所以繁多的民俗事象才得以传承下来，在社会基础无大变化的时代，人们极便利地沿用着传统的生活模式，民俗尽着它的实用功能。也由于民俗的实用性，一旦出现根本的社会变革传统，民俗无所施用时，它也就需要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新的形式服务与规范民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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