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博古）与左翼文化运动 本文关键词：博古，左翼，运动，文化，秦邦宪
秦邦宪（博古）与左翼文化运动 本文简介：[摘要] 1930年5月至1933年初秦邦宪（博古）留苏回到上海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他与左翼文化人往来，发表文章，参与社会性质论战，宣传党的政策理论，对引领左翼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秦邦宪（博古）；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中图分
秦邦宪（博古）与左翼文化运动 本文内容：
[摘 要]
1930年5月至1933年初秦邦宪（博古）留苏回到上海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他与左翼文化人往来，发表文章，参与社会性质论战，宣传党的政策理论，对引领左翼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秦邦宪（博古）；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13-0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自觉、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秦邦宪（博古）留苏回到上海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正处于左翼文化蓬勃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他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工作，与左翼文化运动有密切联系，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秦邦宪与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关系
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时，紧接九一八事变，在国内反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情形下，其主要领导成员尽力追赶形势，保证中央的正常运行和统一领导。“临时中央”重大政治决策和决定，都通过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开会做出决议，大量经常工作，则由常委分工独立处理。许多重要问题往往是二三人碰头商谈即决定，一般由博古、洛甫商量好，开会即决定。中央的有关决议主要由博古写，洛甫则根据决议写文章。[1]他们均亲自起草决议、指示，撰写论文，工作效率很高。[2]近些年对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功过已有全面述评，对它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给以充分肯定。[3]它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始终保持党是全国人民希望所在，特别是抗日救亡旗手的形象。[4]博古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引领成立左翼文化团体，扩大左翼文化组织系统。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中共六大后，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文化工作，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年6月，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成立后，首先调停“革命文学”内部争论，开始系统性建立党的文化组织。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的成立，从此使“革命文艺事业就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5]。随着左联不断壮大，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分门立户，其后相继剧联、社联、美联。“临时中央”成立后，语联、记联、教联、影评小组、音乐小组等又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文化界左翼阵线，统称为“八大联”。各联盟外围还有众多文化团体，如“社联”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动范围广泛，人数最多时达一千二、三百人。[6]话剧界仅上海的学校剧团就有20多个，是一支重要文化力量。[7]
除了继续完善组织系统外，“临时中央”还充分发挥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和特长，让他直接参与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与决策工作。他的不少文章与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红旗周刊》等机关刊物中。这一时期，瞿秋白以非凡的才华、精力，编译大量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与论著，撰写大量政论式杂文，深入探讨文艺大众化、中国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成为左翼文化运动引航人。[8]
（二）起草有关党中央、团中央文件，引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左翼文化运动时期，恰逢中国革命进入转折的关键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青年群众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共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在博古代表团中央局起草的决议中，指出国民党利用“民族主义文艺”等狭隘思想争取青年群众的实质，“正因为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国民党更加紧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军国主义，在国内最近的事实明白的说明这点”。[9]其他如国家主义派号召“打倒一党专政，对日宣战”、社会与教育派的“召集国民大会进行反日革命战争”、改组派“打倒个人独裁，建立民主政治”，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等派别的主张也是如此。[10]左翼文化领导人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也都撰文批评这些片面主张，促使左翼文化运动不断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左翼文艺面临如何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爱国救亡的现实问题，文艺大众化、通俗化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博古在起草的有关决议中，倡导这方面方向和作用。他说：“用最通俗的文字来进行关于水灾的原因的解释，揭破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欺骗的把戏，指出农民群众真正的出路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的革命争斗。”[11]他强调各级团组织“必须广大的利用公开的半公开的可能去组织青年工农群众，创立各种与工人群众接洽的地方（运动场、音乐组、戏剧组、识字班、女工缝纫等等），中央局应该制定在这方面的具体办法”。[12]文中所提及的音乐组、戏剧组、识字班等都是左翼文化人在文艺大众化指引下，“走向民间”“到群众中去”的重要举措。
（三）号召纠正关门主义等“左”倾错误，引领左翼文化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和随后发生的一·二八事变，使身处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左翼文化工作者，直接感受到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急形势，逼着他们“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逼着他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了”[13]，尽可能扩大建立统一战线。1931年11月左联强调“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向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而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都要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14]这一期间，“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根据实际情况，逐渐转变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博古在克服关门主义、探索统一战线方面也有重要论述。1931年9月博古在起草的有关决议，就对一些党组织采取“关门主义”工作方法表達不满，“因为这些同志惯于狭义的秘密的‘动员’群众与组织‘示威’，而完全地忘记真正的艰苦的利用良好的客观坏境与争取广大群众，加紧我们与广大群众的密切的联系的工作”。他指出：“一切旧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方式，是目前党的工作开展的主要阻碍，它助长右倾机会主义，应该加以无情的争斗。”[15]“一切狭隘的关门主义的路线，将使团与日益革命化的广大群众隔离起来”，要利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加强与群众密切联系。[16]为此要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密切地同工农劳动者的日常要求的争斗联合起来”，“以一定的具体的证明与说话来说服他们，吸收他们参加积极的争斗”。[17]
他总结党从1932年淞沪战争到1933年1月这一阶段工作时，说当时采用的三个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应对“如何最广泛地团结群众，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的问题。[18]当然，他所提到的统一战线更多是指以工农为主的下层统一战线。但是，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以及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探索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对以后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作用。
二、秦邦宪与左翼文化人的关系
博古眼光敏锐，理论素质高，1930年5月回国后，主要投身于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左翼文坛密切往来，熟知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动向。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所写的反省报告中，提到1930年他与陈绍禹、何子述、王稼祥因反对立三路线受到处罚时，认识潘梓年、李初梨二人的事。他说，在受处罚之后，中央分配他到上海工联助编工人小报，“虽然心怀不满，但是慑于开除，除与一二人（潘滋[梓]年、李初黎）谈谈发发牢骚外，不敢多有活动”。[19]这一时期，潘梓年任社联负责人、“文总”党团书记，在团结左翼文化界人士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坚决斗争方面有很大贡献[20]；李初梨先后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活跃于左翼文化运动和党务实际工作。[21]
博古从小热爱文艺，早年就发表作文艺作品和时评，在艰苦革命年代“唯一一点‘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22]留苏归国后一段时间与左翼作家胡也频来往密切，他回忆：“我和胡也频通力合作，主编《上海工人》，同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星报》撰稿。”[23]其中提到的《上海工人》，是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于1927年8月23日创办的秘密会刊，为避免迫害，封面均采用伪装。[24]提到的《红星报》似有误，因《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才在在江西省瑞金县创刊，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25]这一时期，胡也频作为左联的中坚、活跃人物，发表《到莫斯科去》等作品，与此时留苏刚回来的博古，应有不少共同话题，相互交往应很正常。丁玲记得博古到她与胡也频家访问的事，“那还是1930年的时候，我们住在霞飞路，忽然有一位穿香港布长袍的青年人来访了。他说了一个我们朋友的名字，我们明白了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为一种工人报纸来要我写文章的……他同我们谈起最近出版的文艺的作品来，他看得似乎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见”。丁玲后来在延安与博古进一步熟识后，对他了解更深：“他对中国很多作家也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的鉴赏很高，而评价很公平。”[26]
博古与当时的左翼美术界也有联系。根据左翼木刻家陈烟桥的回忆，1933年底左翼美联接受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提议，采用油印木刻与漫画相结合的形式，创办《民众画报》。《民众画报》每期的内容，由他单线与博古、李少石联系确定。[27]其中说的1933年应记忆有误，因1933年初博古就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帝抗日，左翼美术界创办不少画刊。这些左翼美术刊物，尤其是新型木刻艺术，因其重要的政治宣传作用，倍受当时革命者重视。
三、秦邦宪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尤其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持续多年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性质逐渐明朗化，并迅速被革命进步人士所接受。博古亲自撰写文章，参与这场大论战。
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七”会议后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做出论断，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应为半封建制度，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28]国民党御用文人、托派分子，都敏感意识到这些论断是反对国民党军事文化“围剿”的锐利武器。因此出现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陈独秀、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中国托派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朱镜我、潘东周、吴黎平、王学文、李一氓等以社联的机关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有组织有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他们进行批驳，展开论战。1931年5月，博古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是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全文将近1.5万字，熟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6个方面对严灵峰所著的《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等托派观点进行全面批驳，阐述他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分析。
第一，在中国商业资本方面，他批判托派认为“中国早已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在中国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说法，批判严灵峰“把商品化、货币两个观念，和资本的观念，完全相等起来”的论证。第二，在封建制度方面，他认为分析社会现象，不但要深刻了解现在情形，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光看现在的情形，就免不了把租税捐赋率看做剩余价值率，把土地商品化，看做资本主义农业。”第三，在资本主义与农村关系方面，他认为，中国现在革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农村中的确发生农民两极化，但这不是主要的现象，主要的现象，“是地主的剥削，封建制度下所流行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豪绅的剥削，再加以军阀的搜括”。第四，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发面，他认为“中国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采取了受列强帝国主义完全支配的性质，是带有帝国主义附庸的性质。简单一句话，殖民地的性质，绝对不是独立的性质”。第五，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关系方面，他认为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就是破坏乡村的手工业。“帝国主义为要容易奴役农民起见，为要得到额外高度的利益起见，一定要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保持封建式的剥削程度！”第六，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势力，他认为当然中国社会并不只有这两种势力，“不过这两种是基本的，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附属的，跟着这两种变化而变化，同时当然也能影响这两种力量”。[29]这篇长论系统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性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应占一席之地。
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这场论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持续多年，使中国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逐渐明确，并被当时普遍接受。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不仅有助于弄清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地位，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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