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本文关键词：西安事变，交锋，舆论，国共两党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华北事变之后，高举“抗日”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其实并非仅有中共一方，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然而，国共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前者强调政权军事之绝对统一，后者注重人民联合之民主统一。学界往往将西安事变视为国共“息争御侮”的起点，但本文认为国共的“统一”之争并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华北事变之后，高举“抗日”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其实并非仅有中共一方，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然而，国共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前者强调政权军事之绝对统一，后者注重人民联合之民主统一。学界往往将西安事变视为国共“息争御侮”的起点，但本文认为国共的“统一”之争并未就此落下帷幕，反而因捉蒋放蒋持续升温，一直回旋于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细致梳理西安事变前后的两党舆论交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共抗日之分途，以及双方内战之分野。
关键词西安事变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6-0093-08
华北事变之后，各方主张“团结御侮”的论调不绝于耳。但东北沦陷即有伪满洲国成立、塘沽沦陷即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抗日”之途尚不明朗，“统一”之路却越发艰险。长期以来，人们将爆发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看作是中国实现“统一”开启“抗战”的转折点，但随着近年来相关史料公诸于众，学界研究日渐深入，有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根源于“妥协”与“抗战”两种观念之冲突，两党不仅皆有意抗日，而且都高举“统一”大旗。①
事实上，国共两党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这一分歧不仅发端于西安事变之前，也持续在西安事变之后：谁在促成“统一”，谁在破坏“统一”，两党不仅没有在多次磋商后停止争论，反而因捉蒋放蒋持续升温，一直回旋于国共合作的进程之中。因此，考察西安事变之意义，不应仅限于国共两党“从斗争到联合”的一条明线，还应注意到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条暗线。但目前学界对西安事变的剖析多论其“统”而少论其“争”，多论其外在的妥协而少论其内在的坚守，从而使得全面抗战之后国共关系多次反复的深层动因未能详尽。本文则拟以西安事变前后的国共论辩为例，试图厘清双方之“统一”有何区别、为何有别，及这样的分歧又如何影响了全面抗战之后两党的政治命运，以助深入理解国共纷争之始终。
一、“统一”还是“联合”：1936年的国共接触
促“统一”以“抗日”，国共两党皆有此意。尤其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高举“统一”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并非仅有中共一家，各地方实力派，也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强调“统一”以“抗日”。
不可否认，中共“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1935年7月，共产国际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5CDJ016）
① 相关论点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8～395页；鹿锡俊：《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七大”指示各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战线”，以抵御日、德、意同期崛起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共在同年8月1日即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初步构想。该文中说：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队、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面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524页。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一”一开始就主张“民主联合”，强调未来领导中国抗日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经过民主选举，要符合公意。
中共响应共产国际发表上述宣言之时，也是日本加紧策动华北“自治”之时。面对中共提出的联手“抗日”和日本提出的联手“防共”，蒋介石一度陷入两难：苏日之间，谁敌谁友，并不那么简单。1935年底，蒋介石曾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寻求与苏联的合作，他一面傳递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心意，一面刺探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很显然，中共所提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蒋所持之“统一”与“合作”的前提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7～10页。
作为回应，中共于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强调“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反蒋联盟”的战略，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一个月后，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陕北、陕甘边苏区红军、游击队代表及山西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出席，宣布成立西北抗日反蒋同盟。
但就军事力量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在军事受挫的压力下，共产国际批评中共将“抗日”与“反蒋”等而视之，于1936年8月出发指示，希望中共放弃此前的“反蒋”方针，在蒋介石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之谈判统一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节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侵华的态势日益紧迫，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主张“联共”以“抗日”的人士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两党的多次接触中，双方对“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问题却一直相争不下；蒋介石一边打一边谈，直至11月绥远战事爆发，蒋介石不想因甘北（陕甘）“剿共”而影响绥远抗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4页。故力促迅速解决中共问题，亲赴西安督战，谋求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夹击中共。
由上可知，尽管国共双方皆认为“统一”乃“抗日”之基础，但对“统一”之路径却互不认同。蒋介石认为“倭寇”与“共匪”之消长，无外乎日俄“两害”之争斗，鹿锡俊：《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利弊权衡，“剿共”之主张也难以割舍；而共产党也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思，即便在共产国际和军事包围的双重压力下，也不愿放弃其独立性和平等性，明确表示谈判立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1936年，第612页。而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二、是谁破坏了“统一”：捉蒋之后的国共论辩
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国民党“统一”共产党的原本节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使得蒋介石妄图发动一场军事“剿共”战争、迅速以强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计划成为泡影。正如杨奎松所描述的，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是在“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发生的，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6页。与之伴随的则是双方不乏混乱的言论质询。
“张学良兵变”首当其冲成为舆论的焦点：是“忤逆的”还是“爱国的”，国共双方皆言之凿凿。中共方面在第一时间立陈蒋介石此前的种种政治作为，指出张学良捉蒋乃为“逼蒋抗日”，是一次“抗日起义”，此无疑是指向“统一”。兵变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其行动、纲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件应该明白表示拥护，同时表示要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当天，中共就在《红色中华》正式公开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城）将军西安抗日起义”，并主张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诚）坚决的革命行动》（1936年12月13日），《红色中华》第315期，第2版。接着，在12月15日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中共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将国民政府中间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亲日派分开对待，建议“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并重申要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中共的高调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统战”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社会舆论的预判，期待各界人士对“逼蒋抗日”的声援和支持。然而，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17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张、杨扣蒋”，还有以罗家伦、蒋梦麟为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七个学术团体，分别致电张学良，进行声讨和规劝。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71年2月初版，第264页。何炳松指责张学良用“极其鄙劣”的手段“断送民族的前途”；何炳松：《西安事变感言——容共联俄抗敌论的分析》（1936年12月18日），《中央周报》第446期，第6～7页。参见原文：“张学良用极鄙劣的手段，以武力劫持蒋委员长。”……“凡是危害国家生命，断送民族前途的言论和行动，无论他怎样悦耳，怎样巧妙，我们都应该一概加以排斥！”傅斯年则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这本是人人心中的共识”，而张杨的行动实际是“绑票”，是“要绑一个政府一国军队的票”。傅斯年：《论张贼叛变》（转自1936年12月26日南京《中央日报》），《中央周报》第446期，第4页。此时，大量的舆論直指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中国分裂现状的明证，以致延误抗战时机。由此，原本“立促抗战”的西安事变在国民党话语中变成了“拖延抗战、阻碍统一”的例证。而面对国内广泛的拥蒋潮流，中共意识到此前对形势预判有误，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中共中央对时局的认识做出了调整。经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将舆论策略调整为：一方面依旧肯定这一事变发生的意义，指出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然而仍需坚持“肯定张、杨发动事变是出于对抗战的要求，肯定其为爱国的行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笔者注：实际为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除了张学良，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也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是“局外人”还是“策划者”，影响着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事变当天，即有国内言论直接归罪于“苏联在背后的指使”。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密报孔祥熙电便提及：“日本报纸意欲嫁祸于人，素习造谣挑拨，谓张学良政府已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孔祥熙之密报》（1936年12月15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提醒国民政府注意日本企图将这一事件引致苏联，为其以防止中国赤化之名发动战争提供支撑。对此，苏联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回击日本，称“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也绝非偶然”，③《中国发生事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07页。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是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第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③苏联驻南京代办也紧急会见孔祥熙，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苏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斯皮尔瓦涅克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18页。另外，苏联在给中共的复电中也明确建议中共“不宜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中共领导在先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193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63页。数日之内，美、英、法、意驻华大使频繁接触、交换情报；中共则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西安事变其爆发缘于“全国人民”停战抗日的呼声，言下之意则指西安事变的爆发根源在内，与外力无关。《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8页。争论之所以激烈，是因为苏联的角色不仅是周边各国判断事件走势的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国共相争“统一”话语合法性的一个根本依据。
相对于张学良和苏联，中共“统战”论调之真假则是舆论最关注的核心：所谓“统一战线”究竟是真为“统一”，还是权宜之计。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国内舆论除了讨伐张杨等人，对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事变之中的角色也颇有微辞。一些知识分子对事变的反应强烈：如胡适指责这是一场“叛变”，这次事变明确地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胡适：《张学良的叛国》，《新闻杂志》第1卷第17期，第86页。而陶百川也指出，张学良通电建议联合共产党是一个“极危险”的主张，因为“共产党的背景是第三国际，立场是阶级斗争，而中国现在则需要做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因此决不能‘阶级斗争来消减民族斗争的力量”。陶百川：《对于张学良叛变党员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36年12月14日），《上海党声》第2卷第24期，第3～4页。为何不能联苏，中共所倡之“统一战线”为何“危险”，何炳松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
我们须知道现在所谓“统一战线”这个术语完全发源于去年第三国际的第七次大会……（西班牙）共产党在“统一战线”这个术语掩护之下，夺取了中央大权，终于今年引起了长期的全国的大惨杀；而且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第一容共问题。……原来我国本没有和帝制时代俄国一样的大地主，又沒有和现在日本一样的大财阀。共产党要在大贫小贫之间实行阶级斗争，原是一种不合国情的悲喜剧。第二联俄问题。苏俄的国际主义不亦是一种帝国主义吗？……不知他们亦曾想到我们如果为抗日而容共联俄，那就要立即变为共产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不但陷中国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简直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我们的敌人。第三抗日问题。……我们知道现代的战争，不只是战场上军队实力的斗争，而是整个民族智力的斗争。我们的中央政府近五年来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种种的努力可谓有目共赏，收效之大，有口皆碑。……而最痛心的还是绥远战事正在着胜利的时候，而竟有西安的事变。何炳松：《西安事变感言——容共联俄抗敌论的分析》（1936年12月18日），《中央周报》第446期，第7页。
西安事变之中，张学良之兵变动机、苏联是否策划参与，都会影响到中共在事变之后所举起的“统战”大旗的号召力。纵观这一阶段，事变突发，中共措手不及，对于苏联的态度、社会群体的把握和张学良的判断，皆有失误。中共虽然先声夺人，但在公开言论上出现反复，而相较弥漫全国的“拥蒋之声”，不久后便落在了舆论下风。刘少奇对此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太无力，而且迟缓，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刘少奇：《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1937年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可见，当时中共舆论的弱势与被动之态。
三、“统一”达成了吗：放蒋之后的国共较量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平安回到南京。然而，西安事变虽和平解决，但并不等于对事件性质已有定论；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也并不意味着“统一”大局就此达成。相反，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南京方面撤兵行动迟缓暧昧，国民党言论日渐暧昧，社会舆论中的几大热点并未逐步淡去，反而随事态复杂不断发酵：国共两党的口头协议可否落实？中央军是否撤兵西北？蒋介石能否就此停止“剿共”、改组政府、一致抗日？……不论是国共电报、内部通讯，还是各方媒体的热议时评，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影响被一再阐释，而国共双方对于“统一”的争论也再次升温：谁是真抗日，谁是真统一。
首先，何时放张、何时撤兵，构成了对西安事变“盖棺定论”的核心要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悬而未决，国共双方在民众舆论中的形象出现反转。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称“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1936年12月2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489页。《大公报》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一文，表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由于参与事变的人们爱国的良知的觉醒”。《大公报：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新闻杂志-西安事变专辑（1936年12月12日-1937年1月5日）》第1卷第17期，第76页。但与此同时，《西北文化日报》以《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张杨两将军双十二义举，并非对蒋委员长个人有所嫌怨，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唯有争取广大的群众路线，才能与张杨之武力适当配合，才能开展双十二之救亡运动，才能推动全国的民族斗争，才能保证八大主张之彻底履行”；《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原载于1936年12月27日《西北文化日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252～253页。中共中央亦发出党内指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26年12月27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軍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101～102页。包括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由此可见，蒋归南京之初，国共双方还各执一词：国民党望张杨“改过自新”，而共产党望蒋介石能“深自反省”，《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社论），《红色中华报》1937年12月27日，第1版。但双方都对即将到来的1937年充满了希冀。
其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了社会各界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最终期待；但“和平解决”却未掀起抗日高潮，民众在等待中开始重新评价口称“统一”的诸方势力。新年肇始，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安西关飞机场举行盛大阅兵，元月五日杨虎城发表讲话称“我们应以更大的努力，继续‘双十二的伟大精神，向前奋斗”，但“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杨虎城于学忠通电抗议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原载于1937年1月6日西安《解放日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210页。刘少奇亦撰文复议：“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刘少奇：《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1937年1月1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1985年，第352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蒋介石迟迟不放张、不撤兵，一些劝蒋、反蒋的舆论甚嚣尘上：1月9日，西安15万群众集会反对内战、呼吁抗日；15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通电全国，反对南京政府对西安用兵。但在另一边，上海1月16日的《申报》《大公报》也发起了一场“统一救国运动”，称“陕甘善后尚待中央筹划处置，而赤匪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机利用封建残余势力，希图形成割据局面”，《沪文化界发起 统一救国运动 各地均将名签加入》，《大公报》1937年1月16日，第4版。广征十万人签名；南京《中央日报》也批评说：“今日之西安已成为‘各种叛乱分子之大集团。”《今日之西安》，《中央日报》1937年1月19日。时至2月，东北军少壮派请命发兵，日本驻华武官也齐聚天津，各方战事一触即发，国内形势愈发紧张。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终于在2月15日开幕，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14人在开会期间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36页。共产党方面也同期声明：中央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任务出发，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2月15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106～107页。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再次强调：“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毛泽东与史沫特来（莱）的谈话（节选）——关于西安事变问题》（1937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85页。4月，中共再次公开强调“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
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安事变中的“统一”之辩不断发酵，国共“统一”之路径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国民党的坚持扣张、坚持反共，而另一边则是共产党的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国共孰是孰非？又是否黑白两立？1937年的上半年，各大媒体上涌现出大量文章，各方都在剖析阐释什么是真统一，怎样才能达成真统一。
第一，当前的中国统一了吗？沿袭西安事变当中“拥护领袖”“坚定中心信仰”的宣传口号，国民党方面发文大力阐发西安事变的善后也要坚持“军政统一，避免割据”。陶百川撰文说，“中国离开真正统一的时期尚远”，而历史告诉我们首先要以“武力促成统一”，然后“以建设巩固统一”，再者“以信仰维持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三民主义指导一切，拥护宪法草案第一条：“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陶百川：《中国现阶段的统一工作》，《上海党声》1937年第5期。与之配合的“统一救国运动”也声称：中国“反统一”的势力有三：封建的残余军阀、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联合战线”、为敌人做虎伥的汉奸等，而中共所倡导的“人民阵线”目的在煽动人民反抗政府，以破坏国家秩序。《统一救国宣言》，《上海党声》1937年第3期。但中共方面发表檄文《统一救国运动的批判》指出：“各省格局地盘反抗中央的事实早已不存在了；张杨发动要求中央领导抗日，并不是要求什么权利地盘的封建割据……中共一再宣言愿与国内一切抗日力量联合，共同对日抗战”；而中国不统一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以发动整个民族的对日抗战，所以不能不对抗日民众压迫，对主张抗战的实力派加以排斥”。秀明：《对统一救国运动的批判》，《民彝旬刊》1937年第3期。
第二，如何才能达成统一？国民党的“统一救国”主张用武力统一，而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则主张以民主统一。国民党方面，《读书青年》《国防建设》《统一评论》《青年月刊》等多个杂志撰文，指出“统一与联合，貌似神非”，“联合的出发点是承认许多单位，永不消灭；统一的出发点是只有一个单位，并且要融合其他的单位”，“不论是根据历史的教训或目前的需要，所谓联合，只是挂着联合的招牌，而实际和中央政府——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中央政府对抗的联合，紊乱统一步骤，松弛全国团结的联合。”之敏：《统一与联合》，《青年月刊》1937年第3期。针对这些情况，中共在《解放》上连续发文，驳斥国民党对“联合”的曲解，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各阶级在亡国危机下联合抗敌，联合之中虽因各阶级自身利害的不同，必然有矛盾和斗争，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与紧急的救亡任务之下，阶级矛盾变为次要，并可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亮平：《斥叶青张涤非任一黎学稼诸托洛斯基派》，《解放》1937年第3期。在中共领导出版的刊物《生活学校》上发表了篇名为《统一解》的文章，文章称：“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力量体，在共存的要求上来求统一，这里不是谁来压倒谁，谁来支配谁，而是感于分立彼此都不能生存，统一才是生路。这种统一是保全大家的力，集中大家的力，这里没有力的消耗，只有力的增长。这种统一过程是和平的，是完全积极意义的” ，“统一而嫉妒小异，排除小异，那是空言统一，只许别人找自己一样高矮，听命自己更不足以言统一。”天行：《统一解》，《生活学校》1937年第1期。另外，罗隆基任社长的《北平晨报》也发出社论，力陈“武力统一之作用最不彻底，影响亦最恶劣”，主张“摒弃对内的武力”。转引自周斌：《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救国运动”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3～32页。
第三，“统一”与“抗日”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民党称中共的“民主联合”妨碍了“团结以抗日”，而中共则批评国民党“以统一之名行内战之实”的做法，不仅偏离了“抗日”的大目标，同时也难以达成“全民族抗日”“长期抗日”。《学生呼声》发文责问南京政府：抗日是“唯武器论”“唯政府论”吗？所谓“武器不及人”的错误理论不过是“遮掩了大众的耳目”，在“镇静”“退让”的口号下便把280余万方里的土地轻轻送给了敌人。荫五：《西安学生运动由何处来往何处去》，《学生呼声》第1卷第1期，第13页。《民彝旬刊》也指出，“我们要批判一种统一运动的是非善恶，必须要了解他的具体内容和条件。比如说‘统一救国‘统一对外那是我们讴歌的，如果说‘统一卖国‘统一媚外，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秀明：《对统一救国运动的批判》，《民彝周刊》1937年第3期。《创进》则提倡：唯有抗日才能“统一”，“中国民族的团结力也将在动员会后才能表现伟大的作用，中国民族和国家只有掀起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才能给世界认同，一切民族的耻辱、汉奸的政权，也只有在决斗中才能消灭”。吾萃：《“统一救国”与“抗日救国”》，《创进》1937年第8期。在中共的语境中，“统一”与“抗日”并非谁先谁后，而是互为表里，正所谓“统一是抗日的前程，抗日是统一的结果”，“我们一方深信唯有统一以后才能加强抗日的力量，他方也确认要在抗日以后才能永奠统一的基石”。涵仁：《和平统一与统一以后》，《创进》1937年第12期。因此，抛开“抗日”而谈的“统一”皆为不可靠的“统一”。
在国共的舆论交锋之中，皆称“统一”，却各有指向。双方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不同、对实行合作的期待不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同，导致了“统一救国”和“联合抗日”在内容上的较大分歧。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共合作一直在谈，却一直难以谈成，直至“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终得国共团结御辱，联手抗敌。
四、“统一”战略之分野：抗战中的国共殊途
西安事变虽事出偶然，“统一”之辩却语出必然。基于对时势的不同判断，国共两党对于“统一”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布局。
回溯西安事变前后的论辩过程，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中共之“民主联合”的质疑集中在三点：第一，它源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意味着中国会孤立于美英；第二，它源于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三，“联合”在本质上不利于“统一”，必然阻碍全面抗日。事实上，对中共的三点质疑也体现了国民党惯有的三个坚持：谨慎联俄，主张一个意识形态，以及武装统一地方势力派。在蒋介石看来，这三点也是保证“持久抗日”的三个原则。
但在中共看来，这三点都是站不住脚的。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不但对党员在新阶段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也是对国民党的质疑做出的公开回应。文中讲道：
第一，中共于1935年提出“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第二，“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开展”。第三，“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只有在御侮救亡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为了巩固和平，并以和平方法取得进一步的统一，又必须经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才能达到目的。民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不但证明用内战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用独裁统一中国的破产。”《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253页。
中共的以上回应，集中阐释了中共所持“统一战线”的原因：第一，它根源于当前的中日矛盾而非共产国际；第二，其阶级理论与实现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互为表里；第三，抗日的根本在于实行民主联合，内战统一是自掘坟墓。
由上可知，国共双方对“统一”各执一词，并不能简化“政权军权之争”。两党之“统一”虽路径不同，却皆出于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谨慎考量，也体现出两党深层意识形态的差异。
1937年的这场论辩，国共两党并未分出高下；又因“统一”大业对政治合法性有极高的依赖，故双方不能也不愿放弃在舆论上的爭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党联手抗战， 似乎“统一”达成，表面看来不必再争；但事实上，前述“统一之辩”所体现的国共分野一直持续：国民党力倡军令统一、正面杀敌；而共产党则力主全面动员、人民战争。国共对“统一+抗日”有着不同的逻辑，故而“抗日”之中仍有“统一之辩”，“统一”之中也有“抗日之别”。
1936年的西安事变让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至1946年抗战已然结束，中国却转回了内战。周恩来曾在“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有过这样一个讲话：“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喝彩。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的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一边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是抗战陷于无力。”《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4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5～266页。这不仅仅是对国共抗日战略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十年国共之争的一个总结。从西安事变的爆发到抗战结束，从“统一之辩”到“抗日之别”，国共的高下没有在舆论上分出，没有在抗战中分出，但终在1946年的国共内战中显现出来：两条不同的“统一”道路也引导两党走向输赢之分途。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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