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情感动员及风险管控 本文关键词：社交，动员，突发，风险，媒体
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情感动员及风险管控 本文简介：摘要：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社交媒体的出现又使得传播的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交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情感交流、情感建立、情感互动的场域。因此，对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情感动员的特点、方式、积极作用以及對情感动员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探讨，既有助于规避风险，更有助于引导舆论的正向发
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情感动员及风险管控 本文内容：
摘 要：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社交媒体的出现又使得传播的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交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情感交流、情感建立、情感互动的场域。因此，对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情感动员的特点、方式、积极作用以及對情感动员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探讨，既有助于规避风险，更有助于引导舆论的正向发展。
关 键 词： 突发事件；社交媒体；风险管控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7）10-0046-07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技术提升速度的加快，以不确定及不可预测为特征的各种社会风险不断地挑战着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大多来源于媒介的建构。媒体将诸多突发事件纳入报道视野中，利用视觉、语言等塑造“风险景观”，将风险事件的原因、主体、过程等运用媒介方法变成直观而具体的符号，在信息社会高速地传播扩散。[1]
突发事件极易引发公众关注，因此，突发事件中的话语权就成为各种媒介争夺的焦点。社交媒体与其他媒介相比具有独特的信息传播特点，社交媒体的传播场域被划分为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传播圈层，圈层成员间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链，熟人间的传播使得社交媒体不仅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同时也是圈层成员间沟通互动、情感交流的场域，圈层内部可以顺利发起、完成情感动员，并迅速扩散至其他关联圈层，在短时间内聚集情感共鸣的参与者集中表达意见。因此，社交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并对突发事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2]
一、社交媒体情感动员的特点
（一）平民化、草根化
社交媒体具有较强的去政府化、去威权化特点，在社交媒体情感动员中鲜有自上而下的社会阶梯式精英动员，而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平民化、草根化倾向。在社交媒体中，动员主体的平民化形成了大量信息的圈层化传播，使得信息传播力增强且更有针对性力。圈层化传播即线下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社交媒体打破地域限制在线上重新架构，将虚拟的网络空间切割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关系圈层，同一圈层具有相似的社会关系网和较强的信任度。在突发事件网络传播中，公众的情绪、关注点各有不同，而社交媒体圈层中传播的信息经过发布者的自我筛选，更容易获得其所在圈层的认同与共鸣且再传播率相对较高；同时，公众作为情感动员的主体使得意见表达更加多元，感情色彩更加丰富，进而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在传统大众媒介中，被动参与传播的公众相当大的一部分会受趋同意识影响而顺从主流舆论或保持沉默，而在社交媒体中，公众会主动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对各种公共事件表达看法、倾诉情感，极大地丰富了话题场域并占据网络的主体位置，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互通和共享。
（二）从集体性行动到连结性行动
无论集群行动还是情感汇聚，都有一个组织和动员的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动员以集体性行动为主，组织资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集体行动的过程。而社交媒体给予公众的社会参与方式更加个体化，因而其动员行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⑴数字媒体成为组织的代理手段；⑵个人表达成为行动的重心，且传统的正式组织几乎没有参与。对此，著名政治传播学家兰斯·班尼特提出了“连结性行动”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性行动”。[3]连接性行动仅仅以“共享”或“共产”为核心开展行动，在行动中既没有传统的媒介组织，也不需要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群体边界，个体采用个性化模式在媒体平台上分享信息，表达情感，当信息被其他个体共享、认同或进行再次传播时，个体间暂时的浅层次连结关系就建立起来了。[4]
情感和话语信息需要沟通和传播才能具备动员的力量。在社交媒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信息发布的主体，个体用户可以随时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诉求，既没有组织干预也不存在该领域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使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超越一对一、一对多的信息传播，形成全民性和交互式的传播模式，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在社会化媒体的平台上碰撞、融合，最终产生集体共鸣。
二、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的情感动员方式
社交媒体不仅具备承担信息传播的功能，也是情感沟通、表达、宣泄、交流的场域。在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中的情感动员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
（一）悲情式情感动员
悲情式情感动员即以悲情作为主要情感基调，以底层叙事、苦难叙事、蒙冤叙事等为主要叙事手段对事件进行描述和渲染，以激发公众的同情、引起社会关注、获得舆论支持。在社交媒体中，悲情式情感动员的行动目标又分为两类：一是弱势方对社会公众的无差别求助多发生在灾害救助、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中。在此类事件中，情感动员的立足点在于人道主义和公众的普遍同情心理，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引发的重大伤亡事件中，网民更容易感同身受，此时通过社交媒体的情绪化渲染，能够迅速有效地产生网络集群效应，从而将弱势一方能够获得的必要性帮助最大化。例如：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中，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将灾区的受灾情况，受灾者的生离死别、痛彻心扉，救援中的悲情与感动等，用文字、图片、视频等传播符号加以呈现。在这些信息传播过程中蕴含着动员者的感受、态度和情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二是弱势方对强势方进行施压多发生在利益表达、维权抗争等突发事件中。在此类突发事件中，悲情式情感动员需要更多借助于体现弱势一方利益被损害程度以争取公众对弱势方的同情，对事件进展持续关注和进行网络围观，对强势方造成舆论和社会压力。例如：在宜黄拆迁案中，一方是以自焚方式抗拒拆迁造成一死两伤的钟家；另一方是宜黄政府。在社交媒体悲情式情感动员中，着力渲染宜黄政府的强势与绝对话语权，突出双方力量与地位的强弱对比，同时，微博发布者钟如九是个柔弱女性，以她的身份来阐述此事，再加上具有情感呼唤功能的表达方式，极易引发公众同情，加深对弱者的同情。
（二）愤怒式情感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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