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文化政治 本文关键词：建构，政治，文化
如何建构文化政治 本文简介：30年代初左联的成立联合了鲁迅及革命文学团体，有效地解决了进步文学队伍内部的矛盾问题，极大地扩充了左翼的文学队伍。从此，鲁迅与左联的合作关系开启了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学。3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学理论呈现出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发展态势，30年代中期，随着左联内部鲁迅与周扬矛盾的凸显，出现了周扬派和鲁迅派，他们在
如何建构文化政治 本文内容：
30年代初左联的成立联合了鲁迅及革命文学团体，有效地解决了进步文学队伍内部的矛盾问题，极大地扩充了左翼的文学队伍。从此，鲁迅与左联的合作关系开启了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学。3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学理论呈现出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发展态势，30年代中期，随着左联内部鲁迅与周扬矛盾的凸显，出现了周扬派和鲁迅派，他们在政治宣传和文学观念上逐渐表现出的矛盾和分歧，客观上形成左翼文学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态势。
鲁迅派与周扬派两派由于人事关系、组织意志、文学观念交织的矛盾，到1936年“国防文学”口号之争时达到高潮。作为鲁迅派和周杨派矛盾焦点人物的胡风，曾是左联与鲁迅的联络人，他与鲁迅之间由此建立的友谊，以及胡风受鲁迅影响形成的左翼启蒙文学精神，表现出与主流左翼文学在文学观念上的明显分歧。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针对这一口号，在冯雪峰、鲁迅等的同意下，胡风执笔写作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一事件的发酵则标志着左联内部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矛盾的凸显，尤其是他们关于时代问题、文学观念之间的认识差异。
30年代后期，随着1936年10月鲁迅的去世，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致力于左翼文学事业，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逐渐形成了聚合于胡风周围的作家群体——七月派。七月派以抗战时期胡风创办的杂志《七月》(1937.10)和之后的《希望》(1945.1)等杂志为中心聚合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形成了抗战及内战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如果说《七月》是形成七月派文学风格的起点，那么《希望》则是七月派文学风格成熟和理论系统化的标志。《七月》体现出同人杂志的特征：“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它们底活动，由于它们底工作底相克或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
相比较于《七月》，《希望》则更偏重于建构七月派鲜明的理论立场。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推出《置身在为民主斗争里面》及阿垅的《接头指向》，舒芜的《论主观》三篇理论文章，实际上成为七月派的理论“纲领”和“宣言”。胡风在《希望》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道：“和两三年前相比，战斗的思想加强了。”并特别强调说：“青年哲学家舒芜的出现，在后方读者社会中造成了一个传奇。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深深刺入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胡风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页。
从作家聚合来看，《希望》的作家呈现出集中的趋势，标志着这个流派走向成熟和稳健。《七月》时期杂志的基本撰稿人有：艾青、曹白、萧军萧红、邱东平、阿垅、端木蕻良、田间、彭柏山、欧阳凡海、聂绀弩、辛人、吴奚如、贾植芳、邹狄帆、天蓝、孙钿等。如果说这个时期聚合他们的是相似的文学观念，那么到《希望》时七月派已形成了以胡风文艺精神指导为核心的同人圈，舒芜、阿垅、路翎、贾植芳、鲁藜、冀汸、化铁、绿原、朱健、何建熏、公木、胡征、吕莹、孙钿、方然、耿庸等人是《希望》的主创人员，也是之后的《泥土》和《呼吸》《蚂蚁小集》《荒鸡小集》等其他七月派刊物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与批评表现出极强的流派特征，他们创作与批评的密度与强度改变了左翼非主流文学相对弱势的特征，改变了左翼文学由主流文学主导的相对单一的创作格局。七月派在现实批判的立场上，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与主流左翼文学共同构成了左翼文学发展丰富性的总体格局。因此在文学创作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一方面是作为主流文学的左翼文学范式社会分析型创作，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一些左翼作家与同路人非主流凸显主观战斗精神的左翼文学写作。
从抗战初期丘东平的写作到40年代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七月派创作的风格特征愈加突出与成熟，在现代文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审美风格，集民族主义意识、阶级意识、个性主义及启蒙文化批判意识于一体，构成了左翼文学格局中的独特思想空间及美学空间。七月派继承新文学启蒙文化批判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左翼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传达日盛启蒙文化批判淡化弱化的大格局中，其批判立场具有反思性、主体性等多重意蕴。七月派作家在创作上体现出与胡风理论的高度共鸣和互动性，七月派以他们的政治认同，生活体验，审美介入兼容的方式建构了独特的左翼文学格局的一维。
七月派的文学精神，昭示了左翼文学自身具有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即是左翼文学自身能够建构文学丰富性的表现，也是左翼文学自身自律功能的体现。这种文学反思功能，将它放置于革命文学话语滋长和发展的长河中，其意义更加可贵。文革结束后，对革命话语的极端政治化进行的反思借助于政治变革实现了彻底扭转，而革命话语的极端化也正是左翼自身的反思功能被抑制的恶性后果。文学的反思(更是文化的批判)功能在某个层面上，它体现出政治文化自身的造血能力的必要性存在。
胡风文论及战时左翼文化建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这次会议精神促成了同年10月中共代表团由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发表，提出建立以中共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抗战爆发前后，随着丁玲、周扬等左翼著名作家、理论家相继奔赴延安，留在国统区的左翼作家显然显得不够活跃，胡风和他的《七月》逐渐聚合了一批青年作家，作为左翼文学的新生力量，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坛，以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形成了左翼文学另一文学表现圈子，奠定了他们在左翼文坛的特殊地位。
胡风文论的形成，既是他自身文学观念积累的爆发，也是时代环境触发的产物。对于战时的中国文学，胡风提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做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8页。胡风强调作家主体情感的介入对创作影响的重要性，表明了与左翼主流文学不同的文学写作观念。
3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基于迫切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对五四新文学与大众疏离进行的批评已成趋势，抗战时期基于救亡需要大众化更成为文学的应急策略。在这种大趋势下，胡风依旧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立场，他肯定：“在今天，在新的情势下面我们要求这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更向前进展(并不是像理论家所说的，‘意味着一种新生的尚待创造的东西’)，幸而有了一个坚强的现实基础：五四革命文艺底传统。这个传统，是接受了世界革命文艺底经验来认识民族现实而形成的，也是通过民族现实底认识(表现)去融化世界革命文学底经验而形成的。”*《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表明他鲜明的从思想文化改造的深层视角思考左翼文学的立场。
胡风强调继承新文学传统，强调作家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对客观现实的高度介入：“五四底‘实事求是’的精神，即我们所说的平凡的战斗主义，以后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我觉得大概地说来似乎有这么样三个支流，韧性的打硬仗主义，小市民社会底凡庸主义，社会现象的追随主义。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和他的人物一起苦恼、悲伤、快乐、斗争，固然是作家把他的精神活动紧张到了最高度的主观的自由的工作，但这个主观这个自由却有客观的基础，客观的目的，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成分之一，是决定怎样地对待客观的主体。这样的，主观愈强，这样的自由愈大，作品的艺术价值就愈高，和和尚主义所宣传的主观和自由也就风马牛不相及了。”*《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
一方面强调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强调文学的现实实践，胡风对战时左翼文艺有着独特的思考：他强调文学应当表现从战争政治到文化深层的多重层面：“作家能够把战争看做持续的日常生活，因而有气魄把他底战斗精神潜入到任何的生活对象，使战争地要求扩大到任何社会领域，伸长到全部的历史传统上面。实际上，虽然在初生的状态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多方面发展的面貌，特别是一些从生活深处出来的青年作家，他们从生活斗争得来的新的感受方法和新的感受能力，使创作底各方面得到了蜕变，为美学带来了一些新的收获。”*《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2—293页。他呼吁战时的文学应当成为真实书写日常的现实及透过现实反思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途径，将战时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化自身涤除传统恶疴净化与提升文明的方式，胡风这种既有现实关注又有超越视野的思维无疑是眼光高远的。
30年代主流的左翼文学意识形态呈现出随时代而变化的复杂状态，由于1935年后抗日救亡意识介入左翼政治批判性，使其呈现出复杂的意识形态特点。1935年前更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强调左翼文学阶级意识书写，表现工农觉醒的阶级意识，反映论的真实观形成了左翼政治美学的核心，茅盾社会分析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式表现，从叙事文学到抒情文学，从小说到诗歌，无不显示出阶级分析主导下的文学写作场景。而战时主流的左翼文学，因民族主义的救亡意识书写切入左翼书写，出现了姚雪垠书写战士成长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然而战时左翼复杂的思想意识，通过“暴露与讽刺”的论争，折射出救亡与革命意识冲突，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共意识形态矛盾性凸显，主流左翼文学也随即表现出阶级意识主导的特征。
在这种战时复杂意识形态表现的大背景下，启蒙文化批判在左翼文学中一度得以凸显，如延安文学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启蒙文化批判意识。如果说战时救亡迫切性催生了民族主义书写，那么国共战时合作的政治现实为左翼文化批判提供了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意识形态空间。而从40年代新文学书写的整体格局而言，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几乎成为这个时期不同作家书写的焦点，巴金之《憩园》、老舍之《四世同堂》、师陀之《结婚进行曲》、萧红《呼兰河传》、钱钟书之《围城》、曹禺之《北京人》等。40年代现代作家文化反思主题书写的不谋而合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在战时生存境遇下基于民族存亡之现实危难之焦虑，这种文化反思已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理念呈现，更是知识分子现实焦虑的升华，从日常现实生活经验审美书写中切入文化反思的视角，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剖析，是对新文学初期启蒙文化批判意识的深化。因此，胡风等七月派书写实则是整个文化反思的一部分，是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知识分子对于战时中国社会问题文化层面的深层反思。
相比较于主流的左翼文学写作，作为七月派核心的胡风文论包含的思想意识与主流左翼文学有明显的差异性。主流左翼文学注重政治揭示：“在‘左翼十年’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胡风文艺理论包含着多重的思想意识。简而言之，即是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统一，胡风试图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识，左翼阶级意识、战时救亡意识、启蒙文化批判意识等多重意识的纠缠；真实性则基于现实生活不同对象具体生存境遇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人物情绪心理世界的丰富性。这些对立统一的文学要素赋予了胡风文学理论丰富的生命力。
七月派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识，但七月派的启蒙意识不停留于国民性批判的视角，而是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精神奴役的创伤”强调对人物精神心理的揭示，“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作家主体直接介入对底层主人公苦难境遇的痛惜与思考，七月派书写中表现出对主人公命运感同身受的焦虑与绝望的双重情绪表现方式，一改五四启蒙文学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深入表现底层民众深层精神与情绪世界的突出特点，也折射了七月派作家对左翼阶级问题深化反思，胡风的启蒙式左翼文学观呈现出试图从深层的文化批判视角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努力与探索。
同时，在七月派这里，作为新文学启蒙意识重要表征的浓烈的个性意识，其对个性解放、个体的独立精神(立人)的重视，其主体性介入社会政治是与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紧密关联的，这种个性意识又是与现代知识分子民族救亡的焦虑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个性精神是五四新文学前台的幕布，那么集体主义、民族救亡意识则是大幕的背景，对于七月派而言，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作为战时革命文学背景中重要的幕景，七月派文学正是在这些张力中确立了其左翼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
胡风强调左翼文学的阶级立场，这个思想立场与他的现实主义概念具有某种同构性——胡风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上的现实主义，而是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是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于一体的。这种混杂的现实主义在文本上体现为自觉的文学审美性：“胡风在一系列文论概念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是比较突出的，但我们却也发现，这样的一些理论表述恰恰是得之于胡风本人对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深刻观察与总结，而模糊性与不确切性也正为他关于复杂创作现象的描述提供了超越一般规范的多种可能性。换句话说，胡风的理论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混沌之处，但它同时也为思考的纵深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胡风文论试图从审美自觉、启蒙批判、生命意志等多方面深入左翼政治意识形态阐释的终极目的。
左翼主流文学是政治倾向性居上的，在左翼文本中，政治批判，社会性质的揭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左翼文学基本的写作诉求；而作为文学性的核心，人物的生命意识，人物的精神及情绪世界的表现则往往表现匮乏。这也是左翼文学被自由主义及其他知识分子批评的缺失之一，而七月派对文学自觉性的追求相对弥补了左翼文学写作概念化的弊病。胡风文艺理论在战时政治策略背后的文化立场，体现出左翼知识分子反思性立场，体现了文化建构的特征。毋庸置疑，这是基于左翼阶级意识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基于七月派理论家及作家的个体生活经验，基于特定时期文学潮流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基于作家文学观念的杂糅与实践。从思想层面的启蒙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个性主义，到文学审美中现实主义与先锋性的现代主义的杂糅，胡风文论与七月派写作均体现出左翼文学另一维的文化建构倾向。
就抗战时期的文学场域来说，中共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显然相对弱化左翼的阶级意识，以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强调在救亡目的下，民族主义意识基础的联合，暂时淡化了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崛起的七月派，他们文学写作上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作为七月核心人物的胡风文艺理论的成形，反映出对时代的高度敏感，适时地对时代思潮做出的审美回应。胡风文艺理论的包容性恰恰适时地表现出左翼文艺理论拓展深化的可能性。
战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多重文学观念的继承，使胡风摆脱了正统左翼阶级意识形态二元化的固有思维模式，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出发，形成了关注文化深度与人性深度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胡风的文学理论与七月派写作的高度互动成就了七月派独特的文学生命力。美学价值，说到底，实际上还是一种整体性社会实践，是由一种特定社会主体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所实施的、针对社会现实的精神性改造行为。胡风的文学理论的美学价值正是建立在对主流左翼文学反思的基础上：“胡风的反思一方面连接着左翼文学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方面又深入到人的生命存在深处的扭曲与搏斗,处在左翼文学与中国新诗派的连接点上,为20世纪40年代民族文化大反思的整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曼君：《现代·反思·延异——胡风与七月派现代性重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作为左翼政治文化产品的左翼文学，自然承担着以文学解释左翼政治的责任与义务。胡风文论，作为左翼政治的精神及文化产品，构成了左翼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左翼政治思想及左翼文学精神的体现。但胡风文论与主流左翼文学观念的异质性也是明显的，左联建立之初，就已经对新文学精神中的个性主义进行了清算，而启蒙精神也在左翼文学建构的阶级意识形态书写中成为灰色地带。
30年代中期七月派在文学理论及文学风格上表现出与典型的茅盾式社会分析小说范式不同的诸多特点。胡风文论与七月写作，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丘东平、路翎等七月作家，他们的出现一改左联时期左翼文学写作单一化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胡风对左翼文学中主观公式主义及客观主义的批评，划出了作为左翼文学另一审美风格的独特场域；另一方面，就外部社会文化氛围而言，胡风的文艺理论包含的思想内容及美学追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更适合战时文化氛围，左翼内部文学策略的变化与外部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造就了更符合时代诉求的七月派左翼文学写作获得场域资本的条件。
论辩与批判——七月派左翼文化政治建构
七月派以他们的政治认同、生活体验、审美介入兼容的方式建构了战时左翼文学格局的一维。这种文化维度随着延安讲话后毛泽东对民族国家文学格局的确立，胡风及七月派依旧坚持的启蒙文化立场，胡风及七月派建构的主体性左翼文学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差异，并且七月派的论辩与坚持构成了与主流左翼权威政治文化的对抗。由此，七月派与延安文学之间的论辩超出了审美批评及文化批判的立场，七月派独特的左翼革命文学观，由于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使其论争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政治色彩。
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延安讲话后，其权威政治立场奠定了延安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通过延安讲话及1942—1945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了毛泽东新文化的基本架构。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基本扫除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1942—1945的整风运动，全党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思想和组织上实现了彻底的革命化或无产阶级化，一种全新的人——具有无产阶级精神气质的“新人”，开始出现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而延安时期，文化与政治的高度一体性，实则历史地注定了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启蒙文化立场在讲话后革命话语系统中的极度不合时宜。
这种对延安文化政治的歧义也随之带来了对七月派的文化批判。对胡风“主观论”的批评从1944年(重庆文艺界)始，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进行的文化批判逐步升级，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5年达到高潮，以对胡风及七月派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终结。胡风及七月派建构的启蒙性左翼文化政治被清除，伴随着对自由主义文化的清除，标志着文化政治一体的毛泽东讲话所建构的国家文学彻底完成。
在左翼文艺界整风思维的影响下，《希望》以胡风的“主观论”展开了对国统区左翼文坛的批判。到1945年底，被《希望》点名批判的作家已有沙汀、姚雪根、严文并、碧野、杨晦等人。在《新华日报》组织的座谈会上，胡乔木对胡风的“整肃”提出了质疑，以“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新华日报》座谈纪要)何其芳在《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中，对胡风反“客观主义”理论提出批评。作为中共文艺干部的胡乔木与何其芳的批评，实则传达出延安文化政治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的改造意图。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政治权威建构格局下，胡风的反批评反照出其坚持的左翼启蒙文化政治与权威文化政治之间的歧异。
《希望》之后，七月派刊物依旧延续文化批判的风格。在1946年创刊的《呼吸》里，他们宣称要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清算似是而非的参谋部，清算似己而敌的战列部队、战斗人员，清算自己一次，再清算自己一次。”他们激烈批评沙汀《困兽记》的“客观主义”与以臧克家《感情的野马》“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现象。*《呼吸》创刊号，1946年。
1947年1月，胡风在《逆流的日子》序中呼吁：“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相呼应的……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着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在这种精神指导下，1947年创刊的《泥土》展开全方位出击，其锋芒所及，指向整个文坛：“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小喽罗”袁可嘉、郑敏“之流”，“穿厌了都市底舶来底各种浓装艳服的小市民，换上乡村底土头土脑的装束”的马凡陀(袁水拍)，“傀儡戏和春宫图的展览”的陈白尘的《升官图》；“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的姚雪垠，“市侩主义作风”的李健吾、以及“才子神童”吴祖光等等。*《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针对胡风的批评，姚雪垠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为《牛全德与红萝卜》所写的跋)中，同样以激进进行反批评，提出“胡风派”*《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胡萝卜序〉》,《雪风》,1947年，第3期。的命名。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和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第二辑《人民与文艺》上发表了乔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中有《关于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的讨论》，第五辑《论主观问题》中有荃麟的《论主观问题》，其锋芒都指向胡风。创刊于1948年的《蚂蚁小集》，则针对(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文论的文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他们更注重理论上的驳难，先后发表了《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冰菱即路翎，2期)、《略论普及与提高》(怀潮，3期)、《论艺术与政治》(怀潮，4期)等文)；胡风本人则针对《大众文艺丛刊》的“清算”，于1948年9月写作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论辩。胡风的“整肃”是在革命文艺界文艺整风的大背景下，基于七月派启蒙文化观，基于战后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进行的文化批判。
对于胡风及七月派这一时期展开的文化批判，虽然双方均使用了“整肃”、“清算”这样激烈的词语。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风及七月派的批评与《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不同，《大众文艺丛刊》代表中共官方权威立场，具有不容置辩的政治权威性，胡风等七月派知识分子通过批评强化表达他们的文艺观和文艺批判立场，借用胡风的批评观——“因为，疑难不等于抹杀，犹如批评不等于言论统治一样，本是明明白白的。”*《希望编后记》,《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因此，不能将胡风的“整肃”说法与权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批判等同视之。
在这些辩难中，胡风及七月派文艺观与毛泽东的文艺观，在三个方面有着突出的差异性：
首先，关于启蒙精神和个性解放。七月派捍卫五四传统，强调对鲁迅启蒙精神的继承。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即非常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对于国际文艺传统(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迅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路翎反驳《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对方“取消了五四以来的斗争传统”*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泥土》6辑，1948年7月。。同时，他们坚持作家主体的个性立场，胡风及七月派同人认为：要张扬起“人民解放，土地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他们认为：“群众底存在，个人底觉醒，两者并非宿命地违反的敌对的”，“人必须理解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力量’，从而服从群众的利益，坚定群众的立场”；*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泥土》6辑，1948年7月。他们认为“集体的英雄主义”不仅要“尊重着大众底利益，服从着集体底命令，更要保留了自己底能动作用，和必须掌握着自己底战斗性能”。*阿垅：《〈预言〉片论》,《人·诗·现实》,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第277页。在七月派这里，个性立场与集体主义是一体的，而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实则是对知识分子个性主义及启蒙意识的消解，这是胡风及七月派与毛泽东讲话之间的巨大差异。
其次，在民间形式问题上，胡风反对将民间形式美化和理想化，强调“必须如实地理解民间形式所有的本质，凡是旧有的形式，都是昨日的文化，那是因袭的东西，新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活在那里面，它也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新生的东西的占领”。*怀潮：《略论普及与提高》,《蚂蚁小集》3辑。而毛泽东讲话中民间形式理想化及解放区文学将之绝对化的倾向，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突出的。
再次，人民观不同。胡风指出：“应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不能是憧憬的概念；……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无论从实践要求或‘一般性的原则’说，是不能也不应越过这大洋似的不一定‘优美’的‘泥沼’飞去的。”*《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胡风的人民观强调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与毛泽东“人民”是“干净”的民粹观不同；胡风强调书写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实则与毛泽东讲话强调作家进行思想改造，歌颂纯粹的“人民”显然有着巨大差异。
如果说毛泽东《讲话》在重庆传播前，胡风文论体现出非主流左翼文学的文化反思性，那么在1944年讲话在重庆传播，并开始对胡风“主观论”进行批评之后，胡风及七月派展开的文化批判则意味着冒险的僭越。随着国统区文化界左翼知识分子完成对讲话精神的政治认同，1948年中共南方局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以国家文艺立场集中对左翼内部非主流的胡风文艺观及非左翼文学观进行批判的时期，胡风及七月派坚守“主观论”左翼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根源于文艺，服务于文艺，却不仅仅局限于文艺，而是以文艺问题为核心，深刻牵系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脉和存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它以文艺理论的表现形式，对“五四”以来困扰着中国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广泛问题做出回应，构成一种在20世纪40年代日趋尖锐激烈的观念环境中极具竞争力和挑战性的意识形态，参与到关于战后中国未来前途的擘画和设计之中去，从而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并将之上升为对革命文学进行文化建构的高度，客观上强化了与毛泽东讲话确立的国家文艺观之间的歧义。这种对左翼文学的文化建构，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政治性，新中国成立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悲剧性事件结束了胡风文论所代表的非主流左翼文学对当代文学传统可能产生的另一维影响。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文学体制化国家工程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以后胡风依旧对文学界存在的问题进行尖锐批评。从战后的“整肃”性的文化批判到新中国成立初对文艺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讲话精神奠定的政治规约的文学体制中，胡风坚持的左翼文化政治无疑险象丛生。正如钱理群指出：“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对周围的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胡风左翼文化政治的执着坚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左翼文学独特和重要的“异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理论在激进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出现的反思性，如“百花时期”、“调整时期”，直至新时期开端的文艺反思，并未超越胡风文论提出的问题范围，胡风独特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胡风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反思立场对于讲话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是意义巨大的，胡风坚守他独特的左翼文艺精神，为左翼知识分子人格添上了可贵的一笔。至于有些就“胡风事件”批评胡风偏执，打击异己的说法，笔者以为，胡风以个人气质及思考形成的左翼文学“异见”，并非借助于政治权威或体制力量，非“识实务”者恃权威批判所能相比。正如吴中杰揭示胡风文论与政治的抵牾注定的悲剧性：胡风的理论虽然符合文艺创作实际，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需要；他所对抗的理论虽然违背了文艺的发展规律，但却来源于政治领袖的讲话。文艺与政治碰撞的结果，不肯服从政治需要的，特别是敢于对抗政治权威、对抗主流意识的文艺家，就必然要撞得头破血流。*吴中杰：《文学与政治的撞击》,《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结语：“洞见”与“盲见”
胡风坚持深入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坚持启蒙文化立场，坚持其“主观论”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观。如果说这是胡风独特的“洞见”，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胡风的批判与反思中也存在着突出的“盲见”：他对主流左翼文学“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及非左翼文学的批评有激进化与狭隘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胡风批评中也存在着某些宗派主义因素，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如布迪厄所说的现实的文学“占位”需要。这些都构成了胡风激进文学观中某种程度的“盲见”。
延安讲话发表后，他对毛泽东讲话中政治支配文艺的规训性和遮蔽性缺乏反思，甚至到了文革结束后，胡风依然认为“胡风事件”是文艺界某些领导干部对毛泽东讲话精神扭曲理解造成的问题，他以言必称“文艺的工农兵新方向”、“毛主席《讲话》的权威解释者和特任执法者”指责何其芳，他在《从实际出发——再检查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态度问题》一文(1978年11月14日)中，得出:“如果不解决文艺领域的建党即党员成分问题，这个斗争是没有保证的……我以为，何其芳是在延安和解放后17年间造成文艺运动内伤的重要人物之一……以周杨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错误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胡风遗稿》，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等结论。他偏执地将来自政治权威批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从左翼宗派主主义的角度去理解，胡风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体制化的政治“盲见”可见一斑。
而重要的是，胡风的“洞见”和“盲见”恰恰反映了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与政治间的矛盾处境——工具化的政治文学与作家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深刻矛盾冲突，胡风的“洞见”和“盲见”恰恰成就了胡风文艺观的丰富与复杂性。
独立人格与精神气质是胡风文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建立于个人思考的左翼革命文学精神，是左翼文学精神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七月派和胡风文论，单一化的主流左翼文学仅止于革命意识形态书写的政治文学，而无法深入丰富复杂的现实社会，思想文化，人性情感。胡风建构的左翼文化政治，构成了左翼文化自身反思的重要部分。胡风文论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对七月派进行的政治清算，也意味着左翼自我反思功能的最后丧失。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文坛才重新开启了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序幕。
作者：刘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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